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丨关于中国古代文章学理论体系 ——从《文心雕龙》谈起
中国古代有系统的文学理论吗?或者说有一个文学理论体系吗?这在以前也许会被看作是个幼稚得可笑的问题，但现在理论研究的日渐深入却要求我们作出回答。我的回答是否定的，理由是中国古代没有产生一部真正成体系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学理论体系”指将文学作为一个系统来把握的、概括各门类文学作品的特征、揭示文学创作基本规律的理论体系。因此，《诗品》、《诗式》、《沧浪诗话》、《曲律》、《闲情偶寄》这些研究具体某文学门类的理论著作当然便不在此列。那么《文心雕龙》算不算呢?也不算。《文心雕龙》虽然历来公认是我国古代文论的代表著作，“论文之书，莫古于是编，亦莫精于是编矣”(《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而且自成体系，但它没有形成文学理论的体系，而只有文章学理论体系。所谓文章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文章的学问，它比文学的范围更广，包括一切有关写作的理论和各种文字形式(体裁)的知识。《文心雕龙》正是中国古代文章学理论的代表作，现在先让我们来解析一下——
《文心雕龙》的体系结构
作为一部结构严密的理论著作，《文心雕龙》可以看作是一个系统——相互作用的诸要素的复合体，不同方面的理论内容是构成系统的要素。全书五十篇，最初的《原道》等五篇提挈全书，表明了作者的基本观点，“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序志》)[1]。第六篇《明诗》到第二十五篇《书记》，分别论述了各种文章体式，就是通常所谓的“文体论”。《神思》到《程器》共二十四篇，《四库提要》说是“论文章工拙”稍嫌笼统，可以将它们分为创作论(包括《神思》、《情釆》、《附会》，《熔裁》、《养气》、《总术》、《物色》，《程器》)；修辞论(包括《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练字》、《指瑕》)；批评论(包括《知音》、《通变》、《时序》、《才略》；风格论(包括《定势》、《体性》、《隐秀》、《风骨》)四部分。从组成上看，“文体论”的部分显然占了最大比重[2]。
刘勰用了二十章的篇幅来详细论述各类文章的特点，说明他对文章分类是很重视的。这体现了他的理论系统的性质，也反映了中国文章内部的必然要求。相对来说，西方文学的领域将应用文排除在外，可以说是纯文艺性的，很少有具体的实用目的，所以分类时只要根据语言文字构成的表现形态的不同便能很清楚地划分为叙事诗(发展为小说)、抒情诗、剧诗(发展为戏剧)和随笔（发展为散文）四类。而中国的传统中，实用文字占了很大比重，这从各家文集中可以看出。“文学”在历史上是广义的关于“文”的学问，而所谓“文”就是《文心雕龙》中所列的那些名目，除了诗、赋、乐府、杂文、谐隐几类距日常的实用性较远外，其它各类都是赖于生活中的具体需要而存在的。这一现实正如台湾学者徐复观先生所指出的，导致了三个后果：第一，中国传统文学中的类别远较西方为复杂和重要；第二，文章的分类主要根据题材在实用上的性质．语言文字构成的物质形态只居次要地位；第三，因为实用性的文学客观上必然要达到一定目的，于是重大的要求便伴着目的而生，成为艺术上的重要因素[3]。《文心雕龙》体现了这些特征：它注重文章类别的划分；划分的根据主要是文章的用途；对文章写作的要求也是从各自不同的用途出发。因此，那论述各类文章体制的二十篇，从内容上说大致包括探溯起源流变，说明规模体格，提出声律、风格、修辞的要求，附带评论历来作家的成就和著名作品的得失等方面。且以《史传》为例。它首先指出历史的产生是出于认识过去生活的需要：“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又追溯史传的滥觞，谓“轩辕之世，史有仓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继而划分两种性质的史传，“古者左史记言，右史书事，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也”。再介绍自古迄今史传的发展和大致情况，对历代史书一一评核其得失。这些都是关于史传的历史发展。自“原夫载籍之作也”以下，则是关于史传写作的理论。总结历代修史的经验教训，指出在修史中主观上“述远则诬矫如彼，记近则回邪如此”和客观上“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的障碍，教人“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的基本原则，并示人以孔子“尊贤隐讳”，“奸慝惩戒”的“万代一准”及其它具体要求，具体贯彻了原道、征圣、宗经的主张。