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有权：荒诞人生（周末连载6）

第六章 重来秋去朔风寒

文/刘有权

我们母子六人告别刚来七个月的重庆，又风风火火、悽悽惶惶地赶回叙永奔丧。回到顺城街祖父买的房屋，已是空无一人。祖父早已由我的大孃刘开琼和祖父的继子们共同主办丧事，上山安葬毕。老祖宗由她的孙女、我们的大姑接去赡养，我一直喊的祖母实际上是我的继祖母，也被她亲生的三儿刘开泰接去。

面对人去房空的凄凉，我突然想起《红楼梦》中《飞鸟各投林》的最后一句“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顿觉悲从中来，一进门便放声痛哭起来。

幸好，鸟飞了，窝还在，我们母子六人就此安顿下来。接着是上山祭拜祖父，到大姑处拜望老祖宗，到三叔处去拜望祖母，谈及祖父去世，又伤心了几回。

在祖父去世、我们回到叙永之前，抗美援朝战争已经爆发。我们刚回到叙永一个月，三叔刘开泰便参军去了朝鲜前线。

1951年春，我考上了河对面的定水中学，三弟、四妹进了南大街小学上学。我们一家六口的生计，由重庆带回来的余钱支撑。所有开支由二妈料理。母亲旧病复发，一家人只期待父亲早日回来重整家业。

我刚上完初中第一学期，重庆传来消息：我父亲被抓进了监狱。此消息如雷轰顶，一家人惊慌得六神无主。最后，二舅陈文仲来家商量，决定二妈孤身一人急速返回重庆打听消息。二妈收拾了一些简单行李装在一只皮箱里，几乎把家中的生活费全带走，去重庆搭救父亲。

二妈去重庆后，得知父亲因当过宪兵是“历史反革命”入狱。幸好父亲当年在江津放走的那个共产党要人姓王，现在正是重庆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兼政委，曾来守备街用军用吉普把父亲接去司令部，感谢当年搭救之事。二妈到了重庆，便直接去找王司令员。父亲很快出狱，但交由地段管制。从此，二妈便留在父亲身边，过着非常艰苦的日子。

二妈去重庆后，我们一家五口节衣缩食，省吃俭用，靠亲戚帮助，勉强支撑了半年，便面临断炊之危。为了减少开支，就在我上初一的下学期，每逢星期天我都要和三弟一道去三十里外的杉包树挑煤，既供家用，也挑到市上卖，挣一两斤米钱。

提起挑煤，我便想起三年前我上小学五年级时，有一次我和三弟逃学去南门河游泳。刚下河不久，便被从重庆返家的父亲当场抓获。回家我们没有挨打，只是第二天由父亲押着我们弟兄二人去杉包树挑煤。父亲西装革履，撑着阳伞，早上早早从家出发。到了三十里的煤矿已是10点钟光景，草草热了从家中带去的饭吃罢，约11点左右便挑起煤炭往回走。

我挑了50斤煤，三弟用背篼背30斤煤。我初挑时尚觉可以承受，左右换肩，挑了里把路才歇一歇。挑了三五里光景，便觉担子越来越重。天上是大太阳，汗水直往下淌，挑了约一半路程，扁担放在肩上钻心的痛，三步一歇、五步一歇。

我和三弟都咬着牙往家赶。走到火把桥，太阳已倒西了，父亲找了一家小店陪我们吃了中饭又往前赶路。担子像山一样重，每向前挪一步，都拼着吃奶的力气。太阳落山时，才挪到胜利桥。

一路上，父亲一句话也不说，也不催促我们。到胜利桥时，两位母亲已早早在那里等候多时，见我们龇牙咧嘴、寸步难行的样子，二妈赶忙把三弟背篼的煤取来放在我的箩筐里，母亲背着空背篼，二妈挑起80斤煤，把我们接回家。

一路上，我和三弟虽狼狈不堪却没有哭。回家后，母亲解开我和三弟的上衣一看，肩上又红又肿，母亲禁不住掉下泪来。这第一次挑煤，我和三弟脚上穿的是胶鞋，虽然肩上压红肿了，脚在公路上行走，并没有感觉公路上的石子刺痛脚板。

