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东坡背弃誓言，看诚信文化与契约精神
北宋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刚刚从命悬一线的“乌台诗案”脱身的苏东坡，带着满身疲惫和一家老小，踉踉跄跄地来到了黄州。
黄州对苏东坡是非常重要的一站。散文名作《前后赤壁赋》、书法神品《寒食帖》等重要创作，还有那个比苏轼更加响亮的名号“东坡”也是黄州这块土地所赐。
苏东坡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多面体，作为官员、文人、男人的他，都在黄州这块大地上有舍有得。而苏东坡以另外两个身份：医学家和真朋友，在这里也经历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苏东坡原来有个乡党名叫巢谷，这人文武双全且性格豪爽正直，是一个颇具侠士风范的汉子。两人或许是意气相投，或是乡土情结，虽然文献资料里对这两个人的交往的来龙去脉没有详细记载，总之是两人在之前是有一定的交情的。
有一天，巢谷来到了苏东坡在黄州的家里。所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个任侠使气的好汉巢谷，很有可能在某个地方因为路见不平而闯了祸，成为亡命天涯的逃难者。听说苏东坡也在黄州，就有了投靠故友的念头。
苏东坡的反应没有让巢谷失望，一方面有前面的交情垫底，有点“他乡遇故知”的味道；另一方两人在这种情形下相遇，也算是“同是天涯沦落人”；其三，以苏东坡的宽厚仁慈，也很难忍心拒绝一个落难者的求助。
苏东坡将巢谷收留在自己家里避祸，又让自己的两个儿子拜巢谷为师，学文习武。表面看，让一个落难之人当自己孩子的家庭教师，似乎有点趁火打劫的意思，但实质上这也是苏东坡做人艺术的体现。用这个办法，可以让巢谷心安理得地待在自己家里，免去对方的亏欠感。
古人是非常重视“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苏东坡的收留之情、庇护之德、救命之恩，巢谷怎么可能因为当过几天的私家教师而真正心安理得呢？他当然想通过某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恩。用武艺帮助苏东坡去除政敌？苏东坡显然不屑这样的“帮助”；巢谷金钱似乎也匮乏，实在想不出一个合适的方式。
巢谷思前想后，想起了苏东坡的另一个身份：医学家。长期的底层为官经历，苏东坡深知疾病给贫苦百姓带来的痛苦和负担，解除病痛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医药救治。所以，苏东坡有个特别的“爱好”就是收集各类民间验方、偏方和单方。
恰好巢谷就有一个祖传下来的秘方。秘方总给人一种很神秘的感觉，一方面是内容神秘，另一方面是传承神秘。自古以来，但凡有秘方、绝招、秘笈的，都有一个铁一样的规矩：传男不传女，传里不传外。外姓之人是很难染指秘方的传承的。
古人对待秘方的这种态度，很为今天的人所诟病，认为正是这种“自私”的传承规矩，才让很多精粹和瑰宝并没有最大化地发挥其价值，甚至逐渐失落在时间的长河里。
这其实是一种绝对的偏见。在一个公共利益无法覆盖个体利益，个体无法共享公共利益的时代，一个人最优的选择就是首先保证个体利益，为自己的子孙、家族或者门派，在艰难中多争取一点生存的资源。
巢谷愿意违背祖先的训导，将秘方给苏东坡，这既是知恩图报的侠士之气的绽放，也是出于对苏东坡人格的敬仰，也或许是他认为这个秘方唯有到了苏东坡手里，才能更大地发挥价值。但他有一个条件，苏东坡必须发下重誓，绝不将秘方外传。
在崇信儒家“天人感应”思想，坚信万物有灵、因果报应的时代，古人是极为重视誓言的，即便是最为狡猾无赖的匪徒，也相信违背誓言会遭受相应的惩罚，付出类似生死寿夭、子孙后代、声名德行等代价。否则，誓言便没有了威慑性和约束力。
这个情节颇耐人寻味。巢谷情愿送出秘方，且带有报恩的情愫，似乎不应该附带条件；苏东坡是那种“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大丈夫、硬汉子，从古以来的文人也多多少少会有点清高自许，以一贴药方逼迫或者“引诱”其发下重誓，于面子上、情理上也似乎不合适。
须知巢谷违背祖训外传秘方是要背负道德成本的，所以他要求接收方苏东坡立下重誓，也显现出了秘方的价值和巢谷内心强烈的道德感。而苏东坡也并非一般文人那般骄矜，这也似乎正是苏东坡在古今无数文人之中卓尔不群、不落俗套之处，在怜悯苍生、救世济苦的大慈悲跟前，个人的小情愫、面子乃至生死荣辱又算得了什么？
指着滚滚东去的长江，苏东坡发下了重誓。可惜誓言的具体内容没有被文献资料记载下来，估计大体类似“天地为证，日月为凭”，誓言指向的对象也一定不是“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之类与己无关的事物，因为这多少有点糊弄朋友的意思。苏东坡一定是以自己最为在乎的某种生命属性作为履行誓言的“抵押”。
然而，再沉重、宝贵的“抵押品”也没有约束这则誓言的执行，苏东坡还是失信了。苏东坡任职的黄州，很快就发生了瘟疫，而他从巢谷那里所接手的秘方“圣散子”，却是一剂在防疫方面有奇效的药方。
