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 苗氏传奇之“大苗叔侄”

济南历史上有两次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一是改革开放的今天，再是上世纪初济南开埠。那时胶济、津浦铁路的开通给商埠新区的腾飞插上了两翼，济南经济社会由此跑步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于是工厂商店如雨后春笋，工商精英人才辈出。素有“桓台帮”之称的苗氏集团的掌门“大苗、小苗”就是杰出的代表，他们以粮食贸易和面粉生产起家，涉足纺织等多种行业，拥有企业十余个，存量资产数百万元，雄居商界长达半个多世纪。大苗小苗是叔伯兄弟，“大苗叔侄”是苗杏村和侄子苗兰亭，而“小苗兄弟”是苗星垣和胞弟苗海南。

苗杏村：苗氏集团的开拓者

苗杏村（1871——1941）山东桓台县索镇人，名世远，字杏村，业界称其“大苗”。他幼时家贫，无力读书，十二岁就在家乡学做小买卖，十五六岁起又在索镇、羊家沟之间用毛驴送客赶脚，靠“两条腿的本钱起家”。1906年来济南泺口，与人合伙开设粮栈。四年后自己创办公聚和粮栈，1912年又在济南的商埠经一路建立恒聚成粮栈，两年即获利四万余元，为原始积累的五十余倍。

不凡的业绩使他获得很高的社会声望，民国初年任济南粮食同业公会会长。此后他创办成丰、成记面粉公司，成通、成大纱厂，均任董事长。1924年任山东省督办公署咨议，1930年任国民议会代表。1934年任中华工业总联合会济南分会会长，翌年任省政府参议。电视剧《大染坊》中的苗翰东，即以苗杏村为原型。

（成通纱厂股票收据）

苗杏村识字不多，外貌憨厚，.但大智若愚，颇有经营头脑。占据商埠后，他东进南下，沿津浦、胶济两线设立分庄三十余处，既代客买卖，也自购自销，讲求信誉，待客殷勤。1915年，广东商人的龙头老大、丹麦宝隆洋行买办罗叔义十余人来济采购花生米和生油，慕名入住恒聚成粮栈。一次，广东客商订购一批花生米期货，收货时价位暴涨，有些粮栈以次充好，掺杂作假，客商对此十分焦虑。苗杏村慨然承诺：“保证按规格如期交货，一切损失由恒聚成听着。”事后结算净赔十余万元，但却取得广东客商的更大信任。苗杏村能独揽广商生意长达二十二年，并且占据花生米交易的头把交椅，妙招就在于诚信为本。1915年，“面粉大王”无锡面粉公司经理荣宗敬要求恒聚成代购小麦200车，30天运到。苗杏村准时交货，荣宗敬大为赞赏。一年后他来济建茂新四厂，苗杏村全力协助选址、买地、建厂、安装设备，更让荣宗敬觉得相交恨晚，从而结下深厚友谊。

开拓进取是苗杏村的一生追求。“五四运动”前后，受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苗杏村萌生建面粉厂的念头。1918年起，他先后投资两家面粉厂。但合作过程并不愉快。他看到当时的几家面粉厂获利甚丰，自己通过投资办厂摸索到一些经验；再说多年的经商不仅积累了资金，在小麦采购上更是内行；于是，1921年他毅然联合苗星垣等人创建成丰面粉公司。创建伊始，股东集资仅7.5万元，远不足用。苗杏村与荣宗敬友情深厚，这时他“借腿搓麻线”，请求荣宗敬帮忙，从外国赊购磨粉设备，化解资金不足的困难。当年荣宗敬来济建厂时苗杏参加了全过程，可以说对建厂程序步骤都了然在心。这个机会让他免费学到了宝贵经验，整个工程进展顺利。1922年8月成丰面粉公司开业，大苗任董事长，小苗任经理。公司日产等级面粉8.8万斤，当年赢利7.5万元。随后陆续扩大规模，到1930年日产达35万斤，拥有磨粉机25部，职工600余人，均居济南面粉同业之首。

“借鸡生蛋”，运营资产，是苗杏村的经典之作。建于1920年的民安面粉公司原为北洋军阀靳云鹏发起，后有“狗肉将军”张宗昌的投资，将军当董事，军官县长干管理。经理到公司，传达必须高喊“大帅到”，职员则站班行礼。他们只会摆官架子，哪会办公司？不到十年赔光老本，还欠银行贷款六万余元，1929年被迫倒闭。这一天赐良机，大苗岂能放过。经人说项，他租借民安的全部设备，组建了成记面粉公司。因设备损坏严重，双方议定：修机费由成记垫付，从租金中抵扣；租借费按实际产量计算，产粉一袋交租费四分。

