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银川二中的印迹
《口述宁夏》讲述宁夏人自己的历史
银川二中，是我的母校，也是我的家。
1961年，我的家随着当教师的妈妈搬到了银川二中，从此，我就一直生活在二中院子里。
我在这里读小学、上中学、参加工作，结婚、生子……
可以说我的一生都没有离开这个院子。这里有我太多的回忆。
刚来的时候，二中的校门是个高大的铁门。
六十年代二中的校门
门卫只有一位姓刘的老人，我们叫他刘爷爷。刘爷爷每天早上六点开开校门，晚上十一点左右关门。
学校上课的电铃也是由他负责，到点就按开关，如果停电了，刘爷爷就拿一个长半尺左右的铃铛使劲摇。几乎没有出过差错。
经常有住在附近的小孩子想进到校园里玩，但只要刘爷爷一出现，不管有多少孩子，全都一哄而散。从而保证了校园里的课堂能安安静静地上课。
八十年代以前，二中的教室全部是平房，分为东、西和中三部分，东部和西部是教室，中间部分是办公室、教研室、实验室和食堂。
西边教室与中间办公室之间有个排球场，东边教室后边是篮球场，篮球场后边是图书馆，习称“大庙”。
二中的体育活动有着优良的传统。
六十年代的二中，只要下课铃声一响，各班教室前和三大球场就会到处都是学生，扔沙包、踢毽子、跳皮筋、跳绳、投篮、打乒乓球……但是上课铃声一响，学生们就会立刻跑向教室，喧闹的校园里立刻会安静下来，能听到的只有各个教室里老师讲课的声音。
下午课外活动的时间是校园里最热闹的时候。如果高中部的两个班之间篮球比赛，全校近一半的学生都会聚在篮球场给他们加油。
乒乓球也是学生们的最爱。文革前二中乒乓球打得最好的学生是高一年级的李明。
学校每年都要开一次运动会。
为了发动更多的学生参加运动会，只要报名参加项目的人坚持到底，都可以为班集体得到一分，当然有名次，得分会更多。
65年的运动会上，我们班的少先队辅导员高二甲班的石维宁为了给班集体得这一分，硬是忍着胃痛，咬着牙坚持跑完了三千米。
我的小学也是在二中校园里上的。二中创办的小学部，全称银川市第二中学附属小学，习称二中的小学部，又叫二中附小，校长由二中的校长宋恒岳兼任。
1960年9月招收第一批学生，共4个班。
中学办附小，不仅在当时，就是在40多年后的今天也仍然是件稀罕的事。
二中的宋恒岳校长锐意进取，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教育事业。
他曾有一个“一条龙计划”：在婴儿56天即母亲的产假结束后，将孩子送进二中托儿所；7岁时从幼儿园进到小学；小学毕业后进入中学，中学毕业后有三条路可供选择：希望继续深造上大学，可以读高中；想参加工作当工人可以进半工半读班学习；想务农当有知识的农民，可以进入半农半读班学习。
根据这个一条龙计划，二中在中学部的初中班和高中班的基础上，又创办了托儿所、小学部、半工半读班和半农半读班。（64年以后，小学部等均被银川市收走，小学部从二中搬到山河湾改名为银川市第十五小学；半工半读班劳动实践的二中化工厂改名为银川市油漆厂，而半工半读班的学生则成为银川市油漆厂的首批骨干工人）。
宋恒岳校长的这一创举得到了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赞扬。
在196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刘少奇主席说，宁夏有一个中学校长很了不起……
小学二年级时我满8岁，有资格加入少先队了。
入队仪式是在大庙前举行的。入队仪式很隆重。我记得新队员的红领巾是由初中部的哥哥姐姐们给我们带上的。
大庙，是图书馆，也是学校开大会的地方。我们每一次大队活动都是在这里举行。另外，元旦联欢晚会，也是在这里开。
徐玉芝老师和她的初三三班在大庙前照的毕业照
二中由于建校年代久了，很多房屋的墙壁开始脱皮，教室也不够用了。
1965年9月，我考进了银川二中。1966年6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后来停课闹革命。
1968年，毛主席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全国各地各中学的66、67、68级高中、初中的学生即后来被称之为“老三届”的中学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纷纷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时，中国的语言中产生了一个新的名词：知识青年，简称“知青”。
银川市比较特殊，要求66、67级高、初中的学生到农村去了，但有政策：家中的独生子女、有病的，就是有医院证明，不能参加重体力劳动的及残疾人，受到照顾，可以不下乡，有些分配了工作。68级的学生没要求下乡，但是可以自愿提出要求。
1969年3月，政策下来了，银川市68级的高初中学生全部留城不下乡，等待学校分配工作。
7月的一天，学校通知我们到学校开会。
到会的基本上是68级高、初中在家等待分配的学生，也有个别的是66级的初中生。
学校告诉我们：学校要招生了。
学校要求我们这些等待分配的学生，帮助学校招收新生，并参与管理新生，给新生当辅导员。