“上篇以上，纲领明矣”，“下篇以下，毛目显矣”(《序志》)。从刘勰的主观意图来说，上篇二十章是全书的骨干，下篇有关创作批评的理论乃是附丽于上篇的，也就是说全书的核心是在上篇，上篇决定了下篇。我们知道，系统的性质不仅取决于复合体中的各种要素，更主要的是取决于诸要素之间特定的关系，即结构方式。《文心雕龙》上下篇两大部分的关系，更具体地说就是理论上五个部分的关系，决定了它所建立的中国传统文学的理论体系不同于我们今天所谓的文学。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先看上篇的分类。刘勰把文章划分为诗、赋、乐府、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包括对问、连珠、七)、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三十三类。这个“论文叙笔”的次序是有意味的，照他的说法：“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总术》)刘师培指出由第六篇《明诗》到第十五篇《谐隐》皆有韵之文，自第十六篇《史传》到第二十五篇《书记》皆无韵之笔，“此非《雕龙》隐区文笔二体之验乎？”[4]刘勰列诗赋所代表的“文”在前，似乎较重文。重文标志着对文学特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可是他并未因此而轻笔。他所论述的三十三类中，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铭、箴、封禅、祝、盟、哀、吊、诸子、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等，不管从体还是从用来说都不算文学，尽管它们可以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史传、诔、碑、书记的一部分也不一定能成为文学作品。而刘勰却兼收并蓄，显然他使用的不是与我们相同的文学分类的标准，而是一种更宽泛得多的按实际用途分类的标准，构成的是一个可以包容文学的更大更庞杂的体系。
再看下篇讨论的理论问题。刘勰揭示的规律性的问题中，有些并不是文学甚至也不是各类文章的共同规律，而只是由具体某种文类引申出的经验和要求，有一定的针对性和适用范围。比如他论述文章的效用，就不象曹丕笼统地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说诗有“顺美匡恶”的功能，赋有“风轨”“劝戒”的作用，乐府能“情感七始，化动八风”，谐隐可“抑止昏暴”，“振危释惫”，而檄乃至于“重于九鼎之宝”，“强于百万之师”，都是从文类的具体特点来衡量其社会作用的[5]。关于风格，刘勰在《体性》、《才略》里虽也谈到作家的气质与创作的关系，但他更强调体式的决定作用，所谓“宫商朱紫，随势各配”。如“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定势》）。上篇在论述各类文章的写作时，总要就此加以说明，这不外乎要人明“体”，只有明体，写作才能得体。正因此徐复观先生称《文心雕龙》为中国的“文体论”。的确，体，即各类文章的艺术性的要求，实在就是《文心雕龙》论述的中心所在。刘勰旨在通过对各类文章的历史的、分析的研究，为人们提供一个写作的规范。这一规范——“体”的不同要求是和文章的实用性目的密切相关的，这就决定了其理论系统的功能质是实用性，不同于以审美性为功能质的文学理论。按照古代将一切创作文字统称为文章的习惯，我以为可以称它为文章学理论。《文心雕龙》完成和代表了——
中国古代的文章学理论体系
沿着传统文学理论的足迹追寻它的童年，我们知道，最早在先秦诸子那儿，哲学、宗教、科学和艺术的观念是浑融一体的。他们既是作家，又是理论家和学者，诸子散文包罗万象的形式决定了“文”的概念虽也关乎情志，但更多的还是与理性胶着在一起。由秦而汉，以辞赋为首的文学创作结出了丰硕果实，汉人对文学的认识也随之大大发展，文人和学者被区分开来，文学创作和博通学问被区别开来，劈开了诸子“文”“学”一体的浑沌。王充对不同的儒者的区别清楚地表明了这点[6]。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的要求，使各类文章急剧地产生。《后汉书·冯衍传》载“所著赋、诔、铭、说、《问交》、《德诰》、《慎情》、书记说、自序、官录说、策五十篇”[7]。《崔骃传》谓“所著诗、赋、铭、颂、书、记、表、《七依》、《婚礼结言》、《达旨》、《酒警》合二十一篇”[8]。