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伊绯 | 最古老铸币作坊在哪里？
近日，河南发现世界最古老造币厂的消息冲上“热搜”，备受国人瞩目。据悉，郑州大学考古团队对外宣称，经过碳十四测年确认，河南荥阳官庄遗址铸铜作坊在公元前640—550年开始出现制式化金属货币的铸造活动。这一数据首次提供了有关中国早期铸币遗址的绝对年代信息，也使官庄遗址成为世界范围内已知最古老的铸币作坊。
目前国际考古学界所广泛认可的世界最早的金属货币，是发现于土耳其以弗所古城吕底亚王国的“琥珀金币”。这一考古发现大体确认了此类金币出现于公元前630年至公元前600年之间。当时，位于小亚细亚半岛西部（今土耳其西北部）的古吕底亚王国，将河里的原生金银合金矿石切割制造，直接打上戳记作为货币使用，是为西方铸行金币之始。这种原始金银合金矿石的金银比例约为3：1，因此颜色发白，故又称之为“琥珀金”或者“白金”，硬度较大，比黄金更耐磨损，非常适宜用作流通。严格说来，这一使用原始金矿简单锤打而成的“打制金币”，还并不是将冶金、治模、范铸融为一体的，有着规范工艺流程的金属铸币。且以弗所古城遗址中，也尚未找到任何货币制造作坊遗址。在地中海地区，目前经考古工作确认的最早铸币作坊，均不早于公元前400年。
据考，官庄遗址位于河南省荥阳市，是一座完整的西周至春秋中期的城市遗址，建于约公元前800年，约公元前450年被遗弃。自2010年挖掘以来，该遗址发现了大面积的手工业作坊区，作坊内的手工业活动涉及铸铜、制陶、制骨等多种类型。官庄遗址的青铜铸造作坊位于大城内中北部，占地面积大，在对其进行发掘过程中，共发现四类与布币铸造相关的遗存，包括空首布币成品实物、尚未使用的芯范、已使用的芯范以及外范。
最古老铸币作坊：为什么是空首布而不是铜贝币？
一般而言，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货币经历了从自然物——海贝到铸造物——金属币的基本历程。大约在公元前770年，也即东周时期（春秋战国之始），不同形状的金属铸造物开始被用作货币。从模拟海贝形状的铜贝币开始，乃至模拟农具形状的布币，模拟兵器形状的刀币，以及各种矩形、方形、条形金属币纷纷开始铸造，在各自的属国属地流通使用。
关于铜贝币，即以青铜浇铸的模拟海贝形状的货币，应为我国最早出现的金属铸币，这是毫无疑问的。其铸造时间，甚至可以追溯至商代中晚期（约公元前14—11世纪）。不难发现，“货币”一词的“货”字本就与“贝”字有关；后世所谓“通货”一词，自然也会因之联想到先民最初流通贝形币，以此交易货物、通行经济的三千年前之场景了。“财富”一词的“财”字，也以“贝”为偏旁，贝币自古即是财富的象征，也是人们合乎情理的联想之一。
商代铜贝，山西保德县出土，今藏山西省博物馆
建国以来的历年考古发掘，则又进一步证实了上述这些联想。譬如，1953年在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商代墓葬中曾出土3枚殷商铜贝，虽数量不多，却足证铜贝币之铸造年代确可溯至商代。又如，1963年在山西侯马上马村一座春秋时代的古墓中，出土海贝8枚、骨贝100枚、铜贝1600枚及包金铜贝32枚，虽墓葬时间较晚，可铜贝币数量巨大，与天然海贝及其它材质的仿贝币形成鲜明对比，又足见春秋时期铜贝币铸行之盛。
再者，更值得一提的是，时至1971年山西保德县出土海贝112枚、109枚殷商铜贝，更是极其明确的表明，我国商代天然海贝与铜贝币皆并行不悖，铸行铜贝币已具一定规模，并非偶然现象。（详参：《保德县新发现的殷代青铜器》，原载《文物》杂志1972年第4期）
