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老东京旅行指南之客舍何处｜杨早·早茶夜读687
687 | 读城记2020
新老东京旅行指南之客舍何处
47岁，文史学者
1
相隔103年的两次旅日
给您手上塞这么一本书，开本不大，翻着怪舒服的，装帧是兼有热烈与冷静的，抽象的B大调。
书名叫《浮旅东京——1907杨芾，2018杨早》。
杨芾是杨早的高祖，他于1907年4月6日登船离沪，7月17日回到上海，共历104日。杨早则是2018年7月12日离开北京抵东京，8月27日离开东京回北京，共历47日。
杨芾是受两江总督端方咨派，往日本考察新政成果。杨早申请了一个访问项目，目标是“重蹈《扶桑十旬记》之路”。《扶桑十旬记》就是杨芾归国撰写的考察报告，初版于1907年，2014年由杨早重新整理出版。
杨芾在日104日，在京都住了两日，神户一日，大阪一日，其他时光除了在往返的船上，就是在东京。杨早在日47日，除了来回各一日，在大阪住了三天，其余时间也都在东京。总之，就是尽量亦步亦趋，希望能在还原101年前先祖旅程的同时，体味前人的心境，也从这样一个角度切入“普通中国人看日本”的百年历程。
2
杨芾住在东京哪里?
初到一个大城市，落脚何处，可能是最能形塑尊驾对该城市印象的因素。纵然交通发达，人的行走半径还是决定性的，零散的景点毕竟无法让人勾画出城市的这部分面相。
理论上说，既然目标是重蹈，杨早的居处与杨芾当年的住址越近越好。然而，对于从未去过东京的人来说，要搞清101年前的地名并非易事。
杨芾到东京后，先住在“龙涛馆客栈”，次日移寓“麴町区富士见町五丁目二十番地”一位叫徐潞的翰林（太史）处。看上去很清楚啊，然而，麴町区在1947年已经与神田区合并为千代田区，“富士见町五丁目”更是查不到。杨早在两眼一抹黑的情形下，考虑到杨芾既然能去13次上野博览会，不如在上野附近找寻住处。最终落脚在浅草的藏前。
藏前紧邻隅田川，离浅草寺不过一站之地。上野公园亦步行可达。不过，杨芾当年是“坐电车”去上野的。那么他究竟住在哪里？在东京的头一个月，这个问题一直苦苦困扰着杨早。
3
靖国神社后门的发现
2018年7月15日是星期日，杨早第一次去靖国神社，本意还不是探究神社本身，而是听人说这里周末有旧货市场，想来看看有什么可买之物。没想到夏天的缘故，这里全是小吃集市。因为晚上还有事，看了个300日圆的特展就回家了。从藏前乘大江户线地铁，五站即到饭田桥，相当方便。
第二次去靖国神社是8月15日，因为是“终战纪念日”，特意去看看安倍去不去。吴真博士还让我小心相机。
到了下午四五点，人群渐渐散去。杨早从游就馆出来，又从靖国神社后门出去，走往饭田桥。这是一条新路，上次是跟着谷歌地图走前门，到地铁比较近。
猛一抬头，远处建筑上，“法政大学”四个字在落日中熠熠生辉。如电光火石般，《扶桑十旬记》里的一些细节划过脑海，这些天狂读地图的点滴同时涌入，终于，一条清晰的因果链浮现眼前——要从杨芾移寓的主人徐潞说起。
4
引路人徐仲蕃
徐潞，字仲蕃。此人在《扶桑十旬记》相当重要，共出现22次之多：
4月18日，与仲蕃谒杨公使。
4月21日，午后与徐仲蕃游日比谷公园。
4月22日，午刻与熊勉斋、徐仲蕃到樱田门外诣外务省。
4月23日，邀勉斋、仲蕃等到会芳楼午饭，支那料理也，店东广东人。午后三时与仲蕃、勉斋到外务省。与勉斋仲蕃到芝区，游芝公园。
4月27日，与仲蕃往外务省见岩村君。
4月29日，晨八时，与熊勉斋徐仲蕃到日比谷町东京府第一中学校。
4月30日，晨八时，与仲蕃勉斋到小石川区指谷町盲哑学校。邀仲蕃勉斋到会芳楼小酌。
5月2日，与徐仲蕃马英甫到日本桥区本石町一丁目常磐小学校。
5月4日，仲蕃将返国，托运箱件至江宁。
5月11日，晨九时，与希孟、仲蕃到富士见小学校（即在富士见町）。晚为仲蕃、蜀门饯行，邀同兴馆小酌。
5月13日，仲蕃邀会芳楼晚酌。
