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5】“我的父亲母亲”全国散文、诗歌有奖征文大赛罗武昌作品

老爸的“烟锅”

罗武昌（云南）

烟锅也叫烟袋锅、烟斗、旱烟枪，是一种专门用来吸食烟草的器具，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锅具，由烟锅头、烟锅杆、烟锅嘴构成。烟锅头是圆形耐火的铜质、木质、泥质、陶质或铁质的装烟叶装置，与烟锅杆相连；烟锅杆为长短不一的铜质、木质、铁质、竹质圆形杆具，内有烟道，同烟锅头、烟锅嘴相连；烟锅嘴多是做工精致的玉石、玛瑙、琉璃、铜、锑或牛角材质，套在烟锅杆尾部。

在祖国西南边陲的“千年茶乡”，有一个海拔2080米叫“厦片房”的高寒山区，国土面积0.95平方公里，距村委会 9公里、镇政府22公里、县城40公里，有农户34户村民150人，是父亲呆了一辈子的地方。那里山高、坡陡、寒冷、贫脊，土壤多为白沙土和香面土，土壤肥力低下，粮食单产低得可怜。因此，靠吃“救济粮”过日子，早已成了村里的常态。

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也是来自南京应天府柳树湾赵文高老祖先在顺宁府赵（罗）式的第九代子孙，从家谱、族谱和祖坟的碑刻墓志还可以看到“南京应天府柳树湾”、“柳树湾大石坎”、“高石坎”等记载，属于今云南凤庆县大寺街冷水塘第三支系罗宗廷之后人。父亲高小文化，在那个时代也算得上一个文化人，是十里八村红白喜事的“主厨”，经常参与邻里纠纷调处被尊称为“和事佬”，也是农村“总理”的不二人选。要不是“土改”中佬佬（爷爷）上吊身亡，采取“自绝于人民”的方法，换来了一个“中农”成分，留下大伯、身患“羊癫疯”的奶奶和不满十四岁的父亲，还真不知道历史会怎样书写。

父亲也是个出了名的“老烟民”，一生喜欢吸食草烟。因此，父亲有两支烟锅，一支“长枪”、一支“短炮”。长枪是“锑头、紫竹杆、铜嘴”的一米见长的旱烟枪，既是父亲作为一家之主的权威象征，也是教育孩子的“教具”。锑烟锅头上雕刻兰花图案，紫竹烟锅杆又细又长，菜花铜烟锅嘴小巧玲珑，均被时间雕琢得“油光水滑”。短炮又叫“土喇叭头”，烟锅头为土陶，紫竹烟锅杆有“一扎”长，没有烟锅嘴。父亲有两个“烟袋子”，一个是雕刻菱形图案的方形“锑烟盒”，与短炮搭配外出方便携带；另一个是牛皮缝制的“牛皮烟袋”，吊在长枪中部与长枪形影不离。

佬佬亡故后，年幼父亲担负起当家庭的重任。据父亲回忆，茅草顶的“大楼子”那二尺八厚的墙壁，就是父亲和泥巴一点一点垒起来的。因父亲有文化，又能说会道、吃苦耐劳、做得一手好菜，深得四里八乡赞许，还当过乡公所会计。要不是奶奶病情加重，父亲差点就成了芒市糖厂的正式职工，又怎么会回家做了一名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呢？现在回想起来，也不知道父亲是否后悔过。

说起来也怪，老家是一个汉民族地区，但从生活习俗上来看，似乎还有许多“土族”的影子。在老家，农民与“工作人员”的最大区别就在称呼上，比如，农民喊“爹”工作人员叫“爸”，农民爹的爹叫“佬佬”，工作人员爸的爸叫“爷爷”。一听称呼，就知道什么“来路”,三六九等区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也就中断了许多“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父亲烟瘾很大，一口气可以抽“两三锅”。父亲起床洗漱后总是先煨“小罐茶”，再切“烟丝”。父亲把烟叶叠成一摞，先沿主脉对折成长条形，再拦腰兑叠成长方形，用手压实后小心翼翼切取烟丝，“咯嗞咯嗞”很有节奏感，且刀刀见底，烟丝粗细均匀，老烟民们都说父亲切制的烟丝条索“怪好”。其实，父亲是有绝招的，他头天晚上都用青菜叶包裹烟叶，放在泥巴地上“吸地气”，这样，烟丝“回潮”切起来就不会碎断。可惜，许多老烟民吸了一辈子烟，也没有掌握这手绝活。

厦片房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贫困村，是时光的碎片、岁月的积尘和时间的匆匆无痕。“出门就爬坡，茅草厦片多；苦荞包谷当主食，一年只有半年粮”；“睛天灰满桌、雨天泥裹脚；粪草堆墙脚、脏水满地泼；年年盼救济、老小疾病多”，就是对该村历史的真实写照。由于“白沙土来没油水，包谷廋得像毛草；人哄地来地欺人，五荒六月饿死人。”所以，厦片房最响亮的名字叫“穷”，最大的特征是“缺粮”，家家户户闹“粮荒”。因为穷，村里后生读书认真，考取功名“跳农门”的不在少数；因为穷，村里姑娘纷纷外嫁他乡，外地姑娘又不愿意来“遭罪”，三四十岁未婚娶的老光棍有很多。过去村里人到外面工作，出于爱面子的原因，没有人愿提及“厦片房”这三个字，一问老家都以“松山”来搪塞，久而久之，他们的子女们都误以为老家是与联席行政村一样的“松山村委会”了。

父亲身患风湿病，是生产队里的“羊倌”。说也奇怪，父亲放羊还真有“两把刷子”，羊群养得又肥又壮，数量在年年增加。但在那个“割尾巴”的年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是政治标签。父亲把羊养好了反而要挨“批斗”，他左右想不通，批斗会结束总要手持长枪“吧嗒吧嗒”地抽个不停，发出“这是什么世道”的叹息。

