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明:周信芳剧本连台本《封神榜》评介(《封神演义》源流考之十九)

周信芳编剧的连台本《封神榜》是由《封神演义》改编的第一部白话剧。

周信芳(1895.1.14-1975.3.8),本名士楚,字信芳,浙江省宁波市慈溪人。生于曲艺之家,父周慰堂,工旦角,母许桂仙,工青衣。

颜梅华绘周信芳像

周信芳七岁登台,配娃娃生,艺名“七龄童”,十一岁时改为谐音“麒麟童”,故其流派称为“麒派”,与马连良、唐韵笙并称为“南麒北马关外唐”。周信芳一生对传统戏剧颇多改良,时人称其为“国剧革新派”。[1]

此剧最初的版本是清光绪元年(1875年)由孙春恒、景四宝、董三雄、孟六、孟七在天仙茶园首演的《兴周灭纣图》。光绪十五年(1889年)时又由响九霄、黄月山等在丹桂茶园排演,始定名《封神榜》,共计三十六本[2]。

在改编为连台本剧作前,周信芳先后于民国七年(1918年)和民国十一年(1922年)编剧了两部单本戏剧《苏护进妲己》和《黄飞虎反五关》[3],民国十七年(1928年)将其编为连台本戏剧,改为十六本,9月14日始与刘汉臣、小杨月楼、王芸等将首本首演于天蟾舞台[4],同年演至十本[5]。1930年演出第十一本[6],1931年演出第十二至十六本[7]。1932年及1933年再演《封神榜》[8],

此后又多次演出单本戏剧如《新鹿台恨》、《姜太公出世》等[9]。本剧一至十本的剧本藏于北京戏曲研究所。

《麒麟童的姜子牙与梅伯(一)》

笔者未见此藏本影印或较早的排印本,但就著录的情况来看,藏本与笔者所仅见之2014年上海文化出版社整理《周信芳全集》第7卷,即剧本第7卷,是完全不同的[10]。

如著录本第一本是从女娲宫题诗写起的,而《周信芳全集》第7卷所收录的版本却是从子牙下山写起的,不知编者收录的依据到底是怎样的,我们也无从对剧本最终写成的时间进行判断,一些结论自然也是无法做出的。

如本剧中“她”字作为第三人称指代出现了281次,如果在本剧初排的剧本中便有这样的规模,“她”字的发明不过9年,我们可以相信作者是十分受到新文化的影响的,但若是后来重版时调整至此,这种意见便失去根据了。

同样,因本卷开篇仅有《编者的话》作为总序,无卷序,故也不知其整理依据及校对的依据如何[11],例如其中文字多有不能统一处,如“哪吒”一时写作“哪咤”[12]、“秦完”一时写作“秦宅”[13],“高兰英”一时写作“张兰英”[14],“毗卢仙”写作“昆灵仙”[15]等,我们也无从判断是原文如此抑或整理者因手民之误致此。

《周信芳全集》

相对而言,著录本《封神榜》与旧本较为接近,虽由多种传统单折串联敷衍而成,但情节上却是相对完整的[16],《全集》本在著录本的基础上多有节略,如第五本写苏护与苏全忠被妲己迫害致死后,苏全孝欲为父报仇一事[17],与《封神演义》原著全不相同,出自著录本第四本,同时苏全孝此人并不复见于后文,应是作者在整理的过程中删节了后续有关故事的结果。

第九本闻仲夫人所说纣王“又逼反洪锦父子”[18],也不见于原著,而出自著录本第八本。第五本又有渤海圣母说:“前番灵珠投生哪吒,无故扰乱龙宫,太子殒命。”[19]明显是照应前文哪吒闹海一事的,但本剧却并未有哪吒专门的故事。

《封神榜》戏单

第六本中提到的“摘星楼调戏贾夫人,朝歌反了黄飞虎”[20],第九本土行孙自称“费了千辛万苦,那邓九公才将他的女儿邓蝉玉许配与我”[21],申公豹所说“我又在三仙岛请去三霄娘娘,摆下黄河大阵,不想又被西岐所破,三霄娘娘也命丧阵前”[22],十本中所说“罗宣兵败已死”[23]、“费仲兄弟费极,鱼肉乡民”[24],第十六本提到的冰冻岐山[25]及马氏联合费仲、尤浑火烧宋家庄[26]及在晁雷、晁田面前出卖姜子牙[27]等事,都不见于《全集》本,而是著录本的内容。

故可以相信,著录本的成书时间要早于《全集》本,并且是《全集》本重编的依据。

全剧无传统切末,只有科范,不称“科”而称“介”,是符合周信芳作为江南名伶的习惯的[28]。每本前有人物表、布景,台词多用白话而非文言,极少按照旧有戏剧或《封神演义》原著直译,更多代之以根据当时的情境做为发挥,如比干感慨费仲、尤浑因佞言得势时说:“可惜老夫老了,不能学时髦了。”[29]

剧本中未见其服装、脸谱等,有记载称此剧多有创新,如将长裙饰以羽毛、袒胸露腿,纣王装隆鼻、戴虬髯,不中不西[30]等,摆明了是按照话剧的方式对传统京剧进行改造的。

《封神榜》中周信芳饰演姜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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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的介绍

全剧共十六本,中间情节断续,明显是由单折戏剧敷衍而来的,前十一本中仅有第九本按场次划分,每场设题目,内部另有分节,其余各出仅做分节并设题目,而无场次,第十二至十六本则仅以场次划分,无题目与分节。

相形之下,无题目与分节的各本情节反而完整,有题目和分节的反倒前后冲突甚多。各本中“雉鸡精”间写作“鸡精”[31],有时称之为胡嬉妹[32],有时则干脆将其与雉鸡精视为二人[33]。燃灯的身份一时为“道人”[34],一时为“古佛”[35];佥押封神榜时,与元始天尊、太上老君等并称为“七祖”[36],后文中又一时称姜子牙为“师弟”[37]。

申公豹的身份一时为截教,如广成子对殷郊说:“你可知申公豹他是截教,与你师叔姜尚有仇?”[38],一时又为阐教,如他称元始天尊为“师尊”[39]却称通天教主为“教主”[40],与瞿留孙互称“师兄”,瞿留孙又让土行孙称申公豹为师叔,且与瞿留孙和姜子牙都有“同学之情”[41],显然师出同门。

《封神榜》中董志扬饰演纣王

前文中说“前番害了姜氏父女,全亏了假姜环”[42],以姜环为假冒,与《封神天榜》相同,后文殷郊却交待“她怀恨在心,买动刺客姜环,刺王杀驾,将这一场不白之冤陷在我母的身上”[43],是受雇于妲己的实实在在的人。

各本的内容是以原著为依据,按照著录本为底本进行大刀阔斧的改编和重排的。第一本写子牙下山,略等于原著第十五、十六两回,与著录本第一本后半及第二本的内容相同,但《全集》本无纣王题诗、苏护反商进女及炼出琵琶精形骸等情节。

