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正在刑事追赃的案件,到底能不能直接提起民事诉讼?(很典型)|民商事裁判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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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舒 唐青林 (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
阅读提示：本案例明确了刑民交叉案件中刑事判决明确进行追赃的情形下，民事责任的认定和执行规则。本书作者另检索和梳理了四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民交叉的裁判规则，详见延伸阅读部分。
一、因同一法律事实分别产生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聚合，刑事责任的承担并不能否定民事责任的承担。刑事案件没有执行终结也并不影响民事案件的受理和审理。为避免民事权利人（同时为刑事被害人）双重受偿，可在执行中对于刑事追赃与民事责任，依据实体责任的认定进行综合处理。
二、在刑事判决明确进行追赃，民事判决判决责任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形下，应对追赃与民事责任的认定和执行进行协调。在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追赃款应从民事责任人赔偿范围内进行扣减。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院应结合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的认定，确定民事责任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范围和赃款的退还对象，避免民事权利人（刑事被害人）双重受偿。在民事案件已经执行完毕、刑事被害人的民事权益得到全部救济的情形下，因罪犯是民事责任的最终责任人，民事案件的责任人承担完民事责任后有权向罪犯追偿，因此，赃款应退还给民事责任人。
一、2008年7月21日，中轻公司（委托人）与远大公司（受托人）就进口棕榈油一事签订《委托代理进口协议》，进口棕榈油数量2750吨（+/-2%），总金额3 433 127.5美元。
二、远大公司与中轻公司、华南油脂公司签订《油脂接卸储存三方协议》，约定：华南油脂公司为中轻公司认可的仓储单位，上述棕榈油的所有权始终归远大公司所有，华南油脂公司凭远大公司发出的书面传真指示放货。
三、远大公司在上述业务中主要与时任中轻公司贸易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二部经理赵远征接洽。
四、2749.825吨棕榈油于2008年7月31日已经全部进入华南油脂公司油罐。远大公司于2008年8月4日向华南油脂公司出具棕榈油300吨的《货物放行通知单》。其后赵远征据此伪造了一份棕榈油2430吨的《货物放行通知单》，并以中轻公司的名义出具了《出库通知单》，指示华南油脂公司将上述棕榈油移交给煮煮乐公司。
五、另案刑事判决认定：闵海军伙同赵远征，私自以中轻公司名义与远大公司签订委托代理进口棕榈油合同，并采取伪造远大公司提货单据的手段，使煮煮乐公司在没有支付相应货款的情况下，骗取远大公司上述合同项下的棕榈油2392吨，造成该公司损失人民币1476万元。赵远征因犯合同诈骗罪、国有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判决继续追缴煮煮乐公司、闵海军、赵远征的犯罪所得，按比例发还被害单位。截至本案一审庭审时，远大公司收到刑事判决执行法院发还案款人民币1 098 042元。
六、远大公司向北京二中院起诉，请求：中轻公司给付拖欠货款、代理费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北京二中院判决：中轻公司向远大公司支付货款14 060 169元及违约金，支付代理费164 072.11元。
七、中轻公司不服，上诉至北京高院。北京高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八、中轻公司仍不服，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主张生效刑事判决已对远大公司所造成的损失作出了法律途径的追偿，若再要求中轻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并承担违约金，远大公司就可得到刑事、民事双重补偿。最高法院裁定驳回中轻公司的再审申请。
首先，中轻公司与远大公司签订的代理协议合法有效。第一，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在民商事领域的法律效力应根据民商事法律规定进行认定。刑事上构成诈骗罪，一般而言，民事上属于以欺诈手段订立合同，除非存在特殊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根据上述规定，案涉代理协议在效力上应认定为可撤销合同。在中轻公司不行使撤销权的情形下，该合同应认定有效。第二，赵远征在与远大公司签订代理协议时具有代理中轻公司签订该协议的身份和权限，其以中轻公司的名义与中远公司签订代理协议构成表见代理。
其次，刑事案件未执行终结，远大公司也有权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且刑事案件认定损失的标准与民事案件有所不同。因同一法律事实分别产生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的，刑事案件没有执行终结也并不影响民事案件的受理和审理。为避免民事权利人（同时为刑事被害人）双重受偿，可在执行中对于刑事追赃与民事责任，依据实体责任的认定进行综合处理。由于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审理的法律关系和救济的法益不同，本案所涉刑事判决书认定远大公司实际损失的标准和依据与本案民事判决认定的标准和依据存在不同，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和客观事实。
再次，在刑事判决明确进行追赃，民事判决判决责任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形下，应对追赃与民事责任的认定和执行进行协调。在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追赃款应从民事责任人赔偿范围内进行扣减。本案中，认定远大公司的损失时应扣减已追回的赃款。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院应结合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的认定，确定民事责任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范围和赃款的退还对象，避免民事权利人（刑事被害人）双重受偿。在民事案件已经执行完毕、刑事被害人的民事权益得到全部救济的情形下，因罪犯是民事责任的最终责任人，民事案件的责任人承担完民事责任后有权向罪犯追偿，因此，赃款应退还给民事责任人。本案中，中轻公司已全部履行本案项下全部给付义务，故案涉追赃款应给付中轻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九条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第五十四条 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条 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以下为本案在最高法院审理阶段，裁判文书中“本院认为”部分就该问题的论述：
