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岁利：唐长安城西市考古新发现与相关研究
摘要：唐长安城西市近些年有许多考古新发现，内容主要涉及十字街、石板桥、石涵洞、街道和水沟、木板桥、砖砌水涵洞、水井、灰坑、骨器作坊以及一些重要佛教遗物等。这些新发现为西市的规划格局、商业遗存结构、佛教文化以及西市繁荣与变迁等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研究表明，西市众多商业遗存模式为临街开店，并集店后制造、加工于一体的“前店后坊”格局。西市不仅是商品交换与贸易的集散地，而且是集加工制造、住宅、娱乐、漕运等于一体大型商业综合体。
唐长安城西市，位于廓城偏北皇城之西南，其位置与东市（位于皇城之东南）东西对称（图一）。长安城东市和西市，初建于隋开皇二年（582年），时称都会市和利人市，唐代称为东市和西市，规模相当庞大。
东市和西市，是唐长安城最为繁华的商业活动场所和国家经济活动中心，也是7～9世纪最大的国际经济贸易中心和商品的集散地，更是闻名于世“丝绸之路”的起点和重要标志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自20世纪50年代末起，就开始对东市、西市在内的唐长安城进行系统考古勘探、发掘与研究，至今已走过半个多世纪，通过几代人的努力，获得了大量珍贵的考古资料。东、西二市的考古资料，内容涉及市场范围、坊墙、坊门、街道、水系、十字街、店肆、作坊以及市署等。考古资料是东市和西市当时社会生产、生活的实证，也是当时人类活动最客观、最直接的体现。随着考古工作与研究的深入，使得我们对于长安东、西市历史面貌的认识日渐明晰。
东、西二市的考古工作，西市开展得相对较多，资料也较为丰富。特别是近些年，西市遗址通过多次多区域的考古勘探与发掘，又有许多重要的考古新发现，如东北十字街、西北十字街、骨器作坊、经幢等。考古新资料对西市以及唐长安城的研究来说，十分重要。笔者近些年有幸多次参加西市遗址的考古勘探、发掘与资料整理工作。现就西市考古新发现与相关研究拙笔成文，以就教于方家。
一、西市历年考古工作概况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后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1957年起，即派工作队对唐长安城开始专门进行考古工作勘察、发掘和研究，逐渐积累了丰厚的学术资料与基础。有关西市历年来的考古勘察与发掘工作如下：
1957～1959年，主要对长安城的东西两市及部分的街道和里坊进行勘察，并且也作一些小规模的发掘来核实勘察的情况。另外，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57届同学也曾于20世纪60年代进行过西市的调查工作。
1960年底起至1962年底，西市遗址发掘了三处，发掘的规模都不大，在房址及其上部的堆积层中，出土了大量的砖瓦和陶、瓷器残片、铁钉、铁棍与小铁器的残块和一部分石刻，以及其他遗物等多件。
1975年前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75届同学曾对西市进行过调查。
2005～2006年，西安唐城队在配合大唐西市的考古工作中，对西市遗址中部偏东区域，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勘探，面积达20余万平方米。同时又进行了局部发掘，面积约6000平方米左右，其中收获最大的是对西市东北十字街和南大街区域进行的部分考古发掘。发现并发掘了西市东北十字街遗址、街北石板桥遗存、街道两侧砖砌水渠以及部分商业店铺遗迹等。此外，在西市南大街北部还发掘了一处规模较大的手工业骨器作坊，出土了大量骨料与少量骨器半成品，为研究唐代骨器手工业与市场结构与布局提供了珍贵资料。
2008～2009年，大唐西市项目建设过程中，西市文物保护修复小组又在西市遗址西北区域，发现并发掘西市北大街西段道路、北大街中段石涵洞、水井、砌砖水涵洞等遗存。
2016年西安唐城队又在配合大唐西市三期考古工作中，对西市西南部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勘探与性与发掘。也发现了作坊遗址并出土了少量骨料与骨器半成品。
二、西市既往主要考古成果与收获
西市既往主要考古成果与收获多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勘探、发掘取得的。主要包括西市范围、坊墙、街道，街道两侧店铺等勘探、测量与发掘。这些成果与收获，开创了西市系统考古研究的先河，为西市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 西市的范围
考古勘察表明，西市遗址范围在今西安市莲湖区中国航空器材公司西北分公司以南，东桃园桥以北，东桃园以东，糜家桥以西范围。平面呈长方形，范围实测南北1031、东西927米，“南北占两坊之地，东西南北各六百步（合892米），四面各开二门，（市内）定四面街各广百步”，面积达0.96平方千米。
（二） 坊墙与坊门
1959～1962年考古发掘时，在西市的北面、东面尚有夯筑的坊墙基址，墙基皆宽4米许。西市四周的坊墙，东、西坊墙实测南北1031米，南、北坊墙实测东西927米。
西市门址（坊门）：考古工作虽未发现有市门的遗迹，但据市内街道的分布情况，并参照已明确的汉长安城东、西市均一市八门的形制，唐长安城西市也应是如文献所记载的“四面各有二门”（即一市八门）。