第二本写梅伯之死与商容弃官,略等于原著第六回或著录本第七本中的小段,但有了较大改编[44],应是将著录本两本合并,便缺出一本,故以此特别发挥、补齐。至于其所撷选的内容则是侧重于纣王暴政的,以此反映对专制制度的批判。

第三本写比干之死,略等于原著二十五、二十六回,为著录本第三本中的一节,但删妲己调戏伯邑考、文王逃五关事。

比干路遇卖菜女的情节设计为妲己变化卖菜女而害死比干,与《封神天榜》的情节类同,但其中多有原创且无关于其它各本的形象和情节,如上官伟、赫胥、襄昆、连武等角色,及后三者试图拥立比干为天子之事[45],正符合单本戏剧的特色。

《鹿台恨》剧本

《周信芳全集》第六卷收有单本戏剧《鹿台恨》,与本剧第三本的内容基本相同,但因为《鹿台恨》首演于1958年[46],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唯物主义思想整理旧戏的时代,故《鹿台恨》中将一切神话剧情删去,将妲己所宴请之妖狐改为轩辕坟中奴隶假扮[47],并加入了武王戡黎等内容[48]。

第四本写杨任被挖眼,相当于原著中第十四回的一个小节,仅有杨任所说“三害在外,一害在内”[49]是见于原著的,但其它情节与原著完全不同。著录本在第四本中除写杨任被挖眼一事外,还写及贾夫人的被害及黄飞虎的反叛、苏护灭门等事体。

第五本写姜子牙救助苏全孝及隐居后与武吉的对话,见于原著第二十三回中的一节,又将原著第三十八回姜子牙获得打神鞭及第七十二回重遇申公豹两个细节移植到此本。救助苏全孝一事在著录本中为第五本最后的情节,原有情节中的广成子、赤精子救助殷郊、殷洪及哪吒出世都被删掉了。

姜子牙隐居事见于著录本第六本,但是著录本第六本仍有箕子佯狂,费仲、尤浑火烧宋家庄,预备杀掉宋异人一家及闻仲次子闻梦云等人后为闻仲所救之事,《全集》本仅在第六本中保留了闻仲救闻梦云等事——为了加强各本之间的关联性,作者有意将武吉获救之后的事情列入下本中。

中华民国十七年九月十五日之天蟾为什么排演封神榜

第六本继前本之事,续讲武吉脱困及文王聘请姜子牙之事,见于原著第二十三、二十四两回,只是将武吉在坑内一日变为四十九日,并设计其因母亲受饿提前一日出坑,以突出其孝行[50]。

但因为《全集》本删去了火烧宋家庄一事,导致从《训兵》一节开始讲闻仲的故事,十分突兀,与前文有明显的割裂,此情节当是将原著第二十七回“太师回兵陈十策”和第三十一回“闻太师驱兵追袭”的部分内容合而为一。

其中《训兵》、《北海》两段与《封神天榜》中降服赛罕的两节颇为相似。闻仲以诊脉为途径鉴出妲己为狐妖[51],闻仲有儿子闻梦龙、闻梦云[52],与原著的设定颇有出入。

第七本紧承六本而作,将闻仲条陈十策当成了应许纣王出兵前的威胁,并且闻仲在陈十策后并没有离开朝歌,仅令邓九公统兵作战,自己则“坐镇朝歌,监视妲己”[53]。

《封神榜》 中小杨月楼饰演妲己

《仙岛》一节[54]出自原著四十三回后半,《敲骨》、《孕妇》、《验胎》三节[55]出于第八十九回,都不见于著录本,而是直接由原著改编的。

不过,原著中闻仲死于第五十二回,并不及对此等事惩治纣王,本剧将之移至闻仲生前,大概有借闻仲之手教训暴君,为民众出气的意思。

第八本以“九仙山”一节为界,明显分成前后两个单元,第一单元写赵公明助纣伐周事[56],基本与原著第四十七、四十八两回一致,只是将闻仲和姜子牙的初次会面放在了十绝阵之后[57],并有姜子牙一度邀请过赵公明的情节[58]。

第二单元写殷郊与殷洪的故事[59],以殷郊为主要角色,将原著中的二人分别下山改为了合兵一处,温良、马善也都是申公豹劝说加入殷郊阵营[60],殷洪先于殷郊降商后,险些死于费仲、尤浑之手,后遇殷郊解救,共同仗剑入宫,与妲己争执一番后预备击杀妲己,被妲己以假死骗过,而后合兵征讨岐山并与恩师抗衡[61],最终则分别死于犁锄和太极图中。此二事俱不见于著录本,应是周信芳氏新加入的内容,所以反倒得其完整。

《封神榜》中周信芳饰演梅伯

第九本分出十五个场次,但第二场分为“下山”和“赠宝”两节,第三场分为“交兵”和“回营”两节。赋节与否与场的长短并没有一定之规,如第一场占据六页半,第二场两节加在一起仅有三页半,第四场则不足一页。

同时,尽管此本分出场次,但仍不是完整的单本戏剧,以第十二场“云程”为界,前十一场写的是土行孙下山降周的故事,相当于原著中的第五十三至五十六回及著录本第十一本的故事。

但是这些场次的时序很乱,如前本杨戬以多次建立奇功,如护卫姜子牙、抢夺钉头七箭书、识鉴番天印等[62],此本却又写他初次下山[63],前文已写申公豹对赵公明说姜子牙“命土行孙四处散布谣言”[64],此本又写申公豹与土行孙的初次相识[65]。

移风馆剧社戏报《 封神榜》简介

这无疑是单本戏剧连缀成篇后未经统一的结果,此种特征也不是《全集》本特有的,著录本中哪吒打死龙王三太子和姜子牙火烧琵琶精分别出现过两次[66],第三本已写过比干之死,第七本又写比干、商容劝谏纣王未果;第六本姜子牙已成为西周丞相,第七本中又在朝歌帮纣王监造鹿台等。

但《全集》本此本中各场内部的情节也不十分统一,如土行孙被瞿留孙擒获后自称“那日来一跨虎的道长,自称申公豹”云云[67],是出自《封神演义》原著的,而与第一场“利诱”的内容差别较大。

后四场出自著录本第十本,写闻仲请九龙岛四圣欲为赵公明报仇,寻求其师金灵圣母帮助未果并遇到辛环四人事,九龙岛四圣见于原著第三十八回,原著是在张桂芳伐岐山时,本剧改在了十绝阵后,李兴霸的名字被改为了李兴坝(壩)。

《头本封神榜》中王芸芳饰演苏妲己

闻仲遇辛环一行在原著中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下山收将的套路,本剧则改为公案,第九本第十四、十五两场起与第十本《大审》一节共同构成完整的公案故事。此后,第十本又写闻仲强迫纣王亲征,因武王不肯与纣王对阵,姜子牙私放费仲、尤浑使其撤兵,及闻仲死于绝龙岭一事,基本上相当于原著第五十二回或著录本第十本的部分内容。

第十一本前半写张奎的故事,相当于原著八十六回后半或著录本第十一本后半的内容,但著录本未有原本作为依据,不知其具体情节为何,但著录本中提及的诛杀土行孙夫妇事不见于本剧剧情。

