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大学 | 西北联大：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段传奇

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有一所存续了仅仅1年零4个月的大学——西北联合大学。

这所在抗战期间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北平研究院等共同组建的联合大学，和西南联大双峰并峙，双水并流，南北呼应，延续了中国现代教育的火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从平津到西北——将中国高等教育向西推进了一千公里

从平津到西北

1937年7月7日的七七事变，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大幕。7月29日，北平沦陷。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的数理学院和文学院分别成为日军的警备司令部和空军司令部。当时北平师大给世界学生会《抗战中的大学》刊物提交的中英文稿件记载：“日军对于校中什物任意破坏，或升火为炊，或遗弃满地，即便学生私人书籍行李存置学校库房者，亦横遭抢劫盗卖。”

大学，在北平是办不下去了。在日本不断扩大侵略的严峻形势下，许多人对北平师大的前途感到担忧。时任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先生说：“我可以告诉诸君，如若万一无办法时，在北平不能办大学，在别处仍可以办。到那时，组织规模或者不能与现在一样，而生命则无论如何是不会断的。”

“生命无论如何是不会断的”，这是国难危亡之际，当时的知识精英们普遍坚持的信念。

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电令“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从平津到陕西，由于华北陆路被日寇封锁，师生不得不冒着被日军搜捕的危险，先向南、再向西、向北绕一个大弯来到西安。

最终，来到西安的学生有1553人，教师159人。当时，学生们住的是大通间的上下铺，教师则分散住在全市，不少人往往要步行20里路去上课。

当时的西安临时大学，没有图书馆，没有实验室，也没有体育场。即便如此，师生们仍然坚持上课，还在课外举办政治、技术、军事、看护四种训练，也经常有进步人士做团结抗日的报告，学生们也自发组成歌咏队、漫画班、话剧团等，在西安及关中城乡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1937年11月9日，太原沦陷，西安告急。1938年3月6日，西安临时大学编为1个参谋团、1个大队，下分3个中队、14个区队、106个分队，过渭河，渡柴关，涉凤岭，越秦岭，再次迁往汉中，改称“西北联合大学”。

这时的西北联大，设有6个学院23个系，分布在三县六地。其中，大学本部及文理学院设在城固县城考院，教育学院全部及工学院大部设在城固县城文庙，法商学院设在城固县原简易师范旧址，体育、地理、土木三系和附设高中部设在古路坝天主教堂，农学院在沔县武侯祠，医学院设在居民聚居区，不分系。

1938年7月，根据教育部令，学校将工学院、农学院独立设置，农学院迁往陕西武功，工学院设在城固县南古路坝。

1938年，李蒸等西安临时大学负责人率领师生徒步由宝鸡转赴城固

1939年8月，西北联大再次改组，由文、理、法商三学院组建国立西北大学，医学院独立设置，称国立西北医学院，师范学院独立设置，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西北联大从而有了国立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师范学院5校。

抗战胜利后，这些学校除西北工学院、西北师范学院一部分迁回北平、天津、河北，复校为北洋工学院、北平师范大学和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外，其他所有分置院校都留在西北，使得西北的高等教育体系很快成熟。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西安与北京、上海一样，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三个中心之一。

在今天，我们重温西北联大的校歌，就是在重温这所大学的历史意义之所在：“并序连黉，卌载燕都迥。联辉合耀，文化开秦陇。汉江千里源蟠冢，天山万仞自卑隆。文理导愚蒙；政法倡忠勇；师资树人表；实业拯民穷；健体名医弱者雄，勤朴公诚校训崇。华夏声威，神州文物，原从西北，化被南东。努力发扬我四千年国族之雄风。”

而在今天的西北大学校园内，仍然矗立着一座碑，铭文是“公诚勤朴”，这也是当年西北联合大学的校训。

“公诚勤朴，是西北的性格，是黄土的品质，追求的是无华的伸展，内在的安详。似乎没有迎接天降大任的准备，却时刻等待着种子的光临。西北联大的校训'公诚勤朴’，与西南联大的校训'刚毅坚卓’，恰恰互补性地反映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西北大学前校长方光华教授如是说。