《蔡邕传》在叙述他著作史传的情况后，又载“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势》、祝文、章表、书记，凡四百篇”[9]。这些名目繁多的体式都属于文章，其共同的特点是创制，不同于经学的祖述。三国时人则更是清楚地以“文章”与“文学”、“儒学”对举，分别表示创作和学问。刘劭《人物志·流业》：“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能传圣人之业而不能干事施政，是谓儒学，毛公、贯公是也。”这一区别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属文著述，是谓文章”的定义，对于中国始终未形成文学体系而成就文章学体系来说，简直就是个预兆。这以后曹丕说“文章经国之大业”，挚虞说“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序，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10]，萧子显说“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11]，杜甫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韩愈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黄宗羲说“夫文章，天地之元气也”，“古今自有一种文章不可磨灭”[12]，莫不以“文章”一词涵盖一切创制文字；而论文之书则曰《文章流别论》，曰《文章缘起》，曰《文章正宗》；程颐将天下学问一分为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13]。我们看到，文章最终成为总括一切创作文字的大共名为历来所公认，一直沿用到今天，“属文著述”也成了中国古代文章学体系包容一切创制文字的内涵和外延。
前面说过，文章学的骨干是文类的区分，文章学体系的发展进步首先是以此为前导的。东汉尤其是三国时代，文章创作十分繁荣。在这样的形势下，刊落经说独立创作的文章学理论应运而生了，那首先就是曹丕的《典论·论文》，它奠定了文章学理论的基础。不过，在文类研究上，如果追溯更早的源头的话，以现存稍完整的文献来看，还可以举出蔡邕的《独断》。它因叙述典章仪礼顺带论及诗、表、奏、章、驳、议、露布、制书、诏书、策书、戒书、命、令十三种文章的体制。到了曹丕，就提出：“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文章被分为四科八类，“体”（雅、理、实、丽)也有了规定，文章学理论体系的构架初步树立起来。前修未密，后学转精。随着文章写作的日益成熟，积累了不少经验，到晋代，文章学的两驾马车——文章理论和文章选集开始并驱了。陆机《文赋》作为第一部较系统的文章理论著作，对文章创作冲动的产生、创作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内容上的继承和创新、形式上的谋篇布局、形式与內容的关系、各种文章的风格特点等重要问题都进行了探讨。同时又在曹丕的基础上将文章区分为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类，与陆机同时的挚虞“撰《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辅决录》，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14]。《隋书·经籍志》有挚虞《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文章流别志、论》二卷，今均已亡佚。刘师培说“志”是以人为纲，“流别”是以文类为纲，大致是可信的[15]。就现存严可均所辑《文章流别论》零星佚文来看，已含有颂、赋、诗、七、箴、铭、诔、哀辞、哀策、对问、碑、图谶十二类，原书的区分估计相当详密。它“溯其起源、考其正变，以明古今各体之异同，于诸家撰作之得失，亦多评品”[16]，大体界定了古代文章学的范围，合之陆机《文赋》的创作理论，文章学和文章学理论的内容基本具备。刘勰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构撰了他的体系性的巨著《文心雕龙》。《文心雕龙》的出现，宣告了中国古代文章学理论体系的完成——其“体大而虑周”竟使得后人只能惊叹“观止”了[17]。明代朱荃宰撰《文通》，结构不可谓不周备宏大，但基本内容仍不出《文心雕龙》的范围，创作理论更几乎全是节录刘勰的话；古文的殿军林琴南的《春觉斋论文》也每每取刘勰的说法，再加以发挥。《文心雕龙》可以说是独步古今，雄踞文坛一千多年。