那是一个靠“工分”生存的时代，劳动力多分到的钱粮也相应多，日子要好过一些，像我家这种劳动力少的家庭，七口之家才有两个劳动力，分得的钱粮自然少得可怜。在我的记忆里，从学会走路就跟随父亲放羊。那时候，父亲总是拄着拐杖，身穿一件蓑衣，蓑衣里藏着几个布口袋，遇到什么野菜、野果、野菌的，都要统统采摘回家充饥，作为缺粮的一个有效补充。

村里闹“粮荒”，靠“救济”填不饱肚子，外出借粮是家常便饭，也就顾不上什么羞耻了，能活着就是最大的愿望。“借粮”是一种常见现象，借粮之路是一条充满心酸、坎坷的尴尬之路，也是一条充满温馨、幸福的难忘之路。记得五六岁开始，父亲就带着我向远方的亲戚求援，总忘不了带上那支“长枪”。父亲让我把“长枪”扛在肩上，一头挂上一只“布口袋”，亲戚一看就知道是“讨饭”来了，省去了父亲许多解释的“口舌”，我常被父亲的聪明才智所折服。说起借粮，父亲还真是个“高手”，不仅能让我沾点“油荤”，而且很少空着手回来。母亲有兄弟姊妹12人，母亲最小自然要留在外婆身边，就嫁给了同村的父亲，许多姨妈一个一个都远嫁相对富裕的“江边”一带去了，澜沧江一线几乎都是亲戚。每次借粮前，父亲都会做足功课，把关系不错的亲戚先捋一捋，挨个儿排排队，掂量从什么地方开始，到哪儿结束。“长枪”还有一个功能，那就是借粮途中恶狗很多，可以担负起“打狗棍”的角色。父亲总是姐姐长姐夫短的“嘴甜”，随时把“匀一点救命啊，要是没有你们接济，真不知道怎么度过眼前这个坎”的话挂在嘴边。每次“出征”，都能大米、包谷、小麦、荞麦或瓜瓜豆豆、洋芋水果、红薯青包谷之类收获一些，父亲一概千恩万谢。借粮回来，父母像“翻粑粑火钳”一样重复着这些话：是姨妈姨爹们把你们喂养大的，以后有出息了要好好孝敬他们，千万不能做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要是借粮也度不了粮荒，就得靠挖野菜、摘红豆叶、洋丝瓜叶、南瓜叶等充饥，似乎回到了陈毅“囊中存米清可数”的艰苦岁月，尝尽了“饥肠响如鼓”的滋味。父亲虽然讲不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大道理，但他们饱尝了产粮的艰辛，把每一粒粮食看得很重，从小教育我们不能浪费，要有“算计”，不能“有时一顿胀、没有烧火向。”大集体劳动时间很长，往往需要携带一个“饭团”，作为下午肚子饿时的“晌午”。为了能让我们多吃点，父母常常把“晌午”省回来作“晚饭”。怪不得饭后父亲不许我们蹦蹦跳跳的玩耍，说消化得太快浪费粮食，要是警告了两次无效，“长枪”就会无情的落到脚杆上，像马蜂叮一样的疼，足以让人记忆深刻。

父亲的烟锅，可不是一般人可有可无、患得患失的物件，那可是父亲的命根子。在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岁月，父亲宁可省一口酒、省一勺饭一碗汤，但绝省不了那锅烟！其实，父亲对烟的要求很低，舍不得抽“纸烟”，只要旱烟“劲大”就行，至于“香味”是其次的，关键抽起来要“过瘾”。每逢有人来家里闲聊，父亲都要撮一撮烟丝给人家，围坐在“火塘”边，一边喝着“小罐茶”，一边抽着烟锅，在唠嗑子的同时，什么家长里短疙疙瘩瘩的事情，都会在“吃烟”中得到化解冰释。

烟锅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忆符号，演绎着乡亲们的喜怒哀乐，自然也有对父亲的深深思念。“长枪”还有第三个作用，就像过去私塾的“教鞭”，要是孩子真的不听话，就在脚杆或屁股上抽上几下，确实能让人长不少“记性”。前不久，将老母亲送回老家，这是父亲仙逝后第一次在“十月朝”给父亲上坟。如今，父亲已离世10年，老家早已没有人抽烟锅了。但每次回老家上坟，都可看到陪伴父亲一生的“长枪”“短炮”静静靠在父亲生前十分喜欢的高大的“三进碑”墓门上，旁边还躺着那个方形“锑烟盒”，似乎还能闻到浓烈的草烟味，仿佛父亲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有些纳闷，十年了父亲的最爱何以保存得如此完美。母亲告诉我，尽管父亲没有多大本事，但他为人正直仗义，对邻里相敬如宾，口碑好着呢，村里人不会随便动父亲的遗物，珍惜还来不及呢。哦，原来如此，好人还真有好报，愿父亲到了那边能够获得同样的礼遇。父亲，我是真的真的好想你。

【作者简介】罗武昌，男，汉族，1964年出生，云南省昌宁县人。1988年参加工作，大学文化，中共党员，林业高级工程师。现供职云南省云台山林业局，大理市作家协会会员。喜欢旅游、摄影、美食和文字创作，曾在《中国绿色时报》《内参选编》《云南日报》《云南林业》《云南支部生活》《云南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大理日报》《大理党建》《大理农村经济》《大理清风》等传统媒体以及“新华网”“云岭先锋网”等主流网站发布作品300余篇，并多次获大理州、市征文比赛奖项，多次被评为大理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工会工作积极分子、优秀组工干部和宣传工作先进个人，大理州优秀网宣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