投产后仅八个月就获利四万多元。由于修机费达15万元，出租方一年半载拿不到租金。而银行追缴欠款甚急，民安却无力偿还，法院判拍卖民安的抵押物：营业室、原粮仓库及附带地皮。这种拍卖，当然无人竞拍。可对苗杏村来说却是鲸吞民安的机会，遂以八万元买下。之后，他立即向出租方提出重新计算租金。因为按原合同，成记租借的是民安的全部固定资产，现在部分产权已易主，重议租金理所当然。这一手把民安逼入绝境：再减租金，收入更是无期；收回自办，又无能力；卖与他人，成记从中插了一腿。走投无路，只好将101万元的全部股权，忍痛作价30万元转让给成记，三年分期付款。就这样步步为营，环环设套，仅以53万元的代价，吞并了民安，而且这笔款中有一部分是用民安的设备生产获得的利润。成记公司组建的当年，除弥补以往的损失外，还盈利35万元。

（成丰面粉厂）

1915年，山东巡按使蔡儒楷、军阀靳云鹏集中全省107个县的财力筹资120万元，发起组建了“鲁丰纱厂”，并于1919年开业。“高粱秸顶门——不是那块料。”这帮官僚军阀争夺地盘，搜刮钱财是高手，经商办厂却是外行，仅仅十多年就把这个企业糟蹋的濒临破产。1933年，他们以全部资产作抵押，从民生银行贷款经营，但又打了水漂。两年后靳云鹏等人企图把厂子卖给日本“东洋株纺织株式会社”，省府闻讯后断然阻止。民生银行见还贷无望，就一纸诉状告到法院，法院当即扣押了鲁丰纱厂的全部财产，纱厂最终于1936年2月濒临倒闭。面临失业的1600余名工人来到省府门前请愿要求复工。当时的省主席韩复榘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急忙找来省府参议、成通纱厂的董事长苗杏村来商量对策。

起初，苗杏村好友、实业厅厅长王芳亭经常在老韩面前替他说好话加以引荐，老韩对大苗也颇有好感。一次韩问大苗为何不常来谈谈，大苗说：“主席很忙。我出入省府也不方便。”韩复榘当即吩咐左右：“以后苗参议来不用通报。”还给了他一个铜制特许出入证。韩复榘曾在省府东花厅召集工商界人士开会，他说：“你们这些买卖人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讲真话。你们就不如苗杏村，有啥说啥。”这回遇到棘手的事，他就想让苗杏村来救驾，提议让成通纱厂承租鲁丰纱厂。苗杏村与苗星垣等人商议后，签订了租赁合同，鲁丰纱厂改名为成通分号。但是适逢棉花价高而棉纱价低，又加上管理混乱，承租仅半年亏损就达9万多元，一时引起成通纱厂董事会的轩然大波，主张坚决退租。无奈之下，苗杏村硬着头皮去找韩复榘。老韩提出让苗杏村个人承租，他说：“你当不了成通的家，还当不了自己的家吗？”苗杏村面有难色，说自己资金不足。韩一拍胸脯说：“资金的事好办，我让王向荣和你接头研究。”

苗杏村回家后几次召开家庭会议讨论是否承租，最后认为：韩复榘迫于社会压力，更怕工人闹事，决不会让鲁丰纱厂破产；你不承租也会让他人承租，这不仅得罪韩复榘，还会丧失一次创业的大好机遇；再说，目前纺织业的不景气总会过去；鲁丰亏损的主要原因是管理混乱，只要改善管理就会扭亏为盈。此外，他们还觉得成丰、成通都是苗星垣执掌大权，苗杏村虽然贵为董事长，但却事事说了不算，连一个学员也推荐不上。这口窝囊气实在难咽。虽说这事与他们叔侄只当“甩手掌柜的”有关，但苗杏村还是觉得窝囊。他恨恨地对子侄们说：“这回就看你们能否争这口气了！”说到这里，他们叔侄抱头痛哭，决定即便倾家荡产也要承租鲁丰。为筹措资金，他们的眷属甚至拿出了金银首饰和私房钱。

