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13日， “张宗宪×马未都：畅谈收藏江湖暨《张宗宪的收藏江湖》新书发布会”在新落成的嘉德艺术中心拉开帷幕。对谈现场在现场，他还向现场的观众分享了他多年的收藏经验：“你们要买东西一定要买好、买贵、买精，好的东西不怕贵，放个五年十年，绝对比房地产行业涨的多。”张宗宪带着美元加港币全部140多块的家当离开上海时，父亲张仲英老先生叮嘱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此次香港远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可是一到香港，张宗宪很快花光了盘缠，生活陷入窘迫。张宗宪回忆说：“我来香港时是‘六大皆空’，没有钱、不会讲广东话、不会说英语、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没有老婆”。香港的摩罗街那时还是所谓的“猫街”，只卖偷来的小东西。那时一天的饭钱要一块钱，一天两餐，每餐5毛钱。张宗宪想拿身边的鼻烟壶换钱，商家只愿给8毛钱，见他嫌少，建议拿到九龙试试看。结果，张宗宪花了1毛钱搭船过海，对方才估7毛钱，真是得不偿失！虽然有家族遗传的古董爱好与长辈传授的古董知识，但张宗宪没有正经上过学，还不足以应付涉猎广泛、浩如烟海的中国古董鉴别之业与经营之道。能在风潮卷席的香港站稳脚，张宗宪说：“我是多听、多问、多买”。多听，就是广泛收集信息；多问，就是四方求教学习；多买，就是多实践、不怕交学费。古董一行，无论中西，首先和主要的方面就是上手，自己不花钱，不牵扯到自己的心肝肺腑，上手就不会认真，思考就不会深入，打探的触角就不会这样四通八达。张宗宪如今已经是八十多岁高龄了，他的第一习惯始终未移。他说：“这是我的致富宝，我这一辈子都不会丢！”基于这一脚踏实地的坚持，1951年，张宗宪正式开设了自己的古董店“永元行”。开始开设古玩店是很艰难的。做古董生意需要本钱，但开店已经耗光了张宗宪的所有积蓄。而恰在这时，幸运之星又降临到张宗宪身旁。当时北方来了一个梁雪庄（三爷），梁三爷对他颇为赏识。几次交往后，张宗宪终于鼓起勇气开口调钱。梁三爷沉吟半晌，说，他向来不借钱给人，要么以金子为计算单位，借金子还金子，不管日后金价如何，都按金价还清。张宗宪知道这是梁三爷给他的最大面子。但是，当时战乱带来的通货膨胀，钱会贬值，金价可不会贬，借金子会有风险的。但面临重要关口的张宗宪无他选择，只好硬着头皮向梁三爷借了10两金子，当时10两金子约合2,700元港币。孤注一掷的张宗宪，立刻与上海外贸工艺品公司工作的父亲接上线，汇去港币3,000元，上海外贸工艺品公司发来一批旧工艺品。这批货旗开得胜，很快就卖出去80%，收款一万港元，张宗宪不仅还清了梁三爷的借款，还在香港淘到的第一桶金，这是他时来运转的开始。张宗宪的第一桶金也只是万余港币，在未来的生意中，所以他敢于大进大出，就在于他善于利用天时地利人和，广交朋友，长袖善舞。他在香港经营古玩以后，由于货物全，品种多，质量精，以及个人的四处交际，认识和结交朋友，永元行的客人日渐看多。张宗宪父亲的朋友仇焱之，几乎天天都到他的店里来，而且每次都要买一两件东西才走。著名古玩店“暂得楼”主人胡惠春、“天民楼”主人葛氏翘、金才记等都是常客，可谓买卖兴隆。张宗宪回忆起当时的艰辛，笑笑说：“开店就像跟孩子接生一样，要有好多人帮忙。出门在外，没有朋友最好不要开店。”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内陆的“文革”运动对香港地区也有所波及，年届40的张宗宪开始接受一些朋友的委托，跑到欧洲收货，跟犹太人打交道，发现了中国文物的行情差价，转而将目光投向了新的投资场所——拍卖场。张宗宪回忆说：“我当时开始只是看客，连举牌的资格都没有，英语糟糕到‘He’与‘She’不分，会把‘我请你吃饭’说成‘Iplease youeatrice’。”