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货眼中的青铜器
前几天，在湖南人展厅偶遇了一个小不点吃货，他指着一件铜簠说“爸爸快来，这里有个吃烤鱼的！”，他爸瞅了瞅一本正经地回答，“不，我觉得这是古代用来烤肉的。”我默默跟在他们身后，偷偷听完了这对父子的对话。
铜簠
祭祀和宴飨时盛放黍、稷、稻、梁等饭食的器具
“蘸酱的？”
“烫毛肚的？”
“煎鸡蛋的？”
展品的实际用途并不会标明，所以很多朋友会对此一头雾水。作为一枚资深吃货，我今天就来给大家科普：青铜器中的食器。
中国的青铜器大致上可以分为礼器（食器、酒器、水器等）、乐器、车马器、兵器、工具、计量器和杂器十类。使用青铜礼器有特定的场合，用于祭祀、宴飨、征伐及丧葬等礼仪活动。
青铜食器不是日常使用的工具。古人平时吃饭喝酒基本都是用漆木器和陶器，一方面是因为青铜器实在太重，另一方面是因为礼器本身有一定的神圣性，不能在一般的生活场所运用。
常见的青铜食器主要有鼎、鬲、甗、簋、盨、豆、敦、簠等几种。
鼎
青铜鼎的主要用途是烹煮肉食、实牲祭祀和燕享。
鼎，最初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炊具演变而来的。因此“鼎”最初的意思就是指烹饪容器。许慎在《说文·鼎部》中对鼎的解释是：“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也就是说：鼎有三只支撑的足和两只便于提携的耳，是用来烹煮调制百味的宝贵的炊事器物。
晋中榆次猫儿岭墓群出土的青铜鼎，出土时还带着骨头，虽然已经被铜锈染绿，但是凭借多年吃货经验，这应该是猪的猪扇骨（猪肩胛骨）......
榆次猫儿岭墓群出土的青铜鼎 晋中市博物馆藏
鼎还有一项功能，是用来祭祀神灵，通过祭祀以祈求神灵的保祐，以达到逢凶化吉的目的。鼎在成为祭祀礼器后，很快演化为国之重器，与政治的关系日益密切。对铜鼎这一礼器的拥有和使用，成了贵族身份等级差别的标志，于是鼎被认为是立国重器，象征着高大显赫、庄重尊贵、革故鼎新等思想意义。
后母戊（司母戊）大方鼎 商代后期 国家博物馆藏
鬲
鬲是炊粥器，新石器时代普遍使用陶鬲。
鬲跟鼎长得有点像，常常容易搞混。鬲最大的特点就是——袋状的空足。
青铜鬲最早出现在商代早期，侈口，袋形腹，其下有三个较短的锥形足。袋形腹的作用主要是为了扩大受火面积，较快地煮熟食物，但商代晚期以后，袋腹逐渐蜕化，演变为盛粥器，并饰有精美花纹。
铜鬲 西周 深圳博物馆藏
铜鬲 春秋 枣庄市博物馆藏
甗
甗是蒸食器，分为上下两个部分。
上面部分我们称为“甑”，用来装食物。下面部分用来装水。甑底会有一个穿孔的箅，用来通蒸汽。
我们祖先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会利用蒸汽来蒸熟食物了， 有时还嫌一个蒸锅太慢，同时用三个一起蒸。
妇好三联甗 商代晚期 国家博物馆藏
青铜甗在商代早期已有铸造，但数量比较少，到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为数已较多。特别是西周末、春秋初期，甗是绝大多数殉葬铜礼器的墓中必有之器，常常和鼎、簋、豆、壶、盘、匝(或盂)组成一套随葬礼器。
簋
簋是盛放煮熟的黍、稷、稻、梁等饭食的器具。
青铜簋出现在商代早期，当时数量较少，但随着商代的不断发展，青铜簋的数量逐渐增加。在商周时期，簋是相当重要的礼器，特别是西周时期，簋与列鼎制度一样。经常会以奇数或偶数并排的形式出现在祭祀、宴飨等场合中。
铜簋 商代 湖北博物馆藏
铜簋 西周 武汉博物馆藏
盨
盨是盛放黍、稷、稻、梁等饭食的盛食器。
盨出现于西周中期后段，主要流行于西周晚期，到春秋初期已基本消失。盨是由圈足簋发展而来的，用途相同，一般成偶数组合。盨的基本形制是体呈椭方，敛口，鼓腹，双耳，圈足，盖可以仰置盛物。
