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京剧第一世家”两代艺术大师在津门！
谭富英在天津街头为群众演唱
今年是“伶界大王 四海一人”的谭鑫培诞辰170周年、其孙“新谭派”创始人谭富英诞辰110周年，纪谭演出早已开始，天津作为戏曲大码头，谭鑫培和谭富英都在此留下绕梁谭韵，几位和戏曲、谭家颇有渊源的天津人，追忆谭鑫培和谭富英的天津往事。
谭鑫培 8岁津门“跑帘外” 68岁达仁堂堂会
1853年，原本生活在武昌的谭志道一家，因为躲避当时太平天国和清政府交战，取水路北上来到天津郊外。当时谭鑫培7岁。天津戏剧博物馆文庙博物馆管理办公室陈保部主任邵红介绍，当时谭志道驻足天津而不是马上进北京也是有多种原因的。谭志道本身是唱楚调花鼓的，也会皮黄腔；工老旦又擅其他角色。当时天津作为大码头，商贾云集，戏曲相当繁华，既有皮黄班，又有掺杂各剧种的杂班。“可能出于生计的考虑，谭志道先在天津生活，寻找一个好机会再进北京。”
邵红说，有研究表明，此时谭志道在天津的演出以“跑帘外”——野台子唱戏为主。根据谭鑫培艺术年谱中记载，谭鑫培在天津, 7岁随父亲练功学戏,, 8岁就开始跟着父亲在天津郊区“跑帘外”了。关于谭家在天津最早的住所，邵红说，目前暂不可考：“其后人、研究者所说的地方均不同，但大致为老城厢一带或天津郊区, 我个人觉得,谭志道当时‘居无定所’,应该是随班而居。”邵红介绍，与谭富英“科里红”相比，谭鑫培的成名并非一帆风顺。1857年，谭鑫培被父亲送到京东金奎班坐科，1862年出科后，回天津唱武生、老生，“后来进京，也几次碰壁，其间也有时不得不回天津，搭班唱戏。”在天津戏曲博物馆收藏了不少和谭鑫培有关的故物，其中有一张1910年的戏单，当时是农历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午12点，天津天仙茶园开始的早场演出，谭鑫培演出《桑园寄子》，“戏单上，谭鑫培的名字是‘坐着的’，旁边的小字介绍为‘内城府超等名角’。”天仙茶园位于和平路，始建于1903年，旧时天津有好几个“天仙”命名的茶园，不过最有名的还要数这个天仙茶园，因为位置原因，人们习惯称其为“下天仙茶园”。到了民国元年（1912年），谭鑫培在下天仙演出《托兆碰碑》时，不但全城争睹，当时天津乡村的戏迷自带干粮、连夜赶马车进天津排队买票。翻阅了一些旧报纸和档案，邵红说，“谭大王”成名后，尤其是成为内廷供奉、专为慈禧等清皇室演出后，来天津并不多，但在天津还是有一些演出记录可查的，比如，1897年，谭鑫培在天津演《文昭关》，谭鑫培艺名“小叫天”，当时正在天津隆庆和科班学艺的9岁的张英杰看了这出戏，谁曾想4年后，13岁的张英杰在杭州演出因受嘲讽而改名“盖叫天”；1907年3月17日到21日，谭鑫培受天津广益善会邀请在天津李公祠为江皖水灾助赈义演了《汾河湾》《捉放曹》《探母回令》《托兆碰碑》《御碑亭》《穆柯寨》带《斩子》；1914年5月22日，北京同仁堂在天津估衣街设立的分号达仁堂开业，68岁的谭鑫培应邀在天津刚刚修建的广东会馆唱堂会，“这次广东会馆的堂会，应该就是谭鑫培最后一次在天津的演出了。广东会馆和谭家的‘特殊意义’还延续到谭富英。”同仁堂乐家和谭鑫培交情极好，后来还引出了乐十爷“还赠”一枚“慈禧赐给谭鑫培、谭鑫培送给乐十爷”玉扳指给能独自挑班的谭鑫培之孙谭富英的轶事来。在天津戏曲博物馆还收藏了几张谭鑫培的原版唱片，邵红说，谭鑫培对于京剧贡献相当大，“无腔不谭”的魅力让后来好多老生流派都是从“谭派”演变而来，而且很多剧目至今依旧是谭派路数，“当然，谭大王的一些改编也并非尽善尽美，比如现在《四郎探母》的《坐宫》，杨四郎念‘金井锁梧桐’，就是谭鑫培所改，但却和铁镜公主‘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有矛盾；此外，谭大王创的谭腔还让孙子谭富英吃了闷亏。”
谭富英 广东会馆唱“开场” 中国大戏院吃“倒好儿”
1917年3月，71岁的谭鑫培把孙子谭富英送进京剧界的“黄埔军校”富连成科班，两个月后溘然长逝。而之前，富连成并不想收这样的“世家子弟”，怕受不了苦。历史证明，谭鑫培“硬心肠”做的这件事，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谭富英。天津评书、相声表演艺术家王文玉，年轻时曾看过不少谭富英在天津的演出，喜欢京剧研究京剧，记录了不少谭富英的天津往事。王文玉说，谭富英才是真正的红了一辈子，未出科时曾在天津广东会馆唱过两天的堂会开场：“别小看这开场，意义大不同。” 1922年，山东督军田中玉为儿子举办婚礼，与之私教甚好、曾担任北洋政府总理的潘复的贺礼别出心裁，在广东会馆办喜庆堂会，从邵红提供的戏剧博物馆珍藏的戏单中可以看出，当时已经成名的梅兰芳、尚小云和前辈名角王瑶卿等都是“双出”，谭富英也是以《珠帘寨》《定军山》谭派本戏开场。“16岁的谭富英尚未出科，已经是富连成主要的老生演员之一。”王文玉说，这样的演出阵容唱开场，不但不是丢人的事，而且是对其艺术水平的一种肯定，“当时可算是奇闻了。”王文玉说，谭富英赶上了京剧最为辉煌的一个时代，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春和大戏院（后工人剧场）、北洋戏院（后延安影剧院）、上平安戏院（后长城戏院）以及中原公司（百货大楼）的诸多戏院都演出过，其中在春和和中原公司唱戏时，发生了不少事。