韩复榘所说的王向荣何许人也？原来就是当时的省财政厅长兼民生银行总经理。苗杏村与王向荣过从甚密，企业几次资金周转不灵，全靠民生银行贷款才转危为安。由他出面，苗家与民生银行副总经理宋谷雨顺利地签订了租赁和贷款合同：一是鲁丰纱厂全部资产租与苗杏村经营成大纱厂，租金每月3000元，租期暂定一年；二是民生银行贷款给成大纱厂30万元，另以苗杏村的成记面粉公司全部资产作抵押向民生银行借款50万元；三是民生银行派会计员、仓库管理员驻厂监督。承租鲁丰后，企业改名为“成大纱厂”，苗杏村任董事长、侄子苗兰亭任经理。他们采取了提高各部主任、组长的工资，设立组长食堂，增加菜金；提高工人工资，增设饭厅、宿舍，扩大医务室、子弟小学，发放工作服等福利措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日产棉纱产量由60件提高到73件。同时他们精选原料提高质量，使“凤山”牌棉纱很快打开销路，开业仅两个月就盈利15万元。1937年5月，民生银行决定拍卖鲁丰全部固定资产偿还债务，苗杏村以85万元将其买下，又捡了一个大便宜。

（苗氏集团合影）

但是好景不长，两个月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坐镇济南的韩复榘一枪未放，撒腿跑到了徐州。临撤退时公然抢劫苗氏集团的20余部卡车、10多万包小麦。这年12月27日日寇占领济南，29日即派兵进驻成大纱厂，宣布为“军管鲁丰纱厂”！ 1941年结束军管，日寇却又逼迫实行所谓“中日合办”。名曰“合办”，其实与军管无异。与此同时，苗氏集团的成丰、成记，成通都被日寇强行“军管”、“合办”，苦心经营数十年的企业全部被日寇攫取。已经出任日伪商会会长的苗兰亭曾多次托关系进行疏通，幻想能发还自营，日伪警务厅长张亚东明确对他说：“这是日方的既定政策，你就不要白费心机了！”苗杏村则一病不起，含恨离世。

苗兰亭：日为时期的商会会长

日寇为加强统治极力扶持日伪政权。日军侵占济南后，汉奸马良等随即拼凑了“济南治安维持会”。次年元旦“维持会”公然发表叛国投敌的所谓“宣言”，建立各种汉奸组织。2月，他们召集工商业负责人开会，推选苗兰亭、张冠三等人组成伪济南商会，苗兰亭任会长。

苗氏集团5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民国初年到抗战以前的苗杏村、苗星垣，日伪时期的苗兰亭，抗战后的苗海南”的三个阶段。有关苗杏村、苗星垣、苗海南的情况，我已做过介绍。这里说说苗兰亭，因为他是苗氏集团发展史上一个不能不说的重要人物。苗兰亭，名永芝，字兰亭；其父亲苗德卿，是苗杏村的大哥，他叫苗杏村五叔。苗杏村是“大苗”一派的核心，苗兰亭则是苗杏村的左膀右臂。他曾协助五叔经营粮栈，并担任过成大纱厂、成记面粉公司经理，1941年苗杏村含恨病故后，苗兰亭撑起了“大苗”一派的江山。沦陷期间，他秉承日军旨意，协助日伪当局向济南工商界摊派勒索、征收税捐，在“治安强化”运动中，倡议开展“兴亚献机”运动，为日本侵略者支应战争资财效力。日本投降后，于1945年12月5日被山东省高等法院逮捕，家产及其股份被查封。 1946年8月山东省高等法院依据国民政府颁布的《惩治汉奸条例》，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权10年。1947年12月南京最高法院改判为有期徒刑7年，褫夺公权7年。

回忆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他后来曾说：我这个伪商会会长干了些什么呢？日寇搞过中日经济恳谈会，我任会长。但在日寇的控制下，根本谈不上平等协商发展贸易。有一年，北京恳谈总会会长邹泉荪来济南召集山东各县市分会会长开会，收集了许多意见要求。邹泉荪拿着这些意见去跟日本特务机关商议时，却被一口回绝。从此恳谈会成了一张招牌。他还说，为了保护家产，“我走上了附逆道路”。可是仅凭我这个伪商会会长，是维护不了生命财产的。于是我拿汉奸警务厅长张亚东当靠山，把苗杏村的房子让给他做公馆。我还结识伪民政厅长晋子寿，做“护身符”。即便这样，仍然挽救不了企业的命运。1943年日寇推行第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大抓“囤积”、“暴利”，逮捕所谓的“经济犯”。苗家恒聚成粮栈北记经理许翰卿、会计曲星九被逮捕，花了10多万才把人保出来，以后又被押解北京会审，被判处2年徒刑，罚没“暴利”20万元，致使粮栈被迫停业。苗家复聚长粮栈的王冠东也曾被捕，罚金2万元，使粮栈元气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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