铜盨 西周中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敦
敦也是是盛放黍、稷、稻、梁等饭食的礼器。
盛行于春秋晚期到战国，秦代以后消失。敦由鼎、簋的形制结合发展而成，其造型基本为圆腹、双环耳、三足或圈足。《仪礼》里簋与敦不分，宋代以来的金石图录也把簋称为敦，将敦称为鼎。敦与它们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盖与器合在一起是个球体，但是也有上下不完全对称的情况出现。
铜敦 咸阳博物馆藏
豆
豆是专备盛放肉酱、腌菜等和调味品的器皿。
古书里记载豆是用来盛“菹”和“醢”的。“菹”，就是咸菜、酸菜之类，“醢”就是肉酱。
豆也是礼器的一种，常以偶数组合使用，《礼记·礼器》：“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故有“鼎俎奇而遏豆偶”的说法，但是也有使用奇数组合的。
根据甲骨文、金文中“豆”字的字形特点，“豆”字其实是一个象形字,是对豆这种器物的描摹与记录：上面的“一”代表盖子；中间的“口”，是装有食物的部分；下面的的两条竖线是支撑的柄；最下面的一横是底座。
吃货艺术史：热衷吃吃吃的中国人，在绘画中有何表现？
俗话说得好嘛，民以食为天，在关于吃这件事情上，无论古今中外，从来都没有含糊过。
当饮食行为越来越满足口体之奉的初始功能时，它被赋予的礼仪功能就越发丰富和明显。
饮食在中国文化中曾是特别重要的事情：最高行政长官叫宰相，治理国家叫调和鼎鼐，国家重器就是九鼎。
而鼎呢，曾经就是用来烹饪的器具。
孔子所谓：“国之重事，唯祀与戎。”
祭祀就是奉献食物给神灵，无论这神灵是上帝还是祖宗。
在中国绘画中，很早就开始描绘饮食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刻纹上就有宴饮图：人们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的形象就说明了中国就是一个属于“吃货”的国度。
根据性质的不同，宴饮也有不同的类型，祭鬼神之酒肴谓飨宴，帝王赐予群臣之正式筵席谓大宴，国家庆典王赐臣民之聚饮谓酺宴，帝王宣喻宴饮谓宣宴，帝王以饮而会群臣谓酺会，帝王赐臣下之便宴谓曲宴……
东汉，《迎宾宴饮图》拓片
自秦汉以来，汉代画像石、画像砖，魏晋南北朝、唐五代至宋时期的墓室壁画都有对庖厨、饮宴场面的大量描绘。
东汉墓《夫妻宴饮图》（局部）
这是饮食见诸中国绘画较多的一面。相反，在中国文人甚至那些专业画家笔下，涉及饮食的描绘少之又少，即便有，也多是饮酒、品茶之类。
或许是因为除了前述堂乎皇哉的庙堂饮食，中国百姓日常糊口的饮食曾长期短缺，饥饿是长久的民族记忆，现如今大家见面打招呼还关切“吃了吗”，就是一个遗留下来的习惯。
先民的饮食态度曾很张扬。在汉代画像砖、画像石以及汉墓壁画的饮食表现非常真实而堂皇，并无后世对饮食的扭捏态度。
1949 年以来，在山东、江苏、河南、四川、甘肃、内蒙等地，发掘清理出大量汉代大、中型画像石、砖墓以及壁画墓。
著名的如山东诸城前凉台村汉画像石墓、山东金乡汉画像石、嘉祥武氏祠、河南密县打虎亭汉画像石墓、宋山汉画像石 、四川新都汉画像砖、嘉峪关画像砖墓、和林格尔壁画墓等，均有歌舞饮宴图、庖厨图，留存了汉代饮食生动的场景。
《庖厨图》局部线描
这些绘画中尤以庖厨图为重要。
庖厨图里，描绘大量食具炊具以及禽兽野味等食物，杀猪宰羊、和面做饭、打水刷碗都包罗无遗。
宰牲的不同方法，包括牛猪羊狗都有交待，连接血的盆都清清楚楚，可见当时人们可能也食用内脏及血……！
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仿照当时地主宅院建造：各室内是相关生活内容的石刻画像。
东耳室的西、南、东、北四壁，皆刻有庖厨方面的画像内容，即肉食加工及酿造的全部程序。通常，画像石墓的庖厨图，各种生活器皿、炊具齐全，各种牲畜宰杀加工，蒸煮烤煎，一应俱全，突出表现的是肉食，汉族主要肉食猪牛羊狗等都登上食案，当时人们的美食标准就是肉！