《金霞冠·破冠》一节之后为后半,引入火灵圣母被杀及诛仙阵事,菡芝仙、彩云仙子、邱引、马遂等都在此出场[68],基本上相当于原著七十二回、七十三回前半及七十八回的部分内容,不见于著录本。

天蟾舞台《八本封神榜特刊》

第十二本借用了原著中七十五至七十九回的人名而对故事进行重塑,其中只有杨戬变化赚余元及余元造战车之事[69]是出于原著的,但却将余元的弟子余化与痘神余化龙父子合并,其它的情节既不见于原著,也不见于著录本,主角徐凤娇、配角徐贵等更是完全原创的角色,是作者重新编过的。

但这一本中也非完整的剧情,第八场徐凤娇赴战场之后,作者对其与韩升、韩变的结局都无交代[70],反而在第九场写微子衍劝谏纣王不要滥杀百姓、官员之事,其中纣王选美女充实后宫及苏里仁斩杀新娘娘一事[71]都不见于原著和著录本,或是作者有佚失的独立剧本,或是别有所本。

第十三本写丁策投军,见原著第九十四回,本无甚出彩之处。

著录本第十三本加入了冰姑这一人物形象,对剧情进行了较大的改编,《全集》本则对著录本也有了很大的改动,如将丁美娘由丁策之妹变成了丁策之姐,冰姑在董忠之妹的身份之外,又为丁策新婚之妻,冰姑为救爱郎丁策,扮成其妹,假意逢迎费全使丁策逃过一劫而非与之同归于尽等。

《封神榜》中 小杨月楼饰演九尾仙

但此本仍是未竟之作,南宫适被擒后[72],未曾交代其结局,该本以冰姑假意逢迎后,费全放过丁策、冰姑二人作结[73],却仍未交代其最终的结果。且此本中许多人物台词未能协调,如冰姑在和丁策叙述嫂子被调戏时,有时以“哥哥”、“妹妹”相称,有时冰姑将丁策称为“夫君”[74],丁策将丁美娘或称为“姐姐”,或对冰姑而言称为“你嫂嫂”[75],十分混乱,使读者初读时如堕雾中。

第十四本写梅山六怪的故事,相当于原著中第九十二、九十三两回或著录本第十四本,但与原著及著录本都不同的是,该本没有袁洪这一角色,更没有用山河社稷图收服袁洪之事。

故事先从方弼、方相相助姜文焕攻打游魂关写起[76],原著中兄弟二人已死在十绝阵中,二人在伐纣中的故事也不见著录本提及。其后又写梅山六怪乃受妲己之邀请助窦荣守游魂关[77],著录本介绍不明,不知是否一致。

但后文写梅山猪妖朱子真分别对窦、鲁二人说另一方有降周之举并使其争斗[78],与著录本中彻地夫人用照妖镜辨别六怪原形有明显不同,原本中的神话故事为现实的计策,最终以六怪献城为结束,未交代窦、鲁两家各人的结果。

周信芳在《封神榜》中饰梅伯

第十五本借用原著中殷破败、殷成秀父子的名字敷衍出费仲说服殷破败献城而遭到殷成秀拒绝,终于父子反目的大戏,与原著迥然不同,且不见于著录本。

第十六本由马氏与姜子牙重逢和封神台上众神申斥纣王两个故事构成,大致相当于原著中第九十五、九十八回的部分内容,但均不见于著录本。全剧最末没有宣读封神榜各神名讳,这是与其它封神榜的改编本明显不同的地方。

从上述对比可以看出,著录本的《封神榜》虽不免重复、跳跃的情节,但基本上能保证剧情是严格按照《封神演义》原著的顺序,并择其重要事件的,保持了逻辑的前后相承。

《全集》本的《封神榜》则是将原著的故事进行了节选,各本的剧情跳脱,每本的情节也多不完整。这是因为周信芳编剧的《封神榜》虽称为“连台本”,却不过是以一种题材贯穿始终,因为“连台本戏的剧情变化大,用的人要经常换,每本戏都有特定的主角、戏里用什么人就请什么人,人才流动,戏就好推广了”,何况“连台本戏可以普及观众,可以增加收入,可以锻炼编导,可以让演员的才能得到最大发挥”[79]。

《头本封神榜》中张德禄饰演崇黑虎

故制作连台本的本来用意是突出演员而非戏剧的逻辑的。当时参演的主要演员先后有小杨月楼、刘汉臣、王芸芳、王风琴、潘雪艳、赵如泉、赵君玉、杨瑞亭、朱雅南、杨鼐侬、刘奎官、陈鹤峰、董志扬、高百岁等[80],均为一时之选,但全剧既以周信芳氏为绝对的主角,故由其应工的生戏角色戏份较多,如姜子牙、比干、梅伯、闻仲等,相对而言,原著中另一较为重要的角色哪吒出场仅七次,共计四句台词,皆是报讯的功能,也是由于同一种缘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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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作的主旨

与原著《封神演义》不同,本剧开场便是子牙下山,将原著中一上昆仑时元始天尊交付封神榜的情节及姜子牙与申公豹的冲突和子牙出世的故事合并在一起,称他为“一阵转世”,周文王则是“宛丘大仙”转世临凡[81]。

作为原著最重要的道具封神榜在本剧中被设计成由昊天上帝下旨,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鸿钧老祖、接引道人、准提道人、燃灯道人、度厄真人“七祖聚会、三教并议”的成果[82],但在全剧中仅提及47次,有20次在子牙下山一场,11次称姜子牙为“封神榜主”,9次以“恐怕封神榜上有名”威胁截教众仙,实际的效用远不如原著为大。

国剧革新派之周信芳

且本剧中将原著中的“惧留孙(懼留孫)”改写为“瞿留孙”,“文殊广法天尊”改为“文殊广德天尊”[83],殊失考究,又申公豹劝殷郊反水之时称“什么宏誓大愿,不过是牙痛咒儿。人定胜天,你不要迷信。”完全不是道士的声口。故此可知本剧已脱离了原著的宗教特征,仅以神话为题材而已。

全剧的主旨是讴歌民主,反对暴政的。那时评论家的定位,以为《封神演义》这部书与《封神榜》这部戏都是与《伊索寓言》一样的著作,借神怪之题材批评专制,施之于当时,“简直给有枪阶级的军阀们遥立竿影,教他们明强权的最后胜利是被循公理奋斗的民众得去的”[84],故这部剧有着极强的现实讽喻意义,剧中的纣王及其佞幸集团简直成了一切专制的代表,也是军阀政府的一种影射。

作者极力刻画纣王及其佞幸集团的残暴颟顸,如借丁策之口感叹:“如今的世界,本来没有天日。”[85]借刘乾之口说:“但是在这种社会上过日子,要康健也不康健了。”[86]是在批判当时的社会。借比干之口批评崇侯虎:“你们只图万岁一笑,就不顾百姓们啼哭!”[87]是在批判当时的官僚阶层只顾升官、讨好上司,不顾社稷民生。