但精明的张宗宪心里明白，要想在文物收藏和拍卖上得到更大的发展，固守香港是不行的，必须走出去，闯荡世界。1967年，张宗宪来到台湾，那时的台湾对于古董文物的认识还未上轨道.他结识了一批企业界的精英，为以后的发展做了铺垫。1968年，张宗宪作为第一个出现在国际拍卖会上的中国香港人的身份，首次参加伦敦的拍卖会。从此张宗宪也就开始了他坐着飞机，穿梭于伦敦、纽约、香港、东京之间，赶赴苏富比、佳士得国际拍卖公司拍卖会的奔波生活。张宗宪凭借对于文物高超的鉴别力和经营上超人的智能，赢得国际收藏家信赖和尊重。他在经营好自己店铺的同时，还经常受人之托，帮助一些收藏家购买文物。1989年11月，张宗宪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以1,650万元港币，帮台北鸿禧美术馆创办人张添根购得清雍正《珐琅彩芙蓉芦雁杯》，当时创下清代瓷器最高记录。除此之外，还为著名收藏家蔡辰男、陈启斌等买到很多珍贵藏品。90年代以后，张宗宪便甚少为他人竞标，而是以收藏家的身份驰骋在拍场。张宗宪的资金在拍卖场和自己的古董行之间保持了畅通，并不断增殖，所以也让他很有底气地描述自己的古董生意经——“首先要看得懂，然后还要买得起，买得起还要卖得掉，卖不掉还要摆得起”。在张宗宪看来，要玩古董就必须要实打实地买，这是入门的“学费”，他自己这么多年也是交过学费的，至于买卖之间的升值，凭的就是眼力了。在卖方面，张宗宪骄傲于自己的“货真价实”，明码实价开价，不管价码多高，东西是实实在在的，买卖是双方间的愿打愿挨，“绝对不会用假货坑人”。“好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具备举牌的资格，但它（困难）没有难倒我。我去认识那些对我有帮助的人，帮他们做点事情，长满了自己的羽毛。”张宗宪还表示，“我该庆幸自己没有那么完备的条件，当我去创造时，财富就开始围绕我行了。”贵了还能贵等到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拍卖业分别在香港和内陆起步并迅猛发展，已经年届60的张宗宪，秉承着自己做古董生意“看得懂还要买得到，买得到还要卖得掉，卖不掉还要摆得起”的规则，在随后20年里，在拍卖场这个文物流通平台上赢来了名气的最高峰值。具备传播力的不仅是他在拍卖场上的买卖——时常创造“成交最高价”，舍得顶出“天价”买进，他的藏品也能拍出“天价”卖出——还有他的率性，比如每每“在异性陪伴下出入拍场，必定坐在第一排，必定拿着一号牌”，圈里很多人奉行的低调内敛，在他这里完全不起作用，某一次的上海朵云轩拍卖，他“拍到兴奋之际，居然踩着椅子，坐到椅背上频频举牌”。每次竞拍成功，他最喜欢的，就是听拍卖官念出他牌号的那一刻——“NO.1”。张宗宪的生意有一个转变过程，开始，他是行商，左手进来右手出去。后来，他是坐商，今天进来明天出去。然后，他是古董商兼收藏家，高举高打，高进高去。这些年，他是收藏家兼古董商，以学术带商业，以品牌推商品。1993年，佳士得公司主办的“张宗宪中国陶瓷收藏精品展”在伦敦举行，所藏中国古董、特别是明清官窑瓷器之完美程度令人叹服。2002年，苏富比公司为他主办“张宗宪中国近现代书画收藏展”，那些他以天价收藏的作品价值在短短几年内的攀升令人咋舌。前几年春季拍卖时，香港苏富比又一次推出了“张宗宪珍藏中国近现代书画（第三部分）专场”。素以低位估价的苏富比这次依旧给了张宗宪十足的面子，所以估价几乎比人们预期的多了一个“0”。一时，天价张宗宪又成了中国文物与艺术品市场中的一大话题。就此，记者向张宗宪请教，他一方面如数家珍地解释了一些作品的珍稀所在，一方面用自己不怕贵的经历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只要东西好，贵了还能贵！”