（三）关于本案是否应在刑事案件执行终结后由远大公司另诉以及认定远大公司的实际损失为1406万元是否正确问题。如前所述，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在价值取向、保护法益、责任形式、证明标准、举证责任承担等方面均存在不同。因同一法律事实分别产生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聚合，刑事责任的承担并不能否定民事责任的承担。刑事案件没有执行终结也并不影响民事案件的受理和审理。为避免民事权利人（同时为刑事被害人）双重受偿，可在执行中对于刑事追赃与民事责任，依据实体责任的认定进行综合处理。因此，刑事案件未执行终结并不意味着民事案件不能受理。由于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审理的法律关系和救济的法益不同，本案所涉刑事判决书认定远大公司实际损失的标准和依据与本案一二审法院认定的标准和依据存在不同，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和客观事实。本案一二审法院依据中轻公司基于《代理协议》而提出的诉请，认定远大公司的损失为远大公司开立信用证支付的金额扣减追回的赃款、中轻公司支付的保证金后的数额，并无不当。
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是否错误
（一）一二审法院根据《审理经济纠纷案件涉及经济犯罪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判决中轻公司承担合同责任是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审理经济纠纷案件涉及经济犯罪规定》第三条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前所述，赵远征在与远大公司签订《代理协议》时具有代理中轻公司签订该协议的身份和权限，其以中轻公司的名义与中远公司签订《代理协议》构成表见代理。中远公司以《代理协议》有效，中远公司已完全履行《代理合同》项下的义务、中轻公司构成违约为由，诉求中轻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一二审法院据此认定案涉《代理协议》有效、中轻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符合《经济纠纷案件涉及经济犯罪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并无不当。
（二）刑事判决与民事判决是否存在法律冲突。在民刑交叉案件中，由于救济的法益不同、责任形式不同，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对于刑事被害人或者民事权利人的救济方式并不相同。在刑事判决明确进行追赃，民事判决判决责任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形下，应对追赃与民事责任的认定和执行进行协调。在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追赃款应从民事责任人赔偿范围内进行扣减。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院应结合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的认定，确定民事责任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范围和赃款的退还对象，避免民事权利人（刑事被害人）双重受偿。在民事案件已经执行完毕、刑事被害人的民事权益得到全部救济的情形下，因罪犯是民事责任的最终责任人，民事案件的责任人承担完民事责任后有权向罪犯追偿，因此，赃款应退还给民事责任人。本案中，中轻公司已全部履行本案项下全部给付义务，故案涉追赃款应给付中轻公司。一二审法院未明确该事项虽存在不当，但该不当不影响本案实体审理结果。
中国中轻国际控股公司、中国远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1914号。
裁判规则一：原则上，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应当得到维护。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关于“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但对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仅赋予已确认事实以相对的预决力，并非是对生效判决既判力的规定。根据该条规定，对于生效裁判预决的事实，当事人在后诉案件中无需举证，但在当事人一方举证反驳且构成优势证明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对预决事实可以做出不相一致的认定。
案例1：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与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忠县支行、重庆迪奥新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组其他证券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提字第68号]认为，“生效刑事判决的判决理由对相关当事人民事责任承担的影响。原则上，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应当得到维护。但由于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活动二者所依据的实体法基础、保护法益、诉讼目的、诉讼参加人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别，且刑事案件的审理重点是解决的罪与非罪的问题，而民事案件的审理要解决的是相关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行为效力及民事责任承担。为实现案件公正审理的纠纷解决目标，在审理刑民交叉的民事案件时应当充分注意到上述差别并在此基础上准确适用法律。具体到本案中，生效刑事判决关于刘炼以新华信托公司名义进行的包括本案1000万元资金在内的10740万余元融资构成挪用资金罪的认定并无相应的事实基础，对涉及本案1000万元资金的融资过程，该判决在查明事实部分明确认定刘炼系以迪奥公司的名义向忠县支行融资。加之本案各方当事人均未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审理过程，如果简单化地依据刑事判决的裁判理由来认定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则民事判决在实体上的公正性和程序上的正当性均难以实现。本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关于‘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但对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仅赋予已确认事实以相对的预决力，并非是对生效判决既判力的规定。根据该条规定，对于生效裁判预决的事实，当事人在后诉案件中无需举证，但在当事人一方举证反驳且构成优势证明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对预决事实可以做出不相一致的认定。故原再审判决关于生效刑事判决已经将本案所涉1000万元资金认定为属于刘炼挪用新华信托公司资金，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之规定应由新华信托公司承担责任的认定，混淆了预决事实与既判力之间的关系，本院予以纠正。同理，对忠县支行以该生效刑事判决的判决理由为依据主张应由新华信托公司承担责任的诉讼理由，本院亦不予支持。”
