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展飞——《总得有人去擦亮星星》

有些事情总要有人去做，比如我在国开当老师这件事。

到国开之前，我是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的。我知道到这所学校我会面对怎样的学生，他们的学习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我也想到了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困难，然而这一年多我遭遇的困难，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我曾经不止一次的动了打道回府的念头，又一次次的自己说服自己。有的人认为我肯定是迷恋现在的这个教导主任的位置。其实正如前几天我在文章里写的庄子讲的那个猫头鹰与凤凰的故事，对我来说，这个位置其实也不过是腐鼠一只。

今天下午给学生开了一个现场会，师生面对面站在寒风中有将近一个小时。我讲得比较动情，我说我09年做过一件错事，没有把07级的学生送到高三，对此我一直觉得心中有愧，对你们，我并不想再犯一次同样的错误。如果说我对国开还有一丝留恋，那是因为我不想让学生受到伤害。

我来国开，是带着理想和情怀来的。

对于我的理想和情怀，正如我的为人，很多人是不理解的。记得多年前父亲跟我说一句话：“咱爷俩都是好人，但是需要很长时间人家才能知道咱是好人，可是你要知道，有多少人有耐心等待那么长时间。”我对教育的热情，起初是包括父亲在内的家人都持怀疑态度的。父亲甚至言之凿凿地对我说，你顶多有三年的热情，三年以后保管不会再有现在激情了。一晃眼，今年是第十三个年头了，此言犹在耳边。

对于我的教育观，有时候感觉自己与堂吉诃德很像。堂吉诃德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既荒谬绝伦，又崇高伟大; 既有喜剧性，又有悲剧性，是一个可笑又可悲、可乐又可敬的具有双重性格组合的人物形象。 堂吉诃德敢用自己的行动、甚至生命来捍卫道德、正义和信仰，即使大多数情况下都以失败而告终，但他这种不屈不挠、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实在是足可令人敬佩的。当下中国的教育，其实是需要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出现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需要勇气的。

有人劝我说，好好当你的老师，拿你的工资，教你的学，你操那些闲心干嘛。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让我想起了一个词：平庸的恶。我不想做一个堕落到平庸之恶深渊的教师。

何为平庸的恶？平庸的恶是指极权主义下或者说现代官僚体制中的个体失去了反思的能力，即判断善恶是非的能力，而变成了官僚行政体系中一只被驱动的齿轮。如果再进一步问一下，极权主义下或者说官僚体制中的个人为什么会丧失思考的能力？那么答案就是，个体只关心在体制内的工作业绩，被上司赏识、获得社会或小圈子认可，通过绩效考核维持职位或升职就成为工作最大的动力，其行为动机源自于此。反过来说，当一个人对绩效考核和职位等东西并没有什么兴趣的时候，自然就会打破这种平庸的恶，比如说我。

其实当下很多教师早就堕落到平庸之恶的深渊，并逐渐成为恶的一部分，甚至要从恶中找出美来。在这个既无梦想也无悲悯的教育生态中，很多教师早已失去了作为教育者的自然之心、赤子之心、宇宙之心。很多教师会感慨，时代如此，社会如此，人皆如此，本来如此，我有什么办法？

鲁迅先生曾经反诘：“从来如此，便对么？”别忘了，教师是一个社会的薪火传承者，一个时代的良心。一颗失去精神家园的心灵，不可能认真思考自己的生命与价值，因为也不可能对他人的生命产生实在的精神关切，更不可能对社会产生责任心。

一个人的冷漠会引起一群人的冷漠。一名教师的平庸，会导致一群人的平庸；一个时代的教师平庸，也必将造就一个平庸的时代。当教师的心灵污化不断扩展，心灵的底线已在颓然，教育的未来，也就堪忧了。

我之大声疾呼的意义，正如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的说的那样：“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何况，这些人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老师。

总得有人去擦亮星星，

它们看起来灰蒙蒙。

总得有人去擦亮星星，

因为那些八哥、海鸥和老鹰

都抱怨星星又旧又生锈，

想要个新的我们没有。

所以还是带上水桶和抹布，

总得有人去擦亮星星。

——(美)谢尔·希尔弗斯坦《总得有人去擦亮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