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私的基因”到商业实践进化

文/姚斌

查理·芒格先生曾经说他在无意中读到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让他如获至宝。我也深有同感。芒格认为,《自私的基因》是现代达尔文主义集大成之作。如果从来没有人给你介绍这本书以及这本书包含的思维方式,并且如果你对人类的状况具有任何知性好奇的话,那么这就是一本了不起的书。

理查德·道金斯是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和牛津大学教授,是当今最著名、最直言不讳的无神论者和演化论拥护者之一,被誉为继 19 世纪博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之后,现代版的'达尔文斗犬”。道金斯极力推崇进化论,希望把新达尔文主义发扬光大。但这一次不是从物种个体的角度出发,而是更深入一层,从基因的视角揭示了支配着宏观生物现象背后的普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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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私的基因》中的“自私”,并非直指人类道德意义上的自私,而是指的基因层面的自私,它的含义是:基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最大化自己的生存机会。每个基因都有各自的利益,基因之间、基因和生物个体之间都有可能产生利益冲突。更重要的是,这些自私的基因并不是生物用来保证自己生存繁衍的手段,恰恰相反,生物只是基因不断制造和传播自己的一个工具而已。基因才是自然选择和自我利益实现的基本单位,而不是生物。道金斯十分强调的是,基因组们并不需要以牺牲同伴或者他人的代价来换取自身的繁荣发展。相反,每一个基因在基因库里——生物体以性繁殖洗牌获得的基因组合们,以其他基因为背景,追求着自身利益。

自私基因的理论也是达尔文的理论,只是一种达尔文并未选择的方式来表述。道金斯认为,我们都是生存机器——作为运载工具的机器人,其程序是盲目编制的,为的是永久保存所谓基因这种秉性自私的分子。我们以及其他一切动物都是各自基因所创造的机器。其中,成功基因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其无情的自私性,这种基因的自私性通常会导致个体行为的自私性。虽然我们的基因可以驱使我们的行为自私,但我们也不必终生屈从。

生物进化以自然选择为动力,而自然选择是指“适者”的有差别的生存,也就是,某些实体存在下去,而另一些则死亡。如果一个种群的个体成员为了本群体的利益准备牺牲自己,这样的一个群体要比与之竞争的另一个将自己的自私利益放在首位的群体灭绝的可能性要小。因此,世界多半要为那些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个体所组成的群体所占据。在同个体竞争中那些短兵相接速战速决的搏斗相比,群体灭绝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甚至在一个群体缓慢地、不可抗拒地衰亡时,该群体中的一些自私的个体在损害利他主义者的情况下,仍可获得短期的繁荣。

达尔文主义的自然选择一般不直接作用于基因本身。DNA隐藏于蛋白质中,包裹于细胞膜中,与世隔绝,不为自然选择所见。所有基因看似相同,但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以及进而对生物体的不同外表与行为的作用。成功的基因对胚胎有良性影响。自然选择会偏爱某些基因而摒弃另一些基因,这取决于基因的作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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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是染色体物质的任何一部分,它能够作为一个自然选择的单位对连续若干代起作用。基因就是进行高度精确复制的复制基因。“复制基因”具有一种特殊的性质:能够复制自己。这种偶然性非常小,发生这种偶然情况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可以把这种千年难得一遇的情况视为不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你买足球彩票永远不会中头等奖道理。一个能够复制自己的分子,并不像我们原来想象的那样难得,这种情况只要发生一次就够了。它在复制的过程中也具有一个重要的特性: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也可能发生差错。但是,差错最终使进化成为可能。

复制基因在其复制过程中所造成的错误确实能产生改良的效率。改良的过程是积累性的。它可以加强自身的稳定性或削弱对手复制的稳定性。一个基因能生存100万年,但许多新的基因甚至连第一代也熬不过。少数新基因成功地生存一代,部分原因是它们运气好,但主要是由于它们具有一套看家本领,就是说它们善于制造生存机器。而生存机器的行为有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明显的目的性。

基因发挥的作用取决于它的环境,而在所有环境也包括其余的基因。有时,一个基因在一个特定基因在场的情况下发挥的是一种作用,而在另一组伙伴基因在场的情况下发挥的又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作用。一个个体的全部基因构成一种遗传气候或背景,它调整和影响任何一个具体基因的作用。当我们将基因视为公司体时,会获得无穷的联想。

在一个复杂的世界中,对未来做出预测是有一定风险的。生存机器的每一决定都是赌博行为,基因有责任事先为大脑编好程序,以便大脑作出决定多半能取得积极成果。在进化的赌场中,使用的筹码是生存,严格说来,是基因的生存。如果一些基因建立了灵敏的大脑,使它们在赌注中往往成为赢家,那么作为直接的后果,这些动物生存下去的可能性就更大,这些基因从而得到繁殖。

