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观的源头：读布罗代尔《论历史》
大历史观的源头
——读布罗代尔《论历史》
前阵子有个电视剧叫《人民的名义》火的一塌糊涂，里头有个情节说是大官高书记出轨找小三是因为小三读了《万历十五年》对明史有深入的了解，超过了自己的研究明史的原配妻子。
《万历十五年》是本畅销多年的书，翻开书本看重印的次数就能有直观的了解。黄仁宇先生一直强调要有大历史观，而这种大历史观的源头，就是这位叫布罗代尔的史学家，法国年鉴学派的领袖。
布罗代尔们的年鉴学派是新历史观形成的真正基石，与在此之前的历史相比，无论是东方的历史还是西方的历史，都没有像布罗代尔们那样让现代性和平民化真正成为历史的基石。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在他之后的历史研究，布罗代尔，总是绕不开的。
布罗代尔最有名的理论就是将历史分成三种时段：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中时段大概是要一个世纪左右才行，其实也并不是严格的时间，而是在某个大概有五十年到一个世纪那么久的时间里发生的一个地区的诸如人口激增一类的群体内部的大范围畸变，从而对历史进程造成了影响。比这个更长的时间段，诸如气候或者沧海桑田一类的东西就算是长时段，比这个更短的英雄人物搞事情一类的就是短时段。
布罗代尔的历史三段论，实际上让看起来在短期内起到了很大作用的，而到长时段看或许就无足轻重的历史记载的重要人物，淹没在茫茫的时间线索中。布罗代尔的意义之一或许就是他是人类进入现代之后的对历史的全新的，与现代性和平民化配套的历史理论。
历史理论以布罗代尔为分界，分成了前后两种社会功能完全不同的理论学科。学科划分与整个社会分工情况有关，在遭遇这样的分工之前，并不存在如今这样泾渭分明的学科界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史哲不分家的情况，是遭遇现代性冲击之前的思想常态。说司马迁是史学家，如果按照严格的历史分科来看，通古今之变算是这个意义上的史学，究天人之际和成一家之言就很难说了。既然是要追索史实，又何来成一家之言呢？更不要说无韵之离骚这个充满了文学色调的美名了。
实际上历史很难说是单纯的刘邦打败了项羽，王莽输给了刘秀。历史的叙述本身就包含着人们的价值理想，自我期许等等。否则孔子修春秋，乱臣贼子为什么要惧呢？自然是其中有褒贬，有颂有鄙的。当整个社会进入到众神隐退，人被连根拔起的时代，能够给人的生存生活以合理性的，历史，无疑是最重要的。
总有人说中国没有宗教，又有人反驳说那要看怎么定义宗教，这说法就像辩论赛里头两个蹩脚的辩手在争夺一个词的定义权以便争取主动一个样。其实我们应该问，西方社会中的宗教提供了怎样的社会功能，这种社会功能在中国社会是由什么来实现的。在中国，说祖先崇拜我觉得不恰当，更恰当的说，中国用文史哲不分家的这种复杂结构的哲理，通过历史叙述的方式，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意义参照系。所以，年鉴学派对历史学机械分科的状况的反抗，正是它要担负这样的社会功能的必然。
年鉴学派对原有历史学那种对重点人物的关注大加批评，认为那根本就是与历史学本身背道而驰的。在这一点上，我不同意年鉴学派对传统史学的批评。年鉴学派建立了新的研究历史的标准，并且用自己建立起来的这个新标准批评以不同的标准建构的传统史学，这几乎是鸡同鸭讲。我想，如果分析两种史学思想的不同，从他们之于他们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人们发挥者怎样的功能，或许更合适一些。
比如，传统史学，更多时候可以被看作是英雄史学，具体历史事件的成因都被归结到政治。军事，甚至个体性格上，那个读历史的人，通过阅读历史获得的也是应该有什么样的性格，应该认同什么样的施政理念。传统史学叙事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提供一套个体行为与世界之间的因果关系。虽然年鉴学派认为它是偶然性的，不重要的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传统史学发挥的作用是实实在在的。幻觉或许是假的，但幻觉的作用却有可能是实实在在的。
年鉴学派更像是科学史学或者叫应用史学，现代性导致的最重要的结果平民化，让每个个体好像都有了力量，却也同时让所有的个体都成了抽象的无差别的个体。崇祯怎么英明神武都没有用，在大势面前他无能为力。崇祯不行，崇什么来了也都不行。整个人类被作为一个由无数无差别的个体加总而成的整体而被重新理解。人肯定是在自然面前渺小的很，个体对看不见的手也无能为力，任其摆布。这种思想背景下的解释自然是更有效，解释能力更强。但是否更正确，却不好说。用年鉴学派自己的观点看，觉得自己更优，更重要的想法，也还是要加以警惕的，大势造就想法，大势重于想法？这可能要看站在谁的立场，是作为一个生物类别的人，还是作为一个具体的个人。
布罗代尔所否弃的事件的历史，如果用布罗代尔本人的理论来看的话，应该就是属于那种短时段内产生了巨大影响，却也仅仅是在那个短时段内“动静很大”的事件。石头入水，涟漪过后，平静如常。
东晋时期王家从兴到衰，谢家从兴到衰，桓家从兴到衰，谁跟谁又斗了富，谁又弱得禁不住风，指马为了虎。这些，就是事件的历史，就是那都付笑谈中的转瞬即逝的涟漪而已，并没有多少布罗代尔意义上的史学价值，反而很可能因为过分关注细节的跌宕起伏而失去了史学的真意。
布罗代尔历史理论中的结构和局势两个要素，如果放在把人类作为一个系统来理解的话，系统所处的外部环境就是结构，外部环境会影响系统的形态和走向。系统内部的运作性质及其运作过程就是局势。
崇祯时期全球的动乱状况可以用自然环境的变化来解释，这是结构。中国的耕地相对固定，种植作物种类和作物的产量相对固定的情况下，人口膨胀到一定程度而后周期性的改朝换代，就可以被视为一种大一些的局势。内部结构大体不变，运作机理大致相同的情况下，某些要去（特别是人口）发展到一定的量，只好找办法削减量，以便这套逻辑继续玩儿下去。历史，最重要的历史，则是隐潜其下，悄然积累进而改变结构或是调整运行机理的那些因素，比如工业革命前后英国，又或者外来强力强加的转变，比如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有过大概这样的说法：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我想其实这样的说法并不限于哲学，曾经有人把哲学定义为从一个点出发通过不断的问为什么而进去的一种境界。庄子中的庖丁解牛中的神乎其技，最终，也是近于道的。
布罗代尔生活的时期，科学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力量，贸易让整个世界更紧密的连接为一个整体，人类开始有能力把目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场域，有条件和工具在更为整体性的视野看待整个人类的历史。布罗代尔们充分的利用了这样的条件，完成了对人类认识的拓展，在他们那个时代，他们足以为他们的成就而自豪，也值得我们后来人钦佩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