谭富英出科之后，先后和当时包括四大名旦在内的诸多旦角名角都合作过。1930年，天津《北洋画报》发起评选四大坤旦的活动，女演员胡碧兰高票折桂。胡碧兰也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平，据说程砚秋也化用胡碧兰的唱腔到自己《大登殿》的“彩球单打薛平男”一句中。胡碧兰长期在天津中原百货的戏院演出，谭富英与之合作珠联璧合，产生了一些情愫，当时谭富英原配夫人刚去世，如果谭胡二人继续发展，很有可能缔结姻缘，不料父亲谭小培以“家规不许女人做艺”而反对，这段感情也不了了之。有好事者评论：“谭老板的自由恋爱遭腰斩。”1934年，谭富英的姑父王又宸应邀在北洋戏院演出，而春和同期邀的是谭富英，虽然谭富英想延后再应约，但父亲谭小培坚持演出，闹得亲戚相当尴尬。王文玉回忆自己第一次看谭富英的戏，大约是在1945年前后，“唱的剧目已经想不起来了，嗓子好听相当痛快。”至此迷谭。王文玉还谈起了两则谭富英对同科师兄弟的义举。一位是韩富信，与谭富英同科，感情也好，他还曾搭过谭班。后来韩富信长留津门，成为天津稽古社副社长，却不幸壮年早逝，谭富英在天津演出住在惠中饭店，得知消息后，发动同仁捐资，自己也奉上不菲的奠仪，为其家属解决了后顾之忧。还有一次，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谭富英住在国民饭店，突然曾在少年时候唱对儿戏的翟富奎到访，原来这位师哥倒仓后居天津教戏，时常回忆自己和谭富英的往事，学生皆不以为然，认为老师说谎。于是，谭富英到天津后，翟富奎带着学生拜访师弟，让一帮小徒弟们感受到艺术家平易近人忠厚诚朴的仁者风范。“1950年春，天津上平安贴出海报谭先生要演《将相和》。”王文玉喜出望外，可整个“演出季”结束，也没见这出，“后来我才知道，谭先生演蔺相如当仁不让，可廉颇却有刘砚亭、袁世海两个花脸演员可用。最终为了避免矛盾发生，谭先生居然在这次天津演出放弃了这出戏。”所幸后来北京京剧团排出谭富英、裘盛戎版的《将相和》。
至于当年中国大戏院的《四郎探母》因为“叫小番”没唱“嘎调”引来倒好，王文玉说，据说当时谭富英是按照早期张二奎的“平腔”唱法，“当日，谭老板吃了倒好后，反而卯上了，后面的戏唱得相当精彩，戏迷大呼过瘾。”王文玉说，“叫小番”的嘎调唱法就是谭鑫培发明的，到谭富英时代时主流都唱嘎调，但平腔唱法不算错，在北京也偶有此种演法，“但天津观众以最高水平要求演员。其实，马连良马老板在北京和天津演出风格也不一样，北京‘平’着演，天津就得‘翻高’唱。”后来谭老板唱此嘎调总有压力，天津的朋友商量对策，等唱到此处，“小”字出口就大声叫好，这嘎调“番”字自然在满堂彩中直入云霄了，“自此以后，谭老板贴《四郎探母》还必定加价，而且必定满座。”
隔代人的天津轶事 ——
谭大王 单刀破门责“悔婚” 谭老板 科艺里“抢”海螃蟹
天津已故女老生王则昭老先生是谭小培的关门弟子，王则昭之子范宏常开玩笑地说，谭富英曾给自己磕过头，“只不过‘当时’我不知道，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原来时间要追溯到1953年，谭小培去世时，谭富英正在去朝鲜慰问的路上，列车途经天津时，知道老父去世消息，当即回北京处理后事，在北京匆匆忙忙一程就立刻赶回朝鲜，王则昭则代为处理相关事宜。“但来祭奠的人，只要冲小培先生下跪磕头,母亲就也磕头还礼。”谭富英回国后,冲着王则昭就磕头“道辛苦”:
“师弟替我也尽孝！”当时，王则昭已身怀范宏，也就这么着“受了”谭富英一礼。王则昭90大寿时，谭元寿领谭家赴津拜寿，85岁的谭元寿先给寿星老叩头拜寿，王则昭连说“不敢当！”还是陪父前来的谭孝曾反应快，说着“我代父行礼”人已匍匐在地行礼了。王则昭和马三立、骆玉笙等艺术大家都曾被统一安排住在河西科艺里，谭富英只要来天津演出，基本都会抽空到王则昭家中。
“有一年秋天，谭先生来家中正是开海之季。”中午吃螃蟹，范宏说，桌上一共有5个人，自己的大姐先端上6只大海蟹，“天津人习惯是，吃完一拨再端上热的。”谭先生看一人一只还剩一只，就抓起“最后一只”：“别和我抢了，这只归我了。”结果一会儿，大姐又端上一盘，连王则昭都有些忍俊不禁了，结果谭先生愣住了，却立刻大手一伸，把刚才那只放了回去，“我就换只热的吧。”这么充满童趣的举动，惹得大家哈哈大笑，“这和我们平时看到的谭先生一点都不一样，只有在特别熟的人面前，谭先生才能这样吧。”
新报记者 单炜炜 天津社会科学院 许哲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