《周信芳唱片选集》

比干拒绝纣王同饮的邀请时说:“我不忍吸饮那人民的鲜血。”并批评纣王是“天下奉一人,独夫残万民!”[88]直接将矛头对准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姜子牙在隐居时关切民众说:“怎么,纣王又加赋税么?”[89]完全是对民国初年政府乱加赋税的讽刺。

毒杀闻仲未果的太医洪水与妲己对质,被纣王喝止,洪水骂道:“你不要喝住我的话,你的专制压迫,我也不怕了。我骂你什么好,你实在是个昏王,你实在是个害民的贼!”[90]这两句痛骂既是对专制者虚伪嘴脸的训斥和揭露,也是在写专制者内部的不坚牢。在作者看来,作为专制最底层的统治工具,洪水之流是完全有机会被最高的专制者抛弃的。

于是作者以现实的立场两次对纣王及其佞幸集团进行了公审。第一次出现在第十本《大审》一节,此节长达17页,是各场(节)中最长的一段。

作者写邓忠因费仲之弟费极杀死了自己的弟弟邓孝,反诬张节所为,邓忠自觉孑立一身,于是来到朝歌刺杀妲己。途中遇见张节之妹张丽珠才明真相,遇见费仲,错认为闻仲。张丽珠被骗进费府,张节也在被费仲等人不断曲打,并在未曾招供的情况下,被有司定下了罪名。最后借闻仲之手,方才翻案。

《周信芳舞台艺术》

作者借用此案,一是批判了纣王的昏暴、费仲兄弟的好色弄权,二是揭露了当时的官员“身为命官,草菅人命”[91],三是揭露了当时的权力的渗透到无孔不入的地步,邓忠被擒获预备公开审判时,费仲以圣智为借口,强迫民众观看审判[92],目的当然是宣扬权力的可怕,杀一儆百,以儆效尤。

第二次则是在全剧的最末,群神在封神台上对纣王你一言我一语地进行公审,太监陈青甚至将纣王的罪恶唱成了数来宝,正面告诫以纣王为代表的专制者所谓领导者应该是“国民的公仆”,否则“似这等害民的蠡贼应当早打倒,你自焚一死我的气还不能消。”[93]

这一场戏是将原著中的“子牙暴纣王十罪”和纣王临死前众英灵对纣王的讨命合二为一的。相形之下,原著中的暴十罪更多的是宣扬政治正确,讨命更多是制造因果报应的恐怖。前者为政治,后者为宗教,皆远不如本剧中发挥民众对民主政治的向往与自觉而对纣王进行公审来得更具震撼力。

在作者看来,武王伐纣这一史实固然是推翻暴政的典范,但却也并不意味着民主的发生。剧中安排,闻仲对纣王说,武王的起兵是“为民请命”而非造反,作者借纣王之口说:“自古来,哪一个乱臣贼子夺人家王位的时候,不是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口口声声说什么驱逐暴君,废除苛税,整顿吏治,为人民谋幸福……但是等他们抢到了王位的时候,百姓还是百姓,当兵的还是当兵,他们的话是一句都莫有实现,国家经济也受了影响,人民反而加多了负担。嘿!倒霉的是人民,被利用的是人民,什么为人民谋幸福,分明是为人民谋死亡罢了!”[94]

《再寻麒麟童:宁波籍京剧大师周信芳》

如果说这些话不过是对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君主政治的否定,那么在武王伐纣成功之后,商容、梅伯、比干等人的英灵质疑武王“武王封比干墓,表我的门闾,则还不是做人的鬼诈?要买人心而已。”“凡做皇帝的,不是强暴定是奸诈,哪里有一个好东西?”“你倒戈了,还不是一个死?倒替姜子牙成全了一个军阀。”[95]只能理解为对民国初期袁世凯统一南北、段祺瑞再造共和等虚假民主和政治乱象的失望——甚至其中也不乏对蒋介石刚刚完成的北伐的失望。

作为民初政局的亲身经历者,作者不相信以“仁政”为暴力革命借口的武王能够对社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要跳出“专政—革命”的循环,必须呼唤公民意识的自觉不可,因此主张以公民的联合对抗统治者的暴政。

这也是和此前新文化运动主要人物的思想想接近的,如陈独秀便说过:“是以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96]

《姜太公演义》

于是作者借由《封神榜》这个题材,价格此思想变更为具象化的表述,如其借雷开之妻胡氏之口说:“他这个皇上,早应当打倒。你想啊,他这个皇上,是天下百姓恭敬他,方做皇上。他不替百姓服务,反而去害百姓,杀百姓,他分明辜负了百姓。他既然辜负了万万人,我们辜负他一个人,也不算什么。”[97]

同时借众英灵之口对纣王的魂灵说:“你要是再用压迫,我们就要结合起来反抗你。”“活着没有结合,死了还不觉悟吗?”[98]颇有一些劳动者联合的意思。

此外,其又在姜子牙隐居时,写到农夫们对姜子牙讲:“可怜我们农人有的卖掉妻子,有的卖掉儿女,有的卖掉房屋。照这样下去,我们乡下人还有活路么?”“他们吃的哪一粒、哪一颗不是农人种的;他们身上穿的哪一丝、哪一缕不是工人织的?”[99]是受到当时“劳工神圣”思想的影响的。

同时讽刺纣王层层加捐税,导致了“这个年头,有产跟没有产还不是一个样么?”[100]是其自居也将听众居于无产者之列。

1927年,周信芳加入田汉主持的话剧团体南国社[101],在事实上已经接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熏陶,虽然无法说明彼时其已对社会主义思想有深刻认识,但上述台词却不免是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的。

《江南伶杰 剧界麒麟——周信芳评传》

因此,对于武王伐纣这一史实,作者并没有像传统作家演绎时赋予其绝对的正义性,而是赋予了其双重的寓意:有时代表着推翻暴政的革命,但有时又代表着外来的侵略。所以一方面广成子与赤精子称殷郊和殷洪为“反动分子”[102],另一方面申公豹劝反殷郊时,故意地说道:“我看你犹疑不决,分明是个亡国奴!”[103]

剧中多次提到殷商将领的降周是“卖国求荣”,并在最后一本中写姜子牙将费仲、尤浑二人斩杀、剖心,以此祭祀比干。作者借费仲、尤浑之口说:“这是我们卖国的结果”、“原来卖国奴就是畜生啊!”[104]这当然是在当时列强环伺的背景下对卖国者的讽刺,但也不免对于武王伐纣的正义性有所质疑。

于是,在刻画守护殷商的将领时,作者并没有完全以保守、落后的形象视之,有时甚至将个别形象刻画为孝勇双全的人物。

如第十一本写张奎本为潼关守将张山之子,张山为洪锦所斩后,母子流落为猎户,张奎在狩猎遇到乌烟兽的过程中,救助了费仲、尤浑及高愔、高兰英父女,不想却与高氏父女发生口角。及至高愔父女投宿张家时,才知双方为甥舅亲眷,遂成其婚姻,后因救助纣王受封,夫妻同守金鸡岭。