（三） 西市的街道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考古工作重要的收获之一，就是对于西市“井”字街道构架的考古成果与认识。考古工作表明，西市内有南北向和东西向的平行街道各两条，均宽16米，四街纵横交叉成“井”字形，将整个市内划分成九个长方形区域（图二）。这也充分说明文献中所载“市内四街”是可靠的。西市内的四条街道，以“井”字形的排列状况，依次又可称为东大街（即“井”字形街道中偏东侧的南北向大街）、西大街（偏西侧的南北向大街）、南大街（偏南侧的东西向大街）和北大街（偏北侧的东西向大街）。“井”字形的北大街位于西市北坊墙以南336米，东大街位于西市东坊墙以西293米，南北向二街相距309米，东西向二街相距327米，另外在市四周围墙内侧也有沿坊墙平行的街道，街宽14米许。
（四） 西市街道两侧的店铺
西市在临街的部分，考古发掘还发现有一部分房屋建筑遗址，房屋均沿街分布，保存较差，多数仅存一部分墙基或居住面。从发掘来来看，房屋的规模不大，面阔4～10米（约合一间～三间），进深3米多，从位置来看，应是当时的一些临街商业店铺无疑。西市内商业店铺的整体布局目前尚不确定，只知“（西）市内店肆如东市”。
已经考古发掘和调查的店肆遗迹计有下列五处：西市南大街东端街南、北大街中部街南、南大街中部街南、东大街南部、西大街中部（表一）。
（五） 西市街道两侧的水沟与市内水渠
在街的两侧，均有与街平行的水沟。水沟大致可分早晚两次修建，上下重叠在一起。早期的沟较窄。早期沟底宽0.75、上口宽0.9米。沟壁未砌砖，沟两壁均附有木板，木板之外竖有立柱，以此来防止沟壁坍塌。晚期沟的两壁均砌以长方砖，沟上部多已破坏，沟壁的砌砖已无存。沟底平铺素面方砖(大都被破坏无存)。沟口与沟底的宽度都是1.15米、深0.65米。沟口与晚期街面平。晚期砖砌水沟，1960年、1961年、1962年在南街东端。北街所发掘的情况相同。
考古工作在对西市以及附近里坊进行勘察和钻探时，发现永安渠流经西市东侧的时候，有沿西市南大街北侧向西又伸出一段长约的长约140、宽约34、深约6米的支渠，横贯市内。这条支渠可能就是《长安志》卷十所记：“（西）市西北有池，长安中（公元701至705年）沙门法成所穿，支分永安渠以注之，以为放生池”中的水渠道遗迹。
三、西市近些年的考古新发现
西市近些年的考古新发现主要是2006年、2016年大唐西市考古项目中取得的，另外，2008~2009年大唐西市基建工程还随工清理出土一些重要遗迹遗物。内容涉及十字街与石板桥、石涵洞、街道和水沟、木板桥、砖砌水涵洞、水井、灰坑、骨器作坊以及一些佛教遗物等。
（一） 东北十字街与西北十字街
1.东北十字街与石板桥
东北十字街，即西市东大街（南北向）与北大街（东西向）交汇的十字路口。2006年7~8月笔者带队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2500余平方米。发掘显示：十字街埋藏在地表下1.8米，东大街与北大街街道宽度皆为16米，街道路面保存相对较差。在街道两侧，还发掘出一些小隔间的建筑遗存基址，基址进深约3米，保存较差，格局已不甚清楚，应是临街的店铺遗存（图三、图四）。
值得一提的是，在东北十字街北侧（即北大街北侧与东大街交汇处），还发掘出一处石板桥遗存（图五）。桥东西残长5.5、南北1.75米，是为十字街北侧东西向路沟上部过路（南北通行）用的石板桥。石板桥做工讲究，桥两端侧壁均用巨大的条石横放铺砌，内侧壁中部则均用竖立的两块方形石板砌成，底部铺砖石、上部再加盖石板。所盖石板体形较大，南北放置，东西铺开，整体呈倾斜状，南高北低。桥面石板共计铺设有7块，每块石板长1.75、宽0.75、厚0.25米，石板间边沿连接处又有“蝶形”凹槽，槽内有明显的铁锈痕迹，应是固定石板的铁卡遗痕。石板桥东西两端与街道北侧的砖砌水沟相接，其功能又相当此处路沟的一段过水涵洞，涵洞内宽0.9米，高1.25米左右。
另外，我们在东北十字街南侧（即北大街北侧与东大街交汇处南侧）的水沟中，还发掘了一些较大青石块，材质与石板桥砌石相同，青石块发现位置与正好与北侧发掘出的石板桥遗存南北对应。结合西北十字街南侧也发掘出有石板桥遗存（详见下述）等综合判断，东北十字街南侧推测也应设有石板桥，只不过已破坏殆尽。
2.西北十字街
即西市西大街（南北向）与北大街（东西向）交汇的十字路口。2006年，笔者带队对上述东北十字街勘探发掘的同时，也对西北十字街进行了勘探试掘，发掘出了西北十字街南侧街道路面与水沟局部。发掘显示：埋藏在地表下1.6米，南北向的西大街道路宽度为16米，东西向的北大街仅揭露了局部，其街道路面的宽度应该与发掘出的东北十字街处北大街宽度同为16米，西北十字街破坏严重，保存较差。经考古实测，发掘出的西北十字街与东北十字街东西距离为305米，与既往考古实测基本一致。
（二） 北大街中段石涵洞
2008年，在大唐西市项目一期住宅基坑内东北部，随工清理出一处东西向“唐代石板桥遗址”遗存，该遗存埋藏在地表下1.5~2.5米左右，东西残长5.6、南北宽1.70、高1.58米（图六）。两侧壁均用巨大的条石横放铺砌，底部铺石，顶部再加盖石板，所盖石板体形较大，南北放置，东西铺开。南北两侧立壁砌石保存较好，但顶部破坏严重，仅残存一块石板，石板长1.72、宽0.7、厚0.25米左右。总体来看看，做工讲究，但所用石材，大小不一，多块砌石为建筑石材二次再利用。
有关“唐代石板桥遗址”的年代，清理者依照地层堆积并结合东北十字街发现的石板桥相关情况，认为是唐代晚期，这也与西市历年的考古发掘情况相符。
