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哲学源流史》人文主义哲学之九：康帕内拉1

人文主义哲学之九：康帕内拉1

　　

西方近代乌托邦思想是一种思潮，而不是一人一派之事，甚至不是一国一地之事。自莫尔的《乌托邦》问世之后，在好几个欧洲国家，陆续有一些后继者出现，其中颇有几本富于历史价值的空想名作。如本节即要介绍的意大利人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德意志人安德里亚的《基督城》，以及比他们更晚些的英国大名家培根的《新大西岛》和哈林顿的《大洋国》等。由此可以知道乌托邦思想在西方近代思想史上不但源远流长，而且有很强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因为它能够远播四方，同一题材的书籍才会屡屡出现，因为作为受体的读者群大，它才能超越国度，远播四方。如果联想到18、19世纪出现的空想社会主义大思潮，就更可以理解乌托邦思想在欧洲的特殊地位与作用。　

　

乌托邦思想的出现，实际上是人们不满现实，但又不满历史的一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他们因为对现实不满才幻想有更好的社会理想出现。但他们不是复古主义者，他们既不满现实，更不满历史，因此，他们的办法是拒绝向后看，只要向前看。他们对现实生活中的某些新的事物是喜欢的，但这些新事物还不能满足他们。他们的要求更高，胃口更大，他们希望有更美好的东西出现在人类面前，于是便展开空想的翅膀，去营造一个又一个的" 乌托邦"。他们不满现实，但他们又是现实生活的组成部分。他们常常站在现实的挑剔者和批判者的角度发表意见。但从历史的宏观去看，他们其实也是现实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其中相当积极的一部分。以此观之，批判即是建设，反对也是补充。唯其有了各种各样的批评和补充，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文化才来得更完美和丰富。　　

这里主要介绍康帕内拉。　　

康帕内拉(1568-1639 年），他在年龄上比莫尔整整小了90岁，在思想上也可以说是莫尔的学生。特别是他的乌托邦思想，在大的方面，和莫尔没有多少质的差异。单就这点而论，可以说康帕内拉就是16世纪意大利的莫尔，而《太阳城》也就是16世纪意大利人心目中的《乌托邦》。　　康帕内拉其人也与莫尔有许多相似之处。　　

首先，两个人都很博学，而且多才。莫尔既是思想家，又精通法学，熟悉史学、数学、天文学，更是一位有才能的律师和颇有特色的政治人物。康帕内拉同样博学，同样多才，他的著作也很多，而且同样既是一位文章高手，也是一位颇具特色的诗人。他的14行诗，也如同莫尔的政治讽刺诗一样，既有个性，又有内容。　　

其次，两个人都有坚定的信念和同样坚韧不拔的个性。莫尔的结局是悲惨的，但他能身处逆境而不惊，面对死亡而不惧，即使面对小人的诬告与伪证，依然故我，镇定如常，大有中国古哲人所谓" 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的贤者之风。康帕内拉的一生境遇更是风波迭起，百味皆尝。但他非但能以超人的毅力去面对这一切，而且还以超然若归的精神进行自己的创作。如此这般，两个人都可称为人中豪杰。　　

再次，两个人都有丰富的阅历和超凡的想象力。乌托邦式的思想家，没有想象力不成，没有阅历更不行。他们二人的经历都不平凡。他们固然都是饱学之士，却能接触社会，关心现实，对政治生活一往情深，对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绝不置身局外。他们的主张并非总是正确，甚至常有偏颇，但他们的态度从来都是严肃庄重、认真负责的。　　

最后，两个人都有嫉恶如仇的性格。他们对现实中的不平现象无论如何不能容忍。虽不必路遇不平拔刀相助，但既见不平，总有一股不吐不快的风格在。莫尔作律师做得很有声誉，就是因为他敢为事主鸣不平；他作议员做得有声有色，就因为他敢于反驳国王的错误主张。康帕内拉也是如此。虽然他的《太阳城》中的批判色彩不如《乌托邦》表现得尖锐、浓烈，但他的14行诗中，同样表现出与之相似的风格与精神。他有一首《论宇宙间重大罪恶的根源》，写得很有特点：

