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正坤先生有关背诵的几则批注

辜正坤先生有关背诵的几则批注

渐新堂

1月18日那天，我贴出了郗晓波先生一篇《那一代教书先生的读书功夫》，引发了辜正坤先生有关背诵的联想，在文章下面连续写下了好几则有关背诵的批注。虽然，时代变迁了，但是，其学习的主要方式，尤其是少年时代的学习内容及方式，还是颇具启迪作用的，现于此贴出，供有兴趣的语文人及学生和家长朋友参考。

学习语文的关键是背诵，这个观点我从小就很同意。
     我在中学的时候就曾经发表过“要写好作文，主要要靠背诵“的观点，而被同学揭发检举，受到批判。班主任老师派了一个叫刘立芳的同学来帮助我进步，让我认识到我的错误。

像钱穆先生那样的背法，幸亏我没有采纳。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专背一部大书，有可能妨碍自己安排时间去背诵其他的内容。我还背诵过郑易里编的《英汉大辞典》，只背了二十几页就发现背不下去，改为背只包含1万多常用单词的《英语常用词词典》，背下来了。这些事情都是在文革期间。

我背诵的跟他们不一样。比较杂乱。古今中外的，中文的、洋文的都背。
    我背诵过《论语》《老子》，《古文观止》中的大部分文章，《离骚》《薛仁贵征东》的前半部，《普希金抒情诗选》中的大部分诗篇，《唐诗三百首》《宋词300首》《元曲300首》中的大部分篇章，《鲁迅旧体诗集》，鲁迅的《野草》，小说《伤逝》，郭沫若的长诗《瓶》，泰戈尔和海涅的很多诗篇，马、恩、列、斯、毛的一些文章段落，尤其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的段落背得多，《毛泽东诗词》，若干佛学经典段落……英文版的《灵格风》第1册和第3册全背。跟着留声机唱片背的。还背诵了很多英文的诗歌（尤其是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英美小说和散文片断……还背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不记得了。加起来背诵的总量肯定不会少于一部《三国演义》。

其实只要是人年轻，背诵《三国演义》和《红楼梦》是并不难的，因为它们都是故事，相关性很强，多看几遍就记住了。

佛教文献不太好背。例如《成唯识论》和《瑜伽师地论》，很不好背诵，因为义理比较深奥，语言也不是那么流畅。但其对世界人生的重要性比《三国演义》或《红楼梦》重要1000倍不止！

可惜很少有人去背诵它们。

红楼梦中的诗词我大都能背诵。尤其是咏金陵十二钗的曲子，我特别喜欢背诵。这使得我后来非常喜欢元小令，并用英文翻译了元曲300首，出版了其中的150首英译。
    不过整部的背诵红楼梦真的没有那个必要。应该有计划地背诵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尤其是其中的精彩段落篇章。不能局限于文学篇章，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佛学、伦理学的名篇都应该背诵。
    有一个国学院邀请我去参观他们的国学儿童班。院长介绍说，他们班的孩子可以把英文版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全背下来。我只能婉言建议，说不必背诵十四行诗全集，只要背其中略五分之一的名篇就可以了。莎士比亚的英语不是当代英语，很多用法已经过时了，用不上。还不如选择现当代英语经典性名篇来背，更实用。
      背诵还是要讲策略才好。

如果不知道这些原理，有可能使一些年轻学子盲目追求背诵大部头的书，例如背诵《三国演义》或者《红楼梦》。这是走冤枉路的。这些书说到底也就是闲书，背诵其中的一些段落，固然可以，全部背，浪费时间，关键是使我们可能没有空闲去背诵更重要的典籍了。

然而背诵的必要性究竟奠基于什么基础上，许多人并不明白。尤其不明白这与语言文字本身的特点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换句话说，背诵中文著作的必要性大于背诵西文著作的必要性。这个必要性受中文本身的特点和西文本身的特点所制约。这个原理我在《互构语言文化学原理》一书里阐释过。
      当然我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说，仅供参考。

中国现当代学校强调的背诵往往是很重视美文背诵，尤其重视语言修辞上的华美性。

对含义深刻的文献背诵重视不够。

这样做的恶果，就是中国很难产生思想家。

古代中国人强调背诵，但其背诵的内容也大大值得商榷。

例如四书五经是要背诵的。九部著作，其实只有其中的三部《大学》《中庸》和《尚书》值得全文背诵。其他的《论语》《孟子》《诗》《礼》《易》《春秋》，只背诵一些选段就可以了。真正值得全书背诵的，比如《道德经》，却不在四书五经之内。这是很荒唐的。

儒家的教材范围很偏颇。儒家搞的经史子集的分类法（参看《四库全书》）更是荒唐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