有关“唐代石板桥遗址”的性质，清理者认为是“西市西北十字街南侧石板桥遗址”，这一点值得商榷。西市内部“井”街道的结构与位置较为清楚，南北方向二街（即东大街与西大街）东西相距305~309米，东西方向二街（北大街和南大街）南北相距327米也已被多年的考古工作所证实。考古实测后发现，该遗存位于2006年发掘出的东北十字街（原址现保留展示于大唐西市博物馆）以西约210米，西北十字街以东约100米，所处位置为西市北大街中段稍偏西位置。不可否认，该遗存确实位于西市北大街道路南侧，但位置却并非是西北十字街。还有，从形制来看，该遗存顶部所盖板石板为平铺，与东北十字街北侧发现的石板桥项部石板南高北低倾斜铺设稍有不同，更像是作为一处过水涵洞。因此，该遗存的性质是作为北大街中段道路南侧一处暗藏的过水涵洞，问题不大。或是作为石板桥在使用，间或是附属于周边大型建筑建设的配套设施而在此设置，暂不能定论。西市包括北大街在内的其他主要街道道路两侧，晚期水沟多为砖砌，特殊地点才会有所不同，比如东北十字街处，只是在十字街北侧局部采用石砌，设置石板桥。北大街中段道路南侧发现的该石涵洞，其设置的特殊性毋庸置疑，但具体性质还有待进一步分析。故暂时称之为“北大街中段石涵洞”。
（三） 街道与水沟
2006年，考古勘探确认了西市北大街535米的一段，东大街和西大街370米的一段，并进行了局部发掘。结果显示：晚期（相当于晚唐时期，以下同））街道表面距地表深1.5~1.8米，南北宽16米，路土厚0.3米许，路面车辙痕迹较明显。在街道的两侧，还设有水沟。水沟分早、晚两次修建，并有复建和修补痕迹。早期（相当于隋至盛唐时期，以下同）水沟沟壁附有木板，在木板之外竖有立柱，以此来防止沟壁坍塌，如今尚遗留有部分已朽的木板以及柱洞等痕迹（图七）。晚期水沟为砖砌而成，是在早期沟的上面改建或移位而建。
1.晚期街道与水沟
（1）南大街中段砖砌水沟
2006年，考古工作者在南大街中段街道北侧，发掘出了一段东西向晚期砖砌水沟。水沟埋藏在地表下1.5米，沟宽0.9～1.0米，深1米左右，水沟两侧立壁砌砖、底部铺砖，做工讲究。从发掘出的遗迹现象来看，水沟两侧立壁的砌砖方式明显不同，其中，水沟北立壁全为横铺砖砌成，南立壁则为底部“一丁一竖”上部再横铺砖砌成（图八），这应是砖砌水沟在使用过程中经历过修缮所致。结合以往的考古发掘成果，上述街道与砖砌水沟，应是西市晚期（晚唐时期）遗存。
（2）东北十字街处道路两侧的水沟
2006年，考古发掘出的东北十字街处，在东西、南北交汇的街道两侧（即北大街东段和东大街北段局部）均发现了晚期砖砌水沟，但保存较差。其中，在十字街北侧，即北大街北侧水沟保存相对较好，东西发掘长20余米，分为东西二段，东段与十字街石板桥东端相接，西段与十字街石板桥西端相接。水沟宽1.0～1.1米，深1米左右。两侧立壁砌砖、底部铺砖断续残存。在十字街南侧（即北大街南侧）、十字街东侧（东大街东侧）、十字街西侧（东大街西侧）水沟，破坏极为严重，仅发现零星砌砖残迹。
2.早期的街道与水沟
（1）北大街中段的街道与水沟
2008年，在大唐西市项目一期住宅基坑内东北部，上述北大街中段石涵洞遗址以西30米左右，发掘出了一段车辙路面与水沟。考古实测后发现，此遗存位于东北十字街正西240米左右，实为西市北大街中段街道与水沟的一部分。路面埋藏在地表下4.0米左右，南北宽16米，东西发掘长度5米。路面上车辙分布密集、辙印清晰，车辙均呈东西向，或平行或交错，车辙间距大致为1.3米左右（图九）。从考古解剖情况来看，此大街路面做工考究，先是将黄生土上部地面进行平整或填垫形成路基（厚0.2米左右），再在路基上平铺一层较为纯净的黄土形成路面（0.15米～0.3米）。路面部分经过长期踩踏、辗轧土质异常硬实。另外，在此段路面的南北两侧还发现了路沟遗迹，路沟均为土沟，上口宽1.3、底宽1米左右，在沟内两侧还发现有木质挡板与木桩痕迹，挡板和木桩已朽无，仅残留少量朽迹与桩洞。由此不难判断，此段街道与土状水沟，应是西市早期遗存。
（2）北大街中段以南的水沟和木板桥
2008年，在大唐西市项目一期住宅基坑内东北部，上述北大街中段石涵洞以南，发现二处水沟遗存，均为南北向，且东西平行。为便于描述，按照发现早晚，分别简称为“北大街南水沟1”和“北大街南水沟2”。
北大街南水沟1
位于北大街中段石涵洞南侧以西30米处，发掘长度南北37.5米。水沟为南北向，埋藏在地表下4米，沟上口残宽0.6、沟残深0.6米。沟内两侧沿着沟壁位置还发现有较多排列整齐的木桩洞，其中西壁为一排，东壁中段10余米范围为二排，二排范围再向南北延伸却又成一排。木桩洞间距0.2~0.4米，洞径5~8厘米，木桩洞外侧见挡板残迹，挡板已无存，仅见黑褐色朽木灰迹。据现场发掘出的残存木灰痕迹判断，木挡板厚约2~3厘米，高约0.25米。另外，在水沟中段偏北位置，水沟上部表面还发现残存有平铺木板的痕迹，铺设的木板范围南北约10米，应是供通行之用的简易木板桥。在木板桥南端的水沟1东壁，还发现一小型排水口，该排水口由立面为四块砖简单砌成，其中二块砖斜立成侧壁，底部和顶部各铺盖一单砖。在木板桥南端的水沟1西壁，与小型排水口东西相对应位置，还发现一段砌砖，砌砖有5层，残高0.27米。砌砖内侧紧贴沟壁，砖外侧见有木桩洞，砖下可见黑褐色淤泥，故该段砌砖应是水沟使用过程中修缮加固所致（图一〇）。
水沟1发掘过程中，出土陶瓷片较多，器形见有陶盏、陶罐、陶砚、陶弹丸、瓷盏、白瓷碗、黄釉瓷碗等，其中陶盏、瓷盏、白瓷碗为最多，各发现达10余件。另外，在水沟表面还发现二件胡人头，一件为三彩，一件为素面。胡人头顶及两颊部均各有一穿孔，头顶穿孔相对较大，造型别致，似为可以吹奏的乐器（陶埙）。其中，三彩胡人头着辫发，深目高鼻，鸭状嘴。头高0.35、宽0.3米，头顶孔径7毫米，颊部孔径4毫米。素面胡人头为一半成品坯胎，未上釉，仅模印出头部前半部分面目、半头顶形状，后半部分的脑后形状尚未模印加工。模印出的面目为头发中分，深目高鼻、面容慈祥。坯胎头通高0.65、通宽0.5米，头顶孔径7毫米，颊部孔径3.5毫米。
北大街南水沟2
位于北大街中段石涵洞南侧以东3米处，北大街南水沟1以东30米处，发掘长度南北40米。水沟亦为南北向，且与北大街南水沟1东西平行分布。水沟亦埋藏在地表下4米，上口残宽0.5米、残深0.5~0.8米。因破坏严重，仅在水沟部分段落见有木桩洞和挡板痕迹，挡板和木桩已朽，可见木灰残迹。水沟内残存较多砖瓦残块、陶瓷片，器形见有陶盆、陶罐、陶盏、陶羊、陶砚、瓷碗等，在水沟北端还发现有骨饰残块数件。另外，在水沟南部靠近东壁发现大量唐三彩残片，堆积范围东西0.3、南北5米。这些唐三彩残片器形见有豆、缽、枕等，另外还发现有鸡、骆驼等动物形象。