《文心雕龙》问世以来，系统的文章学理论几乎绝响，但文章学体系却在选本中一脉绵延着。现存最早的文章选集是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的《文选》三十卷，将它与《文心雕龙》作个比较，就会发现两者的精神大体相同：刘勰重文却不排斥笔，萧统将诸子、史传关在门外，却仍收了些日用杂文。刘勰曾任昭明东宫通事舍人，他的理论当然是会影响萧统的。但从根本上说，两书的性格都是为时代精神决定的，更是为中国古代文章学体系所决定的。
沿着集部总集类作一个巡礼，我们会看到，自《文章流别论》文章体系一旦确立，它就一成不变，象整个封建社会一样，呈现出相对稳定的状态。从下面列出的十七种较有影响，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学理论著作和文章选集的分类(为检视方便我打乱了原书的次序)，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文章学体系古今一贯的精神和实用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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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仅零余几条就已包容了后世大部分重要文类(只有奏议、书启、诏策、论说四大类缺如，但原书有无尚难断定)的《文章流别论》，直到姚鼐的《古文辞类纂》，虽然各书分类多寡不一，归并有异，但根本精神却未变，始终排斥着足以动摇和瓦解其整个体系结构的新因素。每个时代适应新的需要产生的文类，被吸收到文章体系中去的只有实用的种类，如《文苑英华》的“判”，《宋文鉴》的“御札”、“批答”、“题跋”，《成都文类》的“笏记”，《明文衡》的“字说”等。而日新月异的纯文学创作，如唐传奇、五代曲词、宋话本小说、元散曲杂剧、明章回小说、清民谣、弹词宝卷等却始终被拒之门外。《唐文粹》不收传奇，《宋文鉴》不收词和话本，《元文类》不收散曲……尽管时代变迁，这一体系就是未渗入一点新鲜血液；尽管文选家常将诗赋放在首位，以示尊崇，但我们却要怀疑那是不是出于自《诗经》、《楚辞》以来尊崇诗赋(含有伦理色彩)的传统的惯性，而并非出于对文学特性的重视。因为无论在外延上还是在内涵上，纯文学自始至终都未能冲破文章学的藩篱，甚至到近代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很深的章太炎先生作《文学总略》，名为文学，实际上还是在论“文章”。且看他对“文学”的界定：“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正如程千帆先生在《文论十笺》中所阐明的：“其封域弇于先秦，而侈于近世抒情美文乃为文学之说。”不难发现，太炎先生“文学”的定义与一千六百年前刘劭“文章”的定义是何等相似!事实上，经过唐末元明清历朝的创作实践，当时在诗词音乐文学、话本宫调说唱文学乃至杂剧传奇综合艺术，各方面都已积累了足够的艺术经验，完全具备了产生综合概括各种文学体裁的特点、总结文学共同规律的理论著作的条件，可这样的著作却迟迟没有诞生。我国第一部真正系统的文学概论式的著作是刘永济先生的《文学论》(1922年)，其内容建立在中国文学的经验上，然而基本结构和理论框架却无疑是搬了西方的。稍后有些著作更只能说是“稗贩西说，罔知根柢”了[18]。在我看来，中国民族文学的经验中从未孕生一个文学理论体系或代表着这种体系的系统的理论著作，纵贯古今的传统文学理论实质上是个文章学理论体系，一个在《文心雕龙》中一旦完成就一成不变的稳态系统。任何封闭系统都有熵自发增大的趋势，最终会很快解体，分裂为孤立的部分。文章学理论系统能久久维持其稳态，正因为它是包容性极大的开放系统。它以实用性的原则吸收了诗、赋、乐府这些部分含有实用功能(如科举)的种类，削弱了纯文学部类的独立地位和冲击力量，同时坚决拒绝词、曲、小说等完全不具有实用功能的种类，使文学的因素始终控制在临界点内，避免了因它的涌入而改变系统的要素和结构、改变系统性质的后果。这实际上是从环境中输入了负熵流，使之与熵形成动态平衡，从而抵消了熵增大的趋势。这就是文章学理论系统的自控制、自调节的能力。但如果放到更高级次的人类社会大系统中看，它又是受社会系统的一种自控制、自调节能力——社会需要支配的。社会需要才是形成文章学理论体系的更——
深刻的历史原因