这批商代铜贝的集中出土，标志着中国铸币的下限不会低于三千年；“保德铜贝”之名也因此享誉海内外，一度被视为中国金属货币之“鼻祖”。如今看来，仅从目前已知的考古数据而言，“保德铜贝”不但确为中国铸币之祖，在世界范围内，也属铸造时间最早者。
1981年，中国邮政发行的《中国古代钱币（第一组）》邮票，就十分明确的把我国古代贝币，分为“货贝”与“铜贝”两种，并注明其铸行年代为商代，位列该套邮票首枚（空首布以耸肩、平肩两种，分列第二、三枚）。
1981年，中国邮政发行的《中国古代钱币（第一组）》邮票，“货贝”与“铜贝”两种，位列该套邮票首枚（空首布以耸肩、平肩两种，分列第二、三枚）
然而，后世学者及专家，对铜贝币是否属于铸币仍存疑虑与争议，也确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因其没有固定的形制、重量、大小及等级区分，无法体现其铸币属性。这部分学者根据出土实物与相关文献推断，铜贝的原始装饰物与实物货币属性大于其铸币属性，可能属于一种惯常用于商品交换的，到后期遂成为民间习见的实物货币。因此，铜贝本身可能具备了实物货币的属性，但还不能称之为“铸币”。如此一来，中国古代铸币的肇始者，也就只能是空首布，而不是铜贝币了。（详参：《东周货币史》，王昭迈著，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
另一方面，无可否认的是，掘考古发掘实物与数据考察，铜贝币在整个西周、东周时期，都在流通使用，一度大行其道，曾大量流通于黄河及江淮各诸侯国，近百年来南北各地屡有出土，数量颇丰。包括用于铸造贝币的钱范实物，也时有出土及发现，足见当年铸行之盛。不过，这些贝币钱范，大多属于战国时期（约公元前453—221年）的产物，年代已较晚。且这些贝币钱范，无论是出土文物还是传世藏品，并无与之相匹配的，可予考古发掘相确证的铸造遗址，因此尚无法参与到“世界最古老铸币作坊”的认证序列中去了。
只能期待未来，如果能发现商周时期铜贝币铸造范具及相关遗迹遗址的话，“世界最古老铸币作坊”的殊荣，自然又将重新评定。
布币：从模拟农具形状而来的范铸货币
据考，早在西周时期，一种外形似铲的青铜铸币，开始出现。及至春秋早期（约公元前8世纪前后），这一青铜铸币，曾大量流通于东周王朝及晋国等地，在中原地区逐渐取代了贝币的原有地位。
这一由模拟农具形状而来的铸币，源自于“以物易物”时代的一种特殊商品——当时被称之为“镈”（音bó)的铲形农具。因为人们经常用“镈”去交换商品，在这样的交易中，这一铲形农具实际上充当了“一般等价物”的角色，即经济学上所谓“从商品中分离出来的充当其它一切商品的统一价值表现材料的商品”。这样一来，“镈”就已然具备了原始货币功能，它的特殊形状——铲形，自然也就随之成为货币符号的某种象征了。
原始布（两种），此为山西省博物馆藏品
那么，后来按一定比例缩小的，模拟“镈”的形状，浇铸而成的，由国家法令强制流通使用的这一铲形货币，也随之称为“镈币”。又由于“镈”这个字的发音与“布”相近，且历史上确也有过以布为“一般等价物”来交易商品的情形，所以人们也就将“镈币”通称为“布币”，流传至今。
布币又分为两大类，即空首布与平首布。这是因不同时期铸造工艺上的差异，所形成的两种铸币类型区分。所谓“空首布”，清代李佐贤所著《古泉汇》一书中说得简明扼要，即“布形类铲，故俗呼'铲布’，其首中空”。对于亲自观瞻与上手把玩过这一铸币的读者而言，“其首中空”这句话，自然是言简意赅，很好理解的。可对于没有见到过铸币实体，或者说只见到过铸币照片或拓片的读者而言，却也未必能即刻明白这句话的确切意思。
