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传统对接——读张志公先生《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之后
2007年初读完的这书，有了一些兴动的想法，弄了一点文字，浅妄是有的，轻率也是有的，但没有办法，这个也是自己。记得当时后面似乎还有一段，但当年贴出此文的论坛都已经灰灭，也就算了。
写在前面
在知识日新月异的今天，随着中国融入世界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融入世界既是机遇也是危机。的确世界的范围正在缩小，贸易的全球化给中国的经济带来无限的商机，但在我们融入世界的同时也要承担被世界同化的风险。这种风险体现在文化上尤其严重。
有的学者认为这种风险是子虚乌有的，他们提出中华民族历来是包容性很强的民族，所以不会出现这种风险。但这种说法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就是文化历来是由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单向交流。纵观中国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单向的交流曾经多次出现，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唐代文化的繁荣、元代文化的发展，清代的满汉融合等等都验证了这个单向的交流规律。这就意味着我们如果现在讲与世界的交流时不能不先分析一下，我们现在是属于文化的强势状态还是属于弱势状态。当这个问题明确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时，其答案也是不容置疑的——我们处在弱势状态。之所以处在弱势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其中一点就是教育的断层使得中国文化的发展出现了断层。为了改变文化上的弱势，就必然需要我们重新认识自身的文化建设。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想避免在融入世界过程中被同化的可能性，就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民族性。这个民族性并不仅仅是生物学上的含义，而且更应该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继承行动上。
由于不同国家在文化基础上的区别主要是在语言和文字上，所以语文课程必须承担起文化传承的主要责任。但语文课程由于百年来的历史原因和认识原因并没有承担起文化传承的主要责任，甚至对西方教育模式的沿用已经使得语文在实际的教学中失去了重要的文化传承的功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遗憾。为了解决这种语文课程的断层，重新找到符合汉语特殊属性的教学方式，就必然要对传统语文教育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虽然我们距离完全废弃传统语文教育已经百年，在了解传统语文教育方面有着很大的困难，但幸而张志公先生的《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而且张志公先生在书中严谨务实的研究作风和深入细致的思考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宝贵经验。张志公先生这本书第一版是在1962年出版的，书中对传统语文教育的梳理和思考现在看来非常有价值。只是限于当时人的思想认识和社会情境，对有些内容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肯定。这次研究就是想使用更加科学的眼光去了解、去分析古人留下的教学遗产，力争为语文找出一条“回家之路”
在此我们不得不在这里简单地说一下基本的研究原则。以张志公先生的《传统语文教育初探》的主要研究为基础，使用现代的先进理论予以结合，力争发掘传统语文教育中植根于传统文化的良好经验和教学形式。在这里借用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冯友兰先生在《与印度泰戈尔谈话》一文中对东方文明的研究方法，“我觉得东方文明无论怎样，总是该研究。为什么？因为他是事实。无论什么科学，只能根据事实，不能变更事实。我们把事实研究之后，用系统的方法记述他，用道理去解说他，这记述和解说，就是科学。”在这里冯先生谈的是哲学，但我想也适用于传统语文教育。
最后，我衷心希望能有更多的同仁一起来加入这个艰辛而枯燥的行程。同时，由于个人的能力有限在研究过程中的失误在所难免，也希望各位老师的批评与指正。
蒙学为什么从“三言形式”开始
张志公先生在《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中对《三字经》形式特点有这样的描述：
拿文言的标准看，《三字经》的文言是相当通俗的，无论如何，比《千字文》通俗得多；除了个别的句子外，没有勉勉强强硬凑字数，硬押韵的毛病。从句法上看，可以说得上是灵活丰富，包罗了文言里各种基本的句式，既有训练儿童语言能力的作用，又使全书的句子显得有变化，样式多，不枯燥。
