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家有一套花园别墅，他整天在书房里研习《公羊春秋》，多年来足不出户。哪怕园中虫鸣螽跃，他也心无旁骛，被人称赞为“三年不窥园”。元光元年（前134年），23岁的汉武帝刘彻举办了一场“选秀”，董仲舒凭借著名的《天人三策》一鸣惊人。他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光环罩在皇帝身上，并跟汉武帝说，要约束人们的思想，消灭“邪辟之说”。具体做法，就是只让人们读儒家“六经”、学孔子之术，其他学说弃之不用。
当年秦始皇焚书，不允许民间读《诗》、《书》，现在汉武帝只准别人读一种书，好像也没差。
汉武帝亲政后，“尊儒”成为大汉的基本国策，此即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是否“独尊儒术”，在历史上有很大争议。目前中学课本所采用的“独尊儒术”一说，自近代以来深入人心。1916年，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第二卷，就曾说孔子自古常为野心家所利用，沦为“百世之傀儡”。汉朝皇帝却不认为自己独尊儒术。汉武帝的曾孙汉宣帝在位时，告诫他儿子：“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德教，用周政乎？”咱汉朝治国，历来是霸道与王道并用实行，怎么可能纯粹用道德教化呢？董仲舒为汉武帝带来了用思想大一统维持政治大一统的主张，引导帝国从百家争鸣、私人著述的“子学时代”进入国家垄断思想的“经学时代”。然而，董仲舒当时的地位并不高，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他也不过是与其他儒生合为一传。这意味着，汉武帝并没有全盘采纳董仲舒的对策。汉武帝说是独尊儒术，实际上更倾向于重用法家的文吏，大儒董仲舒难免被边缘化。狱吏出身的公孙弘同样研究《春秋》，学问不如董仲舒，却善于奉迎汉武帝。有一次，他趁机对皇帝说：“董仲舒适合去胶西国为相。”胶西王刘端是汉武帝的哥哥，此人残暴凶狠，还是个同性恋，因为他宠幸的郎官与宫女偷情，就诛杀了这个郎官一家。每次有官员到胶西国任职，要依法办事，刘端总会找罪名诬告他们，甚至将他们毒死。在这个小小的诸侯国，多次发生二千石高官死于非命的案件。公孙弘建议派董仲舒去胶西国为相，也许是想借刀杀人。所幸刘端对大儒董仲舒表现得挺客气，但没过多久，董仲舒就告病退休回家了，留在胶西国，怕是迟早要完。汉武帝把董仲舒放到胶西国为相，却重用狱吏出身的公孙弘，而公孙弘也看出了汉武帝外儒内法的真面目。独尊儒术对汉武帝而言，不过是用来装点门面而已，治国，不能只靠儒学。公孙弘是个帅哥（“状貌甚丽”），有着人到中年还能让汉武帝一见倾心的颜值。他早年在家乡齐地做狱吏，下海卖过猪肉，后来跟随大儒胡毋生研习《春秋》，成为朝臣时年过六十，古稀之年才拜相封侯。汉武帝一朝十三个丞相，四个因罪免职，两个绝望自杀，三个论罪处死，老狐狸公孙弘却在陷害多名同僚后仍能寿终正寝，靠的就是以儒饰法，打通儒家与法家之间那堵墙。每次朝议，公孙弘总是引经据典，以公羊派学说对帝国法令进行装饰，以此讨汉武帝欢心。遇到难办的事，他都会对汉武帝察言观色，按照皇帝的意思发言。或者让直臣汲黯先发言，如果别的大臣在皇帝那里碰壁，公孙弘就立马改口，让不少大臣栽了跟头。长此以往，汲黯忍无可忍，你公孙弘不能老是把我当枪使啊。汲黯向汉武帝揭发公孙弘的虚伪行径，说：“齐地之人擅长诈骗，嘴里没实话。每次商议时，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到上朝时，公孙弘总是出尔反尔，这是不忠。”众人的目光落在公孙弘身上。公孙弘却反驳道：“了解臣的人都说臣忠诚，不了解臣的才说臣不忠诚。”