我们说，历史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在必然的规律下会出现偶然现象，在偶然的现象中又潜藏着必然的要求。就思想的历史而言，理论形态的产生和形成都是条件和需要的统一，必须有足够的实践活动为它奠定基础，同时还要有迫切的社会需要催化，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它才能结晶。夏志厚、陈静漪两位学者在《中国古代为何鲜有系统的文艺理论著述》一文中提出，系统的文艺理论著作的诞生有三个条件：(1)文艺本身必须发达到一定程度；(2)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研究达到相当水平；(3)比较松动的政治局面和比较自由活跃的社会科学研究风气[19]。这三点无疑都是正确的。不过，将六朝以后始终未再出现系统的文艺理论著作归结为不能同时具备三个条件，还值得商榷。因为实际上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艺本身已相当发达，而且经过宋代的理学与佛学的交融，思辩哲学也得到极大的发展，即使在文网密致的清代也出现了象诗歌理论领域里叶燮的《原诗》、戏剧理论领域里李渔的《闲情偶寄》那样系统的著作，更不要说较早的皎然《诗式》、严羽《沧浪诗话》之类的专著了。有关各种文学门类的专门理论的研究，到清代可以说都已相当深入，各种具体的艺术规律已得到充分揭示，问题是始终没有人将这些具体规律加以比较和分析，从中抽象出能概括一切文学现象的共同规律；也就是说，从来没有人尝试将这些有着共同特征的文学门类放到一起，当作一个有别于其它意识形态的系统来思考。这起码表明人们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认为它对人们毫无意义，人们也不需要它。
需要总是与目的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古代这样一个以文官政治为基础的封建社会里，写作的目的首先就是实用。实用的目的决定了文章学理论是需要的，而文学理论则是不需要的。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先从社会方面看，秦汉以来的中国是极端的封建专制社会，以士大夫为主体的官僚体制是其支柱。皇帝要独裁天下，当然需要一批绝对服从他个人意志的行政代理人。然而在这个要求上，还有着延续国祚、保持统治地位的前提，所以官吏的选择就成了国运攸关的重要问题。王亚南先生指出：“大凡一种政治制度如其对于环绕着它的其他社会体制不能适应，不能协调，它就会立即显出孤立无助的狭窄性来，反之，如其它能适应，能运用同时并存的其他社会文化事象，并且在各方面造出与它相配合的社会体制来，它的作用和影响就将视其包容性而相应增大。”[20]中国古代官僚政治所造出的与之配合的是科举制度。“到隋唐开其端绪的科举制，鉴别(人才)的有效方法亦被发现了。在这种制造并选用官吏方式的演变过程中，中国官僚制度才逐渐达到完密境地”[21]。由于封建君主除了歌功颂德、揄扬鸿业的需要外，下命令要有人掌制诰，告祭山川要有人作祝颂之文，哀策祀谥也须有人代笔，御用文人是不可少的。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一切事务不离文字：向上呈报要作章表奏疏，地方上公事往来要用公移牒文，处理政事要用批答判辞，军队征伐要作檄文露布。达官贵人养尊处优，边镇武将不通文墨，都需要掌书记捉刀代笔。会做文章成为对官吏起码的要求，士人有志于仕者也必借文章为进身之阶。孔融荐祢衡，萧瑶光荐王暕、王僧儒(任防代笔)，都大称其文才就是这个道理。隋文帝正式开科举取士，唐代分秀才、明经、进士三科遴选文学才士。秀才(高宗时废)、明经只试帖经与时务策，内容机械，为士人所鄙。唯独进士科尚文辞，尤为当世所趋竞[22]。此外各种由皇帝特诏举行的制科，如“文艺优长”、“博学宏词”、“文章俊拔超越流辈”等均与文章才艺相关[23]，也是士人热衷的。宋以后考试制度益臻详密，但大要不出经学与文学两端。漫长的封建社会，独特的科举制度，造成了士人习文的传统，无论杂文还是八股，做文章总是必须精通的。除了应科举外，民间的各种红白丧喜之事，饯送酬贺之会，也要用到名目繁多的各类文章，越到封建社会晚期这种应酬越是普遍(明人文集中日用杂文种类激增正反映了这一趋势)。这两方面汇成了社会需要——一个可以包容各种文类的文章系统。同时这种需要又必然成为反馈，刺激文章学理论的发达。
