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画经典中的新中国70年：建设新中国（上）
胡立辉/策划 · 2019-10-02 · 来源：中国美术报
【编者按】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54门礼炮齐鸣28响，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由此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回首已走过的70年，仿佛是翻检一部浩瀚的史册。“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在艺术家的笔下，新中国70年的光辉历程浓缩为了一部部视觉的史诗，几代艺术大家以实践的成果树立起了一座民族艺术的世纪丰碑。
70年来，中国美术的精神内涵和文化意义充满了时代的新质。从迎接开国大典，反映伟大祖国屹立东方,到描绘人民群众投身国家建设的劳动风采;从歌颂革命历史,到反映改革开放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的壮阔图景;从描绘各族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到歌咏祖国的锦绣山河，中国美术的创作主题和题材前所未有地表现出极大的丰富性，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时代。在那一帧帧画面里，我们可见五星红旗的高高飘扬、可感社会主义建设大潮的如火如荼、可听四海升平的笑语欢歌……这些优秀作品共同营构了多彩多姿的时代人物群像，不仅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辉煌历史，也是一种对人性之美和人文精神的充分展示，使我们徜徉其中，得以感受昨日的历史风云和鲜活的人物音容。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本期开始，《中国美术报》特别推出“我的祖国——国画经典中的新中国70年”系列报道，旨在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后大批优秀的现实题材国画作品，以画作记录历史，艺术性地再现新中国奋楫中流的70年，礼赞伟大的祖国。
叶浅予 北平解放
197cm×130cm 1959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举行了解放军进驻北平仪式。整个场面万众欢腾、气势宏大：英勇豪迈的解放军步兵、骑兵、炮兵等兵种步列整齐地通过北京前门向各个主要街道开进;城楼上挤满了举着红色旗帜、条幅和毛泽东像的人群，正在欢迎人民解放军的到来;工人、学生队伍举着党旗、标语，喊着口号;汽车上，解放军乐队敲着锣鼓吹响了号子;农民们扭起了秧歌……汇成了欢乐的海洋。
这一场景被叶浅予在为中国历史博物馆所作的历史画《北平解放》中得以生动再现。画家在借鉴年画风格的基础上，以工笔重彩勾线平涂的手法，吸收年画中鲜艳的红色贯穿在复杂的画面中，营造出了一种热烈隆重的气氛。“S”形构图增强了画面的纵深感，并容纳进北平各处最富有代表性的建筑，包括天坛祈年殿、前门城楼、长安街牌楼等。画面背景的表现，具有极强的装饰性，尤其是云气的描绘，明显带有敦煌壁画的风格特征。该作不仅在表现内容上能与时代同步，在表现形式上也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
历史的车辙行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摆在中国画家面前的共同课题是中国画如何画新中国。新的社会现实图景要求美术家们应该有与之相适应的新的表现形式。基于1949年7月，周恩来提出的旧文艺的改造问题，美术界拉开了新国画运动的序幕。
首先，人物画。50年代以来，新国画运动的推动使得人物画重获重视，出现了直接参与记录时代的重大变革。蒋兆和、叶浅予、李斛等各自实践着对新人物、新生活的表现;黄胄、杨之光、方增先、周昌谷、刘文西、周思聪、姚有多等大批人物画家跃上前台，成为人物画坛的主力。他们积极探索表现新中国的建设者们朴实健康的精神风貌和人民在历史情境中展现出的风采。
唐勇力 新中国诞生
203cm×816cm 2009年
中国美术馆藏
本着尊重历史的第一原则，该作发挥了工笔人物画笔墨和色彩的优长，融合了西画的素描写实造型，同时吸收了敦煌壁画的装饰元素，做旧的线条肌理与清新的色彩渲染表现了特定的时代氛围。横幅大画面一字排开正面直立的人物群像，展示了泱泱大国的气度。这件作品带有更多的视觉审美特征，是庄严而绚丽、厚重而辉煌的历史画卷，是从当下视角对于历史回顾的想象与创造。
唐勇力的这件国画作品《开国大典》带有当代性的人文审美经验，他在工笔重彩人物画的写生程度、众多的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塑造以及整体画面视觉形式的追求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其次，山水画。深入生活的提倡也使山水画家将深入生活与“外师造化”的古训巧妙地衔接在了一起。五六十年代，山水画逐渐从文人隐逸避世于自然的观念中解放出来，转向映现人民大众主导山河的时代，形成了带有当时物质和精神生活烙印的新山水画。
再次，花鸟画。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要求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由于花鸟画艺术仅是描写自然景物，很难以社会形象来体现阶级立场，因此对于花鸟画家而言，如何在创作中体现出新时代的气息，成为其时花鸟画家的重大难题。齐白石、潘天寿、刘奎龄、陈之佛、于非闇、俞致贞、田世光、王雪涛、唐云、王个簃等纷纷转换笔调，走上了新的创作盛期，他们在个性风神与时代精神之间寻找着新的契合点。一批表现风和日丽、春光明媚、秋实丰收、百花齐放的新花鸟画为大众提供了精神生活上的愉悦。
黄胄 载歌行(赶集图)
141cm×363cm 1959年
北京画院藏
