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静坐的国学大师钱穆：我的打坐经验

余时正学静坐已两三年矣。忆某一年之冬，七房桥二房一叔父辞世，声一先兄与余自梅村返家送殓。尸体停堂上，诸僧围坐颂经，至深夜，送殓者皆环侍，余独一人去寝室卧床上静坐。忽闻堂上一火铳声，一时受惊，乃若全身失其所在，即外界天地亦尽归消失，惟觉有一气直上直下，不待呼吸，亦不知有鼻端与下腹丹田，一时茫然爽然，不知过几何时，乃渐恢复知觉。又知堂外铳声即当入殓，始披衣起，出至堂上。余之知有静坐佳境，实始此夕。念此后学坐，傥时得此境，岂不大佳。

回至学校后，乃习坐更勤。杂治理学家及道家佛家言。尤喜天台宗《小止观》，其书亦自怀天桌上得之。先用“止法”，一念起即加禁止。然余性躁，愈禁愈起，终不可止。乃改用“观法”，一念起，即返观自问，我从何忽来此念。如此作念，则前念不禁自止。但后念又生，我又即返观自问，我顷方作何念，乃忽又来此念。如此念之，前念又止。初如浓云密蔽天日，后觉云渐淡渐薄，又似得轻风微吹，云在移动中，忽露天日。所谓前念已去，后念未来，瞬息间云开日朗，满心一片大光明呈现。纵不片刻此景即逝，然即此片刻，全身得大解放，快乐无比。如此每坐能得此片刻即佳。又渐能每坐得一片刻过后又来一片刻，则其佳无比。若能坐下全成此一片刻，则较之催眠只如入睡境中者，其佳更无比矣。余遂益坚静坐之功，而怀天亦习其自我催眠不倦。

一日，余站梅村桥上守候自城至荡口之航船，唤其停靠。余上船，坐一老人旁。老人顾余曰，“君必静坐有功。”余问何以知之，老人曰，“观汝在桥上呼唤时，双目炯然，故知之。”余闻言大慰。 ——钱穆先生《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钱穆（1895—1990），现代历史学家，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江苏无锡人，字宾四。九岁入私塾，1912年因家贫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后曾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员。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易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 　　

钱穆居北平八年，授课于燕京大学、北大等名校，并在清华、北师大兼课，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磋。抗战军兴，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武汉、华西、齐鲁、四川各大学。撰写《国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1949年秋，出任香港亚洲文商学院院长。1950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使流亡学生得以弦歌不辍，因办学有成，获香港政府尊崇，于1955年获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60年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获赠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1965年正式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应聘马来亚大学任教。1966年，钱穆移居台湾台北市，在“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任职，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晚年专致于讲学与著述。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谢世后，家人将其骨灰散入茫茫太湖，以示归家。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　　 　　

钱穆是完全靠自修苦读而在学术界确立地位的一个学者。其治学颇受“六经皆史”思想的影响。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历代思想家及其思想源流的研究和考辨，均自成一家之言。提出，先秦时期，儒、墨二家是后来诸子各派的发端，由此分源别派，旁通四达，互相中国古代文化的源流。他在儒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非常突出。此外，钱穆对宋明理学尤其是朱熹之学、对清代学术尤其是乾嘉学派等，都有很深的研究。在历史研究中，重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和悠久的传统， 钱穆重视探求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精华，并给予其以高度评价，他认为“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其生机”。晚年的钱穆比较偏重于文化哲学的研究，并就中西文化的问题作了很多深入的思考，他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有了新的体认，并“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即在此。”钱穆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

钱穆妻子钱胡美琦回忆，她与钱穆刚刚结合时，钱穆“整天在学校，有应付不完的事；下班回家一进门，静卧十几分钟，就又伏案用功。有时参加学校全体旅游，一早出门，涉海、爬山，黄昏回家，年轻人都累了”，但钱穆却只休息十几分钟便可以伏案工作。 钱穆曾记载：“ 余时正习静坐，已两三年矣。......。忽闻堂上一火铳声，一时受惊，乃若全身失其所在，即外界天地亦尽归消失，惟觉有一气直上直下，不待呼吸，亦不知有鼻端与下腹丹田，一时茫然爽然，不知过几何时，乃渐复知觉。

…… 余时锐意学静坐，每日下午四时课后必在寝室习之。…… 其时余习静坐功夫渐深，入坐即能无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