周信芳剧照

写丁策投军时,著录本写费仲之子费全见董忠妻子丁美娘貌美而与董结为兄弟,并将美娘逼奸致死。

《全集》本改编为费全为董忠所救,而结为八拜之交[105],突出了董忠之能勇。著录本写董忠与妻弟丁策先后赶来痛骂费全,因而被治罪。《全集》本则改为丁策与冰姑约姐丈董忠同退隐山林,但董忠执意先交令,完成工作后再作退隐打算,反为费全所擒[106],不是在写他们的忠君,而是在写这些基层官员的忠于职事。

在第十五本中,更是直接抛开了《封神演义》原著和著录本中的内容,写费仲贿赂雷开、殷破败,三人联袂决定献城于周朝,遭到雷开之女雷懿姜的举报及殷破败之子殷成秀的反对,殷成秀临死之前尚且大义凛然说:“你降你的周,我殉我的国,什么叫父命?各行其志!”[107]原著中一向忠孝同构,秉承“君叫臣死,不敢不死;父叫子亡,不敢不亡”的说法,所以黄飞虎投周之时,其父黄滚与其弟、其子同时归周,妲己不忠于国在先,其父苏护便降周伐纣,以促成其不孝之举。

梅兰芳周信芳舞台生活五十年纪念会

本剧中的殷成秀面对的则是忠孝之间的矛盾,虽然其还有“忠君”的意识,但却能为自己所相信的思想与父辈决裂,不能以传统反面愚忠的角色视之。

同时,作者相信道德的力量,认为太上老君等之所以选定姜子牙而非申公豹担任封神榜主,是因为“一个不愿贪恋红尘,一个名利熏心。他二人的优劣立见也”[108]。

只是这道德是必须经过民主价值重塑的,比如在封神之前,柏鉴说:“少时去到封神台前受封已毕,位列仙班,怎么还论什么父女母子?那都是一个幻梦罢了。”[109]

看上去是用佛教的立场指斥人间伦理的虚幻,但佛教为求与中国固有的文化同化,已将血缘伦理纳入了其价值范畴,甚至有《目连救母变文》等世俗作品,作者在这里指斥的虚幻实则是与当时的家庭革命思想相关的。

在性别角色上,作者也主张男女平等,在杨妃说自己是“女流之辈”,劝谏纣王必无用处的时候,其弟杨任劝说:“女流就不能做事?娘娘未免小看了自己。”[110]

因此作者也有意改造原著中的“忠臣”形象,将之作为为民请命的英雄,如原著中比干被邀请赴鹿台仙宴是因为“合朝文武之内,止有比干量洪”,只不过是服从王命,作为善饮之人陪侍仙宴,本剧则写比干因闻太师缺粮、九侯造反及微子逃走等事上奏而闯入宴会[111],加强了其中的人民性。

常州市红星京剧二团《封神榜》二本戏单

公民的自觉是自爱,公民的联合是相爱,道德中的民主价值是爱的社会性,故作者将一切救世的方式归结到一个“爱”字上,相信“不论神仙与人,只要晓得一个'爱’字,将爱己之心爱了同类,上天下地就永无战争之事了。”[112]

对于爱中的典范,作者对爱情也有自身的思考。“爱情”一词在剧中出现5次,分别在三场提及,即马氏与姜子牙新婚夜后[113]、琵琶精与雉鸡精责斥纣王对妲己无情[114]以及韩升韩变与徐凤娇的三角恋爱之时[115]。

第一处马氏自诩为“文明女子”,与姜子牙拌嘴,是彻头彻尾的滑稽戏。本剧许多人物的个性并不能贯彻全篇,甚至许多在前文中较为重要的人物在后文里便丢掉了,惟有马氏的故事保持了滑稽戏的一贯。

在第十六本里,作者写姜子牙衣锦还乡,向刘乾问及马氏的情况,回答是马氏已经将丈夫“大约妨死了七八个了”[116],用极度夸张、丑化的方式,写马氏离开姜子牙之后的落魄,姜子牙与其一成一败、一贵一贱,衬托出马氏当年的格局之小、有眼无珠,其后更化用《汉书》中朱买臣马前泼水的典故,使马氏丑态毕现[117],对势力之人极尽讽刺。

武汉市京剧团《封神榜》戏单

第二处二妖以爱情绑架纣王,体现纣王因个人情感影响国家大计的昏庸无能。惟有第三处方才是爱情的本义。原著中独立的韩荣与徐盖的故事被整理成儿女婚姻,并用兄弟之间的误会造成三角恋爱,使徐凤娇爱兄而嫁弟,又塑造韩升因徐盖投降而杀掉徐盖之事,使爱人徐凤娇成为自己的仇人,这是用西方戏剧如《皆大欢喜》及《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叙事套路改造中国旧戏的办法。

徐凤娇对韩升说:“我爱你岂可杀你?”对韩变说:“我爱你是朋友之爱。”[118]将真正的恋爱与朋友之间的关心分得一清二楚,正是受西方影响的恋爱观念。但在韩升、韩变兄弟处理三角恋爱时,却出现了中国人特有的谦让,徐凤娇要二人为自己在疆场决胜,二人都因要成全对方而不肯尽力,逼得徐凤娇只好亲临战场[119]。

作者在刻画恋爱关系时特别注意一些细节,如写冰姑和丁策在营内见面时,两人的对话——

共舞台京剧团《黄飞虎反五关》戏单

丁策:你夤夜到此,难道你不怕冷么?

冰姑:不冷。

丁策:你走了许多路程,难道你的腿不疼么?

冰姑:不痛。

丁策:你夤夜来,莫非是思念于我?

[冰姑羞介。

三问两答之间,将新婚燕尔的甜蜜和女生的羞怯描绘得淋漓尽致。除了写爱情外,作者另有一些细节的刻画也极为生动,让故事变得愈发可信。

如写姜子牙下山到宋异人家时,片雪不沾身,在遭到宋异人小孙子怀疑时,略施法术将对方定住[120],既让舞台变得有趣,也让姜子牙的能力在宋异人夫妇面前得到证明,否则像原著中“数十年不通音问”的两人,仅凭姜子牙的片语就能够获得亲人一样的待遇,无论如何是不符合逻辑的。

此外,作者还讽刺了一些民国初期的社会乱象,如朱子真调戏彻地夫人受到鲁成阻碍时,说“他倒拿出少帅的架子”[121],是在讽刺张学良。恶来斥责韩升时,说道:“要讲公理去对小百姓讲,我们钦差大臣是不懂公理的。”[122]讽刺的是徐世昌所谓“公理战胜”的口号。

上海市新华京剧团《六本封神榜》戏单

申公豹对赵公明说姜子牙“命土行孙四处散布谣言,说你与三霄娘娘有苟且之事,你们是兄妹通奸”[123],是在讽刺民国小报的花边新闻。在宏大历史观重塑的前提下,对个别细微的问题时时讽刺,既表明了作者的一些态度,也令观众观赏时会心一笑,不乏趣味。

3
剧本的改造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正是平剧改良运动兴起的时机,而上海亦即平剧改良运动的中心[124],周信芳氏在从艺初期即编演过《宋教仁》以表现宋教仁遇害事,《王莽篡位》以影射袁世凯称帝事[125]。