第二次去挑煤时，穿的是草鞋，一双草鞋便穿坏了，不能再穿。而买一双草鞋的钱，几乎是我挑50斤煤炭才能挣到。从第三次挑煤起，草鞋一穿上公路我便脱了，打光脚板在公路边的土路上走。许多地方，公路上铺满了石子，旁边没有土路，我们便咬着牙在石子路上走。有时踩到尖的石子痛得钻心，也不把草鞋穿在脚上。只有快到家门时才把草鞋穿上，以免母亲心疼。

这样，一双草鞋能对付五六次挑煤。特别是挑着重挑子，光脚板在铺着石子的公路上行走，真有上刀山一样痛苦。比第一次穿着胶鞋挑煤，真是难熬百倍。

初一的一年下来，一家五口人已面临无钱买米下锅的惨境，母亲的病越来越沉重，又哪来钱医病呢？这时在县城的亲戚们家家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想要接济我们母子都是有心无力。1952年春节前，二舅给我们送来了一个猪头、半斗米、一些钱，总算过了春节。

俗话说，年好过，日难过。我突然想起，在离城一百里处的营盘山上，我们还有一房亲戚，父亲做行商时往来必经营盘山，曾多次接济过他们；现在我们走投无路，只有到营盘山去看看能否得到一点救助。悽悽惨惨地过了大年，眼看学校快要开学了，我便和母亲商量，去营盘山走一趟。

母亲一听，气喘吁吁地说：“还是不去为好。现在谁家的日子都艰难，不要向人伸手。”经过我好说歹说，最后母亲才同意我带上三弟一路有伴，早去早回。

母亲给我们二人准备了路上吃的干粮，又告诉我们走的路线和注意事项，还让我们弟兄二人将挑煤的用具带上。若去营盘山空手回来，路过杉包树，挑两挑煤回来也好。临行前，我给经常陪我们去挑煤卖的金姐说，我们这两天不在家，请关照下我母亲。

第二天天不亮，我就把三弟叫醒，起来一看，带病的母亲早早起来，正给我们准备行装，装好了干粮。我和三弟匆忙洗漱完毕，背上箩筐，斜背着楠竹扁担，像两位即将出征的战士，拜别母亲，赤着脚出了门。母亲把我们送出大门，再三叮嘱：“早去早回，免娘牵挂。”

我答应了一声“晓得”，便向黎明前的黑夜中急步走去。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吠，我之前经常早起挑煤，已习以为常。出了南门，便是埋葬死人的南门坡乱葬岗，鬼火飘来飘去，也不是第一次看见，壮壮胆闯了过去。过了胜利桥，路面渐渐清晰起来。

去营盘山全是公路，是抗战初期抢修起来的川滇东路，由昆明直通重庆。抗战后期最艰难时，便是这条公路把美国通过“驼峰航线”送来的援华物资源源不断送往重庆，再输送到抗战前线。

整条公路几乎都是从悬崖峭壁间开劈出来的。公路左侧，十几丈深的岩脚下，便是东门河，在两座大山间像一条蛇在游走。山被晨雾笼罩，白茫茫一片。走到火把桥，晨雾散去，河对岸青山连绵起伏，像一条苍龙，与山脚下的蛇在竞走。而我们头上，怪石嶙峋如蹲伏的怪兽，随时都会从山上扑下来，使人毛骨悚然。

前不久，我在挑煤的路上听人传言：一位好心的司机见路上一位母亲抱着一个一两岁的小孩要进城看病，便带上了。刚开出不到两公里，一块巨石呼啸着从山上滚下来砸在汽车货箱上，车砸坏了，三人幸免于难。想到此，一股凉气从脚底升起，恐惧顿时布满全身，急急招呼三弟，踉踉跄跄向前走去，顾不上路面上尖如锥刺的石子。

日上三竿，我们才走到杉包树。找到一家我们挑煤时认识的么店子，要了两碗清米汤，把母亲给我们准备的米饭团将就吞了下去，算是吃了早饭。谢过店家，又背了箩筐赶路。过了杉包树，路似乎越走越窄，这是以前我们未走过的路，弟兄俩只有并排边走边摆龙门阵，打发走不到头的路。