药方最大的价值就是解除病人的痛苦，与其将秘方藏在箱底发霉，还不如让其物尽其用，在合适的时机发挥最大的价值。没有太多的纠结和徘徊，苏东坡忘却了长江为证的誓言，将秘方传给了名医庞安常，并叮嘱庞安常将秘方写进医书，以便传之后世，这也等于秘方从此完全解密，公开传播了。
中国儒家建立的道德伦理，将“仁义礼智信”称之为“五常”。“五常”到了西汉大儒董仲舒被补充和确立，如同日月星辰的运行，在天地就是法则，在人世就是立身的根本。
“五常”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缺一不可。“信”虽然排列在最后，但在古人的哲学里就如同承载万物的大地，应该深厚沉重、坚定不移，也被看作是其他四种德行赖以存在的基础。在《西游记》里，尚且不是“人”石猴，也喊出了“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更何况一个具备了完整人格的人，一个在当时的朝野负有盛名的苏东坡？从私德的角度，苏东坡对朋友背信弃义了，完全可以被认为是人格上的瑕疵。
“信”的本义是“人言”，意思是对人说过的话，引申义就是言出必行、有诺必践，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里对诚实守信作出的最基本的框范。
中国古代流传了许多诚信文化方面的典范，例如“黄金千斤，不如季布一诺”“曾子杀猪”等，这些都属于“人言”类的诚信，即说话算数。另外又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诚信故事“季子挂剑”。
春秋时期的吴国公子季札有一口名贵的宝剑，被徐国的朋友徐君看见，徐君表现出了非常喜欢的神态。季札有心将宝剑送给朋友，但由于他当时肩负出使任务，礼节要求他必须佩戴宝剑。
后来，季札完成了出使任务，就原路返回，并前往徐君家里将宝剑赠送。可惜等到季札到来的时候，徐君已经因病过世。哀伤之余，季札将宝剑挂在徐君的坟头离去，表示将宝剑赠送给了朋友。
在诸多的诚实守信典故里，“季子挂剑”最独特的一则。按照传统“言出必行”的诚信准则，徐君没有开口索要，季札也没有对朋友作出任何言语承诺，即便有也仅仅是心愿。心愿是未表达的主观意识，唯独自己知道，况且履约的相对人徐君也已经离世。
如果从现代法理学的观念看，双方没有达成语言和书面协定，即没有建立事实合约，季札并不需要为“心愿”负责而去履行，他不用背负任何道德谴责或者法律责任。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提出以“交换公平”为伦理基准的契约精神。从宽泛的意义上，契约精神的内容与中国传统的诚信文化有很强的相似性，两者都强调对约定的履行。然而，由于文化基调的差异，契约精神又不完全和诚信文化对等。
契约精神最早是针对强制约定而提出的，重在突出约定自由，即双方必须在平等、自愿、表达真实的基础上建立合约；而中国的诚信文化则要求无条件履约：即不管对什么人、因什么事、在什么情况之下，一旦承诺就必须执行。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侠客行》里，那个视诚信如命的谢烟客，曾经在武林派发玄铁令，凡拥有令牌者均可指使谢烟客办一件事。这其实就是中国传统诚信文化的极端表达，不论对方是谁（善恶忠奸、朋友还是仇敌）、出于任何目的（为善还是作恶）、要求谢烟客办什么事（行侠、犯罪、自戕），谢烟客必须无条件执行，否则便是失信。
这种情形在契约精神，特别是现代契约精神里，是不可能出现的。尽管诚信文化和契约精神都最后落脚在约定履行的强制性上，但契约精神从一开始建立约定就必须清楚真实、历历分明。
中国的诚信文化孕育和传承的社会基础是农耕文明，而契约精神产生的土壤是工商业文明。农耕文明强调伦理和人情，所以诚信文化就更加富有人情味，标的可以是物、可以是行为，也可以是情感；
约定的方式可以是口头、书面的，也可以像季札一样是“心愿”；最低层次的失信，可以通过法律裁决；中等层次的失信，用道德舆论谴责；最高层次的失信，会受到良心的折磨。
契约精神则直接指向具体的实物或行为，应用最广泛的领域在商业交易过程，失信必然伴随严重的社会、法律后果，基本是以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毫厘不爽、不可变更，有着“铁”的意味。
倘若具体到苏东坡的“失信”案例中，如果按照契约精神，苏东坡则必须为背弃誓言、泄密药方这两项行为付出一定的代价，甚至巢谷也可以提出某种赔偿诉讼。但如果放在诚信文化的框范里，苏东坡却丝毫没有被惩处、被谴责的理由。
“信”是“五常”的一部分，并非是全部，五常不可分割，诚信文化必须放在一个系统的道德伦理系统里，才是完整和有生命力的。“五常”的第一准则是“仁”，苏东坡并非出于私欲私利，而是为了世间大仁大爱背弃了诚信，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不但不会被谴责，还会受到赞颂。
总之，苏东坡本人似乎对这次失信行为是没有任何心理障碍的。他不但理直气壮地背弃誓言，转让秘方，还特意给编入医术的“圣散子”写了一篇序文，文中说“谪居黄州，比年时疫，合此药散之，所活不可胜数。”个人名利得失算什么，百姓“所活不可胜数”才是正道，这就是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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