（四） 砖砌水涵洞
2008年，在大唐西市项目一期住宅基坑北端偏西，西市北大街南侧石涵洞西南70余米位置，发掘出一处砖砌水涵洞遗存。该遗存南北残长13.65、东西内宽1.2、残高1.5米。埋藏在地表下4.5米左右，南北走向，整体长方砖砌成，大致可分为券顶、两侧立壁和底面三部分。其中，券顶为单砖平铺横立拱券，破坏较为严重，仅在东壁顶部中间位置残存4~6层拱券砖迹；两侧立壁砖为横向铺叠，上下层层压缝砌立，立壁砌砖尚保留有10层，东西厚度0.38米，高1米；涵洞底面平铺单层砖，南高北低，砌法规整，做工考究（图一一）。涵洞各部分砌砖规格相同，均为长方形素面绳纹砖。砖长38、宽19.5、厚9.5厘米。另外，水涵洞北端两侧立壁砌砖向北稍微斜出，略呈喇叭状。此外，在水涵洞西壁偏北处还发现有一处南北宽约1米的东西向砖砌水渠道与涵洞立壁与底面相接，破坏较甚，时因东西向砖砌水渠道上部有现代建筑叠压，故未清理发掘。
考古实测发现，该砖砌水涵洞位于西市西北十字街以南70米左右，毗邻西市西大街（南北向）东侧。另外，水涵洞所用砌砖均为长方形素面绳纹砖，明显带有隋至唐初风格。结合地层堆积以及以往发掘成果初步判断，此水涵洞应是西市遗址西大街中段、西北十字街以南一处早期（隋至唐初）规模较大的地下水涵洞。
（五） 水井与灰坑
2008年，在大唐西市项目一期住宅基坑随工考古清理中，还发现了许多水井和灰坑遗迹，其中唐代水井47处、灰坑12处。
笔者现将几处较重要的遗存资料摘出，主要说明遗存发现地点、遗迹单位、遗物种类、发掘清理情况等，希望对西市综合研究来说，提供更多参考资料。
1.水井
（1）23号水井（编号2008TCXJ23）
位于北大街中段南侧水沟1南端偏东2.7米处，开口于地表下3.5米。发现时井口用陶缸口朝下覆盖，陶缸为平沿、曲腹、小平底，缸口直径1米。23号井从井口向下发掘清理0.5米，西侧井壁见有一段砌砖（应为加固井壁所用），砌砖壁高1.4、面宽1.1米。砖面有明显的烟熏痕迹，应该为废弃后经焚烧所致。井沿外侧向下清理0.2米，发现井壁外东、西两侧各有一个早期灰坑均被井打破，西侧灰坑平剖面平面呈不规则圆形，南北0.85、东西0.6米，坑内距井口0.5米处发现可修复陶罐2个、三彩罐1个，并散见陶瓷片、铜钱等。东侧的灰坑平面呈方形，边长1.8米，坑内距井口0.4米处，发现一件较完整的三彩胡人头，梳辫发，深目圆眼，高颧骨，鹰钩鼻，头顶及两颊部各有一穿孔，头顶穿孔相对较大，造型别致。胡人头高3.5、宽3厘米，头顶孔径7毫米，颊部孔径4毫米。似为可以吹奏的乐器（陶埙）（图一二）。另外，在井北壁外侧向下清理至距井口沿0.3米处的填土中，还发现一较完整的石鱼，造型肥美，鱼长8、宽4厘米。
（2）26号水井（编号2008TCXJ26）
位于砖砌水涵洞东北部。井暴露口发现于地表下7米，上部已破坏无存。暴露口平面呈不规则状，东西长1.7、南北宽1.4米，残余深度1.5米。井壁未发现砌砖，暴露口向下0.2米至井底1.3米深度，埋藏有大量遗物，器形见有陶罐、陶扑满、陶砚、石纺轮、莲花瓦当等，其中以灰陶罐为最多，多达20余件（图一三）。
（3）38号水井（编号2008TCXJ38）
位于北大街中段南侧水沟1北端偏东4米处，井暴露口发现于地表下7米，上部已破坏无存。暴露口平面呈圆形，内径0.95米，残余深度2.9米。井壁砌砖，砌砖规格较统一，砖长31.5、宽14.5、厚4.5厘米。井内填土松软，包含较多砖瓦。暴露口向下1.1米，发现1件方砖，砖边长36、厚7厘米；暴露口向下1.2~1.3米，发现方形础石1件，边长38、厚9厘米；圆形石杵1件，长45、底径13.5厘米；石权1件，桥形纽，球腹圆形底，通高22、腹径18.5、底径16厘米，重9.6公斤；铜钱百余枚，多为开元通宝，还见有隋五铢、亁元重宝等；铁斧1件，已锈，斧面长10、宽7厘米（图一四） 。清理至暴露口以下2.7米处，见大量黑色小碳块，土呈红褐色，井壁也有明显的烟熏痕迹，应为火烧所致。再向下清理至井底见砂土并见大量铁器，锈蚀严重，可辨器形有一件六边形铁环、回形铁箍、铁链等。
2.灰坑
（1）1号灰坑（编号2008TCXH1）
位于上述北大街中段早期车辙道路以东3米的西市北大街道路中心。开口埋藏在地表下3.5~4.0米左右，平面呈“之”字形，实为南北两个方形坑相连形成的灰坑。北侧方坑平面正方形，边1.5米，南侧方坑平面长方形，东西1.4、南北0.9米，深度均为1.5米左右。灰坑内填土多为绿色水锈土，土质疏松。南侧长方形坑开口下1.1米发现大量兽骨堆积，堆积层厚3~4厘米，多为兽角、腿骨、脚骨、骨材下角料等。北侧方形坑开口下1.15米，与南侧坑几乎相同深度，亦发现大量废弃骨料堆积，堆积层厚3~4厘米，多为条形骨材、锥形骨材以及大量黄色骨粉。另外，在南侧坑南壁、北侧坑北壁以及南北坑连接口三处位置的骨料周边还各发现了一件瓷盏。不难看出，此灰坑应是西市早期道路中心一处骨器废料坑。
（2）7号灰坑（编号2008TCXH7）
位于上述北大街南水沟2中部以西12米处。暴露口埋藏在地表下4.0米左右，发现时已被破坏。发掘得知，此灰坑实为早期一圆形土井，暴露口径0.95、底径0.6、残深2.05米。井内填土松软，包含较多陶缸残片、小陶球。小陶球发现最多，其中，直径3.2厘米小陶球发现三枚，直径1.8厘米的小陶球发现近60枚（图一五）。小陶球大部分经过烧制，多呈绿色、红色，陶球面饰有环状纹。另有部分未经烧制的陶球泥坯多枚，呈褐色，素面无纹饰。推测应是附近手工业作坊作坊遗弃的成品、半成品和泥坯。
（六）骨器作坊
1.南大街北侧骨器作坊