" 我降生是为了击破恶习：　　诡辩、伪善、残暴行为，　　我珍视菲米斯的坚贞、　　能力、智慧和爱情——她的教训。　　哲学家的发现具有最高的效用，　　它谦虚地教人以真理——
　　这是医治三重谎言和极大罪恶的灵药，　　它会使那令人遭受痛苦的世界失掉力气。　　倒毙、饥饿、战争、敌人的阴谋、　　淫荡、冤案、奢侈、任性——
　　在那三种道德沦丧的恶习面前就显得没有什么了不起。　　而自私自利却是主要的罪恶根源，　　它是以无知作为丰富的养料。　　我到世界上来就是为了击溃无知的。"
　　康帕内拉与莫尔相比，也有不少相异之处。　　

第一，两个人的行为方式和知行倾向有别。前面说过，莫尔是主张宗教团结与社会安定的。他尽管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丑恶现象十分痛恶，但他不同意用武力去解决这些问题。在改革的动荡与保守的安定之间，他宁愿选择安定。虽然他在与对手的论辩时，气势凌利，语言刻薄，以至态度粗鲁有伤风雅，但在行动方面，他却是一个喜欢稳妥远胜于喜欢变革的人。他是一位思想的巨人，却不是一位行动的巨人。康帕内拉则不同，他不但有丰富的思想，而且有大胆的行为，当他认定起义是必要的行为时，他宁可放下一切思想，一心去为起义服务。

第二，莫尔的《乌托邦》思想中更多民主精神、宗教意识，而康帕内拉的思想中更富于哲学与泛神论色彩。在两个人的乌托邦思想的后面，莫尔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与未来的政体，而康帕内拉的思想深处，却有比较复杂的哲学与神学背景。　　

莫尔年轻时，也有过几年修道院的生活经历，但他能把这种生活经历纳入他的人文主义思想体系中去，换句话说，他在西方宗教传统与人文主义思想间找到一种平衡，并且把这种平衡寄托到他的乌托邦梦想中去。他注重人文，但不伤宗教。据说他离开修道院以后，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穿着通常在修道院中才穿的粗线织成的内衣。　　

康帕内拉本人即是一位僧侣，但他偏有许多异端思想。他身为僧侣，却对哥白尼、伽里略的天文学思想极为同情。虽然他的天文学知识不足以支撑他的这种情绪，但这并不妨碍他宣布自己对哥白尼学说的认同和倾心。他同时又是一位自然神论者，而这一点同样与基督教原则大相径庭。在他看来，" 宇宙是把无穷的智慧纳入自己固有的思维的一本书"。而且在他心目中，宇宙和世间万物皆有灵性，宇宙乃是一个具有一切存在物特性的有生命的东西。他对于太阳更是情有独钟，唯其如此，他才把自己的代表作命名为《太阳城》。他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太阳神的崇拜者，而这与一神论的基督教义真是水火难容。此外，他还是一位星相学家，他对星相学的热忱，常常超过他对宗教的敬重。而无论哪种星相学，说到底，也是和基督教义背逆难通的。　　

严格地说起来，莫尔的思想体系中哲学成份甚少，这大约与他生活的时代有关。而康帕内拉的哲学思维就比较丰富。虽然他的哲学思想有时不免像一个大杂烩，那里面既有新的具有时代风采的哲学观念，也有陈腐守旧的神学观点，以及令人观之生厌的神秘主义内容，但他常常有意无意间便" 碰" 到许多为他的时代所崇尚的真理。如他认为，要靠感觉经验和感觉来认识世界，并在一定意义上做出了" 我思故我在" 式的哲学猜想。很显然，他的这种以感觉和经验为前提的认识论思想，和17世纪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确有某些相似之处，而他的理性主义式的思考方式，又与后来的笛卡尔哲学有些许不谋而合的地方。　　

第三，虽然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莫尔的《乌托邦》在写法甚至内容上都颇为相似，但二人的文笔与文风又有明显差别。比较而言，莫尔的文笔十分漂亮，他的《乌托邦》是一部很有文学品味的著作。康帕内拉的文笔则比较枯涩乏味，但他文章的组织方式和观点却往往更其清楚明了，虽不如前者富于魅力却较前者更宜把握。　　