这里张先生虽然只是谈的《三字经》但通俗、押韵、语言能力训练、不枯燥这几点却是古代蒙书的共同之处。但为什么古人要这样做呢？这样做有什么样的道理呢？在这里笔者试图以自己的理解阐释三言四言作为古代蒙书形式的合理性，由于缺乏第一手资料，所以会有多的主观成分，必然会有不当的表述。希望大家补充与批评。
当我们在看到“三、百、千”的时候，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三言四言的组合形式。为什么古人在启蒙的阶段要以“三言形式”开始呢？笔者认为这个形式是古人在实践中综合多方面因素的结果。
从语言水平看，五岁的儿童已经具备了很强的表达能力。在入学之后，怎样体现学校和生活状态下语言的差别，是重要的一个课题。如果处理得好，既可以让学生很快明白学习的意义，又可以让学生体会学科的魅力。也就是说，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让学生注意到在学校中的习得，不同于在生活中的自然习得。本着这一条原则，如果采用逐一认识汉字的方法无疑是低水平的重复，而二言的形式接近于生活的状态，所能表达的内容是有限的。一言二言的形式并不能展现不同于生活的状态。三言则不同，在古人的认识里“三”是多数的开始，从造字上看，三人为众，三木为森，彩要加“彡”才称得上多种颜色；从认识上看老子在《道德经》中曾经说过“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从应用范围看《易经》中每一个卦象都是以一二三的方式推演出来的；从表达上看，三可以构成以个最简单的固定系统，如三个月为一季，“天地人”、“日月星”等等。上面说的这些很可能是三言形式出现在思想认识上的源头。此外，由于汉字的单音节性，“三言形式”有着更多的组合空间，即张志公先生谈到的“从句法上看，可以说得上是灵活丰富，包罗了文言里各种基本的句式”。这样以来，有了三言反复的形式产生的节奏再加上押韵以及汉语本身具备的声调的综合，就构成了有别于生活状态语言训练形式。在这个训练系统中，声调、节奏、押韵是汉语的独特属性，古人以基于汉语的独特性对儿童进行教育，让学生意识到学校与生活的差别，这无疑是非常高明的做法。因为一旦学生明白了语言的独特属性之后，再接触生活中的语言运用时自然会以这个属性加以认识，从而形成与外部对接时的依据和标准。
作为识字的课本光有语言上的特征是不够，因为还要考虑到儿童的接受能力。如果儿童不能接受，那么无论再好的设计也是一纸空文。《三字经》作为识字课本流传了那么长的时间正说明它存在着符合儿童接受规律的地方。张志公先生所谈的“内容浅显”应该是一个方面，但这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儿童能够接受。这必然要结合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来说。根据研究表明，五岁的儿童是处在运动能力发展的成熟阶段，而且四至七岁的儿童的心跳正常值是80-100次/分（唐佩文《儿童疾病早发现》）在这样的身体条件下要求儿童长时间处于静止的状态下听讲，必然需要很强的自制力才行，但由于儿童的年龄很小自制力当然无法保证，也就是说，儿童的生理和心里上有要求运动的欲望，只有满足这个欲望才是适合学生需要的，否则儿童要花大量的精力和自己的内心需求做斗争，无疑是不利于精力的集中和教学活动的开展的。可在学堂上怎么做到既有益于教学又不违背儿童动的天性呢？大声的朗读无疑是很好的选择。大声的朗读，学生必然要用眼、用脑、用口、用耳，所以能够满足儿童在“动”的方面的需要。而且“三言形式”节奏变快，也在一定程度上与符合儿童心跳较快的速率合拍，从而促使儿童乐意接受。英国的西德尼·哈里森在他所著的《通向音乐之路》 一书中有这样的一个描述“心脏，像是一台安装在人体内的小水泵，砰-砰-砰-砰，永不停息。在我们倾听音乐时，永远也不要忘记它和心跳相一致的节奏。”现在看来这条来自音乐方面的经验，无疑也可放到具有音乐性质的汉语的教学工作中来。
除了上面的在节奏方面“三言形式”体现出的优势之外，汉字的声调也可能是促成三言形式容易为儿童接受的原因。我们知道汉语是一种具备多种声调的语言，在大声朗读的情况下，变换声调是常见的情况，刘勰在《文心雕龙·声律》中就曾说过“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宫，徐呼中征。夫宫商响高，徵羽声下；抗喉矫舌之差，攒唇激齿之异，廉肉相准，皎然可分。”“由于各种声调的交替运用，发出来的声音才有高有他悠扬婉转，富有节奏性。但是这种节奏是汉语固有的，不是人工安排的。”（《新编现代汉语》张静 145页）然而从音乐的角度讲转调就意味着改变声带的振动，而振动声带则需要花费大量的气息，而气息的来源是人的肺活量。儿童入学在五、六岁左右，他们的身体还处在发育阶段，这时他们的肺活量应该不及成人的三分之一，据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出版的关于“中国青少年儿童身体形态、机能与素质的研究”的《科学技术成果报告》显示，七岁的男孩儿的肺活量为1100毫升到1550毫升之间，而十八岁的男孩儿肺活量要达到3400至4500毫升之间，那么仅取七岁最高限与十八岁最低限比较后者是前者的二倍还要多（当然如果和五六岁的儿童较肯能相差更多），这意味着，适合成人阅读的文章，如果让儿童大声地朗读的话，一旦时间稍长儿童就很容易产生疲劳感。而“三言形式”则不然，节奏鲜明，适合调理气息，在大声朗读方面占据了很好的优势。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千字文》要早于《三字经》却要放在后面来学的原因。从这一点上来看，“三言形式”的构成，也是在蒙学教育发展过程中，由学生的反馈积累起来的经验。（写到这里笔者又产生了一个奇想，是否声调也是限制诗歌发展的一个因素。中国的古诗中基本长度以七言为限。很有可能是因为大量的转调带来的气息需求，使得成人的肺活量也不能保证在八言的结构中保持诗歌诵读流畅造成的。）