西北联大（西北大学）校训

扎根西北，放眼世界

抗战结束后，西北联大的主体部分分解为国立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师范学院等5子校，永久地留在了西北，奠定了中国大西北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5所学校演化出了几十所西北高校，涵盖了文理、政法、军工、农林、师范、医学等多个学科门类。可以说，现在西北地区的大多数高校，或多或少，都与西北联大有着血缘关系。

站在今天的视野下，西北联大独有的历史功勋，就在于对整个西北地区高等教育布局和发展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可以看做是上世纪我国的一次“西部教育大开发”。

当时曾有人这样评价：“改组西北联合大学，目的就是使它们成为西北自身所有、永久存在的教育机关。”而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则逐渐意识到西北联大对“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水平”的重大意义，因而在抗战胜利后，屡次劝退了各类复校的申请：“西北联合大学系经最高会议通过，尤负西北文化重责，钧以为非在万不得已时，总以不离开西北为佳。”

扎根西北，传承文化，放眼世界，就成了西北联大及其分校一直坚持的办学理念。

如今看来，大西北的开发在教育、科技、文化领域成效显著。如果再联系解放初期的三线建设，一大批军工、化工、航天、石油企业纷纷在西北落户，都与西北地区良好的人才培养体系、科学研究体系、基础教育体系密不可分。

后来，国家从西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学校又抽调了不少力量，组建了西北地区的其它高校。如从西北大学派生出的西安外国语学院、西安地质学院、西安政法学院，由西北工业大学派生出的西安科技大学、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等。

留在西北，永久地留在西北，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值得景仰！更何况，在西北联大的身后，诞生了覆盖整个西北的郁郁葱葱的大学之林！

古路坝的灯光

古路坝，是陕南群山中间的一块平地，距离城固县城好几十里，交通、生活、学习条件最为艰苦。

今天，在古路坝，还有一座残存的天主教堂，它，就是当年国立西北工学院的校园。

西北联大办学场所之一：古路坝天主教堂

西北工业大学的傅恒志院士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教室是泥房，教授上课经常没有粉笔。在当时的'三坝大学’中，是条件最差的，被称为'地狱’。但就是在这'人间地狱’，你可以感受到中华民族的脊梁、中国人的志气。面对中华民族存亡之秋，个人是家破人亡，从关外流浪到关内，好容易有个立足之地，还有学可上，所以大家无不刻苦学习，老师呕心沥血，深怕给学生教得少了。”

那时没有电灯，都是蜡烛和煤油灯，由于“开夜车”的人你来我往，所以教室里灯一直亮着，从远处看，七星寺彻夜灯火，所以有了“七星夜读”的美称。就是在这种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西北工学院的学生连续三年考取公费留学的人数在当时的全国各大学中排名第一。

正是古路坝的这一盏灯火，照亮了那些暗夜里西北明净的天空，将教育的火种，撒播在了大西北广袤的沃野上，生生不息，形成了燎原之势。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以西北工学院为代表的西北联大5子校，群贤毕至，大师云集。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到1946年间，西北联大和其5子校，有505名教授、1489名员工的教职工队伍，培养的毕业生达9257名。教师中有一大批各个专业方向的名家。他们用大量的研究成果，奠定了西北联大各校在中国现代学术史、教育史以及文化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在国难时期传承延续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命脉，鼓舞了整个民族的自信，为抗日战争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城固西北联大校舍

而更多的青年学子，以苦为乐，组织开办多样的娱乐活动，充实精神，搞话剧、搞歌唱、搞诗歌创作，教师安贫乐道，没有钱也以教书为乐，千人名校秩序井然。就在这种情况下，全校师生员工还捐款抗日，支援前线。

至今，在我国的航空航天领域，西北工业大学依然是无数学子仰望的高地。在西安、成都、沈阳三个飞机设计研究所中的总工程师、特级专家以及国家三大奖的获得者中间，西工大的毕业生占了60%。从小型直升机、单人飞行器到歼—10战斗机和第一架高空无人侦察机，从第一代声纳到先进的水下航行器，西北工业大学填补了新中国航天、航空、航海等领域的诸多空白，创造了不计其数的第一。