5月15日，午后三时，送仲蕃出东京，坐电车至新桥，换坐三等火车赴横滨。邀仲蕃等到聘珍楼一饯。
杨芾抵东京后一个月内，凡外出必与徐仲蕃同行，他几乎相当于杨芾的陪同翻译。说徐仲蕃是杨芾初到东京的引路人，亳不为过。两人交情甚好，徐仲蕃5月16日动身回国，杨芾还一直送到六十里外的横滨港，才依依惜别。
5
选择住这里的理由
那么徐仲蕃在东京是什么身份?看到5月5日日记，答案揭晓了：徐是法政大学第四班速成科学生，这一天是第四班的毕业典礼。杨芾也去观礼：
徐潞是江宁上元人，1904年甲辰恩科的一甲进士，这一科是中国一千多年科举考试的最后一科，前三甲分别是刘春霖、朱汝珍、商衍鎏。刘春霖授翰林院修撰，徐潞则是庶吉士。1907年，徐潞法政大学第四班速成科毕业，而刘春霖亦在法政大学速成第五班政治部。显然，徐潞与刘春霖是先后被选拔赴日留学的翰林学士。（关于甲辰最后一科进士全体被送往日本学速成科之事，可参见《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一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杨芾是刘春霖1903年会试的“房师”，故5月9日有刘春霖来访的记录。从杨芾会入住徐潞寓所来看，徐潞极有可能也是杨芾手里荐出去的贡士。之所以找徐潞而不是刘春霖，一是徐潞高一班，即将毕业，在东京呆的时间也长一些；二是杨芾与徐潞有江苏同乡之谊，多一层关系；第三个原因最重要，刘春霖是住在学校宿舍，而徐潞是自己赁房住，大略相当于鲁迅许寿裳合租的夏目漱石旧居“伍舍”（那是另一个故事），徐潞应该是给杨芾介绍了同处寓所，这种情况在东京留日人员中至为普遍（参见《留东外史》等书）。
1906年出版的《东瀛游学指南》在“客舍”一条指出：
别的或有道理，惟“费用亦省”，就不太符合杨芾等官员游学的实况。《扶桑十旬记》记杨芾租了徐潞同处“楼上下各二间”，每月租金13圆，押金25圆。而刘春霖住在法政大学寄宿舍，最多是有单独房间，月租要13圆多。
6
杨芾不是一个人来的东京
杨芾为什么要租下四间房之多？因为他来东京，不是“一个人上东京”（高木直子的粉有吗?），同行还有三人：直隶人屠铨，浙江人刘信洵，江苏人杨遵路。此三人都是去日本留学的。杨遵路是杨芾的长子，1906年在宏文学院学习警务毕业，1907年与父亲同赴东京，是要入法政大学速成第五班——与刘春霖同班。
法政大学校歌
查《东瀛游学指南》，法政大学地址正在“麴町区富士见町“，“为外国人设有法政速成科，其肄业年限订为一年以上二年以内”。这个法政速成科是1904年创立的，只存在了四年时间。1908年7月的第五班正是最后一班。
因此，杨芾住在“麴町区富士见町五丁目二十番地”的原因就很清楚了：有同乡兼学生可以投靠，也方便大儿子上学。而且住在这里的确方便，南边紧挨着靖国神社与九段坂，北边走过饭田桥，就是购物中心神乐坂。要去上野，去浅草，或者去“麴町区永田町二丁目二番地清国公使馆”，都很方便。
杨早终于确定了杨芾东京活动的圆心，很是兴奋。但想找到“五丁目二十番地”，又难了，1923年关东大地震之后，富士见町房屋倒塌很多。复建之后面貌改变较大。1933年，富士见町五丁目与饭田町六丁目的一部分合并。1966年，富士见町改为一丁目、二丁目两部分，直到现在。杨早跑去问路边的交通警察，比比划划了半天，警察先生翻了半天他手上的地图，还是没有办法指出从前的“五丁目二十番地”是在啥地方。
唉呀，这篇文字一缩再缩，本来想讲东京的博物馆，后来缩成讲讲靖国神社，最后写成了杨芾东京住地考察史——这还没抡开写，要是把法政速成科的前后因果都放进来，再有一月也未必交得了稿。就先这样吧，后话当然有，找本书瞧瞧去您哪。
今晚二条
《扶桑十旬记》小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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