裁判规则二：在审判实践中，无论是先刑后民、还是先民后刑都不应当绝对化和扩大化，有些民事案件的审理确实需要以刑事案件的结果为前提，而有些刑事案件却必须以民事案件为依据，也有些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的审理可以各自独立，互不关涉。
案例2：天津市长芦盐业总公司与中国铁路物资沈阳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二终字第335号]认为，“对于是否存在中止审理等待刑事案件结果的问题，本院认为，在审判实践中，无论是先刑后民、还是先民后刑都不应当绝对化和扩大化，有些民事案件的审理确实需要以刑事案件的结果为前提，而有些刑事案件却必须以民事案件为依据，也有些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的审理可以各自独立，互不关涉。在民商事案件审理中，重要的是运用民事审判规则分析相关证据进而认定相关事实，如果能够依据相关事实和法律进行审理的，并非一定要等待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因此，在审理刑民交叉案件时，应当坚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予以判定。本案长芦公司作为原告，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起诉沈阳公司，要求支付4900万元货款，故，本案应当围绕沈阳公司应否支付货款以及是否支付了货款为核心。经查，虽然张榕涉嫌构成票据诈骗罪已经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但有关本案4900万元汇票背书、收取、再背书等独立事实已经在本案查清，无须再以该刑事案件的结果为依据。对于冷强涉嫌的国有公司工作人员失职罪一案，是因包括本案4900万元在内共计8400万元的货款问题而被沈阳公司举报形成，冷强所涉刑事犯罪不仅不影响本案民事案件的审理，反之本案的审理结果将有利于刑事案件的处理。因此，本案不存在中止审理的情形。”
裁判规则三：由于“先刑后民”要求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要以解决犯罪问题为前提，因此，应严格其适用条件，即只有在民事案件的审理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前提下，才能采取“先刑后民”的做法。
案例3：徐州正香园食品有限公司与徐州悦家商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再审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80号]认为，“‘先刑后民’是司法实践中协调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的方式之一，采取‘先刑后民’最根本的目的并非彰显公权力优先的价值理念，旨在刑、民程序冲突时的合理选择。由于‘先刑后民’要求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要以解决犯罪问题为前提，因此，应严格其适用条件，即只有在民事案件的审理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前提下，才能采取‘先刑后民’的做法，否则，会阻断当事人民事权利进行司法救济的正当渠道，阻碍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本案中，正香园食品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称，双方间产生的是民事债权债务关系，与悦家商业公司工作人员黄朔、张黎涉嫌职务侵占或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等犯罪行为，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根据我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关于‘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的规定，公安机关审查的黄朔、张黎涉嫌刑事犯罪行为系与本案由牵连，但与本案属不同法律关系，故不影响本案民事纠纷的审理程序。原审法院以公安机关侦查程序尚未终结，本案不宜进行实体审理为由，驳回正香园食品公司的起诉，缺乏法律依据。”
裁判规则四：民间借贷行为与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事实为同一事实的，应驳回出借人提起的民事诉讼。
案例4：镇雄县永泰煤矿有限责任公司、覃培兵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331号]认为，“覃培兵基于其与永泰公司、宏远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主张永泰公司、宏远公司、曹宏钰承担连带还款清偿责任，并提交了6094万元银行转账凭证和2482万元现金借条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诉讼期间，曹宏钰涉嫌犯罪的刑事案件由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做出（2016）鄂0528刑初字4号刑事判决，判决曹宏钰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认定事实中显示覃培兵为吸收存款对象之一，曹宏钰未提出上诉，该判决在一审判决前已经生效。因此，本案属于刑民交叉案件，在程序上应如何处理，应重点审查生效刑事判决中所认定的曹宏钰向覃培兵吸收存款的事实与本案民间借贷纠纷之间的关系。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该刑事判决认定曹宏钰向覃培兵非法吸收6144万元存款的犯罪事实，与本案审查的覃培兵借款事实在期间上基本重合，绝大多数款项数额一致，为同一事实、同一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对此均予以认可。该刑事判决已经生效，具有羁束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的规定精神，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非法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者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的规定,本案审理的民间借贷行为，与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事实为同一事实，故本案应裁定驳回覃培兵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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