2006年，在西市西大街中部偏南的东侧不远处，考古发掘不仅出土了较多精美的骨器，还发现有大量的加工骨器的遗迹分布以及专门的骨器废料堆积场所等。推测此处可能是西市一处规模较大的加工、制造骨器的作坊。笔者作为发掘者之一，于2017年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中心对出土的骨器与骨料进行了整理。现将部分发掘与骨料整理情况概要介绍如下。
“西大街中部偏南的东侧不远处”骨器作坊，实测位于西市南大街中段偏西的道路北侧20米左右、西市西南十字街东北60米左右。考古工作者在该范围地表下1.8~2.5米，发现有大量砖、瓦以及较多的圆形、方形坑、水井、建筑遗址残迹等，南北纵深达40余米。在建筑遗迹的北部，还发现了一处骨器废料堆积场所，所出土了较多精美的骨器（骨簪、骨卡、刻花骨饰等）以及大量兽角、兽骨等多种骨器废料残件。另外，还出土了用于加工制作骨器的工具等。
整理查明，本次出土制骨相关遗物1412件，包括成品、原料、坯料、余料和半成品，以及食余垃圾等遗物。其中可鉴定种属的制骨遗物总计1235件。分别属于黄牛、马、驴、山羊、绵羊、鹿、双峰驼、羚牛、象和蚌共10种（具体数量及比例见表二）。
制骨工具仅发现一件铜质雕刻器，其他制骨工具并未发现。通过对加工痕迹的观察，并结合唐代金属冶炼技术水平，推测制骨中的片状切割工具应为铁锯。此外，根据骨器表面光滑程度，推测该时期应有磨石等打磨器。发现的成品骨器20余件，半成品2件，残次品1件，边角余料近30件。成品骨器有骨簪、骨钗、象牙篦、骨珠（疑似纺锤）等。初步判断，此处应是西市一处规模较大的手工业作坊遗址，是为加工、制造骨器的重要集散地之一。值得一提的是，这处骨器加工作坊亦位于西市南大街北侧临街店铺之北，应是市场临街骨器店铺内部的加工作坊。
从可鉴定标本数来看，总体而言，黄牛数量最多，象牙、马和山羊其次，其余动物种属数量较少。
2.南大街南侧骨器作坊
2016年，西安唐城队为配合大唐西市三期项目工程，对西市西南部进行了勘探与发掘。其中在西市南大街西端道路南侧小，也发掘出了少量兽角、兽骨骨料与骨器半成品，发掘情况与2006年类似，但规模明显小的多。依据发掘情况综合判断，此处应存在一处骨器店肆与骨器手工业作坊。
（七） 佛教遗物
西市遗址在近些年考古发掘过程中，还出土了一些佛教遗物，较为重要。
1.善业泥佛像
2008年发现于西市一期基坑中部11号水井（编号2008TCXJ11，实测位于西市遗址北大街南侧水沟2以南10余米）中。佛像为竖长方形，红陶质，高15.5、宽13.6、厚3厘米（图一六）。呈沙门形，背面光平，无纹饰，正面单龛，模制佛像。龛内佛像饰圆形身光和头光，上有饰以流苏的宝盖，面向左侧。着袒右肩式袈裟，贴肌透体，左手抚膝，右手平托一宝珠，右腿下垂座下，形体清瘦，舒坐于束腰须弥座上。佛像左右两侧，呈放射状伸出六条云状蔓枝，枝条间有结跏跌坐的佛、合掌跪拜者、狮子、恶鬼等。从龛内佛像造型与内容判断，应是地藏菩萨与六道图（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相结合。
2.铜造像
2008年发现于西市一期基坑中部7号水井（编号2008TCXJ7）中，实测位于西市遗址西大街中段以东40米左右。7号水井为一早期唐代水井，与铜造像一起出土的还有2件青瓷执壶、3件红陶小罐和1件玩具小瓷狗。铜造像出土于井2中。铜造像锈蚀严重，面容不清。造像由佛身和方形底座二部分组成，通高约10厘米，底座边长2.5厘米。佛像为立佛，着袈裟，形体清瘦，立于四足方座之上，饰桃形背光（图一七）。
3.石刻经幢
2009年发现于西市二期基坑西南（东桃园村东南角），实测位于西市遗址西南角。八棱状，上线刻《佛说面燃饿鬼（甘）□（露）味大陀罗尼》经文。刻文占据四个棱面，另外四个棱面素面无经文。通高117厘米，棱面宽约8厘米（图一八）。
经幢原文：
“佛说面燃饿鬼甘□（露）味大陀罗尼。大德三藏□（跋）木珂译，从大本中略出。即诵□（召？）请妙言曰：/那慕菩布哩。一。伽哆唎。二。怛他伽耶。三。须至心念七遍。饮食甘露美味，尔时即诵开咽喉真言。佛告月受（爱？）菩萨召请彼已。尔时十/方一切六趣饿鬼悉皆赴进瞻仰。即诵召请妙言曰：唵。_（一）。引。菩布哩。二。伽哆唎。三。怛他伽哆耶。四。须至心念七遍。佛告月受（爱？）菩萨/言诵此妙言已。是诸饿鬼以此呪力咽喉通息，猛火息灭，身心泰然。尔时行者当先施水，每於晨朝或日中日没时取□（水），面向东方，加/□（掬）七遍，洒於空中。其水一谛（滴？）墮地，变成十斛甘露浆。诸鬼神等充足饱满。即说妙言□（曰）：那莫□（素）噜皤耶。一。怛他蘖哆耶。二。怛啒他。三。/唵。四。素噜素噜。五。皤啰薛溥。引六。贺。引七。是诸饿鬼呪人边合掌仰观于行者，如见父母。即称南无□（哲？）。即诵妙言三遍。时观一切饿鬼悉集。/南无多宝如来真言曰：□谟婆誐嚩帝。一。跛啰步哆。引。枳帝。二。唵。三。婆啰婆啰。四。二婆啰。三婆啰。吽。牛音引。诵七遍。称妙胜如来名号已。/即诵妙言曰：（曩？）谟□□怛他。引。蘖跢。南无如色身如来真言曰：（曩？）谟婆誐帝。一。素噜播也。引一。南无广愽身如来其言。/（曩？）谟婆誐帝。一。尾补何誐。引。从此大甘露味经略出。其要有坚学请悉之。谁（惟？）有智者。见如是利而不受持者。当知此人失大利□（者）。/超越六十亿劫生死之□，於弥勒前决定授记。善男子行观音行。一切贤圣视□（之）如子。此人功德如弥勒菩萨。天王真言曰：/谟□□多没南唵。引。室伐啰摩吒野婆。□。贺。引。/元和十四年岁次已（己）亥三月廿五日建立众生台弟子张远。弟士清。”
四、相关问题的探讨
（一） 西市考古新资料反映出的店肆与作坊
既往对西市商业遗存的已经发现的店肆遗迹计有五处：西市南大街东端街南、北大街中部街南、南大街中部街南、东大街南部、西大街中部（详见上述）。
近些年西市诸多的考古工作和新发现，其中也包含了诸多新的店肆、作坊等商业遗存的新认识。主要有：东北十字街饮食业店肆、东北十字街东饮食业店肆、南大街中段骨器店肆与作坊、北大街中段玩具、乐器、食货行店肆、西大街北段陶器店肆、南大街西段骨器店肆与作坊等（表三）。
