盛唐西域驻军2万即可,为何大宋却几十万镇不住一个西夏?

  盛唐时期安西都护府仅有2万多驻军,能把西域管教得服服贴贴的。但是到了宋朝,几十万大军都无法镇不住小小的西夏,更别谈控制西域了。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受胡汉政权实力此消彼长、宋西征驱动力差异、军事制度差异这三大因素影响所致。

  一、胡汉政权实力此消彼长

  如果以朝代为单位分析唐朝、宋朝的历史格局问题,我们不难发现表面上唐朝似乎要比宋朝强大不少。但如果具体分析唐军、宋军的单兵作战能力与武器装备、后勤保障能力,唐朝、宋朝的人口、经济,反而是宋朝远远超过唐朝。

  为何会导致这种刻板印象误差出现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唐朝与宋朝跟周边的胡人政权实力差距不一样。

  唐朝汉人政权实力要比周边胡人政权要强大不少,往往是可以对他们实行灭国战,比如唐灭高句丽、百济、东突厥、西突厥、后突厥、吐谷浑、薛延陀、回鹘、南诏以及西域诸国等等。唐朝的生产力水平比他们高,人口、经济都可以说是处于碾压的态势。

  这些可以统称为综合国力,相应地反映在军事上就是冶炼技术、武器装备、战术水准等各方面都要比胡人政权强上不少。而且唐朝不像汉初那样缺乏战马,胡人对唐军实际没有骑兵优势,单兵作战能力唐军可以是胡人士兵的数倍,即“一汉抵五胡”之说。所以盛唐时期在西域投入少量精兵,即可在军事上镇住弱小的西域诸国。

  如果放长远一点看,胡汉政权实力其实是此消彼长的动态变化关系。

  汉初的时候匈奴人很强大,一度压制西汉;到了汉武帝时间,打残匈奴,接着汉宣帝、汉元帝继续打压、分化,匈奴这个最大的胡人外患便逐渐消失了;东汉后期内乱不断,乌桓、鲜卑等胡人势力又开始崛起了。之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是胡汉融合的历史大浪潮,胡人大量涌入中原,实际是变相减弱周边土著胡人的实力的。所以隋唐之时,生产逐渐恢复之后,汉人政权的实力要远远高于经历乱世还没恢复过来的胡人。

  比如蒙古高原突厥汗国、东突厥汗国、后突厥汗国、回鹘接连崛起,但也接连被灭国,很难有效对抗大唐。尤其是游牧民族学习汉人的先进生产力,需要时间积累。随着安史之乱爆发,大唐一直忙于解决藩镇问题,无暇管理周边的胡人,这使得他们获得一段崛起的黄金时期。中唐、晚唐、五代十国三个时期中原政权衰弱,没办法压制东北与蒙古高原,导致这两块地方胡人实力突飞猛进发展,随后契丹人、女真人、党项人相继崛起。

  从文化角度来说,辽国契丹人、金国女真人、西夏党项人都是属于泛汉文化圈的民族,他们的发展得益于吸收汉文化主导的中原文明的先进生产力。所以宋朝的“弱”除了他自身的原因,还有历史原因,因为敌人变“强”了,相对地宋就看起来弱了。

  所以宋辽金时期的西夏,跟大宋之间的国力差距,远远要比大唐跟吐谷浑、西突厥等国差距要小,故而盛唐可以做到少量驻军镇守西域,而大宋需要更多兵力。

  二、唐宋西征驱动力差异

  唐朝征服西域的驱动力跟汉朝略有不同,虽然都有经济因素,但汉朝主要是获得优良战马的军事目的更明显一点,唐朝则对丝绸之路更加重视。比如从丝绸之路的三条路线我们就可以看出端倪,唐朝跟欧洲、阿拉伯世界、印度大陆都有较为紧密的联系,贸易往来也较多,利益驱动影响最为关键。

  阿拉伯人跟大唐大规模战争只有怛罗斯之战一场,其他都是小规模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有一致的经济利益。阿拉伯商人可以从丝绸之路的贸易当中获益,所以跟大唐实际冲突不多,更多地是和平友好的关系。这个现象可以约等于看作阿拉伯人(大食)战略角度帮助大唐维护西域,划定文明之间的边界,实际大唐征服西域诸国除了吐蕃,很少有外界干扰因素。

  但是安史之乱之后大唐衰弱,丝绸之路就慢慢中断了。有一种观点认为唐朝衰弱到元朝建立之前,由于丝绸之路中断,欧洲因此陷入了一千多年黑暗的中世纪。且不管这个观点是否正确,但至少反映了唐朝衰弱之后汉人政权与西域以及中亚地区的联系逐渐减少消失的客观事实。

  到了宋朝,西域诸国不能从汉人政权与西边的世界之间的贸易获益,与汉人政权之间的联系自然也就不如唐朝时紧密了。这就导致西域诸国人心不服大宋,他西征其实很难获得长期稳定的盟友,甚至很难维持在西域设立的藩属国。没有外围的盟友,又没有西域土著胡人势力支持,没法借助他们的力量“以胡制胡”,只能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去打西夏,故而要付出数倍的代价。

  所以唐朝由于有丝绸之路这个驱动力,可以调动西域诸国的积极性,来支持大唐的统治;而宋朝缺乏驱动力支持,西征往往只能靠自己,面对本身不弱的西夏,自然要派更多的军队。而且大宋派的军队多,后勤保障不能像唐朝那样轻松就地获取补给,导致一路上需要的后勤人员大大增加,几十万军民的数字很容易出现。

  三、唐宋军事制度的差异

  初唐军事主要是府兵制,到盛唐逐渐转为募兵制,宋朝大部分时期也是募兵制为主,按理说战力应该差别不大才对,但实际他们之间的军事制度差别还是非常巨大。唐朝因藩镇问题而逐渐灭亡,宋朝因此制定重文抑武国策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导致了他们之间的军事战争运行模式出现极大差异。

  唐军基本是“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对西域用兵较为灵活,比如建立仆从军、雇佣兵、借兵、奇袭、远征、擒贼首威慑等等多种方式打击不服从部落或者叛变的藩属国等等。自从唐高宗时期开始改革,实行屯田,西域驻兵解决了大部分财政问题,较少后顾之忧,往往是可以独立作战,效率极高。

  宋军武将是被压制的,受到不专业的文官监军掣肘,多数时候都很难施展开来。打了胜仗功劳可能是文官的,打了败仗文官又会将责任全部推卸给武将。武将往往过得很憋屈,有时容易丧失自己的主见而听文官瞎指挥,这又恶性循环容易出败仗。

  如果你研究历史足够细心,你会发现唐朝名将辈出,宋朝数量要明显少很多;唐朝名将经常会出兵书,但宋朝极少,这些都武将的积极性被打击的表现。

  武将积极性低,部队的作战效率也随即降低,正所谓“质量不够数量来凑”,宋军打一场战争的兵力也随之增加。根据《孙子兵法》“攻十防一”的原理,防御尤其是守城战宋军的兵力需求减少,往往又更容易打胜仗——这又导致了宋军进攻胜少败多,防御胜多败少的奇葩规律。

  综上所述,唐朝胡汉政权实力差距巨大,且有丝绸之路的利益驱动联动外围与西域的盟友支持,军事制度较为灵活且武将地位高,导致了唐军2万兵力即可镇住西域;而宋朝胡汉政权实力差距不大,少了丝绸之路利益驱动西域诸国与之结盟,再加上重文抑武国策处处掣肘武将,打击积极性,影响作战效率,故而远征西域难度要提升不少,往往需要几十万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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