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遭日机轰炸，为何每晚每家挂一盏灯上写十四个大字

1937年7月七七事变后，中国展开对日战争。11月，国军在淞沪抗战中失利，南京陷入危机，国民政府1937年11月20日起迁往重庆作为战时首都。

从1938年10月4日到1944年12月19日，日本航空兵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大规模无差别的狂轰滥炸，旨在摧毁这个抗战大后方，动摇中国军民的抗战斗志，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妥协投降。

从1939年1月开始，日机空袭迅速升级，对重庆的轰炸愈来愈猛烈。其中，以五三五四大轰炸、八一九大轰炸和六五隧道惨案最为惨烈。

特别是1941年6月5日傍晚，在日机对市区长达5个多小时的疲劳轰炸中，终于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接死于轰炸人数最多的一次惨案，即较场口大隧道窒息惨案。惨案发生后，死者多为青壮年。有的全家丧生，尸体无人认领;有的随身所带仅有一点财物亦不知去向。防空司令部派出的工兵营，整理尸体就花了近一昼夜，然后用卡车将尸体拖到朝天门河边，再改用木船装到江北黑石子去草草掩埋。

据载，国民政府在重庆陪都期间，蒋介石至少有三次险遭日本飞机轰炸毙命。1938年8月12日，日本飞机轰炸蒋介石黄山寓所，炸弹就落在寓所附近。当时蒋介石还拒绝撤离，他告诉大家：不要紧，大家靠住墙壁，伏下来，不要着急；1940年6月12日，一个500公斤的炸弹再度掉在蒋介石寓所旁；1941年8月30日，蒋介石在重庆的黄山官邸召开军事会议，日本从离任的意大利驻中国大使那里得知这一情况，日本陆军第三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少将率领轰炸机队直接轰炸这一官邸，结果炸死蒋介石卫士两人，重伤四人。

面对日本的狂轰滥炸，中国军民限于当时的防空条件，只能采取消极防空措施，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全体军民都面临这一处境。早在1937年9月，蒋介石就致电重庆市防空司令部，明确规定防空壕必须深6尺、宽2尺，上盖木板并加土层。戴笠还专门去四川灌县青城山为蒋介石寻找安全住所。

作为当时国民政府最重要的谍报机构之一，日本飞机每来重庆轰炸，次日就将轰炸结果大加宣传，对此军统局恨之入骨又束手无策。有一回，据军统局在上海的特工密报，上海北极电气冰箱公司陈三才认识一名参加日本特务机构的白俄，因对日本不满，情愿脱离其组织，将日本在重庆的情报机关及负责人秘密报告军统。戴笠闻讯后不禁大喜，他电报上海方面，马上派出特务，密访陈三才洽商一切。戴笠表示，该白俄如能将重庆敌方间谍机关及其负责人报告，军统局因而将其破译，则一定会重赏。不过，此事后来无疾而终。

日本对重庆进行轰炸期间，中国空军因数量与质量较差，拦截甚难。戴笠派员潜伏在汉口日本军事机场附近，建立秘密电台，密报敌机动态。同时他安排技术人员，破译日机与基地间所使用的密语信号。戴笠的这个情报一方面提供给防空单位，作为施放警报之根据，尽量有备无患，减少损失，同时也供空军作截击的参考。由于这方面成效辉煌，据悉日机不止一次受到重创。

重庆大轰炸期间，市政府规定，晚上每一家门口必须挂一盏灯，上面写着14个墨迹大字：“父传子，子传孙，生生世世，勿忘此仇。”这14个字，写尽了当时国人内心所蕴藏的愤怒和复仇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