不难看出，上述八处店铺遗迹分属不同行业，这也就证实了文献中记载的市内按行分区的布局。
关于西市内的行业，记载有二百二十行之多，如西市北大街有王会师店（《法苑珠林·眷属篇之余感应缘》引《冥报拾遗》）、“市署前大衣行，杂糅货卖之所”（《西京新记》卷三）、酒肆（《广记》卷七六引《国史异纂》及《纪闻》）、胡姬酒肆（《李太白集》卷六《少年行》）、鞦軎行（《广记》卷一五七引《逸史》）、卜者（《广记》卷二一六引《原化记》）、卖药人（《唐国史补》卷中）、卖饮子药家（《广记》卷二一九引《玉堂闲话》）、药行（《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油靛店、法烛店、煎饼擂子店、秤行、绢行（《广记》卷三六三引《乾撰子》）、鼓行（《广记》卷四三六引《续玄怪录》）、衣肆（《广记》卷四五二引《沈既济任氏传》），还有收宝物的胡商（《酉阳杂坦续集》卷五《寺塔记》）和波斯邸（《广记》卷十六引《续玄怪录》）等。具体更多的行业，妹尾达彦先生已有全面详细的研究。故不在此再重复讨论和叙述。
（二） 西市内部空间规划的再思考
西市内部规划基本为九宫格局，这一点无论从文献还是考古成果来看，基本一致。西市占有二坊之地的庞大面积，内部建筑规划布局、行业分布等尚不明晰，考古资料也仅限于坊墙、两纵两横4条“井”字形的主干道（街道）、路沟以及临街店铺遗存等。虽然一些研究者根据历史文献、建筑布局对市内规划进行了复原，但终究缺少考古实证资料。
随着考古资料的积累，西市内部空间结构也更多的呈现出来。包括店铺分布地点、店铺性质，十字街、建筑遗址、水井及一些重要出土遗物所反映的形制布局信息等，也为西市空间格局的认识提供了有力实证。2006年西市考古发掘出二处十字街道、街道旁边早晚期水沟（早期为木质档板加木柱；晚期为砖砌水渠）且涉及到了“井”字形的主干道（街道）框架内部及外沿纵深区域。2006年西市南大街中段北侧，临街发现现有大量砖、瓦建筑遗存残迹南北纵深达40余米，这些建筑遗存北端还发现了一处骨器废料堆积场所，出土制骨相关遗物千余件，包括成品、原料、坯料、余料和半成品，以及食余垃圾等。2008年北大街中段南侧，发现的大量骨器废料，街道南侧发现的三彩成品、半成品。还有北大街南侧水沟1、水沟2，东西平行，且与北大街纵横相接（实为曲巷道路水沟）均是西市内部街道规划布局的实证资料。2015年考古工作者在东市中部偏东处发掘出了3条唐代道路、店肆及作坊遗迹等。3条唐代道路南北走向，也可能为市内曲巷道路，在道路的东侧发现了密集分布的水井、窖井、渗井、灰坑和卧泥池等遗迹，并出土砺、石臼、骨器残料、玉石废料等，推测此处可能是东市内一处玉器和骨器店肆及加工作坊所在。以上有关主干道框架内的规划布局虽收获有限，但印证了在主干道框架内的规划布局中曲巷街道与主干道规划布局基本类似，同为临街设店铺，店铺后为加工作坊的整体布局模式。
西市临街设店铺，店铺后为作坊这一整体布局，如今已被2006年、2008、2016年多地点的发掘结果证实。这种临街开店，店后配套依附规模大小不一的作坊，构成了临街开店且店内（店后）制造加工一条龙“前店后坊”格局。这一格局也说明了西市（东市类似）不仅是商品交换与贸易的集散地，而且是集加工（手工业作坊）、住宅（波斯邸、北坊新宅等）、娱乐（杂戏、胡姬酒肆等）、漕运等集于一体大型商业综合体。是古代中国最大、世界最早的SHOPING MALL！其功用、规模、国际影响等在世界中古时期无之能比，无所能及。
另外，现藏于碑林博物馆《鲁子谦墓志》，记载反应了西市的规划布局的一些重要线索内容，有比较重要的研究价值。志文大意为鲁谦之鲁璠是西市行医之人，大中十一年（857年）四月十日父亲亡故。鲁谦因痛惜父亲的去世，身染重疾，并于当年六月廿一日逝于西市锦行里私第。年仅18岁。墓志中提到的“锦行里”一词，有可能是西市二坊之地的其中一坊的名称。也不排除西市内多个坊里名称中的一个。虽然至今对“锦行里”一词尚无深入研究与学术定论。但至少可以说明，西市内部庞大面积仍有里的规划所在，这对于我们研究东、西二市内部规划布局有重要参考价值。
对于东、西二市内部规划布局细化及相关研究还有待考古新发现与新资料的获取。
（三） 西市新发现佛教遗物考略
1.西市石刻经幢的初步考识
从刻文可知，经幢为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张远、张士清所立。从经文内容看，所刻经文为唐跋（陀？）木珂译本《佛说面燃饿鬼甘□（露）味大陀罗尼经》。以此相比，现有唐跋陀木阿译本《佛说施饿鬼甘露味大陀罗尼经》与此经文内容比较一致，另有唐实叉难陀译本《佛说救面然饿鬼陀罗尼神咒经》和唐不空译本《佛说救拔焰口饿鬼陀罗尼经》的内容也比较接近。
值得注意的是，此经幢线刻经文刻工潦草，文中可能还有错字或漏字，如译者木珂可能就是木阿，字形相近。另外，“南无如色身如来真言曰”一句中，怀疑南无如后有漏字。
这件经幢中的部分内容，如多宝如来、色身如来的真言见于《佛说救拔焰口饿鬼陀罗尼经》。另外，天王真言可能与《供养护世八大法》中的帝释天王真言相似。以上经文均可从《大正藏》21册中找到。
需要说明的是，据西市遗址发现这件经幢刻文中所说，经文均从大本（大甘露味经）中辑出，那么，如果所说无误，现在认为出自三部经文中的内容在唐代时可能是属于同一本《佛说面燃饿鬼甘露味大陀罗尼经》。还有，经文中真言的梵音用字有些与今本也有所不同，这可能也说明唐代不同译本的存在，也不排除这线刻人员人为原因所形成的错字、别字。
西市经幢制作设立与有关法事的原因，我们可从《佛说施饿鬼甘露味大陀罗尼经》卷1经文中说明。