造成莫尔与康帕内拉之区别的原因很多，要而言之，无非个人与环境两大文化原因。在环境原因方面，因为莫尔生活的都铎王朝和康帕内拉生活的意大利有很大区别，都铎王朝是一个已经比较强盛而且正在走向新的强盛的国家。作为其国民与重臣的莫尔自然不希望他的祖国出现动荡，而是希望它在保持稳定的条件下变得更其强大与美好。恰恰是这种主张成为近代英国的文化传统。康帕内拉生活的意大利，彼时正处在西班牙人的统治之下。反抗异族统治，必然成为本民族的首要任务。康帕内拉作为一名同样有政治热情与远见的学者，在民族大义面前，自是民族第一，学业第二。对于采取行动，那怕是激烈的起义行为也在所不惜。而他的这种作风，也和近代意大利的文化传统有某种内在联系。　　

就他们自身的情况看，莫尔一生中虽然也曾遭受几次挫折，但他的生活和社会经历，在总体上还是顺利的，他在本国乃至整个西欧都有很高的威望。虽然他死得很惨，但这多少有些偶然的因素在内，何况历史上的政治人物，常不能以个人结局好坏论英雄。所谓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云云，应该包括死亡后的哀乐在内。康帕内拉则不同，他一生中单被关在监狱的时间就有27年之久。在统治者眼里，他不过是一个不知悔改的囚徒。虽然他生性达观，但看他一生经历，他遭受的磨难超过他的大名鼎鼎的前辈许多。因为康帕内拉有如此长的监狱生活，他的履历反而相对简单。　　

康帕内拉原名吉奥凡.佗米尼哥.康帕内拉，出家为僧侣后，更名托马斯.康帕内拉——与托马斯.莫尔更相似了。他出生于意大利东部卡拉布里亚区所属的斯坚亚诺村。当时该区正处在西班牙人的统治之下。康帕内拉聪慧早熟，13岁时已表现出某种创作天才。但他很早就接受教会教育，15岁入修道院学习。但这不合他父亲的本意，他父亲原本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攻读法律的。　　

康帕内拉在修道院主要是研究哲学和神学，他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两位代表人物阿尔贝尔特和托马斯.阿奎那。虽然他成名之后多次对修道院的学习表示不满，但在校期间，他却是一个好学生。从他后来的著作看，他的人文色彩不如莫尔浓重，但在神学哲学的涵养方面，却有比较扎实的功底。然而，他真正景仰的哲学家，既不是托马斯.阿奎那，也不是亚里士多德学说，而是与他同时代的哲学家特列佐。特列佐并非哲学史上的著名人物，但他带有某种异端色彩。而正是这位特列佐，却成为康帕内拉走向成熟的一个启蒙人。　　

特列佐使康帕内拉着迷，但他并非前者的信徒。比如特列佐是不相信占星术的，康帕内拉却对占星术着魔。例如二者皆为异端，特列佐也不过小异端已而。1591年，康帕内拉还写了一本有关占星术的著作。如此看来，康帕内拉既非中世纪哲学的追随者，也非特列佐哲学的真正知音。他有自己的风格，他要走自己的路。他学术视野开阔，求知欲望强烈，读的书又多又杂，而且为着看到更多的书，即使会犯教规，他也在所不惜。为了研究，他也曾不经教皇准许就擅自使用修道院中的藏书，这在当时无疑已是很大的事件。但他照样我行我素，并不想危险已在眼前。后来真的有人告了密，他也因此遭到逮捕。好在这次逮捕并未受更大的折磨，很快便恢复了自由。　　

此后，他曾到佛罗伦萨、波伦亚、威尼斯和帕多瓦等地旅游。一边游历，一边继续他的研究。这期间，他又两次被控告，幸而未酿成大祸。但看他当时的思想，他其实绝不是教会组织的真的反对者。从他当时写的两本主要著作《论基督教的君主国》和《论教会执政》看，他的基本观点倒是反对宗教改革。他主张教皇应该把全体基督徒统一在他的旗帜下，教皇不仅是教会的首脑，而且也应当是国家的首脑。这思想与时代的要求自是格格不入，但他并非曲意奉迎，他的这种主张也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因为他的祖国正处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大约他希望以教皇的权力取代异族的统治权力也未可知。无论如何，他稍后写的《告意大利公爵书》，就把这个观点明朗化也系统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