看来当时的人们跟小编一样都是无肉不欢星人。
相反，像面食、大米之类的主食则较少被关注。
汉代人的饮食是丰足的。沂南画像石的丰收图、密县打虎亭汉画像石墓中收租图、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庄园图、耕作图中不乏运粮的大车小车、储粮的仓囤，以及堆积如山的粮食，画像证明瓜果蔬菜、五谷杂粮这种汉民族基本饮食格局在那时基本定型。
汉代画像不仅描绘了当时人们的饮食状况，也顺便交代了汉民族饮食文化乃至农耕文明的扩展。
隋唐蔚兴的石窟壁画，对社会生活进行全方位描绘，将当时的饮食风尚的重大变化形象地保存下来，尤其是无意中将这一时期中国的餐桌礼制因胡风影响急剧变化的事实存真下来，颇见世事变幻，夷夏消长。
而作为“礼仪之邦”，饮食，自然也与“礼”挂上了关系。
中国先秦时代系一人一案，而成都出土的汉代饮食画像砖里饮食者两人共案和“并坐”， 这促使食案加长，后来兴起较大的食案，食案一边坐客。
而开始围坐会食后，从敦煌壁画的饮食图及唐周昉所绘《宫乐图》、长安韦氏墓壁画《宴饮图》等流传的图像看，唐五代至宋的宴饮座制大多坐在食床的两边或三边。唐初，流寓长安的各族侨民更多，西域风习盛行；除了在饮食上效法西域，胡人垂脚坐姿和使用坐具，也进入了汉人的生活中。
也就是说，用桌椅吃饭，其实是胡人传入中原的哦。
其实中国很早就进入了文明社会，但因为礼法限制，古老的跪坐之礼才一直沿用，到魏晋南北朝才稍有突破，迟到晚唐、五代及宋时，垂足而坐才渐渐普遍，席地而坐的礼仪制度变为陈迹。
食案进化成桌子，食床演化成椅子，再加之建筑斗拱的发展，居住建筑内部空间抬高，旧的生活方式被有意识突破，同时烹饪技术的进步，菜肴品种的增多，有唐代演化出的合餐制度逐渐完备，至明朝四面围坐而食的“会食制”完全取代了“分餐制”。
简单来说就是，大家开始围坐在一起吃饭啦！要是还使用“分餐制”，那年夜饭时一家人到底要备多少张桌子才够呢！
宋代毫无疑问是文化繁盛年代，在绘画艺术上也可以说是传统绘画最后的荣光。
涉及饮食绘画的既有皇皇巨制的《清明上河图》，也有遍布全国的宋墓壁画宴饮图。
宋墓壁画发现和发掘都很多，遍布全国有八十多座，墓尽显东京繁华，市廛热闹，食肆小吃随处可见，从《清明上河图》中能看出来，如果能穿越回宋代，那“吃货们”一定很幸福！
而宋代盗墓风盛，富贵人家后代们为求得泉下保佑，让死者在地下仍能享受世间荣华，就用壁画和砖雕器物来代替实物，因此大量日常用品模型，备宴、乐舞、铺床、侍读、弄儿等图像出现在墓室壁画中。
一般，宋代墓室壁画下层大面积的墙壁安排的是现实的人世间生活图像，整个墓室大部分的面积是表现宴饮、乐舞、梳妆等日常生活场面，这些宴饮图成为宋代饮食的真实写照。
东京当时真正的繁华商业街毫无疑问是州桥一带。该河是汴梁主要漕运水道，年运粮600万石，因为冬季封冻停运，来年复航运粮船从南方来到汴京时正值清明，于时民生复苏，满城欣欣。画家绘此或在刻画升平，非仅寄意民生。其人已逝，无从索解了，唯《清明上河图》中的汴梁市民、劳作众生仍栩栩如生，活在千载以后。
就在文人画兴起后的元明清时期，由于生活习惯，尤其是葬制跟以往大相径庭，民间墓室画大失前朝风貌。
如汉唐宋代墓室壁画、画像砖这样具有实际功用的饮食绘画，也不大可能再有啦。
因为墓室壁画的出资者，往往受文人画风及审美观念影响，让民间画匠信笔直写，刻镂形象，于是留存当时当地的生活细节的画法不得不随之变化，甚至被鄙弃、摈弃。
唐宋以来，中国绘画的饮食表现日见稀少，即便有，在造型能力和艺术构思上往往严重不足，殊无足观。
明清两朝文人画依赖一套程式化的绘画语言，用笔墨在纸面上大玩象征主义，山水、花鸟成为文人寄情托意所在和绝对主流。职业画家及民间画工不再受重视，似乎好的民间画家这时也绝迹了。
文人画里绝少烟火气。绘画里的饮食，至此似乎可以略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