西工大现象产生的内在原因就是秉承了“坝上长夜，七星灯火”的优秀传统，形成了“'三航’报国，国家至上，国防第一”的办学理念。师昌绪院士更为简洁地总结为“爱国心、救国心、报国心”。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院内的老教学楼

1934年4月20日奠基的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教学大楼，标志着西北现代农业教育由此开篇。1938年6月，国民政府决定西北联合大学农学院、河南大学农学院畜牧系与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组建国立西北农学院，后发展成今天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著名小麦育种学家、与主攻水稻杂交的袁隆平并称“南袁北赵”的赵洪璋等一大批现代中国农林、水利、畜牧等事业发展中的开创性人物，就从这里崭露才华，释放能量。

而在西北联大的大本营继续办学的国立西北大学，则把传承五千年灿烂文明、融汇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建设祖国辽远西部三大责任扛在肩上，在历史、考古、地理、地质等学科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

西北联大5子校中的西北医学院，在抗战时期，一边坚持上课，一边建立附属医院给老百姓看病。1945年抗战胜利后，西北医学院与西北大学合并，改称国立西北大学医学院，在多次的院系调整中几易校名，本世纪初并入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医学院不仅为西北地区培养了大量的医疗卫生和医疗科学方面的学术带头人，而且带动和引领了大西北医疗卫生事业的现代化进程。

西北联大的另一个分支——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当时也在城固办学。1940年4月，鉴于城固地处偏僻，且高校太多，而甘肃高校太少，迫切需要培养中学师资以发展教育，国民政府令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再次西迁至兰州。

这一西迁的意义就在于，把优质的师范教育向西推进了1000公里，把高质量的教师培训向西推进了1000公里。

首任院长李蒸，正是秉持了“师范教育为一切教育之母”的理念，竭力维护师范教育制度，始终坚持师范教育的独立性与必要性，使得西北师范学院在兰州办学的十余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1945年2月，李蒸调重庆任职，在离开兰州时，各界人士相聚送别。《西北日报》专门发表短评：“李氏主持师大14年，桃李遍天下，而近数年来以拓荒者的精神，为西北师院惨淡经营，劳怨不辞，备历艰苦，卒有今天的规模……他这种苦干不懈，始终如一的精神，在今日这尚浮夸，不务实的社会上，确实难能可贵。”

“我们学校从抗战期间的北平一路走来，一路向西，三迁校址，两越秦岭，数易校名，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自小而大、顽强成长的一个缩影。70多年扎根西北，培养了20万学生，绝大多数留在西北，留在最艰苦的地方服务基础教育，自觉地将自己的一生与这片贫瘠、落后的土地联系在一起，自觉地从事教育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行业，靠的就是爱国进步、自强不息的奉献精神和奋斗精神，而这个精神的源头仍然要追溯到西北联大。我们和其他从西北联大分离出来的高校一样，秉持了一份爱国心、救国心、报国心。我们是教育报国、教育救国。”西北师大校长刘仲奎教授如是说。

又见树木，又见森林

《体育锻炼与指导》：西北师院体育系教授袁敦礼、董守义，副教授杨杏田，西北大学体育教授王耀东、刘月林，西安外语学院体育教授艾子高，西北农学院体育教授李克仁，陕西省体总分会庞紫石和西安一中体育教师吴玉和等9人组成。

西北联大将高等教育移入广袤的西北大地，在之后的短短8年时间里，使得这里具有了师范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和综合性大学这样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也使得原本无一所“规模宏阔之大学”的西北地区，一时云蒸霞蔚、名家荟萃，真可谓“于斯为盛”。