汉武帝也就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汉武帝在北方建朔方郡，公孙弘本来上书反对，汉武帝就派内朝大臣朱买臣提出十点责难，命公孙弘回答。汉武帝实行“内外朝制”，皇帝的近臣如侍中、尚书等组成内朝，他们传达皇帝的意思。作为外朝之首的丞相公孙弘，却不敢公开辩论朱买臣的“十难”，退一步海阔天空，他一句也没回答，反而承认自己错了，态度一转，为汉武帝打call。还有一次，汉武帝从西域获得一匹名马，兴奋不已，作一首《天马歌》，用来配乐演唱。汲黯得知此事后，进谏道，王者创作乐曲，上要继承祖业，下要感化百姓，如今陛下仅仅得到一匹马就写歌，还要以此祭祀先祖。先帝与百姓该作何想法呢？公孙弘没有忘记汲黯这个眼中钉，他见汉武帝一脸不高兴，赶紧顺水推舟，进言道：“汲黯诽谤圣朝制度，罪当灭族！”好在汉武帝保持清醒，没有因此杀了汲黯。汲黯也不吃汉武帝那一套，他敢当着众臣的面说皇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什么尊儒讲仁义，只不过是幌子罢了。
在汉武帝手下吃得开的，不是儒生，而是执行皇帝意志的刀笔吏，比如酷吏张汤。酷吏就是执法严苛的官吏，他们捍卫的是至高无上的皇权。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采纳大臣张汤的建议，进行第一次币制改革，推出了“白鹿皮币”。所谓“皮币”，主要材料就是一张方尺宽的白鹿皮，饰以紫色花纹，价值40万钱。同时规定，王侯宗室朝见，一定要花钱换皮币作垫子。这种只能用禁苑的白鹿皮制成的超级货币，只有汉武帝才有权力制造，他可以利用皇权，人为地操控其价值，将地方的大量现实货币无条件地收归国库。大司农颜异对新币制的推行表示强烈反对：“王侯朝贺的玉璧一个价值才几千钱，而作为垫子的皮币却值40万钱，这不就是本末倒置吗？”大司农是九卿之一，主管国家财政，对政策发表看法本来无可厚非，完全合法。但张汤顺着皇帝的意思，找人告发颜异，以腹诽之罪将颜异给处死了。腹诽的意思是嘴上不说，心里诽谤，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张汤发现的“证据”是有人去颜异家里做客，对朝政表达不满，颜异当时没说话，嘴唇微微动了一下。张汤说，这就是腹诽。汉武帝在位54年，可以列出一张很长的非正常死亡名单，其中多为帝国功臣，或死于构陷，或死于权斗，或死于背锅：
在加强大一统专制的过程中，游侠郭解是另一个牺牲者。郭解在民间素有侠名，他在洛阳时，不管当地出现什么大纠纷，只要他出面，三言两语就能化解。有一次，郭解的外甥仗势欺人，对别人强行灌酒，被那人刺死。郭解找到凶手后，得知他不过是防卫过当，真相是自己外甥蛮不讲理，就没有怪罪凶手，而是把他放了，还说：“你杀得对。”但这位名满天下的大侠却被举报为地方豪强，列为“徙陵”对象。“徙陵”，是指汉代将地方豪强迁徙到位于关中的帝陵周围居住，美其名为“护陵”，实际上是强制他们离开原籍，处于政府的就近监视之下。“徙陵”名单一出，大将军卫青替郭解求情，说他的资产并不符合“徙陵”的要求，家里没那么多钱。汉武帝听说后更加愤怒，认为郭解不过是一介布衣，竟可以让大将军为他说话，可见他确实有钱有势，颇有威胁。郭解迁到关中后，常有权贵豪强与他结交，更加引起汉武帝的猜忌。后来，有举报者被郭解门客暗杀，汉武帝终于找到机会，下令将郭解逮捕。经过一连串调查，郭解（点我）被灭族，罪名是他身为布衣，却“任侠行权”。汉武帝兴儒术、任用儒生，却也重用酷吏；他建太学、推行察举，却也加强集权。易中天教授说，横行霸道的结果，就是“两面三刀”。“两面”是赏与罚，“三刀”是法家的法（严刑峻法）、术（阴谋手段）、势（君主权势）。汉武帝的帝国，是皇权统治与官僚政治的帝国，与其说汉武帝独尊儒术，倒不如说是唯我独尊。