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银川市的中学第一次开始招生。
这次招收的学生共有三批，三个年级，最高的是小学66年的毕业生，也就是初中69级的毕业生，最低的是初中71级毕业生。
由于人数多，年级复杂，最主要的是自从66年文革开始，中、小学都发生了学生斗争老师的事，打击“师道尊严”的风还没有肃清，学校老师还心有余悸，“读书无用”在社会盛行，很多年纪较大的小学生已经找工作去了。小学交给中学的学生花名册中到底有多少人应该到中学来报道，又有多少人愿意来上学……
这个工作的工作量很大，光靠教师很难保证学校在9月1号开学。于是学校从68级待分配的学生中找了几十个人来做这个工作。
学校对这批学生将实行军事化管理：每个年级为一个连，共分成三个连，其中每个班级为一个排，每个小组为一个班。
这样，初中69级的为一连，70级为二连，71级为三连。
按照学校给我的任务，我和王茹接手了一连七排的花名册。
七排的学生来自银川市的好几个小学。
按照花名册，我们先确定了到这个班人数最多的小学，然后按照家庭住址走访学生。
在和他们谈话中，确定了这个班威信最高的学生，名叫杭大建。我们找到了杭大建，他给我们提供了他所知道的同学的住址和信息。
按照杭大建提供的信息，我们跑遍了这些同学的家。
令我们兴奋的是，这些同学见到我们都非常高兴，一口答应按照学校要求的时间到校报到，没有一个人说不来上学的。
有一位家长还不停的说，早就等着学校发通知了，可算等到学校开学了，真不容易呀……
等到学校正式通知我们接班的时候，我傻了，叫我去的是二连七排，比一连七排低一个年级。
见到二连七排的同学们，我又笑了。
原来这个班有一半人我认识！他们都是来自我的母校----银川市第十五小学。
六五年我小学毕业时，他们比我低二级，是三年级的学生。那时我是少先队的大队长，个子在学校又最高，全校的学生几乎都认识我，而我，也几乎认识二年级以上的每一个人。况且，这里还有好几个同学的哥哥或姐姐是我的同学。
二连七排是由十五小、师范附小大部分学生及小部分八小等别的学校的学生组成。
班主任是杜一方，语文老师，我和初三的何立涛是派到这个班里来的。我们算什么？少先队已经没有了，共青团也早就不活动了。
所以，我们不是少先队的辅导员；我们不是教职工，故不是老师。因此，新学生们愿意叫我们什么都可以。不过，他们大多数人还是愿意叫我们辅导员。
刚进校的学生，在社会上混了三年，油得厉害，在学校最大的特点就是不遵守纪律，好斗，不太尊重老师。所以我们这拨学生在最初阶段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学校的安排下，新生们在教室学习，比如念报纸，学文件，我们就维持纪律；当新生与临时班主任高梅秀老师发生矛盾，我们就进行调解；学校到北塔种树，我们就一起去干活。
为了让新生遵守纪律，学校对新生进行了军训。
军训没几天，学校借了一个礼堂给新生们办了一个联欢会。礼堂里没有凳子和长椅，全体人员要席地而坐。
二连七排被分配坐在舞台的左方后边，把着头。随着舞台上节目演出的高潮，后面的人开始往前涌动。
本来坐着的学生被挤得站了起来，并且随着人群一起往前涌。然而往前涌的人群停滞了。
是坐在二连七排的几个男生抗住了后面涌上来的人群。为首的是大个子曹煜。
只见曹煜满头大汗稳稳的坐在那里，身子被后面的人群涌来挤去，屁股却丝毫不挪地方。
在他的左右是互相挽着胳膊的几个大个男生。正是因为他们不起来，不退让，使得二连七排死死的定在原地不动，从而保证了会场的秩序。
从这时候开始，我改变了对这些小同学的看法，他们并不向表面那样“油”，他们识大体顾大局，为了集体利益，能够牺牲一切。
军训是很辛苦的。不过这帮半大孩子精力充沛，只要一有空闲时间就会找地方去玩。这天下午没有事，他们约我到校外转转。我怕他们一大帮人出去惹事，便答应和他们一起出去。
这帮人基本上是十五小学的。
我在学校时他们还是三年级。
人群中有个穿白色网球鞋的男孩很扎眼，其实是白网球鞋扎眼。
那时，白网球鞋在银川市名声不好，人们管穿白网球鞋的人叫“二流子”。尽管很多男孩女孩喜欢穿白网球鞋，但为了这个虚名都不敢穿。
眼前这个穿白网球鞋的小校友叫吕克卿，不但穿着名声不好的白网球鞋，而且嘴里哼的竟是苏联名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我和他们上了城墙，走了很长一段路。
经过一段时间的军训，各班学生的心思基本上收回到了学校里，基本上能够遵守学校的纪律，下面就是要准备进教室上课啦。
这时，我们这批学生的任务已经基本上完成，各班的学生辅导员陆续地撤出，去干自己的事情。我也和二连七排的同学们告别，离开了他们。和他们共处的日子虽然只有一个多月，但我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几十年以后，我们仍然保持着友好往来。他们管我叫大姐，我把他们当作弟弟妹妹。
1969年，我和妹妹随着疏散大军回老家。临行前，卢永宁和吕克卿来找我，知道我要出去。回到班里一说，来了一大群人，跟着来看我。
80年代初，二中开始建楼房。从大门到教室、办公室、图书馆和实验室，全部搬到楼上，家属院也和教学单位分开，搬到了后操场的后边。
如今，母校二中又在新的校址开始了新的征程。
祝愿我的母校，永葆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