他说，“我所以敢以他人不愿出的高价顶下那些古董与艺术品，也敢以他人意想不到的高价出让这些古董与艺术品，就在于我是全世界比较后定价的”。最终，香港苏富比的这场专拍以五成以上成交，既说明了大家的惊讶是不无原因的，也说明张宗宪的自信是不无道理的。这让我想起张宗宪关于自己身体的一段话：“我不能忘记过去的威风凛凛，所以，每晚我都锻炼身体，还是要威风凛凛！”其实，其人生的整体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许多年了，无论是在香港、伦敦、纽约，还是在北京、上海几家大拍卖公司，只要是中国文物与艺术品的拍卖会，他常常是坐在第一排，手持第1号牌，频繁竞投……他如果不是最大的买家，就可能是最大的卖家，因此，他被称为举足轻重的中国古董收藏家之一、中国文物与艺术品市场的推动者之一。近几十年里，香港、台湾的许多收藏家都是他的客人与合作伙伴，许多拍卖纪录就是在他的竞投牌高举中产生的。他不无自豪地说，这许多年里，最好的、最贵的中国古董大多是我从全世界买回来的。所以，在一段时间里，“张宗宪”这三个字成了大中华地区古董界的一大品牌，成为了世界各大拍卖公司的座上宾：你征集东西时，他有奇货可居；你拍卖东西时，他又敢下本钱。如此不断带来丰厚佣金的客户，哪个拍卖公司不欢迎呢！在拍卖行的游戏规则里，张宗宪早已经游刃有余，圈子里的人评价，张宪宗是“什么都摆在明面上”人，也是“自己制定规则，不按常理出牌的人”。比如拍场上看似满不在乎的竞拍，其实张宪宗私下做足了功课，“他首先会要求拍卖公司对于拍品保真，其实拍卖行是不承担保真义务的，唯独对张宗宪会例外”，“对于看好的东西，事先他至少会给10个相关的专家打电话，听意见，如果有一个人有不同看法，他就会另选拍品”，“拍下来之后，他还会再给至少10个人打电话，问意见，一旦有人态度犹疑，不出多久，这个拍品就会再次回到拍卖场上”。而那些打着捡漏的算盘，想低价获得张宗宪那些在拍卖会上没能成交拍品的人，往往会异常失望，通常的规则是卖主和拍卖行都乐于在低于拍场价的基础上做一些折扣，将拍品卖出。张宗宪却是例外，他的开价不降，反而倍数上升，别人质疑，他却坦然：“拍卖场上是什么价，那是拍卖场决定的，现在来买，东西是我的，价钱就由我来定！”关于他的特立独行，圈子里也有不少传言，不过张宗宪都不在乎：“我不求人，不怕人，赚钱是我的本事！”所以，张宗宪在谈到内陆拍卖行业的时候，也毫不避讳苛刻的评语，“只有三个字——气死人，现在的市场很畸形，不按行情、不按市场的规律来做”，“我这样说肯定有很多人会骂我，”他笑，“不过我也不怕得罪人。”国际拍场打磨来的经验，使得张宗宪在80年代末香港拍卖业、90年代初中国内陆拍卖业起步的时候，迅速占到了先机。在香港地区，佳士得和苏富比两大拍卖行都将张宪宗视为关键人物，他深谙拍卖场作为流通平台的种种价值，因此也不遗余力为起步的拍卖公司“捧场”，比如1992年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将张大千的《灵岩山色图》顶至429万港币，创下当时中国近现代字画的市场最高价；另一件陈逸飞的油画《浔阳遗韵》，从30万港币起叫后，被他顶至137.5万港币。1989年11月，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以1650万元港币，帮台北鸿禧美术馆创办人张添根购得清雍正“珐琅彩芙蓉芦雁杯”，创下当时清代瓷器最高纪录。1993年上海朵云轩的首届中国书画拍卖会，更是让参与者印象深刻，张宗宪手持一号牌亮相拍场，第一号拍品是丰子恺的《一轮红日东方涌》，起拍价为2万元，因为是首拍，内陆买家出价都很慎重，“不过几百几千地往上加”，而张宗宪“一开口就上万地加”，最后将此画一路顶到11.5万元，创下当时丰子恺作品的最高价。最后一件拍品是王一亭的《皆大欢喜》，张宗宪同样将价钱从5万元顶到12万元。1994年中国嘉德公司在北京举办第一场拍卖会，第一号拍品是吴熙曾的《渔乐图》，底价7000元。