对于生存机器来说,合乎逻辑的策略似乎是将其竞争对手杀死,然后最好是把它们吃掉。然而,在一个庞大复杂的竞争体系内,除掉一个对手并不见得就是一件好事,其他的竞争对手很可能比你从中得到更多的好处。就比如你扑灭了某种虫害,有可能使得另一种虫害受益,结果你的境遇比以前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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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主义是人类发现的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如果你不了解理查德·道金斯的基本见解,那么实际上你就不可能恰如其分地理解达尔文主义。实际上,理查德·道金斯并没有发明什么见解,只不过在推广难懂的洞见方面,做得比其他任何人都好。因此,查理·芒格觉得《自私的基因》是一本了不起的书。

达尔文主义并不只是运用于生物学,其进化原理在商业中同样起作用。在事物功能和结构以及表现和发展方面,生物和商业有相似之处,因此进化领域一些理论可以用于评估公司和行业。一直以来,商业中所有行得通的东西都是通过“实践演化”的方法发现的。如同进化逐步发展了让动物得以良好生存的眼睛、翅膀和爪子以及行为方式,人类的企业也通过成败的筛选演化了它们的行为方式。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东西的运行非常好,但是没有人会采用从公理中推导几何定理的方式对他们从头开始思考。我们总是胡乱应对很多事情,重复那些有用的做法,而回避那些无效的。从长期来看,任何行为都是精巧的实践进化的结果。

以科特(Cort)公司为例,这家公司已经经营了很长时间。在它的人事体系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其他操作方面,科特也有很多实践进化。作为一个普通股投资者,当你评估公司价值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你是对实践进化的结果下注。有些公司就发展了比其它公司更好的进化系统。

举例来说,比如汽车租赁业务,这等于是汽车行业的科特,因为科特的业务是家具租赁。短期汽车租赁行业中,赫兹租车公司和企业租车公司全都通过实践进化创建了它们的人事系统、租赁系统、选址系统以及积分奖励系统,并且这些系统是与众不同的。这和生物系统就非常相像。换句话说,企业租车公司和赫兹租车公司就像经济生态体系细分族群中两个不同但相互之间非常接近的个体。通过实践进化,它们就像两种不同的蝴蝶,各自的生态体系全都让他们生存得很好,并在生态体系之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因此通过识别那些实践进化真正起作用的结果,普通股投资者可以赚很多钱。

在当代资本主义历史上,一个异常极端的例子就是特百惠公司。为了销售品质更好的塑料餐具,这家公司发展了一套“破坏心理操纵”的体系。当居迅·戴尔特(Jusin Dart)带着这个体系来到董事会要求董事通过的时候,有几个董事辞去了职务,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体系很蹩脚,他们不愿意让人察觉是他们批准了它。特百惠有很多“盈利点”,这些盈利点为特百惠公司贡献了数亿美元的利润,这种状况持续了几十年,但这家公司现在正面临困境,或许出现这种经营绩效的起伏也是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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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芒格的主旨是,有些人从来没有发明这个体系,但他们知道这个体系会起作用,就像居迅·戴尔特一样。尽管这个体系是实践进化的结果,居迅·戴尔特预测到该体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继续起作用,并且他还预测到有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体系非常蹩脚,因此对他敬而远之。无论如何,居迅·戴尔特决策让公司赚了很多钱。

所以,查理·芒格认为采取生物学的方式进行推理,可以帮助投资者在投资方面做得更好,这是因为他觉得投资者经常从各个公司身上找到实践进化的结果,这种结果将为投资者指出赚钱的机会,而这些机会是投资者通过基本的原则或类似的原理不能得到并予以识别的。因此,查理·芒格认为投资者应该采用生物学的思考方式,就像特百惠公司的居迅·戴尔特做的那样。通过这种方式,投资者可以赚到很多钱。芒格说,如果他们不喜欢科特公司文化的话,他们就不会买了这样的公司。科特公司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实践进化过程。

采用实践进化来解决棘手的问题,只是所有模型中的一种。查理·芒格认为每个人都能采用。但前提必须掌握所有重大学科的主要思想。在大部分棘手的人类问题中,必须要有能力使用所有的主要思想,而不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人们学习的都是单一学科的知识,比如经济学、机械工程、市场营销或者投资管理等等,因此人们掌握的模型数量很少,然后无论他们走到那里,他们都试图以有限的模型来解决他们碰到的所有问题。他们真的不是很明白如何将他们的模型与其他人的模型搭配使用。

查理·芒格说他的方法就是这么简单:把所有重要的模型全部掌握并且像惯例一样使用这些模型,而不是你刚好接受过训练的少数几个模型。他一直都很喜欢一句古老的谚语,“对一个拿着斧头的人而言,所有的问题在他眼中都是钉子。”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是非常愚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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