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战打开了潘多拉盒子，13年后，他们承担得起后果吗？

距脱欧公投结束不到两个礼拜，一份姗姗来迟的报告再次将英国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  6日，英国官方公布了《伊拉克战争调查报告》（又称《齐尔考特报告》，由英国伊拉克战争调查委员会主席齐尔考特爵士主持编纂）的最终文本。报告同日还呈交了英国女王亲自过目。

▲  这份报告共12卷、长达260万字，调查范围从2001年夏季至2009年7月，历时7年完工，耗资超过1000万英镑，旨在调查英国卷入伊拉克战争的真相。

关于报告

▲  7月6日，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伦敦就伊拉克战争调查报告发表声明。

报告以“入侵”这个词来描述美国和英国在伊拉克采取的军事行动。它声称，英国介入伊拉克战争属“完全不当”，是基于错误情报而采取的草率行动。

事实上，“肯定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说法站不住脚”，战争也并非当时的最后选择。不仅如此，英国还严重低估了入侵伊拉克的后果，对后萨达姆时代可能出现的混乱和失控准备“非常不足”。

这份报告的出炉无疑是对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宣判”。

正是在这位美国铁杆盟友的带领下，英国卷入了一场本可避免、如今仍争议不断的战争旋涡之中。

面对官方的盖棺定论，布莱尔第一时间进行了回应，表示愿意对报告揭示的错误“承担全部责任”，并称出兵伊拉克是他担任首相期间做出的“最艰难”的决定。尽管如此，布莱尔仍然确信出兵伊拉克是英国的利益所在，他相信没有萨达姆的世界变得更加安全。

关于战争

▲ 2005年，英国出兵伊拉克，图为伊拉克民众因为遭到攻击四处逃窜。

然而，对于布莱尔的“义正辞严”，英国民众并不买帐，并为他贴上了“战争犯”的标签。毕竟179名英国军人因此付出了生命代价。

当然，战争更深重的灾难留在了当地。当小布什志得意满地宣布伊拉克战争结束时，他一定想不到中东地区的潘多拉盒子才刚刚打开。

战争导致数十万平民生灵涂炭，上千万人流离失所。在伊拉克，强人政治的终结并没有带来自由和民主，相反原有秩序崩塌致使恐怖主义频发，极端暴力横行。

不仅如此，美英的鲁莽行动还导致中东地区出现严重的地缘政治失衡。伊拉克战争为伊朗消除了多年的宿敌，德黑兰借助宗教纽带建立起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什叶派联盟，进而引发了以沙特为代表的逊尼派国家的反弹。

关于恐怖主义和难民

▲  2014年8月，大批伊拉克难民在菲士哈巴尔口岸通过伊拉克-叙利亚边境线。

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叙利亚的内战，“伊斯兰国”（IS）组织的坐大，都是伊拉克战争后中东地缘动荡的后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伊拉克战争的后遗症还在不断外溢。

当大国竞相角逐中东烽火四起时，当“伊斯兰国”组织逾越人类底线肆意作恶时，不计其数的当地民众终于不堪重压，纷纷逃离家园、奔向世界各地。

欧洲由于地理位置毗邻、生活条件优越，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求生者的理想目的地。面对来势汹汹的难民潮，欧洲的安全治理、政策协调和内部团结都在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

而放眼全球，从俄罗斯客机坠毁到布鲁塞尔血案，再到美国同性恋夜店遭袭……此起彼伏的恐怖主义活动正危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如此看来，国际社会对伊拉克战争的讨论与反思在今天仍不过时。

关于反思

▲  本周三（6日），就在齐尔考特爵士交出伊拉克战争调查报告前，一名示威者在伦敦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会议中心外举起了标语牌。

当然，这份迟到的调查报告顶多算是茶壶里的风波。

英美既不会为伊拉克战争负起责任，也难以逆转伊拉克四分五裂的政治局势。尽管如此，从当年信誓旦旦地对外用兵到如今“战争应该是最后手段”的常识回归，我们应从英国反转的剧情中思考更多。

英国到底是继续追随美国还是重新回归独立自主？

自二战结束以来，失去日不落帝国荣光的英国唯美国马首是瞻，希望借助华盛顿的霸主光环延续自身的大国地位。

几十年来，凡是美国大兵踏足的地方，似乎总能看到英国人的身影。然而，伊拉克战争的败笔让英国开始反思无条件追随美国的代价。事实上，近年来英国的外交政策已经在悄然转身。从2013年议会下院对政府军事干预叙利亚的否决，到去年不顾美国反对执意加入亚投行，再到如今任性的脱欧公投，英国在独立自主的道路上已经越走越远。

展望未来，如何在英美特殊关系和自我利益之间寻求平衡，考验着英国当局的智慧。

在民主体制下，政治责任究竟由谁承担？

现代民主政治脱胎于中世纪的英国，《大宪章》孕育出了“王在法下、议会至上”的政治传统。几百年来，英国民主一直运转良好，并被世界上不少国家学习模仿，稳定的政治制度成为英国崛起并长期维持大国地位的重要因素。

然而，近年来，英国的民主政治却似乎运转失灵。一方面，民粹式的全民公投一再上演。将一个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诉诸公投，不是政治家尊重民意，而是其推卸责任的表现。

另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政府对媒体舆论的操作，民意往往难以制约政府的行动。即便介入伊拉克战争被认定是错误的，布莱尔们也可以以“情报错误”和国家利益为自己开脱。由此可见，西方民主越来越蜕变为一种规避责任的体制。

国家生存仍然只有一种模式吗？

自近代以来，英美凭借强大的物质实力确立起了稳固的政治和文化优越感，即自己就代表着先进、正义和文明，有责任将自身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推广至全球。

对于不顺从的国家，它们要么依靠舆论霸权予以敲打，要么策动颜色革命完成转变，必要时甚至不惜通过枪杆子推行民主。然而，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行为模式在国际关系中经常碰壁。

每个国家都有其复杂的历史经纬和社会土壤，不顾实际地简单移植外来制度，效果往往并不理想。正如伊拉克所揭示的一样，萨达姆的确专制独裁，但缺乏政治权威的伊拉克更加暴力和混乱。

面对伊拉克的乱局，英美真正需要做的是放弃改造他人的妄想，正视中东的异常复杂性，在重塑地区秩序的同时不进行过渡干预，为中东地区自主的现代政治转型提供一个宽松的外部环境。

撰稿:刘世强    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