在丹桂戏院的八年中(1915—1923年),周信芳氏演出剧目为257出,其中新戏有209出,占所演出戏目的八成以上,其中亲自编排的戏剧则有124出,近占所演剧目的五成[126]。

至于其所编排之《封神榜》则借用上海天蟾舞台的机关布局,用半年时间筹备布景,斥资数万[127],为观众呈现了一个光怪陆离的舞台。

至于剧本,则更加考究。

贵阳市京剧一团头本《封神榜》戏单

作为旧戏的集大成者,周信芳在整理此剧时自然也不可避免地会沿用旧戏的台词或结构对《封神榜》的故事进行改造,如群狐赴宴时所唱“中和圣德定三才,涣汗洪恩润九垓”[128],出自明代朱权所编《太和正音谱》,妲己以“送往仙山练习神秘兵法,以拒叛敌”为名义逮捕儿童自食[129]化用《西游记》比丘国的故事,将杨任设计为杨妃之弟,并有与费仲在纣王驾前斗智[130]一段则化用《君臣斗》等故事,后者的主角刘墉被设计为太后义子,与本剧杨任的地位近似。

后文杨任利用比干之死的图画劝谏纣王一段[131],全学《赵氏孤儿》;偷盗虎符[132]一事则不免受到《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启发。太上老君幻化成书生点化姜子牙[133],模仿汉钟离点化吕洞宾一事,只是其幻化的书生与姜子牙的渔夫身份及旁边的农夫、樵夫刚好构成了“渔樵耕读”的四业,具有了一些文人的意趣。

姜子牙与司马女的仙缘[134]则综合了《红拂女》、《桃花女》、《千里送京娘》等旧典。文王为姜子牙推车八百零八步,换得周家八百零八年的江山[135],化用的是民间传说,此传说一经周信芳氏引用,愈发广为人知,以至于有文学爱好者以为此事出于《封神演义》原文[136]。

北京新兴京剧团头本《封神榜》戏单

在写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的时候,作者有意向儒家典籍或史书靠拢,这也是符合作者思想的一贯的。

作者自陈:“我认为,京戏多是演的历史故事,作为一个京剧演员,历史知识最好能具备一些。”[137]

于是作者写比干与微子、箕子共计,试图劝说纣王,比干唱词为:“鉴殷亡箕子狂微子逃奔,我比干许国家成为三仁”[138],化用的是《论语·微子》:“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比干临死前的那串对于历史的长叹[139],是对屈原《天问》的改造,特别对商朝历史的描述是完全出于《史记》的。

姜子牙在鱼腹得书《兵钤大要》,璜玉有文,上写“姬受命吕佐之报在齐”[140],出自《尚书大传》,箕子唱《麦秀歌》[141]出自《史记·宋微子世家》。

太上老君点化姜子牙“吐舌以柔,存齿以刚”[142]则是化用《说苑》中常枞与老子的典故。

文王聘请姜子牙的一节[143]完全译自《六韬》中的《文韬》。

常熟市京剧团《封神榜》头本戏单

第五本中姜子牙自称“自从下得山来,鼓刀屠牛卖浆于市也”[144],第十六本中称其育有一子名为公子灶[145]等事均并不见于前文,也不见于著录本,应是按照历史改造而未能与前文统一协调的结果。

此外,本剧中多有引儒家经典者,如“君子不履危邦”[146]用《论语·泰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第六本中干脆设计了一个四太子的形象[147],是以周礼的制定者周公作为原型的。

但京剧必然是市民的艺术,艺术家要想获得观众必先立足于一般市民的兴趣,增加与观众的互动和共情。

如定光仙甫出场时便自陈“才得到金盔金甲黄金灿烂,月饼毛豆给我解馋。”[148]飞廉被徐凤娇掌掴,恶来揶揄他是“五根雪茄烟作为纪念品”,是用物品代入的古代方式,跳出剧情,直接与观众对话。

紧接着恶来回嘴:“这就是打情骂爱,你这个阿木林哪里晓得”[149],“阿木林”是上海话“呆瓜”的意思。刘乾见到马氏时说:“真倒霉!可惜我这一拜,给只不贤惠的人磕了几个弗失头。”[150]“弗失头”是苏州话“霉头”的意思。

抚顺市京剧团《封神榜》戏单

周信芳虽然是宁波人,但初次排演的天蟾舞台却在上海,故采用地方语言直接与观众对话的方式,以此拉进与上海观众的距离。

此外,本剧不避俗语、俗词,如刘乾质疑姜子牙时,唱道“术土如同把屁放,哪有卖柴有酒尝。”[151]龟灵圣母与定光仙打趣互称对方为“兔爷”和“母王八”[152],“王八”一词在本剧中前后出现十三次之多。

妲己与费仲合谋,怂恿纣王命太医洪水借诊病为契机毒害闻仲,反被闻仲发觉,闻仲审洪水时,洪水答非所问,完全是民间文学的趣味,而后用药名串联为供词:“他们二人和你有桔梗,就加意的防风,不能让你独活,叫我用砒霜毒死你这个白头翁,指望灯花报喜,谁知火针刺身。”[153]与相声贯口《同仁堂》极为类似,也是与民众的趣味相符合的。

镇江市京剧团三本《封神榜》戏单

为了满足当时市民的热情,本剧有时也不免失于恶俗的趣味。

如第一本中写姜子牙与马氏结婚、生活的一段戏,市井气十足。大婚当日,姜子牙问马氏:“不知你(介)玉洞桃花开未开?”其实是问其破瓜与否,马氏赌咒未能取信子牙,便拉着他下场“来试试看”,次场姜子牙开口便唱“下山败坏童身体,悔恨失着娶家室。”

然则马氏又唱:“只说夫妻讲恩义,谁知是个无用东西。”[154]暗示前夜之事姜子牙并未使对方满足。

殷郊欲杀妲己时,纣王唱道:“舍不得你与我来搔痒,你与我脱衣裳。你与我同罗帐,你与我朝朝暮暮睡在一只床,醉入了温柔乡。”[155]

相比之下,原著中秉承禁欲的思想,最多只是“妲己启朱,似一点樱桃,舌尖上吐的是美孜孜一团和气,转秋波如双弯凤目,眼角里送的是娇滴滴万种风情”,总不涉及床笫之欢,本剧由纣王之口道出,是会描绘日常人情的做法。

原著中土行孙强奸邓婵玉的情节写得十分香艳,最终也只是用一句“翡翠衾甲,初试海棠新雨;鸳鸯枕上,漫飘桂蕊奇香。彼此温存交相慕恋;极人间之乐,无过此时矣”轻轻带过,本剧则将之完全展现在舞台上,土行孙将邓婵玉脱到最后竟然到了“露兜”的程度[156],这些关于色欲的暗示虽在今日看来不乏糟粕,却也是当时拉拢观众的一条十分重要的手段。

南昌市京剧团一团《苏护进妲己》戏单

4
结  论

如果将本剧与同样题材的《封神天榜》比对,会有以下六条明显的区分:

