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赋役白银化插曲：民妇抗税被打死，究竟是谁的悲哀？

幸福感的高低并不取决于拥有金钱的多寡，而是取决于个人对自我的认知与评价——明朝人王杲一定举双手赞同笔者的总结。他一直觉得自己活得怪不错的，虽然无品无秩，只是社区的一名“总甲”，但在本甲范围内总有资格横着走吧？王杲认为，这样的人生足够别人羡慕一辈子啦！

本系列前期文章介绍过：“里甲是明太祖朱元璋设立的基层组织形式，每110户为一'里’，每一里由男丁最多的10户出人担任'里长’，其余100户为编为十'甲’，每甲10户”，里甲负责所辖范围内“赋税征收、徭役征派、控制农村人口流动、主持祭祀”及“处理本地'户婚、田土、斗殴、赌、盗一切小事’”。比方说，每次向本甲居民征收赋役、大逞一甲之长的威风，就是王杲幸福感飙升的时刻。这不，明宪宗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的某一天，他又叫上跟班郑甫成，挨家挨户征派去了。

谁知，这一去，就难再回头……

问题出在“李氏婆媳”门上。由史料前后文来看，这似乎是一个由两代独居女子组成的家庭。她们家的男子为什么一个都不在家？只怕和明代的“赋役白银化”有紧密的关联，稍后我们会详细说明。但无论如何，李氏婆媳还是必须承担赋役的。不仅如此，王杲表示，遵照老规矩，李氏婆媳应当先对他下跪“拜见”，并在回答他问话的过程中保持端正的跪姿。毕竟王杲是堂堂的总甲嘛！然而李氏带头直挺挺地站立着，毫无下跪的趋势；儿媳王氏呢？直截了当地拒绝分担赋役。

王杲和郑甫成没好气地问，你们凭什么不承担？如今虽说仍称为'赋役’，实质已和早些年大不相同。打从明宣宗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诏令江南“官田”削减实物田赋占比伊始，赋——实物税、役——体力劳役逐渐往“以缴纳白银代替实物及劳役”的方向转变，按家庭人口数量计征赋役的做法（通称“人头税”）逐步转化为按田产数量计征白银——即“财产税”，实物、劳役与白银的比例不断地此消彼长，最终将依托嘉靖、万历年间的“一条鞭法”彻底走向所谓的“一概征银”。在王杲、郑甫成看来，李氏婆媳有田产，正该纳税，劳役部分也只需缴纳银子替代，不用吃苦劳作，怎么能拒不履行义务？

史料没有详细叙述李氏婆媳的逃税理由。或许她们认为家中没有男丁，赋役计算方式并未考虑缺乏男性劳动力对田地实际产出的不利影响、计征金额不合情理，的确超出了她们的负担能力；抑或她们单纯是吝啬成性、爱财如命，让她们足额纳税仿佛要她们的命。反正，不管是哪一种理由，王杲、郑甫成都无法认可。后一条理由自不必说，前一条理由也得不到王、郑二人的同情——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李氏婆媳家的男子并不是在外流离失所，恰恰是由于赋役白银化拓宽了明朝人谋生的途径，农户不必再被束缚在土地上，人头税转变为财产税又促使原本用于购置田产的资源转向输入商业、手工业，推动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农村人口流入城镇，李氏婆媳家的男人们才得以离土离乡，或经商、或务工，增加家庭收入来源。因此，王杲、郑甫成认定，缴纳赋税不会给李氏婆媳构成不可承受之重。

他们勒令李氏婆媳限期履行义务。儿媳王氏却是个不怕事的泼辣妇人，当场予以言辞强硬的反击，还冲着王杲骂了一些什么，估计是不甚好听的村话。

王杲身为“总甲”的尊严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其实他并没有意识到，里民对他“翻脸”的根源正是他所喜闻乐见的赋役白银化、人头税的“财产税”化。上述趋势削弱了里甲对农户的人身控制职能，李氏婆媳一家不自觉地从里民“进化”为居民，开始平视总甲了。王杲不能接受这种改变，这不是破坏他的幸福感吗？他受伤了，爆发雷霆大怒：“你们别拿总甲不当干部！李氏，你见到本总甲竟然立而不跪；王氏，你怎么敢公然抗拒缴纳赋役，却谩骂总甲？blabla……”

王氏年轻冲动，不甘示弱，喷出一句致命的话：“老作死的！blabla……”

王杲气疯了，授意郑甫成动手。于是，郑甫成对王氏实施殴打，王的胸口下侧肋骨部位遭受重击。随后，王杲又亲自踢了王氏一脚，同样踢在要害部位，具体位置不明。王氏身负重伤，不久去世。——所以说冲动是魔鬼啊，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

王氏家人当然要追究王杲、郑甫成的罪责。根据《大明律》，两人及两人以上人员同谋共同殴打他人致亡的，直接造成致命伤的加害者责任最重，处以绞刑；殴打的“元谋者”即主谋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其余参与殴打者分别杖责一百。在本案中，仵作勘验认定郑甫成系造成王氏致命伤的加害者，判处绞决；将王杲定性为一般的“其余参与殴打者”，从轻判处杖九十。可别说，总甲到底比跟班有些办法。大理寺卿王槩也看出来了：郑甫成殴打王氏是受王杲指使，王杲显为主谋——“元谋者”，却仅判定为普通的相从参与殴打者，以逃脱“流放三千里”的重罚，未免太明目张胆了吧！【明律原文：若同谋共殴人因而致死者，以致命伤为重下手者，绞。元谋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余人各杖一百。】

王槩大笔一挥，驳回原结论，重新审判。可是，即使王杲不能免于流放三千里，王氏年轻的生命也无可挽回。而且我们不得不说，她本人对自己不幸的命运负有一定的责任。王杲、郑甫成更是自作自受。成书于明代的《增广贤文》收录一句名言：“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可惜王杲、郑甫成和王氏都没有受到启发，丧失了从明代赋役白银化、人头税“财产税”化的历史浪潮中争取更好生活的机会。

本文参考资料：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改革和社会转型》、万明《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明代《大明律集解附例》、王槩《王恭毅公驳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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