1949年秋，解放军进军西北节节胜利，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在西北各族人民的支援下，穿越戈壁沙漠行程1000多公里，于10月20日进驻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完成了挺进西北边陲的艰巨任务，新疆和平解放。新疆一直是黄胄画作的重要表现题材。他的国画《载歌行》(赶集图)就是描绘新疆和平解放之后，新疆各族人民载歌载舞欢快生活的经典之作。画中人或乘车、或骑马、或步行，有挥舞旗帜，有拍打手鼓，有弹琴歌唱。从画面右侧向左侧前行，队伍参差错落，人物形象刻画得丰富生动，使得整幅画面显得欢快而流畅，似音符在画卷上随着画中人物的乐曲而跳动，体现了黄胄的艺术探索。
虽然战争和动乱曾给中国画事业带来过挫折，但富有生命力的中国画艺术并不曾因一时的迂回曲折改变它驶向真、善、美的航程。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国画家把中国美术传统文化中的“师造化”理念，转化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自觉追求，积极反映火热生活，兴奋地将自己的艺术献给了充满了希望的崭新时代，并使中国画在内容和形式上发生了推陈出新的重大变化，为源远流长的中国美术史书写了充满时代精神的新篇章。
陈之佛 樱花小鸟
111cm×32.5cm
1959年 中国美术馆藏
20世纪50年代，为了使作品能够为广大群众喜爱，陈之佛一改以往沉郁的情调，创作了一批清新、明快、活泼的花鸟画作品。《樱花小鸟》 就是这样一件在立意、 构图、设色等各方面都体现出乐观情绪的作品。画家采用传统的双钩填彩法，使樱花与小鸟相辉映，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作者运用水渍法，造成别有意趣的艺术效果。该作曾参加在莫斯科举办的“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
杨之光 一辈子第一回
102cm×59cm 1954年
中国美术馆藏
通过《一辈子第一回》，我们看到一个来自社会底层、一辈子受苦的老太太， 正郑重地将选民证包到手绢里。因政治上翻了身，老太太爬满皱纹的脸上露出了会心的微笑。这个微笑把政治、生活联系到了一起。作者尝试运用彩墨结合人物特写的手法，取老太太的半身像来描绘，只着重表现她的面部表情与双手动作，突破了传统彩墨要完整地表现手与脚的构图形式。
韩书力 高原祥云——和平解放西藏
396cm×264cm 2009年
中国美术馆藏
1951年，解放军各路进藏部队一路翻越终年积雪的大山，跨越湍急的河流，于10月胜利进驻拉萨，西藏和平解放。韩书力的这件作品用哈达组成的祥云作为背景，以进藏解放军队伍为主线，与欢迎的藏族群众相呼应，展现了一个丰富而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画面。该作的构图具有鲜明的藏族绘画特征，画面上半部分采用了西藏壁画的造型，逐步过渡到下半部分进驻队伍与欢迎人群。画家利用西藏传统绘画语言和一些典型艺术元素，将两个空间、两种风格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强化了西藏题材的视觉印象。为了反映西藏人民的精神面貌，画家采用相对单纯的色调来控制画面，最大化地表达着历史的真实和感情的真挚。
徐悲鸿 九州无事乐耕耘
150cm×250cm 1951年
《九州无事乐耕耘》是一幅农耕题材的作品，这种人与动物相结合的宏幅巨制在徐悲鸿的创作精品中是极为罕见的。1951年，郭沫若在莫斯科被授予“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金质奖章”。徐悲鸿获悉后，抱病为郭沫若绘制了这件佳作，表达了巧妙的用意：郭、徐二人同样有颗为国民奔走呼号的文人侠客之心，以此砥砺，共同为建设新中国尽自己的微薄之力。这幅作品也是徐悲鸿与郭沫若两位近现代文化名人深厚友谊的见证。该画不仅是徐悲鸿在1949年后创作的最大的一幅作品，而且他把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时政题材寓于其中，可谓其晚年代表作。作品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也是新中国美术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
齐白石 百花与和平鸽
1952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际舞台上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两个阵营严峻对立，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新中国外交的中心任务是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1952年10月2日，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百花与和平鸽》是齐白石专门为这次会议创作的一幅作品。在这幅作品中，齐白石用鸽子和百花营造了一个和平、宁静、安详的画境，表达了一个中国老人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动乱颠沛生活之后，对于人类和平的呼唤。作品构图饱满、色彩丰富、笔墨老辣。尤其画面中几只鸽子各具神态，也成为整幅画面的点睛之笔。同时，画面中鲜艳的百花和茂盛的树木，表征着新中国的繁荣富强。
傅抱石、关山月 江山如此多娇
550cm×900cm
1959年