“佛告月爱。若有人天意乐受行我大悲法门者。彼人应当于白月八日或十五日。香汤沐浴涂诸妙香。着白净衣食三白食(谓奶酪粳米食或云大麦)起悲伤心。于诸众生愿誓安乐。于东方日出时。或夜月圆满时。于清净处。或月夜露地。当作三肘香水曼荼罗(云坛地也)以香泥涂地。除去恶磠。坛开四门(若用日初出肘。当作四方坛。若以月夜盛时。当作满月形)须四鉢乳安其四角。又须四瓶盛满香水亦着四门以随时五色草木花安其瓶口。须五鑪香四角布列一炉安中心。又以一灯其灯用苏安着中座。复取四鉢盛花水及粳米饭。于坛中心作一莲花座。杂色綩綖敷其台上。安置佛形或观世音像。此门安置阎罗等。东门安置天主等。略说。以种种幡盖交映严饰。烧香唯得用阿迦噜香(唐云沈水香)如法结已。行者向西门面向南。于座前置一火炉烧竪勒炭。先取苏酪蜜和着器中。行者先请十方佛及住大地菩萨金刚天龙鬼神已。系心不乱想六趣众生种种苦恼。如向所说。既见此已。悲泣盛彻欲救护。复想己身乘宝花台飞到其所。调身按摩流泪如雨。欲灭其火陪复悲哽。痛彻骨髓(若心不相应者。当想一切饿鬼如己所爱父妻子)如是作观十四遍已。即于定中得如来极爱一子之地。想了出观。面对东方。召请十方一切饿鬼。诵此召请呪满十四遍已。复想诸鬼遍满阎浮。次为开咽令得解脱。即呪坛中香水乳饭香花等。用食呪还着本处。行者尔时即取一撮奶酪。诵施食呪。呪三遍一掷火中。如是满足千遍已。尔时此处有无量百千那由他十方饿鬼。一切集聚间无空缺。欢喜饮食。即现其身与行者语。随行者意一切施与不违逆。行者即为示教利喜令得解脱。当尔之时。十方剎土现在诸佛遥赞行者。复与遥授菩提之记。一切菩萨欢喜爱念。一切天龙各各将香花璎珞种种妓乐遥施行者。行者由行威神力故。不起于座即得百千那由他陀罗尼门。百千俱胝三昧门。善男子。举要而言。是人现身火不能烧。水不能溺。毒不能害。刀不能伤。转坐受身即十住成如来地。佛告月爱言。是名施甘露味大坛场法。若欲速疾一子地三昧陀罗尼等及阿耨菩提者。要须入大曼荼罗。若为事弊不能成办者。但如上所说依法受行。一切成验也。”
不难看出，西市经幢制作与设立的原因，应是特定的人在西市特定场所行法事，为逝者超度，也为生者祈福，这一点应该与唐长安城其他场所理佛、行法事而设立经幢基本相同。同时，这也说明了唐代崇尚佛教，长安城内佛教盛行的事实。西市经幢、铜造像、陶佛龛的发现，也反映了西市不只是贸易场所，同时也是长安城内理佛场所之一，为我们了解唐代西市人的生活，提供了新的实物研究资料。
2.西市善业泥佛像考略
西市新发现的善业泥佛像，从龛内佛像造型与内容判断，应是地藏菩萨像。同类善业泥佛像，1956年在西安市土门村有出土，1986年在西市北邻的醴泉坊醴泉寺遗址也有出土，相类似的佛像造型，20世纪70年代在醴泉坊醴泉寺遗址出土的鎏金铜造像中也有一尊造型相似。
地藏，是大乘佛教中的大菩萨。玄类译《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谓其“安忍不动，犹如大地，静虑深密，犹如秘藏。”故而得名。
地藏菩萨专门解脱轮回于六道众生。对地藏菩萨的信仰，自玄奘于永徽二年（651年）译出《地藏十轮经》以来，便在中国流行起来了。信徒们也随之引发了造地藏立像以求无上功德之举。
现存有纪年最早的地藏造像见于麟德元年（664年）龙门药方洞，此后地藏像大量出现。地藏的形象主要有沙门形和菩萨形。沙门形在北凉译本及玄奘译本的《十轮经》中皆有表述，“是地藏菩萨作沙门像”，并提到其两手有“如意珠”。菩萨形在不空译《八大菩萨曼茶罗经》记有，地藏菩萨头戴冠、身披缨洛，“左手安脐下拓（托）钵，右手覆掌向下。”唐代地藏造像较为集中的龙门石窟、敦煌石窟、川北、川中石窟地藏造像主要以菩萨形与沙门形出现。手中持物多为宝珠、锡杖，以舒坐姿较为多见。西市发现的此款善业泥地藏像应是沙门像，地藏左右两侧六种图像应是分别代表六道中的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道。地藏菩萨与六道图相结合，也应与地藏化度六道众生有关。因此，西市发现的此善业泥为地藏与六道题材无疑。
善业泥从初唐开始，制作兴盛起来。究其原因，主要是崇信佛教之风极盛，信众们争相制像以表达虔诚，另外，还因为唐初铜料主要用于铸钱、铸镜，其他一切器物能避免用铜者概不用铜。用泥造像取材容易，工艺简便，也便于大量制作。
唐长安城作为唐代政治、文化中心与佛教兴盛之地，出土的善业泥数量众多，内容也最为丰富。从出土地点来看，遍布长安各处，有寺院、宫城、里坊等，西市善业泥佛像的发现，为唐长安城善业泥研究提供了新资料，也为我们研究西市佛教活动、唐长安城佛教文化发展提供不可缺少的实物资料。
（四） 西市内部的佛教遗存
唐代是中国佛教的繁荣期，以西市为中心，包括皇城以西和以南的坊里，是唐长安城佛教寺院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这一地区拥有长安城近三分之二的佛教寺院。西市为京城提供了最重要的公共活动空间，除商业设施之外,西市还有佛堂、放生池。
据《宋高僧传》周京师《法成传》载：“长安中，于京兆西市疏凿大坎，号曰海池焉（《两京》新记亦作“海池”）。支分永安渠以注之，以为放生之所。池上佛屋经楼，皆成所造。”
西市放生池的位置，首见《两京新记》卷三:“市西北有海池，以为放生之所”。《长安志》卷十所也记载了西市西北有放生池：“（西）市西北有池，长安中（公元701至705年）沙门法成所穿，支分永安渠以注之，以为放生池”。
西市放生池上“佛屋经楼”遗存如今尚未有明确的考古资料。但西市作为唐长安城一处重要的公共活动空间，市内的佛教活动频繁也必不可少。西市遗址新近发现的铜造像、善业泥佛像、石刻经幢等佛教遗物就是西市佛教活动的实证。
西市遗址新近发现的这几件佛教遗物出土于西市不同地点。其中，铜造像出土于西大街中段以东，善业泥佛像出土于北大街南侧水，这二处地点均为西市西北部，距离放生池非常接近，所发现的铜造像、善业泥位置为西市西北区域店铺之内，但此区域市民的理佛活动除了自身原因，间或也与西市西北放生池一系列的理佛活动有关也不可知。另外，石刻经幢出的出土地点，考古实测位于西市西南角。西市西南角未见有寺院的记载，但西市西南邻近的崇化坊却有袄寺一处。据西安发现的天宝三载（744年）《唐故米国大首领米公（萨宝）墓志》所载，与《西溪丛话》卷上的记录相对照，可知西市西南邻崇化坊有袄寺一处。西市经幢发现地点应该存在一处较有规模的敬佛场所，但这与西南紧邻崇化坊的袄寺有无关联亦不可知。