刚走出大树区界不远，一辆汽车从后面开来，差点儿闯上了我。汽车停下，司机从驾驶室伸出头来喊道：“小鬼，你怎么不靠路边走？不想活了？”

我急忙向三弟边靠了靠，司机才把汽车开走，我可吓出一身冷汗。

太阳已偏过头顶，我们弟兄俩走得又饥又渴。母亲给我们准备的干粮是两个饭团，还有几把煮熟的包谷子。饭团早已下肚消化了，能充饥的只有包谷子。要吃包谷子最好在有水的地方，好借助水的帮助把嚼不烂的包谷子冲下肚去。这时，公路下的河早已断流，只盼望路边有泉水凼凼，人称“一碗水”的地方为路人解渴。我们以前挑煤从县城到杉包树，路边有两三处“一碗水”，解过我们的渴。今天过了杉包树，人生地不熟，哪里有“一碗水”，老天才知道。

正口渴难解之时，三弟突然眼睛发亮，发现前面几步路边崖下，有一汪清泉。我们忙抢步向前，手捧泉水，一捧又一捧，淋漓暢快地喝了个饱。一股清凉沁人心脾，全身疲惫似乎一扫而光。趁此机会，跃上公路，急忙赶路。

刚走出约十来丈远，只听得后面“轰隆”一声，如雷鸣如炮响，我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我立刻心慌脚软，瘫在路上。原来，一块几吨重的大石从悬崖上坠下来，砸在我们刚才喝水的公路上。路面被砸了一个坑，巨石碎成若干块，横七竖八躺在路上。

我心中暗叫一声“好险！”三弟却若无其事，跑过去观看。侥幸没有伤人。好一阵我才平静下来，鼓足勇气站起来，拉着三弟急忙走出险区。

日已西斜，走着走着，尿了两泡尿，肚子又咕咕抗议起来。弟兄俩拖着重如千斤的脚步，鼓足劲头走呀走，好不容易才走到有几十户人家的后山坡。一问，离营盘山还有四十里。就在路边找了一户人家要了两碗水，每人吃了一把包谷子，急忙赶路。

又走了约二十里路，一座大山挡住去路。此山形如巨螺，公路盘旋而上，状若螺纹。母亲事前曾告诉我，上了盘山路，营盘山便在望了。

这盘山路是川滇东路整条公路上最险的地方。四年前，我的么公（三祖父）就在这盘山路上翻车身亡。母亲告诉我，上山有一条捷径，可少走几里路，但不知道捷径在哪里。

正踌躇间，半山上有人下来，那必定是捷径。走近一看，是一位穿着麻布裙衫约40多岁的妇女背着背篼，我忙上前躬身打听。她用手一指，前不远便是上山捷径。我们道过谢，便依所指上了捷径。

路很陡，从盘山路中段直插上去，越过十八道弯路，走得我们脚酸腿软，方爬上山顶。一望公路又平又直伸向营盘山，据母亲说，上了山顶离营盘山尚有十里之遥。我们弟兄俩便站在山顶，向山脚回望。

只见山脚暮霭升腾到半山腰，与四处的云雾合成一片白茫茫的云海雾海，一座座山峰露出云海，恰似小岛一般。西天的夕阳照在群峰上，把它们染成了金色，辉煌耀眼，十分壮观。我们脚下云雾飘浮，我们站在云端有飘飘欲仙之感。

倏忽之间，夕阳西下，猛然想起母亲的叮嘱：“路百里而半九十。”虽然前方仅有十里，但对于又饥又渴、精疲力竭的我们兄弟俩来说，路尚有一半，可不能松劲。我赶紧拉着三弟，向最后十里冲刺。

我们䠀着暮色，想大步前进，哪知脚如坠铅，一步慢似一步。直到天黑尽，才隐约看见前面有一排房屋，不知是瓦房草房。

路边一户人家的窗口透出灯光，我们走近门前，叩门询问。微弱灯光下，一位头发斑白的老婆婆，还在绩麻。一问，果然到了营盘山。我一松劲，跌坐在街沿上。

老婆婆见我兄弟俩的模样，知是远方来客，忙问：“找谁？”

