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穴评论｜埃里克斯·欧琳：那些活在我们身边的可能性

译者：LIT.CAVE 编辑部

来源：LITHUB

多年前，当我试图写我的第一部小说时，我差点遭遇一场可怕的车祸。当我在马萨诸塞州西部山区一条狭窄曲折的道路上行驶时，另一辆车突然出现并冲向我，而且正是在我的车道上。

当时那个司机正弯着腰，也许正在调整收音机，没有注意到即将发生的危险。就在最后一秒，汽车突然转向并最终回到正轨，从我身边经过，然后消失在一个弯道上。

因为这件事，好几天我都无法集中注意力，为没有发生但可能发生的事情感到不安。

“就写写这吧，”一位朋友建议道， “把那辆车写进书里，那样你的写作就回到了正轨。”

就像我收到的许多写作建议一样，这个建议听上去非常完美，但我不可能接受。试想，我不确定如何写一些实际没有发生的事情：一个只存在于有限条件下的事件，亦或者只存在于我大脑所假设的可能性中。

车祸后来又回到了我身上，当时我想要生育可惜不能如愿。多年的尝试几乎每次都伴随着那些几乎是要发生的事，那些可能性随之而来，又转眼即逝。

“并不是说成为母亲这件事没有发生，而是它几乎发生了，事实上，仍然有可能发生，”亚历山德拉·金博尔如此写道， “不能生育的悲痛与其他痛苦的不同之处在于那些被许诺的’几乎’、’差一点’、’仍然有可能’。

在我的生活和写作中，我几乎一直纠结着那些“几乎”和“差一点”。就像那个粗心大意、且没能让我看见的司机，不孕神秘得毫无来由，它通常是随机且无法解释的。那就像没有因果关系的叙事，难以名状。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一些关于生育问题最成功的作品往往是反乌托邦的——在小说中，我们可以责怪的不是身体，而是世界，因为我们无法了解前者。在 P.D.詹姆斯的小说《人类之子》中，全球的不孕症与因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和难民危机的阴霾交相笼罩在这片土地上。在 莱尼·祖马斯（Leni Zumas）那应景且扣人心弦的《红钟》中，强权之下，堕胎、试管婴儿和单亲家庭都不再合法。

当我看到阿拉巴马州、密苏里州和俄亥俄州等州的那些生育选择受到攻击时——这些法律很可能会影响辅助生育和堕胎——我在想剥夺女性控制身体的自由是多么残酷。

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在贝尔·伯格斯那本写得非常漂亮且严谨的《等待的艺术：关于生育、医学和母性》一书中读到关于不孕症那令人痛苦的不可知性，或者可以看看伊欧泳·伊芙（ Eowyn Ivey） 是在《雪孩子》是如何用魔幻现实主义为其塑形的。

或者也可以读读鲁伯特·汤普森 (Rubert Thompson) 的《凯瑟琳·卡莱尔》，这是我非常欣赏的小说。

《凯瑟琳·卡莱尔》讲述了一个女人想要了解自己起源的故事，它谈及了人类存在相关的命题——首先卡莱尔是作为试管婴儿胚胎，在植入子宫前被冷冻了八年，然后她成了一个一个母亲去世而父亲不在她身边的年轻人。似乎最让卡莱尔心痛的，是那冻结的八年时间，那种她无法理解的悬置。

汤普森以文学的方式处理了辅助生育这一话题，它与伦理或医学无关，仅与起源有关。那是一个普世的追求：无论我们的家庭是如何组成的，我们都无法了解父母的一切。

我没能生育似乎是我不想讲的事，它夺走了我的语言。在她惊人的诗集 《黑田》（Blackacre） 中，莫妮卡·扬 (Monica Youn) 写到了毫无进展的妊娠：

第二天它就不见了

它依然被射向了灰色天空宛若一场逃离

仓室意外空了，被螺旋式地送入

我无踪的灰色身体里的无人星系

“无踪”和“灰色”可以说是我的感觉，那些时光就像在空虚周围被拉长。标注这种空虚的事件让人感觉无法叙述。我第一次怀孕失败的事，我从来没有写过，也永远不会写。我只能说预计的截止日期是12月31日，所以每个除夕都是一个不存在的人的周年纪念，每年都以他未出生的那一天结束。

最终我写就并出版了一本小说，但是里面丝毫没有提及这些经历。我又怀孕了，就同一时间，我收到了来自《纽约时报》一条特别负面的评论，这引发了关于批评、性别和我的作品的简短但热烈的线上讨论。

我的小说好还是不好？我是个什么样的作家？

然而之后，这本书却在我的家乡加拿大被提名了两项文学奖。在负评和颁奖典礼之间这段时间，我去看了医生，那里曾经活泼而快速的心跳不再被检测到。对此的医学术语是，这是一次没被注意到的流产，因为身体无法识别发生了什么并继续呈现妊娠状态，直到荷尔蒙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消失。

所以我带着我的身体四处游荡，那个愣愣的乐观主义者，仍然认为它自己怀着孕。因为获得了奖项，我受邀被采访。有人问我《纽约时报》是否因为我是女人而讨厌我的书。有人问我是否我没有拥有家庭是因为选择了协作。这个“你是怎样的作家？”这个问题似乎越来越接近这个问题：“你是什么样的女人？”

世界似乎想要将我生活的可能性减少到两个类别之间——好作家/坏作家；母亲/不是母亲——我觉得介于两者之间。

我现在已然是一个母亲，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是。

我已经完成了大部分工作，正如嘉莉·芳登（Carrie Fountain ）在她的诗《是》中所写的那样：“做着往后的白日梦。我现在就活在往后。”

我已然活在了“之后”，对此我非常感激。我仍然和“以前”住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记得并仍能感受得到它，也认识许多住在那里的女性。我知道“之后”也很复杂，各个方面都是。

所以“之前”和“之后”都出现在我的写作中，那些“几乎”和“差一点”也是，因为非此即彼的区别在我的写作或生活从未帮到我。

我刚刚写的和出版的小说里有一个想要孩子的女人。它还包含：有亲生孩子但选择弃养的女性；以非常规方式做了母亲的女性；充满艺术感的知性母亲；对母亲问题根本不感兴趣的女性，它包含我能填充的所有可能性。

我现在是一个母亲，我其实不一定会是。随着我的孩子长大，我有时会感觉，在我们周围盘旋的都是那些“几乎发生”的事。我可能有但实际没有的其他孩子；我可能写但最终没有写的其他书。有时我看到它们在我们前面，靠近，然后在拐弯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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