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魏建军：“非虚构”一词的困惑
“非虚构”一词的困惑
青年评论家，《中国报告文学》主编助理：魏建军
来源：2013年03月20日《文学报》
1
在报告文学文本中，人们之所以对现实抱以深切的期待，是因为想真切地看见自己正经历的这样一个时代。而把握时代，捕捉生活现实，明晰自我内心，增强和彰显时代的精神力量，艺术地表达客观世界，就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必修的功课。
但是，多年来，报告文学这一与时代有着良好互动的文体慢慢发生了变异。尤其是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严肃的报告文学创作和其它文体创作的状态一样，变得功利、矮化、娱乐和八卦起来，甚至一度沦为花边新闻、色情文学与满足个别人的广告文学等，远远地没有肩负起把握时代、记录时代和启蒙时代的重任，纪实功能严重弱化。
也许，看多了虚构和矫情的文学，人们对以报告文学为主的文体创作中的真实性开始怀念。因为在读者的阅读期待中，生活的真实是增强读者信任感的前提，艺术的真实是与阅读者精神共鸣产生的前提，生活与艺术的有机结合是催动人健全成长的前提。面对诸多文学文本渐渐在读者心中失信的情况，一种新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情势开始慢慢出现。
90年代后期至新世纪十年，“新散文”、“在场主义散文”等文学概念呼之欲出，并已形成了一定的创作实体。可是，对于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却如同矫枉过正，慌不择路似的，与创作相关的相对科学的理论探索出现了逃逸的情况，很多评论家不能坚持自己原先对报告文学的理论阐释，纷纷跟风地把报告文学称为“非虚构”文学。比如周政保先生1999年出版的《“非虚构”叙述形态：九十年代报告文学批评》一书和周森龙先生2011年出版的《非虚构艺术——报告文学研究》一书就直接采用了“非虚构”这一概念作为书名。在丁晓原先生2011年出版的 《中国报告文学三十年观察》一书中，对“非虚构”这一概念也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并与李敬泽先生合编《中国非虚构年选(2011年选)》一书。(在《中国非虚构年选(2011年选)》一书中，从序言标题《报告文学的“无名”时代》看出，其理论困惑并没有因为一个“非虚构”概念的提出而得到解决。)自然，这一文体概念的提出，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们对严肃报告文学的期望，对沾污了报告文学的一些行为的鄙视和否定，试图以这一新的文学概念解决当下文学华而不实、严重背离现实和虚构成风的情形，这种开放性的努力应该说初衷不错，但是对于一种文体建设，是否更加科学呢？这是需要好好思考的。
2
“非虚构”概念的强化，当在2010年第2期《人民文学》推出“非虚构”栏目之后，当期刊物在主编留言中说：“何为‘非虚构’？一定要我们说，还真说不清。但是，我们认为，它肯定不等于一般所说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我们其实不能肯定地为‘非虚构’划出界限，我们只是强烈地认为，今天的文学不能局限于那个传统的文类秩序，文学性正在向四面八方蔓延，而文学本身也应容纳多姿多彩的书写活动。”继这个概念阐释一番后，主编李敬泽又说：“写你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传记。还有诺曼·梅勒、杜鲁门·卡波特所写的那种非虚构小说，还有深入翔实、具有鲜明个人观点和感情的社会调查，大概都是‘非虚构’。”随后在《人民文学》2010年第9期内容简介中还这样补充：“希望由此探索比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更为宽阔的写作，不是虚构的，但从个人到社会，从现实到历史，从微小到宏大，我们各种各样的关切和经验能在文学的书写中得到呈现。”
从《人民文学》探索的影响看，在概念阐释不清的同时，进一步开启了非虚构文学进入的宽门，只要冠以“非虚构”之名，很多“非虚构小说”、“非虚构散文”、“非虚构诗歌”、“非虚构剧本”也可以被命名，“非虚构文学”似乎真是“比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更为宽阔的写作”。但是，任何概念的无可限制、彼此矛盾恰恰显示出这个概念的最大问题。现在依我看，“非虚构文学”的命名就同前几年“新散文”的命名一样，如果离开特殊的语境，单看这个概念，只会让文学研究更加困惑。
“非虚构”概念的提出和滥用，说明真实对于报告文学这一文体是多么重要。同时我们也需认识到“非虚构”概念提出的偏颇性。主要是对理论的概括乏力，非虚构的对面——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根本属性，但报告文学还有其他属性，如新闻性、思想性和文学性等，不是真实性一个属性可以将报告文学的全部特征概括清楚，尤其是将报告文学与散文这一文体放在一起作比较时，两者的区分就不那么显著了。
在2012年江苏华西村召开的全国报告文学创作交流会上，也有人说报告文学的时代无关“猫”和“眯”，意思是叫什么名字不太重要。这种看法实质是理论认识不太清晰的反映，是文体自觉不成熟的表现，同时也是对理论界随意命名的逃逸和厌恶。不管是传统的对于报告文学的体认还是就报告文学这一文体提出新的提法，事实上这种探索在短期内还看不出端倪。不过有一点可以看出的是，试图对报告文学这种严肃文体进行新的命名，暗含了文体批评的迷茫和科学理论的逃逸，是一种对原有文体严肃性的一次消解，这种消解开放了成为报告文学文本的空间，却大大降低了报告文学文体的独立性，因为这里也可以包括非虚构的纪实文学、小说、诗歌与剧本等，对报告文学的文体建设帮助不大。
3
也许，命名的困境的解决需要心智健全的时代，但对于命名的困惑虽说是形式的改变，我们也不能忘记有时“形式就是内容”这句话。这种命名的焦虑主要是因为时代的变迁，创作者本体的改变和对传统创作实践理念的不认同出发的。有时，也是因为作家对严肃现实的逃避，这种向易写角度追求自我的诉求用之于创作实践，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同时，这种命名诉求也反映出我们报告文学理论研究的困境，批评家、作家文体意识的淡薄和文体储备的不足。对一种文体的认同实际上是对一种社会意识和生活方式的认同，而现在，一面强调非虚构，一面又开启了非虚构的宽门，这种情形将使真正靠纪实来确立自己原则性、独立性的报告文学文体面临严肃的文学研究考验，真实面目将大打折扣：一是将报告文学称为“非虚构”文学，主观意味太浓，缺乏严肃性；二是对文体建设有害，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原则被滥用小说、诗歌和剧本等文体；三是容易助长人的投机意识，浮于表面，难以沉潜，不能客观表达生活，易使有些作者认为报告文学也是可以玩的一种文学式样，只要“非虚构”，管它是什么文体，写着玩就行了，文体自觉意识进一步淡化。
至于有些作家担心创作时受到报告文学真实性原则的束缚，退而求其次以非虚构文学为自己开脱的心理，李炳银先生在 《报告文学的理论演化和我的探讨》 一文中说： “在掌握了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原则之后，是不应该惧怕 ‘想象’的。但是，在报告文学的创作中，‘想象’ 必须严格地限制在已有事实的圈约基础和范围当中。”并且，如果一个作家创作时没有面对真实的这种底气、勇气和能力，那么即使冠之以“非虚构文学”之名，游走于各种概念中玩文学，这种所谓的文学也是不诚实的，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
对此，李朝全先生在《报告文学创作小议》 一文中中肯地说：“我们必须明确，非虚构仅仅是一种创作手法，非虚构作品是一个文类而非文体的概念，它表明的是这种文类共同的属性和创作手法——非虚构、纪实。至于文体，还是应该采用报告文学这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