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悬挂于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厅，是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而作，以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为中心内容来进行表现。在周恩来总理的重视与关怀下，傅抱石和关山月两位画家克服了许多困难，在短短的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完成了这件作品。高山、苍松、长城、大河、平原、雪山和一轮红日，共同成就了“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的瑰丽景象。1959年9月27日，毛泽东为这幅诗意画题写了 “江山如此多娇”，为这幅作品的完成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它最终以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再现了祖国的壮丽河山，而成为新中国美术史上“毛泽东诗意山水画”的重要代表作。
蒋兆和 把学习成绩告诉志愿军叔叔
1953年
该作品创作于1953年的儿童节，曾参加1955年的“第二届全国美展”。这幅画的立意通俗易懂却寓意深远，很好地发挥了政治宣传画所具有的宣传作用。孩子们是祖国未来的希望，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的日子里，前线的每一个动向都深深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少先队员们也把志愿军当作最可爱和最可敬的人，给他们写信，向他们汇报成绩。对孩子们来说，学习成绩代表了他们为未来理想而付出的行动;对志愿军战士来说，孩子们的好成绩无疑给他们艰苦的战斗生活带来无限的慰藉。画中正在写信的孩子们神情认真而专注，工整的笔迹与天真的话语不仅代表了他们诚挚的心声，也代表了全国后方人民对战斗的支援。这幅作品的单幅印刷品近30万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志愿军备受鼓舞，随时感受到祖国对他们的感谢和思念，显示出艺术的独特力量。
黎雄才 武汉防汛图卷
30.4cm×2788cm
1956年
1954年，武汉遭遇自1865年有水文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百万人民危在旦夕。全国各地对武汉大力援助，粮食、药品、救生物品、运输工具等统一调配。经艰苦卓绝的斗争，抗洪斗争取得了胜利。
《武汉防汛图卷》描绘的正是武汉军民抗击百年一遇特大洪灾的感人场景。该作借助和发展了传统手卷的绘画样式，以史诗般的浩瀚场景，成为反映新中国新社会建设风貌的代表性作品和以传统笔墨表现新时代、新生活的成功范例。画面构图起承转合处理巧妙，表现出艺术家高超的经营能力。作品内容分为十段，既有变化又彼此关联，繁复的构图剪裁处理得十分恰当，画面气势恢弘，国画技法和现实场景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武汉防汛图卷》在绘画语言方面的成就，突出了岭南画派在绘画语言方面的优长，使人们看到了新时代中新技法的用武之地。作为新中国写实主义山水画的杰出代表作品之一，《武汉防汛图卷》的意义在于它证实了中国画在表现重大现实题材方面的能力，它所表现出的宏大叙事结构，耐人品读。
亚明 争分夺秒
76cm×58cm
1960年
20世纪60年代，反映新中国建设风貌是当时中国画表现的重要主题。该作表现的是夜间从事工业生产建设的一个瞬间，在整体上采取了传统的“近景、中景、远景”式构图，以左右两个巨大的生产平台为主体，占据画面前景部分。画面后方塔吊的塔身与动臂形成高低错落、疏密有致的垂直线，间或点点灯火，与近景形成对比，打破了巨大的黑色墨块的沉闷，形成了画面独特的节奏感与视觉冲击力。作者借用山水画的创作方法，将巨大的机械当作山石来勾勒，用笔考究，虚实结合。在宣纸上用类似泼墨的办法刻画出大型机械的厚重感，不失中国画的特殊韵味。这幅工业题材的国画作品生动描绘出工人奋战拼搏的紧张而热烈的场面。可以说，这幅作品是对如何用中国画语言表现现代工业建设的一个很好的回答，是有效融汇中西绘画、创造新中国画的优秀作品。
姜燕 考考妈妈
113.6cm×64.6cm
1953年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广大劳动妇女不仅有了当家做主的权利，同时政府也号召妇女学习文化，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文化“扫盲”活动，以此来改变上千年来中国妇女“目不识丁”的状况。《考考妈妈》通过北方农村的一个普通家庭里女儿教妈妈学习文化的情景，来反映那场至关重要的“扫盲”运动。画面通过妇女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变化，以描写女儿和妈妈之间听写汉字的情节来点明主题。在形式上，《考考妈妈》突破了传统工笔人物画的局限，画面设色鲜艳又不落俗套，人物形象健康红润，体现了当时的审美理想。1953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国画展览会”上，《考考妈妈》被认为是一件富有新意的作品而备受瞩目，证明了新国画改造能适应时代要求，成为这一时期人物画的典范。
李琦 主席走遍全国
197cm×117cm
1960年
“1958年5月25日， 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激动的日子，十三陵水库工地上的人们像滚水般地欢腾， 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来了!他和我们一起参加劳动。毛主席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人山人海，山坡上、大坝上，掌声欢呼声响彻山谷，真是地动山摇的景象!”这是李琦当年在十三陵水库工地上劳动时，见到毛泽东主席时的心情写照。平易近人的毛主席，既是伟大的领袖，又是劳动者，这种印象深深地刻在李琦的心中，终于在两年后，毛泽东手拿草帽，身穿白布衬衣、灰布裤的伟人形象在他的脑海里构成了画面的内容。在画面构图上，作者省去了田野、厂房等一切的背景，运用了中国戏曲中含蓄的表现手法，以无当有，给观众以 广阔的想象空间，想象毛主席不仅仅是在农民群众中，也可能是在工人群众中，主席的足迹踏遍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