再从个人方面来看。士人受到社会需要的刺激，必然重视文章研习。换句话说，士人之所以潜心于文章之学，也正是出于与社会需要相适应的自身需要。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分为七级：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认知需要，审美需要，实现自我的需要。他认为，在这个由低到高的需要级次上，人总是追求较高层次需要的满足，因为它对人来说更有价值[24]。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需要的最高层次——实现自我，在于道德完善和建立功业两方面，即孟子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前者可以通过内省和修行完成，而后者却非得通过科举考试博取功名才能实现。科举成功的概率是极低的，《文献通考·选举考》载：“(唐)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至二千人，少不减千人，所收百才有一。”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下，文章于是沦为士人手中的敲门砖，做文章成了一种职业技艺。为了实现自我的需要，不仅许多较低层次的需要被“十年寒窗”剥夺，就连高层的审美需要也被压抑了。于是在道德努力上就发扬了“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主张，在事功追求上就有了八股之类科举文的机械摹习。在以做官取功名为最高层需要的现实情况下，纯文学的诗赋的学习也丧失了文学自身的目的和独立性。
社会需要造成了对文章的重视，同时也形成了轻视纯文学的传统观念，将纯文学创作视为小道、余事、末技。在经学盛行的汉代，辞赋为人轻鄙是不用说了，到曹魏时期，诗和抒情小赋已蔚为文学主流，曹植却还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与杨德祖书》)。曹丕虽宣称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他所谓不朽的“文章”只是徐干《中论》那样的“一家言”而已，与乃弟“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本质上并无多大差异[25]。唐代王勃则说“君子所役心劳神，宜于大者远者。缘情体物，雕虫小技而已”[26]。到了宋元以后，戏曲、小说蓬勃发展，而官私书目却一概不予著录，不予承认。实用性这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的正统观念严重阻碍了文学理论的发展。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原因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滞，一直未进入资本主义阶段，文学创作也始终未能转化为商品生产，未成为一门独立的职业。西方从希腊奴隶社会起就是商业社会，诗人、剧作家都是职业作家，吟游诗人以讲唱史诗、神话、英雄传说为生，剧作家写出剧本供演出获取酬劳。以后，象莎士比亚、莫里哀这样的剧作家都是靠为剧团编写剧本为业，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以来，文学创作也商业化了，作家或向报刊投稿，或与出版商签订合同，用作品换取报酬，以此作为主要收入，乃至于有巴尔扎克这样的半生写书还债的作家。西方社会可以说很早就形成了作家这一职业阶层，他们进行精神生产，向社会出售文学商品，可以只供社会消费而不附带其它目的（当然也有不为经济目的创作的)。这样，文学的研究必然着眼于使它和读者发生关系的审美特性方面，从美学的角度去把握文学的本质和现象、内容和形式、手段和目的，从而建立起文学的本论(Theories of Literature)和分论(Literary Theories)，于是系统的探讨文学基本规律和基本问题的文学理论就自然地产生了。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写成了《诗学》一书，用一定的科学观，在当时史诗戏剧的创作上总结了文艺的一些基本规律，成为“欧洲第一部体系较为完整、具有强大生命力、影响深远的文论著作”[27]。到文艺复兴时，英国锡德尼的《为诗辩护》论述了文学的社会功用、表现方式、文学的本质、作家思维的特点等问题，可以说是欧洲第一部较全面的文学理论著作。此后象布瓦洛、黑格尔、柯勒律治、斯泰尔夫人等人的著作，都各有侧重，但不失系统全面地探讨了文学的理论问题，逐步形成西方文学理论的体系和传统。而中国却不一样，从第一个留下姓名的大诗人屈原起，文学家就没有以文学创作为职业的。屈原尽管写诗，但却担任着左徒之职，曹子建也自有他的王侯爵禄；李白、杜甫虽不靠官俸糊口，却也不靠作诗文卖钱度日；白居易诗当时有人“缮写模勒，炫卖于世”，但我们的诗人是得不到分文稿费和版税的。明代改编小说最出名的冯梦龙、凌濛初也不象巴尔扎克那样靠出版小说来维持生活。在这一点上，中国与西方大不相同，中国的文学创作在士大夫看来只不过是仕宦以外聊以消闲游戏的风雅余事罢了。象李贽、汤显祖、金圣叹、曹雪芹这样的作家太少了!
