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书做学问——从1983年的几则读书笔记说起
如何读书做学问
——从1983年的几则读书笔记说起
刘向军
第五届全国运动会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召开的？
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上一共有多少名运动员？
第五届全运会上个子最高的运动员叫什么？他的身高是多少？他的家乡在哪里？
相信这几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出来，除非是极专业的体育史研究人员。即便从网上查也很难查得到，因为这是1983年发生的事情，上面的答案在1983年的报刊上有记载，但是很多并没有传到网上。
先回答一下上面的几个问题：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的时间是1983年9月18日，那一届运动会上共有8943名运动员，这些运动员中个子最高的是篮球运动员穆铁柱，他的身高是2.28米，他的家乡是山东东明县。
这是1983年我17岁时在读书笔记上的一条。38年过去了，我完全不记得这一则信息了。但是，当年我一定觉得这一则信息很重要，很有趣。那是当时正在我身边发生的中国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情，那是激动人心的运动员队伍，那是令人仰望的著名运动员，以至于我在报刊上读到了这则信息后忍不住在读书笔记上摘录了这则信息。这则信息究竟有多少作用呢？想来一是满足了我当时特殊的读书癖好，二是可能成为我和别人交谈时的谈资——但也不一定，因为我很少主动卖弄学识，而且也很难遇到对这样的信息感兴趣的听者，即便是当时我的同龄人。
总之，当年我在读书的过程中把这则信息当做一条知识记录下来的时候，虽然也还有一点用处，因为我未来想要成为一名老师，对于花花世界、大千世界杂七杂八的人事都要知道一些，但是，想成为一个搞一点学问的好老师，这笔记几乎毫无用处。除非想成为体育老师，成为篮球体育老师，成为对中国乃至世界篮球运动史有专门研究的优秀体育老师的话。
再选录并评点几则我1983年的读书笔记。
全球每天出生19万人，平均每分钟生143个婴儿。
——这是一条关于人口出生情况的信息。38年过去了，今天的人口学家们对比今天的出生数据和当年的数据，不知作何感慨！
安徽省全椒县长安大队社员张玉珍饲养了三四年的老公鸡，今年5月15日产下一只鸡蛋，如玻璃弹子，生蛋后像母鸡一样“咯咯”叫。
——这是一则民间奇闻趣事信息。1983年，报刊上所记载的这一则有鼻子有眼的奇闻趣事是不是可以收入在“当代奇闻趣事录”里呢？
西德制造的“诺兰”号运输船，一次可以载运520辆汽车。
——这是一则关于国外最新运输能力的信息。当然今天在网上完全查不到这一条信息了，德国现在制造的最大的运输船一次已经可以运输8500辆汽车了。38年前的“诺兰”号和“西德”“东德”一样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虽然这则信息在1983年的时候，一定曾经强烈地震撼到我，因为我老家茅津渡上那么大的大货轮，一次只能载十几辆汽车。
苏联生产的“北极号”破冰船，能以每小时4海里的速度通过2.135米厚的冰层。
——这是一条关于现代军事装备的信息。网上现在也查不到这条信息，但是能够查到俄罗斯新制造的功能更强大的“北极号”破冰船的信息，至于1983年我记在笔记本上的苏联的那艘“北极号”破冰船也许已经和前苏联一样解体了吧。
世界上最厚的书是中国明朝的永乐大典共853,456页。
——这是一则关于中国古代文献学的信息。《永乐大典》是煌煌类书，这个网上可以查得到。网上的信息显示，《永乐大典》一共有22,000多卷，11,000多册，共3.7亿字。正本消失，副本残存，百存一二。但网上的信息并没有显示《永乐大典》一共有多少页。那么1983年我从报刊上转载的这条信息，或许对于古书研究者还有一点特殊的意义吧。
天安门广场上的国旗必须和太阳一起升起，国旗从地面升到顶端和太阳离开地平线的时间一样，都是2分07秒。
——这是一则关于社会重大礼仪活动的信息。这条信息网上可以很方便地查到。这条信息对于典章礼仪研究专家或者对学校的地理老师和历史老师都有一定的意义。
好了，不再例举了。
人在年轻的时候要有一个疯狂的读书期，要博览群书，力求博学多识。我在青少年时期的读书大约也称得上是这样，从上面的几则读书笔记上也可窥一斑。古今中外，各行各业，内容的跳跃性、跨度性是那样地大，可谓“广博”。从知识性的角度来说，它们当然都是知识，虽然它们知识的含金量有高下，知识领域的口径有宽窄，知识的生命力有长短，知识的作用对象有不同，但总之这可谓“多识”。
然而，如果读书总是这样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浮光掠影、走马观花的话，可能会成为一个什么都知道一点的杂家，比如成为一个学生喜欢的老师，却很难成为一个有思想、有系统、有风格的专家。因此，在广博读书的基础上，人在年轻的时候就要初步锁定一个读书的方向——这个方向当然与兴趣有关，与志向有关，与事业有关。
因此，在博学多识的基础上，还必须有一些专深的功夫。读书的博与约，杂与专，浅与深，这是辩证的统一，原本很难截然区分。比如一棵参天大树，耸立的是树干，撑起的是树冠，看不见的是它那庞杂的根系。为了达到某个高度或者深度，就必然得有一定的广度来支撑。正因为有了根系的庞杂和深入，才有了树干的高耸，树冠的摇曳，花的绽放，果实的芬芳。但是我们不能期望在同一个地方并列耸立两棵或者多棵大树，正如我们不能期望同一个人在跨度很大的不同领域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不同领域里同时成为专家学者，同时有所贡献、有所创造。
虽然我们可能在大树根上长出别的独具特色的小树，或者在树干上伸出别有韵味的枝杈，那也是在邻近的、相同的方向上读书的副产品。极个别天才人物如达·芬奇、牛顿、爱因斯坦、马克思，因为参悟了事物间的一般规律，因而似乎在不同的领域里都卓有建树，究其实它们依然是同一棵大树上的自然的分支罢了。
做学问式的读书可能最终只是选择某一个人的某一本或某一类书来读。比如读柏拉图的《理想国》，比如读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比如读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比如读《欧几里得几何》，比如读牛顿、莱布尼茨的微积分，比如读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比如读《黄帝内经》，比如读孔子的《论语》，比如读《孙子兵法》，比如读许慎的《说文解字》，比如读李白的“游仙诗”，比如读曹雪芹的《红楼梦》，比如读鲁迅的杂文，等等。
读书读出了学问、读成了专家的人有的是。讲《红楼梦》的周汝昌是这样，讲《三国》的易中天是这样，讲《史记》的王立群是这样，讲鲁迅的钱理群是这样，讲清史的纪连海是这样，讲《易经》的曾世强是这样，讲青蒿素的屠呦呦是这样，讲生命科学的施一公也是这样。
回首青年时代的读书，广博有余，方向则无，身边没有哪位老师对我的读书提出过科学而中肯的建议，自己的学习是在黑暗中摸索，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收获的却是一片散沙，这真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假如当年能够把《诗经》或者《说文解字》或者《唐诗三百首》抄录一遍，以它们为主线来做生发式读书的话，想必更可能呈现根深杆高、枝繁叶茂的读书景象吧。
要之，有志于读书的人，读书有方向比读书要用功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既博又专，博服务专，专引领博，庶近乎道。
2021.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