《封神天榜》的剧种是弋阳腔和昆腔,本剧则是京剧[157];《封神天榜》的地域是北方的,本剧是南方的;《封神天榜》的剧情是连续的,本剧是片段的;《封神天榜》是重视剧本逻辑的,本剧是重视演员的发挥的;《封神天榜》的用词是文言的,本剧是白话的;《封神天榜》的立场是贵族的,本剧是平民的。

仅从《全集》本所存有的剧本角度而言,本剧中的一些色欲、粗口或是糟粕,但就当时而言却是一种拉拢观众的手段;其间的情节不完整、不连贯或是一种缺憾,但就当时而言,北方固以“听戏”为主,南方却以“看戏”为主,周信芳氏个人的手、足、眼神乃至背部无处不有戏,故在当时有“做功老生”或“动作的大师”之称[158]。

遵义市京剧团《封神榜》二本剧本

观众以捧角为主,故一本戏之中当突出主要角色、主要故事,而非其完整逻辑,甚至为了满足观众的需求可将同一精彩情节在不同本中多次出现,如前文所引著录本中两次出现哪吒打死龙王及姜子牙火烧琵琶精等,对于戏剧的排演来说本是无足其怪的。只是本文是在文学研究的立场而非艺术的立场上分析,故有此一说。

在思想的立场上,作者身居民国初期的乱世,对旧式的民主有所失望,而信仰于陈独秀等所主张的新文化,故剧情之间往往对民主和暴政有其反思。又由于作者为梨园魁首,观众甚广,影响甚大[159],故此种安排对于市民的影响的,实在是不可忽略的。