同样手持一号牌的张宗宪率先出价：“今天是嘉德的首拍，我出1.8万元，一拍就发！”场面顿时活跃，张宗宪相继加价，2.8万元、3.8万元，直至加到8.8万元，这种尾数带8的出价方式，张宗宪后来也一直作为特点保持下来。张宗宪博得头彩，这场拍卖敲响第一槌的是鉴定大师徐邦达，张宗宪说也是他专门帮嘉德请来的，要的就是这种面子。1999年、2000年香港拍市很低迷，张宗宪将收藏的瓷器委托香港佳士得做了两次专场拍卖会，成交金额上亿港元，为当时陷入疲弱的拍卖市场带来了生气。随着1975年到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繁荣，香港崛起为艺术品国际都会。“好的艺术品，价低的时候只要压得住，一定会再高的，等个五年十年后总会涨，因为好的东西只会越来越少。东西不是今年买了明年就卖出去的，你要藏个五年，等人家都忘记了，到时出来价钱就会比较高，今天买了就在等涨价是不行的。如果买卖间隔太短，这个市场也就差不多到头了。”这就是张宗宪的收藏之道。张宗宪的成功还表现在他的收藏上。首先是瓷器收藏。但就书画而言，他在书画界交接的朋友有画家、鉴定家、理论家、书画商高手。他的每件藏品入围之前，都要征求每个朋友的意见，以保证每幅作品都是画家的真迹、精品、完整如新。好友陈德曦说，张宗宪这几年为收藏书画，花了有1亿5,000万港元。至于经过拍卖场卖掉的瓷器和书画藏品占到他全部收藏的多少比例，张宗宪显出了商人的精明，“这个才是秘密，就算是亲人我也不能说。年龄并不是张宗宪决定自己生活方式的依据，他因此也不喜欢听人强调现今的岁数，80岁又如何？他会戏谑又不无认真地标榜自己“身体好得很”，“能玩，能睡，能吃，还能生儿子”。这并不单纯是若干年来每天一盏冬虫夏草就能带来的底气，更重要的是心态。1月25日，在上海某黄金地段的居所里，接受采访的张宗宪身穿立领的彩虹色竖条纹衬衣、棕色暗红条纹格子裤、黑白相间夹克毛外套，朝脑后梳得一丝不乱的发型，还有一副兼具近视老花双重功能的碧绿色眼镜。他说来也不无得意，“这样跟外国人打交道，他们都喜欢我，生意就很好做，别人100万才能买的，我80万元就能买到”。至于那副碧绿色眼镜，他会说“因为我的眼睛太迷人了，所以要弄个东西遮起来”。在80岁生日当天，张宗宪真诚地总结：“收藏带给我许多朋友和合理的利润。”他衷心地祝福：“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在收藏中找到自己的朋友，发大财。”他一口气吹灭所有的蜡烛，干下一大杯香槟，随后把杯口朝下告诉老外：“这才叫干杯！”他在场中穿梭，老友相见时他时而感激：“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时而打趣：“你这个老糊涂，那件东西我明明送给你了。”他有时很慷慨：“丢了没关系，我再送你一件。”他有时很计较：“谁再跟我拍照我要收费的。”他谈笑风生，挥洒自如，在这个圈子里他是长辈，他是明星。“张宗宪教育了中国一批玩家，收藏要耐得住寂寞。” 一位内陆藏家说。“张先生当年的很多举动都被别人认为是疯子，当时值5万的东西，他能出10万，但时间证明他是对的。” 一位拍卖公司的老总说。“收藏是需要财力和眼光的，张先生都有。” 一位专家说。苏富比的创始人说：“没有张先生，就没有香港苏富比。”张宗宪自己也表示：”我是华人第一顶，好的东西就是要出好的价钱！”。他胸有成竹，气势不减，在这个圈子里他是风标，他是榜样。“人到八十什么都看开了，眼中什么都没有了，我要把我养的女儿都嫁出去，让大家欣赏。”张先生自己说，目光中带着平静，口气中透着欣慰，只有这时你才能感觉到他是一位经历过、思考过、拼杀过，最终放下了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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