如上所述，西市周围还有波斯胡寺、袄寺等中亚、西亚外族的宗教活动场所。西市附近各坊，自唐初武德四年(621年)即兴建了中亚、西亚一带人民信奉的拜火教的庙宇——胡袄祠或波斯胡寺，此后陆续增建，到开元十年(722年)韦述所撰的《两京新记》卷三中，即著录了四所之多(布政坊有胡袄祠，义宁坊有袄祠，醴泉坊有波斯胡寺和袄祠)，由此可知，西市及其附近集居了为数不少的中亚、西亚人，他们有的是跋涉兴贩的“商胡”、“胡客”。也有的早已定居这里，成为内陆的居民。这些定居或兴贩内陆的中亚、西亚人民，在佛教盛行的长安城，在西市周边与内部进行的宗教活动也不可避免。
（五） 考古学视野下西市的繁荣与变迁
西市又有“金市”之称，贞观以来，即为聚钱之所。龙朔以后，西市的繁荣更远远超过了东市，至唐后期则达到了极盛，这一点在西市的考古发掘中也得到了证实。据西市发掘出的道路（街道）、房址遗迹来看，在早期的路面和房基之上，还叠压有中期、晚期的路面和房基各一层。在早期的路面上出土物多为盛唐遗物，另出有“乾元重宝”铜钱，可见早期路面一直使用到安史之乱以后的肃宗之时，这样看来，中、晚期两层的形成，均应在肃宗之后。在晚期路面两侧的水沟，不仅加宽而且随之增筑了砖壁和砖底，晚期的水沟并与街巷中的砖砌暗水渠道相连。可见，唐晚期西市对排水系统（随之可能同时对区划和布局）作了比较完备周密而又全面的改进，以适应当时之需，这也无疑表明了唐后期西市工商业的繁荣发展。
唐长安城西市和东市，从形制上来说，均属于中国古典市制中封闭式的集中市制，也就是将若干个同类的商品聚集起来，以“肆”为单位组成，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并集中在一个四面都筑有围墙的场所内，开设市门，形成一个完整的较为封闭的商业区。唐长安城中东市和西市就是以“肆”（如：帛肆、酒肆、衣肆、凶肆等）或相当于“肆”的“行”、“店”（如：铁行、肉行、绢行、药行、油靛店、法烛店等）为单位组成的，市同样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市局和平准局。
其实，这种封闭式的市制是与发展中的城市经济活动是完全相悖的。在新王朝创立之初，当战乱刚刚平息，社会生产尚未恢复，城市经济还不是很活跃的时候，将商业活动限制在固定的市坊区域，按时启闭，是完全可行的。但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发展，靠封闭的坊墙来限制商品交换的地点，已与社会现实相违。特别是象唐长安这样一个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国际大都会”，随着国力的发展与中外交流的增强，社会经济异常活跃，城市贸易特别频繁，由官府设市，将千百个肆行店铺、堆积如山的货物限制在一个固定区域，定时进行交易的旧市制则严重阻碍了商品流通。旧的市制已成为城市生活和经济发展的障碍，货物买卖突破坊墙的固定限制，自由交易，已是形势必然。也就是说，当一项制度由最初的完备而走向极盛，很可能也随之孕育着其走向解体边缘。
唐代中期，扩大市场已成为当时的普遍要求，无论是长安城还是一般城市，都出现了突破旧市制的趋向。例如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禁九品以上置客舍邸店的《诏》中就指出一些官员在长安东、西市的“近场处”广造店铺出租。唐玄宗下《诏》只批评了他们，并未撤除，可见迫于形势必然。在地方城市附近的水陆交通要口，也逐渐出现了桥市、鱼市。
晚唐时，扩大市场的要求则更加紧迫，破坏旧市制的事情是迭出不穷。这主要表现为京城与一些地方城市除了已有的市场之外，一些里坊内也相应开设了店铺，市场的交易呈现出自由化。再有就是夜市的出现。
冲破旧的市制所出现的商业活动，这不仅方便了城市居民生活的需要，同时也适应了日益繁荣的城市经济，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于是在京城长安的宣阳坊内就有了彩缬铺。丰邑坊有租赁丧葬器物的店铺。长兴坊的毕罗店是经营西域风味的食品店。辅兴坊的胡麻饼和颁政坊的馄饨都是著名的食品。永昌坊的茶肆不仅专门经营茶叶而且还设有茶座。东市西北的崇仁坊，已“一街辐辏，遂倾两市”，西市东北的延寿坊，也被“推为繁华之最”。另据《唐两京城坊考》和《酉阳杂俎》记载，除两市之外，通化门至开远门、春明门至金光门两条大道附近的里坊内，也是商业主要分布地。这表明京城长安的市场趋于自由。地方城市中，唐宣宗大中七年（853年），便废除了州县的市印，地方城市的市场也趋于自由。近几年唐代扬州城的考古工作也表明，晚唐时，已可以临街开店。
唐代，是中国古典封闭式的集中市制发展到极盛并开始转向变革的重要时期。这种变革，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也是历史的必然。唐末五代，临街盖店已成了合法行为。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飞跃发展，商会组织、行业街市相继确立，在居民坊巷内设置生活日用必需品的店铺以及瓦子酒肆茶楼的布遍全城。“全城皆市”的新型市制登上了历史舞台。
后记：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安家瑶先生、赵超先生、龚国强先生、
先生的指导与帮助，在此一并致谢！文中线图为李振远绘制，照片为何岁利、
拍摄。
（作者：何岁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21年第3期；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