郑州市京剧团《封神榜》剧本

过去人们在研究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总是着眼于教授或学生们的宣讲而忽视了民间文化再造的意义,这是不公允的,若能由周信芳氏的思想传播研究开去,或许能打通学界对于新文化研究的另一个方向,对新文化运动本身的评价甚或可以得到更准确的重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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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伯龙:《国剧革新派之周信芳》,《北洋画报》,1933年,第968期。
[2] 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上海卷》,中国ISBN中心,1996年12月版,第219页。
[3] 王静:《再寻麒麟童:宁波籍京剧大师周信芳》,宁波出版社,2012年8月版,第318页、319页。
[4] 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上海卷》,中国ISBN中心,1996年12月版,第219页;然而另有一种说法是本剧于1927年演出首本,见蔡世成2011年12月的口述回忆,王静:《再寻麒麟童:宁波籍京剧大师周信芳》,宁波出版社,2012年8月版,第137页。
[5] 王静:《再寻麒麟童:宁波籍京剧大师周信芳》,宁波出版社,2012年8月版,第320页。
[6] 王静:《再寻麒麟童:宁波籍京剧大师周信芳》,宁波出版社,2012年8月版,第284页、321页。
[7] 王静:《再寻麒麟童:宁波籍京剧大师周信芳》,宁波出版社,2012年8月版,第284页。
[8] 1932年演《封神榜》事见王静:《再寻麒麟童:宁波籍京剧大师周信芳》,宁波出版社,2012年8月版,第285页;1933年演《封神榜》事见伯龙:《国剧革新派之周信芳》,《北洋画报》,1933年,第968期。
[9] 王静:《再寻麒麟童:宁波籍京剧大师周信芳》,宁波出版社,2012年8月版,第321页、322页。
[10] 曾自融主编:《京剧剧目辞典》(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12—17页著录了北京戏曲研究所藏本每本的内容梗概,据此书,该藏本今存前十本,十一至十六本的故事梗概则是据1931年上海《新闻报》所记载的演出剧情整理的。因笔者未见是书,故不称其为“北京戏曲研究所藏本”而称为“《京剧剧目辞典》著录本”,以下简称“著录本”,所引内容皆在此6页中,不一一注明。
[11] 本书即黎中城单跃进主编:《周信芳全集第7卷·剧本·卷七》(上海文化出版社,2014年12月版),整理者并未标明整理的依据,同书第15卷,即《曲谱·卷一》说明“根据1930年蓓开公司唱片记录”,但其所整理子牙休妻一节见于著录本而不见于《周信芳全集第7卷》所收内容。另,以下凡引此书,皆略作《全集》,并自后标明卷数。正文中与著录本并提时则命名为“《全集》本”以作区分。
[12] “哪吒”之名首见于《全集·卷七》第108页,“哪咤”之名首见于同书318页。
[13] 《封神演义》中金鳌岛中天绝阵阵主名秦完,本剧亦有此名,第188页,“秦完”见同书第198页。
[14] 《封神演义》中张奎之妻为高兰英,本剧与之相同,同书308、309页写作“张兰英”。
[15] 《封神演义》中有毗卢仙,亦可以写作“毘卢仙”或“毘灵仙”,本剧写作“昆灵仙”,明显是形近而致误,见327页。
[16] 旧本《封神榜》由《苏护进妲己》、《姜皇后》、《朝歌恨》、《陈塘关》、《乾元山》、《姜子牙卖面》、《火烧琵琶精》、《文王访贤》、《鹿台恨》、《反五关》、《佳梦关》、《黄花山》、《黄河阵》、《绝龙岭》、《大回朝》、《三山关》、《西岐山》、《瘟㾮阵》、《骨龙关》、《金鸡岭》、《首阳山》、《碧游宫》、《攻潼关》、《战渑池》、《梅花岭》、《斩妲己》、《摘星楼》共二十七部单折戏剧组成,见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上海卷》(中国ISBN中心,1996年12月版),第219页。
[17] 《全集·卷七》,第103—106页。
[18] 《全集·卷七》,第272页。
[19] 《全集·卷七》,第107页。
[20] 《全集·卷七》,第152页。
[21] 《全集·卷七》,第255页。
[22] 《全集·卷七》,第266页。
[23] 《全集·卷七》,第277页。
[24] 《全集·卷七》,第278页。
[25] 《全集·卷七》,第410页。
[26] 《全集·卷七》,第431—432页。
[27] 《全集·卷七》,第436页。
[28] “科”、“介”二字均指戏剧舞台的动作、科范而言,一般的,北方杂剧称“科”,南戏称“介”,可参考周贻白《中国戏剧史》的相关论述。
[29] 《全集·卷七》,第58页。
[30] 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上海卷》,中国ISBN中心,1996年12月版,第219页。
[31] “雉鸡精”首见于《全集·卷七》第82页,“鸡精”首见于同书105页。
[32] “胡嬉妹”作为角色名出现首见于《全集·卷七》第80页。
[33] 《全集·卷七》,第82页。
[34] 《全集·卷七》,第6页。
[35] 《全集·卷七》,第230页。
[36] 《全集·卷七》,第7页。
[37] 《全集·卷七》,第204页。
[38] 《全集·卷七》,第227页。
[39] 《全集·卷七》,第326页。
[40] 《全集·卷七》,第334页。
[41] 《全集·卷七》,申公豹与瞿留孙和土行孙的关系见第238—239页,与姜子牙有“玉虚宫同学四十年之情”,见第10页。
[42] 《全集·卷七》,第91页。
[43] 《全集·卷七》,第221页。
[44] 原著的梅伯之死、商容弃官都因纣王造炮烙一事,本剧改为二人因姜后及姜桓楚被杀而进谏。
[45] 《全集·卷七》,第71页。
[46] 刘厚生:《刘厚生戏剧评论选集》(中国戏剧出版社,2015年9月版),第238页。
[47] 《全集·卷六》,第143页。
[48] 《全集·卷六》,第139页。
[49] 《全集·卷七》,第97页。
[50] 《全集·卷七》,第133—134页。
[51] 《全集·卷七》,第163—164页。
[52] 闻梦龙首见于《全集·卷七》第150页,闻梦云首见于153页。
[53] 《全集·卷七》,第193页。
[54] 《全集·卷七》,第184—185页。
[55] 《全集·卷七》,第185—194页。
[56] 《全集·卷七》,第195—211页。
[57] 《全集·卷七》,第198页。
[58] 《全集·卷七》,第196页。
[59] 《全集·卷七》,第211—234页。
[60] 《全集·卷七》,第215页。
[61] 《全集·卷七》,第217—224页。
[62] 杨戬首次出场在第八本,见《全集·卷七》,第198页,护卫姜子牙见203页,抢夺钉头七箭书见208页,识鉴番天印见224页。
[63] 《全集·卷七》,第241页。
[64] 《全集·卷七》,第196页。
[65] 《全集·卷七》,第237页。
[66] 哪吒杀龙王三太子同时见于第五本和第七本,姜子牙炼琵琶精同时见于第二本和第七本
[67] 《全集·卷七》,第254页。
[68] 《全集·卷七》,第327页。
[69] 《全集·卷七》,第346—350页。
[70] 《全集·卷七》,第366页。
[71] 《全集·卷七》,第367页。
[72] 《全集·卷七》,第372页。
[73] 《全集·卷七》,第381页。
[74] 《全集·卷七》,第373页。
[75] 《全集·卷七》,第374页。
[76] 《全集·卷七》,第382页。
[77] 《全集·卷七》,第389页。
[78] 《全集·卷七》,第397页。
[79] 二语皆出自周信芳自述,引自涂沛:《七龄童一麒麟童一麒派——论麒派表演的戏剧化进程》,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戏曲研究 第48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126页。
[80] 沈鸿鑫:《江南伶杰 剧界麒麟——周信芳评传》(商务印书馆,2015年11月版),第49页。
[81] 《全集·卷七》,第6页。
[82] 《全集·卷七》,第5页、7页。
[83] 《全集·卷七》,第2页。
[84] 瘦竹:《天蟾为什么排演<封神榜>》,《申报》,民国十七年(1928年)9月15日第7版。
[85] 《全集·卷七》,第377页。
[86] 《全集·卷七》,第418页。
[87] 《全集·卷七》,第57页。
[88] 《全集·卷七》,第61页。
[89] 《全集·卷七》,第112页。
[90] 《全集·卷七》,第178页。
[91] 《全集·卷七》,第280页。
[92] 《全集·卷七》,第274页。
[93] 《全集·卷七》,第447页。
[94] 《全集·卷七》,第180页。
[95] 《全集·卷七》,第440页。
[96]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见陈独秀:《独秀文存·论文·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版,第32页。
[97] 《全集·卷七》,第406页。
[98] 《全集·卷七》,第443—444页。
[99] 《全集·卷七》,第112页。
[100] 《全集·卷七》,第187页。
[101] 沈鸿鑫:《江南伶杰 剧界麒麟——周信芳评传》(商务印书馆,2015年11月版),第51页。
[102] 《全集·卷七》,第230页。
[103] 《全集·卷七》,第217页。
[104] 《全集·卷七》,第422页。
[105] 《全集·卷七》,第377页。
[106] 《全集·卷七》,第377页。
[107] 《全集·卷七》,第415页。
[108] 《全集·卷七》,第6页。
[109] 《全集·卷七》,第442页。
[110] 《全集·卷七》,第92页。
[111] 《全集·卷七》,第56页。
[112] 《全集·卷七》,第450—451页。
[113] 《全集·卷七》,第21页。
[114] 《全集·卷七》,第183页。
[115] 《全集·卷七》,第361页。
[116] 《全集·卷七》,第418页。
[117] 《全集·卷七》,第438—439页。
[118] 《全集·卷七》,第364页。
[119] 《全集·卷七》,第365—366页。
[120] 《全集·卷七》,第13—14页。
[121] 《全集·卷七》,第389页。
[122] 《全集·卷七》,第341页。
[123] 《全集·卷七》,第196页。
[124] 沈鸿鑫:《江南伶杰 剧界麒麟——周信芳评传》(商务印书馆,2015年11月版),第21页;此处及下文“平剧”即指京剧而言,盖当时北京尚名“北平”。
[125] 沈鸿鑫:《江南伶杰 剧界麒麟——周信芳评传》(商务印书馆,2015年11月版),第30页、31页。
[126] 沈鸿鑫:《江南伶杰 剧界麒麟——周信芳评传》(商务印书馆,2015年11月版),第37页。
[127] 沈鸿鑫:《江南伶杰 剧界麒麟——周信芳评传》(商务印书馆,2015年11月版),第49页。
[128] 《全集·卷七》,第55页。
[129] 《全集·卷七》,第83页。
[130] 《全集·卷七》,第86—87页。
[131] 《全集·卷七》,第93—98页。
[132] 《全集·卷七》,第90—101页。
[133] 《全集·卷七》,第110—117页。
[134] 《全集·卷七》,第117—129页。
[135] 《全集·卷七》,第146页。
[136] 南怀瑾讲述:《论语别裁》(上),东方出版社,2014年7月版,第357页。
[137] 周信芳:《书到用时方嫌少》,见《全集·卷十四》,第215页。
[138] 《全集·卷七》,第53页。
[139] 《全集·卷七》,第78页。
[140] 《全集·卷七》,第116页。
[141] 《全集·卷七》,第424页。
[142] 《全集·卷七》,第117页。
[143] 《全集·卷七》,第144—145页。
[144] 《全集·卷七》,第112页。
[145] 《全集·卷七》,第433页。
[146] 《全集·卷七》,第105页。
[147] 《全集·卷七》,第140—143页。
[148] 《全集·卷七》,第328页。
[149] 以上两处引文均见《全集·卷七》,第339页。
[150] 《全集·卷七》,第426页。
[151] 《全集·卷七》,第29页。
[152] 《全集·卷七》,第328页。
[153] 《全集·卷七》,第176页。
[154] 《全集·卷七》,第20—21页。
[155] 《全集·卷七》,第223页。
[156] 《全集·卷七》,第261页。
[157] 《封神天榜》成书于乾嘉时期,京剧尚未形成,本剧则编于1928年,正是京剧的大成时代。
[158] 沈鸿鑫:《江南伶杰 剧界麒麟——周信芳评传》(商务印书馆,2015年11月版),第210—211页。
[159] 《麒麟童的姜子牙与梅伯(一)》:“原来那天发包银,那天烦他演《炮烙柱》,一定挂满座,卖下来的钱,一定够发包银……还有的多。”见《申报》,民国十七年(1928年)12月10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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