元朔六年（前123年），大将军卫青（点我）在一年之间两次出击匈奴，歼敌过万，为大汉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胜利的喜悦背后，是沉重的财政包袱。此战，汉武帝拿出黄金20万斤犒赏三军。上万名匈奴战俘也得到厚赏，衣食由当地政府掏钱，让他们感受一下大汉温暖，便于招降。将士封赏、军械马匹、粮食衣甲、安抚降众，一个也不能少。连年的战争耗尽了文景之治的国库储蓄，使大汉王朝陷入“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的财政困难。为了挽救帝国财政，汉武帝凭借高度的集权，把原来放任民间的财富与势力，通通收归中央，利用文景之治以来积累的财富，集中力量办大事。汉武帝推行了几次货币改革，将铸币权彻底收归中央，铸造“上林三官五铢”，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五铢钱。在垄断铸币权的同时，汉武帝从工商业主手中夺回“山海之利”，将国有化改革延伸到当时利益最为丰厚的几大制造业——盐、铁、酒，实行“盐铁官营”。为汉武帝推行财政改革的大臣也都不是儒家，张汤本来是长安狱吏，而桑弘羊出身商人家庭，自年少时就在宫中当汉武帝的跟班。汉武帝对独霸一方的诸侯也挥动了镰刀，按照大臣主父偃的设计，实行推恩令。主父偃不是儒生，他的思想属于纵横家。推恩令的具体做法，是让诸侯把土地拿出来，分封给子孙，顾名思义，就是将皇帝浩荡隆恩延续到下一代，分封诸侯子弟为侯。诸侯子弟本来只有嫡长子有继承权，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土地，当然举双手双脚赞成。这样一来，诸侯国越分越小，对中央有威胁的也就所剩无几。推恩令实行后，诸侯国实力削弱，但地盘还在各地宗室手中。汉武帝决定把剩余的肉也抠下来，于是想到了一招“酎金夺爵”。汉文帝后，每年祭祀宗庙，诸侯都要献金助祭，这叫“酎[zhòu]金”。汉武帝的方法就是，规定诸侯献上酎金分量不足或成色不够的，取消封号，收回封国。这其实是巧取豪夺。酎金的分量、成色是否达标，汉武帝自己说了算嘛。在初次实行酎金夺爵的元鼎五年（前112年），诸侯中被夺爵者多达106人。丞相赵周还因此丢了性命，在狱中自杀身亡，起因是有人举报他明知列侯所献黄金不足却不上报。讽刺的是，提出推恩令的主父偃由于处事不慎，在齐国工作时逼死了乱伦的齐厉王，最终被群起而攻之，丢了脑袋。极力劝说汉武帝痛下杀手的人，还是老谋深算的公孙弘。缗，是穿铜钱用的绳子。算缗，顾名思义就是通过计算商人手中积蓄的财产，按实际数目征收财产税，以充盈国库。一种说法是两千钱而一算，即每二千钱课税一百二十钱，也就是抽取6%的财产税。此令一出，起初只有一人响应。这人叫做卜式，是个牧羊的“土豪”，曾经向帝国捐了一半财产。卜式说：“我平生与人无争。家里贫穷的，我就借钱给他；为人不善的，我就教他做好事。我去到哪儿人缘都很好，没人冤枉我。”卜式说，我爱国啊，天子要打匈奴，我认为，有贤能的人要为大节而死，有钱的人应该捐出来，如此，匈奴可灭。算缗法颁布后，天下富商跟汉武帝玩起了捉迷藏，争先恐后地隐匿财产，卜式却再捐了20万，成了模范富豪、爱国商人。为了对付那些隐匿财产的豪商大户，汉武帝在算缗令两年后颁布了告缗令，鼓励全民举报，凡是被告发隐瞒不报或所报不实者，将抄没其全部财产，并将一半财产奖予告发之人。随着告缗遍天下，不仅富商和高利贷者受到整治，全国中产以上的家庭几乎都被卷入其中，面临破产的命运。朝廷没收的财物堆满了上林苑，史书记载，“中产以上大抵皆遇告。……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汉武帝在位54年，对匈奴作战长达44年，从马邑之谋开始，对盘踞在北方的头号外患匈奴展开了反击。到元狩四年（前119年），帝国名将卫青、霍去病各自带兵出征，并至漠北，深入匈奴腹地，这是汉武帝对匈奴作战规模最大的一场。少年英雄霍去病封狼居胥（今蒙古肯特山）后凯旋，从此，漠南再无匈奴王庭。汉武帝未曾停止开疆拓土的脚步，46岁的他，收复南越，将南方边远之地重新纳入帝国的版图。汉武帝将帝国推向了巅峰。作为皇帝，他第一个用“独尊儒术”统一思想，第一个用年号纪元，第一个凿空西域，甚至其在位执政54年的纪录，直到一千多年后才被清朝的康熙皇帝打破。汉武帝兴师动众打了那么多年仗，匈奴溃败，四方安定，卫青、霍去病将星闪耀，可老百姓的日子却不好过。汉武帝后期，民生凋敝，文景之治积累的财富几乎消耗殆尽，“师出三十余年，天下户口减半。”这首汉代乐府诗《战城南》，说出了老百姓流离失所的哀怨：
