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好的京语教科书”《儿女英雄传》的真正主角——安学海
关于《儿女们雄传》的主角，人们一般视之为侠女十三妹何玉凤。事实上，安学海才是真正的主角，至少作者文康是这么认为的。书中第二十九回说得明白：
这部书前半部演到龙凤合配，弓砚双圆。看事迹，已是笔酣墨饱；论文章，毕竟不曾写到安龙媒正传。不为安龙媒立传，则自第一回“隐西山闭门课骥子”起，至第二十八回“宝砚雕弓完成大礼”，皆为无谓陈言，便算不曾为安水心立传。如许一部大书，安水心其日之精，月之魄，木之本，水之源也，不为立传，非龙门世家体例矣。
“日之精、月之魄、木之本、水之源”，从这样的评价中可以看出,安学海在文康心中可谓重矣。作品中，他不仅是第一个出场的主人公，而且是贯穿全书的主干人物，直接寄寓着文康的价值取向。文康毕竟已经认识到了当时社会的危机，并开出了救治的“药方”，强调用传统文化道德来完善人格，希望以安学海这样符合“儿女英雄”标准的理想人物来拯救日益腐朽的社会。“药方”的质量姑且不论，但其力图救治危局的动机却是积极的。
文康主要生活在道光、咸丰年间，这正是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一个风云激荡的变局，以天下为己任的文人士大夫首当其冲。其中的先进分子更是敏锐的感受到危机的临近，他们猛烈抨击时弊，希望通过对旧的社会体制加以改革来扭转危局。与文康同时代的龚自珍、魏源等人是其杰出代表。在《儿女英雄传》中，文康对社会风气的败坏有着清醒的认识，对吏治的抨击尤为严厉，如第一回就说：
世上那些州县官儿，不知感化民风，不知爱惜民命，讲得是走动声气，好弄银钱，巴结上司，好谋升转。甚么叫钱谷刑名，一概委之幕友、官亲、家丁、书吏，不去过问，且图一个旗锣扇伞的豪华，酒肉牌摊的乐事。就使有等稍知自爱的，又苦于众人皆醉，不容一人独醒，得了百姓的心，又不能合上司的式，动辄不是给他加上个“难膺民社”，就是给他加上个“不甚相宜”，轻轻的就端掉了。
作为一个满族人，他更关注本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早在乾隆时期，“八旗生计”就已经是十分突出的问题了；道、咸时期，祖辈刚勇之气已风光不再。但身为满洲贵胄的文康，对清王朝依然抱有希望，力图有所救治。所以《儿女英雄传》的时代背景定格在清王朝最辉煌的阶段----康雍乾盛世，皇帝是能够“代天宣化，因材而笃”的大圣人，整部作品洋溢着积极向上的情绪。文康所提倡的用传统道德来完善人格以拯救社会的主张有一定的影响，不仅为当时对满清政权还抱有希望的士大夫所接受，而且在主张社会革新的文人那里也颇有市场。例如刘鹗，“坚持的是一种文化道德主义立场。他希望的是从古典文化里提出精华以进行新的道德建设。”[1]而吴趼人更是在《上海游骖录》第八回明确提出：“要首先提倡道德，务要使德育普及，人人有了个道德心，则社会不改自良……德育普及是改良社会第一要务。”将安学海形象放在具体社会文化背景下来加以剖析，挖掘其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并进而把握在道光、咸丰时期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是具有一定意义和价值的。
在作品“缘起首回”，文康就提出其理想人格的标准，“儿女无非天性，英雄不外人情。最怜儿女最英雄，才是人中龙凤。”安学海正是这种“儿女又英雄”的理想人物。该形象特点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把握：
