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魏苏绰的“六条诏书”

南北朝时期，北魏分裂为西魏、东魏后，双方长期处于敌对状态，东魏据有原来北魏的统治核心区，地广人多，兵强马壮，而西魏偏处关西，地瘠民贫，军力也远弱于东魏。为扭转不利局面，西魏掌权者宇文泰重用苏绰进行改革，苏绰将改革要点归为六条，上奏后颁行，是为“六条诏书”。
　　重视思想。“先治心”，历代改革者，往往首先注重如何富国强兵，如何横扫八方，重视的都是经济方面、军事方面，典型的就是《战国策》中的策士。但苏绰却讲“先治心”，改革要思想先行，这是苏绰的高明之处。“是以前世帝王，每称共治天下者，唯良宰守耳”，“凡治民之礼，先当治心”。那么，如何“治心”呢？“是以治民之要，在清心而已”。如何“清心”呢？并非否定人的物质欲望，“夫所谓清心者，非不贪货财之谓也”。“治心”、“清心”，是要解决思想上的问题，思想上的问题解决了，行动才能有正确的指引，“乃欲使心气清和，志意端静。心和志静，则邪僻之虑，无因而作。邪僻不作，则凡所思念，无不皆得至公之理”。治国理政者作好了表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率至公之理以临其民，则彼下民孰不从化”。这也是苏绰为什么要把“先治心”摆在第一位的原因，“是以称治民之本，先在治心”。
　　重视教育。教育的重要性是使风俗、人心发生变化，“然性无常守，随化而迁。化于敦朴者，则质直；化于浇伪者，则浮薄。浮薄者，则衰弊之风；质直者，则淳和之俗”。教育进而会影响社会的治乱兴亡，“衰弊则祸乱交兴，淳和则天下自治。治乱兴亡，无不皆由所化也”。教育是事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大事，教育要起到正确的导向作用，“教之以孝悌，使民慈爱；教之以仁顺，使民和睦；教之以礼义，使民敬让”。教育的目的达到了，那教育的效果就会显现，“慈爱则不遗其亲，和睦则无怨于人，敬让则不竞于物。三者既备，则王道成矣”。这就是重视教育的原因，古圣先王致天下开太平，莫不如此，“此之谓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风易俗，还淳反素，垂拱而治天下以至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谓要道也”。
　　重视民生。当时最大的民生，就是吃饭，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苏绰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指出，“人生天地之间，以衣食为命”。要让老百姓吃饱饭才行，“是以古之圣王，知其若此，故先足其衣食”。粮食问题是国家的根本，任何时候都是这样。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乃至世界的文明史，王朝的兴衰成败大多是和粮食问题相联系的。现代国家往往没有古时候惨烈的王朝更替情况，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科技进步解决好了吃饭问题。吃饱了饭，才能干好事。这也是做好其他事的先决条件，比如说教育，“故先足其衣食，然后教化随之”。苏绰非常重视老百姓的安居乐业问题，对此可以说到了不厌其烦的地步，强调要让老百姓有工作，这样社会才能稳定，连男女老少该做什么事情，都说得很清楚，“无问少长，但能操持农器者，皆令就田，垦发以时，勿失其所。及布种既讫，嘉苗须理。麦秋在野，蚕停于室，若此之时，皆宜少长悉力，男女并功，若援溺、救火、寇盗之将至。然后可使农夫不废其业，蚕妇得就其功”。
　　重视人才。“六条诏书”里面篇幅最大的部分，就是讲选人用人，可见苏绰对选人用人的重视，“上至帝王，下及郡国，置臣得贤则治，失贤则乱，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虽然苏绰自己出身门阀，其家族从曹魏时起历代都担任朝廷两千石以上的官职，但对魏晋以来在选人用人上只重视出身的门阀制度，毫不留情地进行了批评，“自昔以来，州郡大吏，但取门资，多不择贤良”、“夫门资者，乃先世之爵禄，无妨子孙之愚瞽”、“若门资之中而得愚瞽，是则土牛木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对于历来为统治阶级所轻视的普通“刀笔吏”，也就是出身普通的政府工作人员，苏绰给予了高度重视，“若刀笔之中而得志行，是则金相玉质，内外俱美，实为人宝也”。那么怎么选人用人呢？既不看出身，也不看年资，就看是不是人才，是人才就用，不是人才就不用，“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荫，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养而为卿相，伊尹、傅说是也，而况州郡之职乎。苟非其人，则丹朱、商均虽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况于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官人之道可见矣”，这就是选人用人的原则。
　　重视法制。法制得当，社会安定；法制失措，社会动乱。苏绰指出“赏罚得中，则恶止而善劝；赏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民无所措手足，则怨叛之心生”。苏绰特别强调执法者要知法守法，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再好的法律也要靠人来执行，执法的人出了问题国家肯定要出问题，“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夫戒慎者，欲使治狱之官，精心悉意，推究事源”，执法过程必须慎重，慎之又慎。苏绰强调要慎用刑罚，“明必不得中，宁滥舍有罪，不谬害善人也”，这是具有超前的进步意义的。苏绰还指出滥用刑罚会导致严重的不良后果，“夫人者，天地之贵物，一死不可复生”、“凡伐木杀草，田猎不顺，尚违时令，而亏帝道；况刑罚不中，滥害善人，宁不伤天心、犯和气也”。
　　重视税收。苏绰充分认识到了税收的重要作用，“国而无财，位不可守。是故三五以来，皆有征税之法。虽轻重不同，而济用一也”。苏绰强调税收的公平性，“夫平均者，不舍豪强而征贫弱，不纵奸巧而困愚拙，此之谓均也。故圣人曰：‘盖均无贫’”。苏绰指出，税收不能只重视收税，还要重视发展经济，只有经济发展起来了，税收才能源源不断，“然财货之生，其功不易”、“必须劝课，使预营理。绢乡先事织纴，麻土早修纺绩。先时而备，至时而输，故王赋获供”。不然，税收就是无源之水，就会导致问题丛生，“如其不预劝戒，临时迫切，复恐稽缓，以为己过，捶扑交至，取办目前。富商大贾，缘兹射利，有者从之贵买，无者与之举息。输税之民，于是弊矣”。苏绰特别强调“租税之时，虽有大式，至于斟酌贫富，差次先后，皆事起于正长，而系之于守令”，用人得当，“则政和而民悦”；用人不当，“则吏奸而民怨”。苏绰还指出征税要体察纳税者的实际情况，要体恤民力，不然的话，“不存恤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
　　“六条诏书”比起历史上其他重要改革的相关文件，短小精干，却又切实可行，西魏因之日趋强盛，后来宇文氏取代西魏建立北周，进而灭取东魏而代之的北齐，为隋朝统一全国，继而为后来开启的大唐盛世奠定了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