三弟答道：“找卖布的刘开富。”

老婆婆忙向里喊了一声：“狗娃，快领这两位哥哥去前街找卖布的刘开富。”

只听得里屋答应一声，出来一个八九岁的男孩，把我俩打量了一下，便跳到街心，二话不说，招呼我们跟着走。

我们跌跌撞撞紧跟他走了约半里路，走到一户草房前，他用手一指。我向他道了谢，他做了个鬼脸，一笑回去了。

我上前喊开了门，眼前是一位浓眉大眼三十左右的男人，我忙问：“你是刘开富大爷？”

他怔怔地望着我们兄弟俩，好一会儿才说：“你们是谁？从哪里来？”

我们忙报了姓名。他一听，“啊”了一声，赶忙把我们拉进门。一面替我们取下箩筐扁担，一面向内喊：“有君妈快出来，看谁来了。”

随即出来一位二十五六岁胖圆脸的女人，一看当然是“大娘”了。我正要上前问安，大爷向我做个手势，拉着我。大娘把我兄弟俩端详良久，拍了拍我俩的背，说：“这不是正祥哥哥家的老二老三吗？”

我们忙向前请安。她转身就进了厨房，不一会儿便端来两碗糖水荷包蛋，说：“你们先喝点开水，我马上给你们下挂面。”说罢，把碗放在方桌上，又进去了。

我到桌前一看，这是我们以前去马岭陈家享受过的待遇。我们也不谦让，拿起筷子端起碗，三下五除二，便连汤带蛋倒进了肚里。

稍顷，大娘又端着两海碗热腾腾香喷喷的鸡蛋面，热情地招呼我们：“快趁热吃，趁热吃。”

我兄弟俩有半年多没有吃过这样的美食了，狼吞虎咽般把面吃完、汤喝尽。这时，大爷大娘才问及我们家的近况。听后，他们都唏嘘感叹不已。

过了一阵，大娘又端来一大盆热水让我们烫脚，说：“走了长路，热水泡脚，第二天脚不痛。”我们道了谢，烫起脚来。

我边烫脚边观察，发现大爷家点的灯与我们家的灯不同，很亮。一问，才知道这种灯叫亮油壶。油壶有三个长长的灯嘴伸向三个不同的方向，灯芯从嘴伸进壶中吸油，根据需要，可点燃一个、二个或三个灯嘴。现在点燃的是三个灯嘴，相当于我们县城附近农家点的三盏灯，也相当于我们县城里用不上电灯的人家用的洋油灯。洋油灯有玻璃罩，很亮。

烫完脚，大娘拿来两双差不多一样大的麻窝子（就是麻鞋），让我们穿在脚上，便领我们到竹楼上和他们抚养的两个弟弟一块睡。

大的一个叫刘开贵，我们叫八爷，比我的三弟还小一岁；小的一个是大爷同父异母兄弟叫刘开全，是我们三祖父的遗腹子，才四岁。三祖父车祸去世后才生的。而我们这个么婆，待刘开全一周岁时便把他交给了大爷，自己另外开了一家旅店生活。

我们一上竹楼便听得嘎嘎直响，心想，这竹楼该不会垮吧？八爷、九爷已经睡熟。大娘递给我们一床秧毡作铺盖，我们钻进秧毡倒头便睡。

秧毡这种被盖，我们在山娃、海娃家见过，他们从小到大都是盖的秧毡。听说当时四川及周边省份的农村孩子，几乎都用秧毡作被盖，极少用棉被。我们是第一次享用这宝贝，盖上还暖和，只是觉得太重太硬，有点压抑。但因为太累，不久便沉沉睡去。直到第二天，日头照到楼上，八爷才把我们叫醒。