首先，他是忠义节操的坚持者。安学海“是个汉军世族旧家”，这样的家世和所受到教育决定了他要走忠君仕进之路。为了“立起一番事业，上不负国恩，下不负所学”，他耗费了大半辈子的心血，“自二十岁上中举，如今将及五十岁，考也考了三十年了，头发都考白了”。在被外任为知县后，明知前途多艰，但依然打定主意“倒不如听命由天的闯着作去”。在任上，他刚直不阿，尽管师爷霍士端将所谓为官的“诀窍”向他说得明白透彻，他却认为“我也不过是尽心竭力，事事从实，慎重皇上家的钱粮，爱惜小民的性命，就是答了上司的情了”，否则“要是这样的顽法，这岂不是拿着国家有用的帑项钱粮，来供大家的养家肥己、胡作非为么？这我可就有点子弄不来了。”坚持“据实”二字，不媚上，不贪赃，即使为此丢官罢职也在所不惜。受到陷害，他并不怨天尤人；一番宦海风波后，虽然感到伤心，但仍然认为“生为国家的旗人，不作官又去作甚么？”在邓九公庄上，他鼓励海马周三等绿林好汉忠君报国，“倘然日后遇着边疆有事，去一刀一枪，也好给父母博个诰封”。在皇帝的眼中，他“脸上一团正气，胸中自然是一片至诚；这要作一个地方官，断无不爱惜民命的理”。在百姓的眼中，他“不肯赚朝廷一个大钱，不肯叫百姓受一分累，是一个清如水明如镜的好官，真是金山也似的人！”可见，安学海这样一个忠君爱民的好官，贯彻着传统道德的忠义节操观念，是作者心中理想的“儿女英雄”。
其次，他具有浓重的家庭观念。第40回中在得知安骥被外放了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时，且看他的表现：
只“阿呀”一声，登时满脸煞白，两手冰冷，浑身一个整颤儿，手里的那封信早颤的忒楞楞掉在地下，紧接着就双手把腿一拍，说道：“完了！”……此时甚么叫作登泰山，望东海，拜孔陵，谒圣庙，以至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怎的个侍坐言志，老爷全顾不来了，只擎着杯酒，愁眉苦眼，一言不发的在座上发愣。
作者的解释是：
这位老爷天生的是天性重，人欲轻，再加一生蹭蹬，半世迂拘，他不是容易教养成那等个好儿子，
不是容易物色得那等两个好媳妇，才成果起这分好人家来。如今眼看着书香门第是接下去了，衣饭生涯是靠得住了，他那个儿子只按部就班的也就作到公卿，正用不着到那等地方去名外图利；他那分家计只安分守己的也便不愁温饱，正用不着叫儿子到那等地方去死里求生。
这似乎与忠君报国的主张相抵触，实则不然。考场失意时，安学海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想着“有了玉格这个孩子，看去还可以望他成人，倒不如留我这点精神心血，用在他身上，把他成就起来，倒是正理”；仕途受挫后，正是稳定和谐的家庭给予安学海极大的精神安慰，使之得以很好地调整了状态。对稳定的家庭观念之维护，与传统文化道德中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是一致的。安学海正是通过自身的表率作用，在稳定和谐的家庭中将安骥由孝子培养成为国家的忠臣，以此将家国紧密结合起来。其实，何玉凤的变化又何尝不是家庭之力呢！文康坚信“家国一体”（第33回），家庭观念是“儿女英雄”所必备的。
第三，他对人信义仁厚。为了找寻故人之女，安学海不惜“挂冠不仕”，不辞路途遥远，想尽办法，终于“收服了十三妹这条孽龙，使他得水安身”（第16回），不仅成全了何玉凤的孝道，而且使其与安骥得成姻缘，完成了当年亲承“倘得个女孩儿，也要许配一个读书种子，好接我这书香一脉”的师命。正是他的信义，得到了老英雄邓九公的友谊和敬重。而对待伤害过自己的人，他也能以仁厚之心来对待。如对待陷害自己的前任河台谈尔音，他不但不挟私报复，反而告诫身为钦差，大权在握的门生乌克斋：
至于我之被参，事属因公，此中毫无屈抑。你如今既奉命而来，我以为国法不可不执，国体也不可不顾；察事不得不精，存心却不可不厚。（第13回）第三十九回，安学海在涿州庙会遇到了落魄的谈尔音，仍然和颜悦色，并慨然予以资助，这种仁厚行为，使谈尔音大为感动，而默祝其“富贵寿考”。安学海这样的胸怀，这样的气度，显然也是“儿女英雄”所应具备的品质。