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到1946年间，西北联大和其5子校，有505名教授、1489名员工的教职工队伍。教师中有一大批各个专业方向的名家：国文系黎锦熙开创拼音方案研究，所著《方志今议》被奉为现代方志学的“金科玉律”；外文系曹靖华号称现代苏俄文学研究第一人；考古系黄文弼首次论证楼兰、龟兹等古国的位置，填补了当时的考古空白；地质系张伯声的地壳波浪状镶嵌构造学说被公认为地质构造5大学派之一；农学院汪厥明是我国农业统计学创始人；医学院蹇先器是我国皮肤性病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师范学院辛国梁则首开我国家政教育……他们大量的研究成果，奠定了西北联大在中国现代学术史、教育史以及文化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在国难时期传承延续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命脉，鼓舞了整个民族的自信，为抗日战争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先生们的所言所行，在当时，影响了一个时代的青年，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文化。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些为传承文脉、兴办教育、启迪民智而奔波一生的先生们，作为教育的灵魂、大学的脊梁，在现代，在当下，仍然是我们高山仰止的鲜活指标。西北联大先后培养的9257名莘莘学子，就在这样的良好办学氛围中，以苦为乐，组织开办多样的娱乐活动，充实精神，搞话剧、搞歌唱、搞诗歌创作，千人名校秩序井然。

抗战胜利后，西北联大5子校的主体，永久地留在了大西北，推动了西北高等教育的生长和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北地区的教育面貌，为日后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这是其他内迁高校所未有的，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堪称奇迹。

而回到平津冀三地复校的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河北女子师范学院等高校，不仅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了昔日的辉煌，发扬光大了西北联大“爱国进步、公诚勤朴”的优秀传统，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坚守着西北情结，始终关注着西北地区的教育，以对口支援等多种方式，绵延不断地支持着西北高等教育的继续发展。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董守义：筹建西安体育协进会

“日寇今日之所以敢侵略我国，原因殊多，但视我国民为'东亚病夫’，不堪一击，亦为原因之一。”从事体育工作多年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认为，必须让体育走出校门，推进全民体育运动，让世人认识到体育在“强国强种”中的重要作用，而如果有一个组织义务来干这些事，于国于民都是功德无量的。

1943年，董守义返回西安，积极游说当时西安各界人士及上层机构，成立了西安体育协进会，参会人数达二三百人，选举史国华、刘世明、何集中等9人为理事。其后，协进会在北大街体育场举行了垒球表演赛，对西安地区开展这项运动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在此期间，董守义先生身体力行，曾组织联大师生成立抗战宣讲团，徒步翻越秦岭，赴陕南开展多种形式的宣讲活动。先生为我国体育教育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为国家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体育英才。

李蒸：切望青年奋发请缨

抗战期间，在国民政府号召全民从军运动之始，李蒸先生在西北师院发表演讲，力挺这一举措：“今后决定性之战争，须赖高度科学技术与最新式武器之运用，知识青年，已有科学基础，再施以短期的现代化军事训练，则杀敌致果，不成问题，切望中等以上学校身体强健的青年，均能奋发请缨。”

1944年11月3日，甘肃省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成立，省主席谷正伦兼任主任委员，聘请李蒸等14人为委员。不久，李蒸领衔联合兰州各大专院校，给蒋介石上书，陈明兰州教育界响应从军运动。11月17日，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来函嘉奖：“藉悉发动员生响应从军运动，不遗余力，殊堪佩慰，尚希扩大宣传，积极倡导，以观厥成为荷。”

方永蒸：“十八罗汉”捧观音

1937年，抗战爆发，原北平师大附中随校西迁西安。当时，附中冯成麟、张建侯、髙崇信、金少曦等18位知名教师齐聚西安，共同创建了西安临时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

1938年3月，临大附中高中部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大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方永蒸教授临危受命担任校长。创建高中部的18位教师早闻方教授大名，突遇“明主”，精神为之一振。他们怀着景仰的心情设宴欢迎，席间，郝圣符先生异常激动、不无戏谑地说：“我们这是'十八罗汉’捧观音呀！”

王耀东：与跳蚤一起上体育课

西北师院在城固办学期间，教学条件极其艰苦，没有操场和体育设施，只有一座天主教堂，既做礼堂，又做体育馆。王耀东先生就在这个教堂里，为学生们教授专业球类课和公共体育课，以强身健体，保家卫国。

当时，卫生极差，跳蚤猖狂，往往一节课下来，学生被咬得红包遍体。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师生都扎紧裤腿,坚持每天上3—4节课。王耀东先生还利用课余时间，经常指导学生的篮球比赛，因地制宜开展垒球活动，积极有效地推动了课外体育活动的发展。

（本文照片均为资料图片）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5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