由于这些原因，中国古代终未出现文学理论体系，而造就了一个独特的文章学理论体系。说它独特，因为它从实用性出发，密切结合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需要，注重总结经验而不太穷究形而上学问题[28]。理论中论述得较多的是写作的一般原则和优秀范例，诸如文章的本质、概念的内涵等命题是没人去留意的。古人编选文章总集或选集也总是强调其实用的而不是审美的目的：首先是政治目的。周乔年《宋文鉴序》引朱熹语云：“其所载奏议，皆系一代政治之大节，祖宗二百年规模与后来中变之意思，尽在其间，读者着眼便见。”其次是模仿目的。李善《上文选注表》云：“(昭明太子)撰斯一集，名曰文选，后进英髦，咸资准点。”李兆洛《骈体文钞》云：“少读《文选》，颇知步趋齐梁，后蒙恩入庶常，台阁之制，例用骈体，而不能致工，因益搜辑古人遗篇，用资时习。”实质上模仿只是手段，根本目的还是政治上的“干事施政”或日常应用。彭时为吴讷《文章辨体》作序便兼及了这两个方面，他说：“学者得(此书)而诵之，具见诸家之体而力追古作，于以黼黻皇猷，恢弘治理，使斯文超两汉而追三代之盛，端自此始，岂不尤为世道幸哉？”一语道出了中国文章学与文章学理论的性质和效用。
到这里，我们可以暂做个结论了：由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独特需要，中国建立了自己的文章学理论体系。它研究一切创制文字的写作技巧和各种基本问题，是包涵了文学理论的更广泛的理论系统。《文心雕龙》的出现标志着文章学理论系统的成熟，但同时它也就趋向于凝固，拒绝接受新因素，最终阻碍了文学理论体系的发生和发展。
[1]本文所引《文心雕龙》均据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不一一注明。
[2] “文体”一词今指各种文章体式，台湾东海大学教授徐复观《〈文心雕龙〉的文体沦》一文举出众多的例证说明：“自曹丕以迄六朝，一谈到'文体’，所指的都是文学中的艺术的形相性，它和文章中由题材不同而来的种类，完全是两回事。”（《中国文学论集》第8页， 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版。着重号原书所有）笔者同意此说，本文不使用“文体”或“文体论”的概念来表示文章类別。
[3]徐复观《中国文学论集》，第17页。
[4]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l959年版，第l02页。
[5]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吴圣昔《评刘勰的文体论》，《江海学刊》l985年第4期。
[6]参看《论衡·超奇》及拙作《〈典论·论文〉再探索》（载沧州教育学院学报《教学通讯》1985年第1期)。
[7]《后汉书》，中华书局标点本，第四册第1003页。
[8]同上书第六册第1727页。
[9]同上书第七册第2007页。
[10]挚虞《文章流别论》，引自《艺文类聚》卷五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018页。
[11]《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华书局标点本第三册第907页。
[12]黄宗羲《谢皋羽年谱游录注序》，《论文管见》。
[13]程颐《近思录》卷二，丛书集成初編本。
[14]《晋书》本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五册第1427页。
[15]参看刘师培《蒐集文章志材料方法》，收在《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
[16]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第69页。
[17]刘开《孟涂骈体文》卷二《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至于宏文雅裁，精理密意，美包众有，华耀九光，则刘彦和之《文心雕龙》殆观止矣。”
[18]参看程千帆先生《文学发凡》序，1943年金陵大学文学院铅印本。
[19]载《文艺理论研究》1984年第1期。
[20]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页。同上书，第66页。
[21]同上书第66页。
[22]唐代进士试杂文、诗赋的情况，参看程千帆先生《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23]唐代制科名目，可参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六、徐松《登科记考》。
[24]参看林方《评西方人本主义心理学》，载《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
[25]汉魏人对文学价值的认识，拙作《〈典论·论文〉再探索》有详细论述，可参看。但笔者在该文中强调了曹氏兄弟文论的差异，现在看来是不妥的。
[26]王勃《平台秘略论》，《全唐文》卷一八二。
[27]伍蠡甫《欧洲文论简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页。
[28]美国学者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将“形上理论”放在首章，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独特贡献来讨论。但实际上我们的古人对形上问题并不太感兴趣，即便标举称述，大多也是出于尊古的惯性罢了。
原载于《文学遗产》，1986年第8期。
编辑/排版 郭子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