早餐是当地有名的“包谷箩筛酸菜汤”。即玉米粒用磨推后，用箩筛筛下的细玉米面，蒸成包谷饭，用陈年酸菜做汤下饭。桌上饭碗里盛的是金灿灿的包谷饭，两大碗酸菜汤，酸香四溢。这种包谷饭比之我们在路上吃的干粮包谷粒，真好吃千百倍，又香又略带甘甜，配上酸菜汤，比我们几年前吃的“海参席”更有滋有味。

饭后，八爷、九爷领着我们到么公的坟前祭拜，然后到么婆处请安问候。么婆留我们在那里吃了晚饭。这饭与大爷家的早餐不同，是用包米糁子和大米混合做成的“金银饭”，菜除了酸菜，还有腊肉香肠。

第三天，天刚麻麻亮，吃了早饭，我们便打道回府。大爷给了我们60斤大米（由我挑）、40斤玉米（由三弟挑）；大娘给我们兄弟俩一人一双麻鞋，穿在脚上。么婆给了我们能买一百个鸡蛋的钱，让我们回家后买鸡蛋给母亲补身体。我们千恩万谢，满载而归。

平常挑煤最远是三十里，现在第一次负重要挑一百里的路，其艰苦辛劳，可想而知。幸亏脚上有竹麻鞋，路上有红苕充饥，渴了有“一碗水”，于当晚快夜半时候才到家。母亲一见我们兄弟满载而归，悲喜交集，抚摸着我们又红又肿的双肩，泣不成声。

从营盘山挑回来的100斤粮食，只能救一时之急。一家五口，天天要吃，母亲重病缠身，父亲指望不上，亲戚家都尽了力帮助，再求也不是办法。于是，我和母亲商量，书不读也罢，我要辍学卖力养家。

母亲坚决不答应，说：“你不上学，将来一家指望谁？你在校多少还有助学金，可勉强养活你自己。我们母子四人自有办法。”

办法之一是把小弟送人，放他一条生路。哪知，好几家来领人时，弟弟哭着抱住母亲的腿不走，一家人哭成一团，只得作罢。

有一次，母亲把小弟带到一户无儿无女的张家，趁小弟弟不注意，母亲回了家。小弟弟在张家呆了两天，大哭大闹，不吃不喝，张家见这小儿养不家，便又给我们送了回来。

第二个办法是让三弟辍学，挑煤养家。我说，三弟年纪太小，挑不起养家重担，不如我辍学。母亲依然不答应。三弟听说要让他辍学养家，偷偷哭了好几回。三弟幼时贪玩，读书却特别上心，加之幼承母教，颇有基础，在校成绩优秀，尤以作文、书法令老师们惊讶不已，刮目相看。

他读四年级时，一次年级作文比赛，赛题是“我的母亲”，时间90分钟，他60分钟交了卷。短短六百字作文，用母亲在捐献飞机大炮时把一生最爱的订婚、结婚金首饰慷慨捐献的实例，写出了一位不仅爱儿女、爱家、更爱国的母亲形象，受到老师们一致好评，夺得年级一等奖。老师又推荐到全校作文评奖，与高年级的同学相比，也获得一等奖。去年国庆，学校举行书法比赛，他写的“精忠报国”条幅获全校特等奖，写的小楷岳飞“满江红”获全校一等奖。许多老师都夸三弟前途无量。

三弟非常不愿意辍学，但面对家庭困境，又怕母亲伤心，狠下心，向学校告了长假，辍学养家。时年11岁。

教语文课的王老师、教书法的林老师，得知三弟要辍学，三番几次到家劝母亲：再穷也不能穷了孩子上学。他们见了骨瘦如柴的母亲、家徒四壁的破家，也不死心，对母亲说，学校免除三弟的一切学杂书籍课本费，王、林二位老师愿意资助三弟在老师食堂吃饭，直至小学毕业。将来读中学，有助学金。总之，两位老师苦口婆心，不忍见一棵好苗就此夭折。

母亲含泪对二位老师说，她也知道读书好，希望儿女成才，三儿也能成才。但家徒四壁，贫病交加，还有更年幼的弟妹。二位老师最终含泪别去。

从此，还未进入少年的三弟便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我也每个星期天和三弟一道，光脚板走在铺满尖石的马路上挑煤，向苦难的命运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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