其实，但凡使用过铲形工具者，都知晓为了插把儿，铲面上端首部有一个为安装把儿而设计为空心的方锥体铸件。这布币本即是模拟铲形农具而来，最初也有这么一个极为逼真的、中空的，称之为“銎”的铸件存在，此即所谓“空首”。后来因铸币需求量日增，为省却工序，提高效率，把这“空首”改换为实心平板状铸件，不再需要用于填塞空心处的“芯范”，故称之为“平首”。可以说，同为布币，有没有这空心的“銎”，乃是判定其铸造年代早晚的关键特征。
空首布及其铸币作坊：从侯马、新郑、洛阳到官庄遗址
钱范，即古代铸造金属货币的模子。早期钱范的钱模，直接刻划在石、铜质的范材上，也有用陶泥质地刻划而成的。通行两千年的方孔圆钱的钱范，汉代之后的各类钱范，国内各地多有出土实物与传世藏品，无论在公立博物馆还是私人收藏中，都还不乏其例。相较而言，先秦货币的钱范，因年代久远，更兼多为极易毁损的陶泥范，则相对存世较少，弥足珍稀。
据考，空首布的铸造，乃是“一范一布”的工艺流程。先是挖取范土和泥，刻模制范；继而将阴干的陶范经过焙烧成型，再将布币的正、背两面陶范拼合成套，还要在陶范首部塞入“芯范”（以之在成品币首部形成“空首”）。接下来，即是向陶范内部浇灌已经熔化的铜液，待铜液冷却，范铸成形之后，即敲碎陶制外范，实施毁范取币的步骤。之后，再次铸币成品逐一打磨清理，就可以作为法定货币，投入市场使用了。
这样的铸币流程，即所谓“一范一布”的工艺流程。可想而知，空首布的铸造，因采用陶制外范，比之后世铸币普遍采用石范、铜范，可多次重复使用之法，在工作效率上实在是相差甚远，确实是颇为不易的。另一方面，更可以想见，空首布的“钱范”，即其陶制外范，要想经过两三千年完整存留下来，也更是不可思议，几乎是绝无可能之事了。
耸肩尖足空首布陶范，山西侯马出土，今藏山西省博物馆
然而，关于空首布的“钱范”实物，历年考古发掘中，却时有惊人发现。时为1959年，在山西侯马牛村古城南东周遗址，已多次出土耸肩尖足空首布，且还发现了铸造此种空首布的作坊遗址，出土了一批尖足空首布陶范，有的陶范中还有空首布铸币实体。（详参：《1959年侯马“牛村古城”南东周遗址发掘简报》，原载《文物》杂志，1960年8、9期）
侯马出土的空首布钱范，今存山西省博物馆，确为早期耸肩尖足空首布的钱范。当时限于条件，没有做碳十四测年；否则，其铸造年代上限恐怕并不会晚于官庄遗址铸币作坊。
近四十年之后，时至1997—1998年，河南省新郑县“郑韩故城”之中，郑国祭祀遗址内也曾发掘出春秋中期（或略早）的空首布钱范。随之出土的还有26件“芯范”，也进一步证实了此处曾有空首布铸币作坊的存在。所谓“郑韩故城”，因春秋时期郑国、战国时期韩国两国，先后以此为都而得名,地下文物丰富,两处东周时期青铜钱币铸造场遗址就是其比较重要的发现。经考古发掘证实的铸币场遗址有二处,分别为大吴楼和小高庄遗址,都是当时官方铸造作坊,产品种类丰富,铸钱是其中重要部门。遗址中发现的制范窑、烘范窑、化铜炉、铸币范等遗迹，全面反映了当时的铸币技术工艺。其中出土的各类布币钱范，年代最早者乃春秋中期郑国（或略早）的空首布钱范，稍晚的则有战国中晚期的锐角布范、楚国布币范、圆肩圆足布范、桥足布范等，品类十分丰富。