第四，他能够通达地继承传统文化。一方面他身体力行地遵循传统礼法，祭祀、婚娶、教子，都做到有经典可依，在他的调教下，甚至仆人都能引经诵典。另一方面，他又能够对传统礼法持通达的态度。在迎娶十三妹时，他认为“时尚风气不古，这先配而后祖，断不是个正礼，所以自己家里这桩事，要拜过天地祖先，然后才入洞房”；当儿熄妇拜见公婆时，他也要根据《礼记》的礼法，悉遵古制，送给儿媳堂布手巾、锥子、火石火链片儿和磨刀石等物品。但同样是在迎娶何玉凤时，作为世家，他却并未完全守旗人的礼节，而是“办了个参议旗汉，斟酌古今”。在第三十九回与众人讨论《论语》时，他更是认为：
大凡我辈读书，诚不得不详看朱注，却不可过信朱注。不详看朱注，我辈生在千百年后且不知书里这人为何等人，又焉知他行的这桩事是怎的桩事，说的话是怎的句话？过信朱注，则入腐障日深，就未免离情理日远。须要自己拿出些见识来读他，才叫作不枉读书。
这样一位老儒生，能对先贤的观点进行批判性地接受，用自己的眼光主动地去解读古代经典，实在是难能可贵。
安学海有时候的确显得迂腐，他自己也承认说：“我读书半世，兢兢业业，不敢有一步逾闲取败，就这‘迂’、‘拙’两个字，是我的短处。”作者对此也是否定的，所以作品中不仅安排了一位泼辣的舅太太专门和安学海作对头，而且连那“汉军世家的一位闺秀，性情贤慧，相貌端庄”的安太太也被丈夫的酸文怄得忍不住反驳说：“老爷，咱们爷儿们娘儿们现在商量的是吃饱饭，那位孔夫子但凡有个吃饱饭的正经主意，怎的周游列国的时候，半道儿会断了一顿儿，拿着升儿籴不出升米来呢？”但也要看到，安学海在寻访十三妹时，设下巧计环环相扣，说起话来滴水不漏，先折服老侠客邓九公，再收服倔强的何玉风，显示出超人的智慧，又哪里有半点书呆子的迂腐气呢？可见，作者在此并非要揶揄安学海，而是借此表达对当时的学风的不满。王国维曾概括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之学新。”[2]文康所处的道咸时代正体现出由“精”向“新”转化的倾向，而当时的乾嘉学风却束缚着人们的手脚，梁任公就曾为此而大呼“斯学之敝中国久矣”[3]。革新之风日起，乾嘉学风受到质疑，文康对“书毒”的揶揄，正顺应了这种大气候。
总的来看，文康心中的理想人物正是安学海这样由传统道德熏陶而成的“儿女英雄”式的人物，文康认为这样的人物正是支撑那个摇摇欲坠的政权的栋梁，他身上所承载的传统文化道德，正是拯救危局的良方。文康开出这个药方是与当时的社会潮流相一致的。当时的先进分子如龚自珍和魏源所努力要做的也是从古典文化中去寻求救世真谛。不过，文康所处的时代，很多文人士大夫身上还带有明显的不彻底性，其作品也流露出半是批判半是眷恋的矛盾情绪。文康在《儿女英雄传》中塑造安学海这个理想形象，主张通过传统文化道德观念去完善人格，并以此去疗救日趋腐败的社会，这正代表着一部分文人士大夫的价值取向。
参考文献：
[1]程文超:前夜的涌动[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230
[2]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A]，王国维文集（第一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97
[3]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13
按：本文曾以《试论安学海形象的文化意义》之名，发表于《沈阳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全文7000字，此处有删节
作者简介：
赵旭（1975-），男，汉族，辽宁沈阳人，沈阳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辽沈地域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