独尊儒术的汉武帝，在功成名就后却迷信于祭神求仙。
直到去世前两年，他才知道自己被方士骗了，对群臣说：“以前我糊涂，被方士欺骗。天下哪有什么仙人？全是妖言邪说。注意饮食，有病吃药，才能少生病。”
李长之先生因此才说，汉武帝有时“幼稚，可笑，天真，不实际，好奇，好玩，好幻想”。汉武帝宠爱的李夫人去世后，他深深思念，为之肝肠寸断，实在是想与李夫人再见一面，就请来方士招魂。方士设坛作法，汉武帝在帷帐中看到烛影摇晃，似乎有一轻柔身影飘过，若隐若现。他痴痴地叹息道：“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元封元年（前110年），泰山道上千里旗帜飘扬，十万雄兵集合于盛大隆重的封禅大典，汉武帝将他的功业上告于天。元封这个年号，也因封禅典礼而得名。征和二年（前91年），汉武帝风烛残年，他怀疑有人埋了木头人偶，用“巫蛊”诅咒他早日归天，在处死丞相公孙贺后，巫蛊之祸（点我）蔓延到太子刘据身上。秋风萧瑟，危机重重，太子刘据崩溃了，他假传圣旨，诛杀了离间他们父子的奸人，却陷入谋反的罪名。面对汉武帝派来“平叛”的大军，太子逃无可逃，绝望中自缢身亡，他的两个儿子，也旋即被杀。汉武帝曾经深爱的皇后卫子夫年老色衰，失去宠爱，太子失势遇害时，她早已在宫中自杀。两年后，年迈的汉武帝在桑弘羊建议扩大轮台（今新疆轮台县）屯田时，颁发了“轮台罪己诏”，其中提到：曾经有人奏请百姓每口增收赋税三十钱，作为边防军费，这会使老弱孤独者困苦不堪；这次派人去遥远的轮台开荒，更会使天下人劳累，朕不忍心这么做；如今应该致力于禁止苛刻暴虐的政策，减轻对民间的剥削，使天下安定。汉武帝是否下过罪己诏，并且后悔以往穷兵黩武的政策，在史学界历来众说纷纭。在《轮台诏》中，汉武帝说的也不过是“朕之不明”、“悲痛常在朕心”之类的话，主要是否决桑弘羊等人的建议，并不是自我批评。据《资治通鉴》记载，晚年的汉武帝确实曾表达过悔过之意，但那是在征和四年（前89年）封禅泰山时对群臣说的一番话，无关轮台屯田，更不是诏书：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也许，《轮台诏》与独尊儒术一样，也隐藏着汉武帝的另一张面孔，仍是大汉天子的王霸之术。不可否认，汉武帝缔造了一个伟大的时代，于国于民，几分功过，自有后人评说。在他去世后，他的帝国以及与其同名的民族，巍然傲立于世界的东方。
参考文献：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6年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07年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09年
辛德勇：《制造汉武帝》，三联书店，2015年
姜鹏：《汉武帝的三张面孔》，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易中天：《汉武的帝国》，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
庄春波：《汉武帝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田余庆：《论轮台诏》，《历史研究》1984年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