（详参：《新郑“韩郑故城”新出土东周钱范》，马俊才撰，原载《中国钱币论文集》第四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比“郑韩故城”遗址发掘稍早，时为1995年，在洛阳东周王城遗址内，也曾发现一件空首布钱范，这一发现表明，当时的铸币权可能还掌握在周王手中，铸币作坊也应当位于王城内。不过，因钱范中有“安臧”二字刻文，应为小型平肩空首布“安臧”布的钱范，属战国早期（约公元前5世纪）实物，年代上已晚于官庄遗址所出土的“无文大布”及芯范两百年左右了。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发现的“安臧”布钱范，本为碎成数块的陶质残件，经考古工作者精心拼合，方才“完璧”为正、背范两面一套，并以此为基础，对空首布铸币流程予以了更为充分与深入的探研。
须知，空首布因其上部有銎、钱身较薄，实为我国古代金属铸币中最难铸造的钱币。它的铸造工艺问题，以往因缺乏考古资料，很难深入探讨。通过“安臧”布钱范，可知陶范的土质纯净，内掺有少量细沙，乃先制成毛坯晾干，再把面、背两范合成一箱，经修整使其密合；入窑焙烧后，复刻制芯座、浇槽和钱型而成的。陶范的质地坚硬，烧成温度约需1000℃左右。空首布采用项铸法，浇槽、芯座和布首呈漏斗状连接，可使铜液顺利流入范腔。这种陶范具有强度大、耐高温和透气性好的优点，铸钱时可将其预热到700℃左右。这样不但可使铜液注入范腔时的降温变慢，而且还因铜液从上部注入，对腔内形成较大压力，能使其在腔内自由流动，较快的充满范腔，不致使钱面出现“缺肉”现象。空首布的芯范，则是采用芯头固定为主，兼以芯撑相辅的方法，浇铸时将其预热到800℃左右，乘铜液浇注后温度很高时迅速打入范内，一般多包在铸成的布首内，不再取出。（详参：《洛阳发现的空首布钱范及相关问题》，蔡运章、张书良撰，原载《中原文物》杂志，1998年第3期）
“无文大布”，大型耸肩尖足空首布
事实上，官庄遗址出土的空首布实物，虽属早期“无文大布”，并不是晚期“安臧”布，可仅从“范铸”角度而言，确也与这“安臧”布的铸造原理及浇铸过程，是完全一致的。
此外，中国钱币博物馆还收藏有耸肩尖足空首布钱范一套，为陶质正、背范两面各一件。该范呈长方形，范面镌刻一枚空首布模型，陶范銎首部位还留有一陶制泥芯。（详参：《中国钱币博物馆藏品选》，文物出版社，2010年）这一完整成套的空首布钱范，自然也属弥足珍贵的重要史证，为进一步研究空首布的铸造工艺及流程，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诚如近日报道中所言，郑州大学考古队在官庄铸铜作坊的田野发掘过程中，辨识出了四类与布币铸造相关的遗存，包括空首布成品、尚未使用的芯范、已使用的芯范以及外范。其中最能够直接表明官庄铸铜作坊生产制式化金属货币的遗存是空首布的芯范。此次共发现了54枚芯范，这些芯范与遗址中所出土的两枚空首布成品銎内所嵌留的芯范完全一致，由此确定这些成品布币就是在官庄遗址生产的。
虽目前尚未看到官庄遗址中出土空首布钱范（外范）的相关图文讯息，可基于半个多世纪以年来国内历次考古发掘及相关研究成果的认知前提，报道中所提及的“芯范”遗存与遗迹，也已十分形象的确证了这一铸造作坊的存在。
完全有理由相信，在跨越半个多世纪之后，从侯马、新郑、洛阳，到新近发现的官庄遗址，大量空首布实物、钱范（外范与芯范）及铸币作坊的一系列发现，都将为中国早期铸币史提供更为充分完整的珍贵史料，也将为国人深入了解这一古奥历史展现出更为生动丰富的细节信息。
肖伊绯
刊于《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