最后说一说“三言形式”可能带来的潜在价值。一方面它通过读的方式训练学生的语感和节奏，也起到了增强学生肺活量的作用，二者配合为下一个阶段《百家姓》的诵读奠定了基础。《三字经》基本上是一字一顿的，《百家姓》在长度上为“四言形式”前为单姓，后是复姓，这样既可以训练上“承前”也可以在节奏上“起后”，使得儿童能够自然过渡到《千字文》上的学习。另一方面，通过“三言形式”与“四言形式”的组合形式，其实有可能直接训练了儿童的“组读能力”。对于“组读”《中级汉语阅读教程 （第二册）》（周小兵 徐霄鹰编著）一书中有这样表述：“组读的意思就是阅读的时候不是逐字逐词地读，而是以词组或短句为单位来阅读文章。……采用组读有两个好处：一速度快。……二有利于理解，整合的理解。……组读既是一种能力，又是一种习惯，需要长时间的训练。在开始训练时，必须强迫自己以词组或短句为单位来阅读。时间长了，就会慢慢养成组读的习惯。”（182-190页）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汉语语句的构成，就会发现，一般情况下的语句都可以化分为“二言”一组“三言”一组的语组连缀。可以说“三言”和“四言（二加二）”的形式是非常适合养成“组读”习惯的一种方式，如果我们充分在识字阶段就使用这一条经验无疑会大大提高儿童的阅读效率。
从马斯洛的理论看《三字经》
在下面的文字中，笔者尝试使用马斯洛的人类需求的层级理论来印证《三字经》中在满足学生需求方面的经验，而且这些经验的成功之处，即便是拿到现在来看也是非常价值的。
在以马斯洛的理论为依据进行阐释之前，我们有必要梳理一下，马斯洛的层级需要的基本内容。笔者采用了《人本主义心理学》（车文博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3版）的相关表述：
马斯洛在《存在心理学探索》(1962)一书中把人类需要分为两大类：
一、基本需要（或基本需求）是指个体不可缺少的普遍的生理和社会需求。它不是某一社会文化所特有的，而是人类共同具有的。包括马斯洛需求层次论中所指的七层的底下四层，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需要、尊重需要。
二、成长需要（或成长需求）
指由个体自身成长需要的健康成长和自我实现趋向所激励的需要。它是在低层次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出现的高层次的心理需要 ，故又称之为超越性需要（或简称衍生需求）、存在需要（或存在需求）求。包括马斯洛需要层次论中所指的七层的上面三层，即认知需要、美的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
1生理需要
生理需要是维持个体生存和种族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的各种需要中最原始、最基本、最需优先满足的一种需要。它是人与动物所共有的，包括食物、水、排泄和睡眠等。
2安全需要
是个体希望获得稳定、安全、秩序、保障，免受恐吓、焦虑和混乱的折磨等的需要。当生理需要基本满足后，安全需要就会作为支配动机出现了。处于这一需要层次的人，首要目标是减少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安全需要普遍存在于人的各个年龄阶段，而在儿童身上则表现得更为明显。如儿童需要各种生活常规，否则就会表示焦虑。父母争吵、离婚、意外事件的干扰，都会给儿童带来不安，影响他们健康成长。在成人，则经常表现为盼望社会安定、人身安全、职业有保障等。在学校中，教师的苛责、同学的冷落和秩序的混乱等等，均可使学生感到安全受到威胁。
3归属和爱的需要
归属和爱的需要是个人对友伴、家庭的需要，对受到组织、团体认同的需要。当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基本满足后，个人就会受归属和爱的需要所支配。例如，人希望归属于某一团体，成为其中的一员；希望有知心朋友，能和同事保持友好的关系；渴望得到爱，并把爱给予别人。这种需要如得到满足，人们就会产生良好的归属感，感到集体的温暖，否则便会引起孤独感和爱的缺失感。
4尊重需要（或自尊需求）
尊严和价值的追求。上述三种基本需要满足后，个人生活就会受尊重需要所支配。这种需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如得到关心、承认、赏识、赞许、支持和拥护等，由此产生认可、威信、地位等情感；二是个人对自己的尊重，由此产生胜任、自信、自强、自足等情感。这两种情感通常都产生于对社会有益的活动之中。因此，尊重是努力的结果，是赢得的回馈。健康的自尊来自别人对他的尊敬，而不是靠名声、地位和吹嘘谄媚。
5认识与理解的欲望
认识与理解的欲望（亦称知的需要)，是一种在功能上如同满足基本需要的能力相关联的先天好奇心。马斯洛认为，人生来就有这样一些积极冲动：满足好奇心、了解、解释、理解。在他看来，认识需要是二者之中更强的，而且它在理解需要出现以前必须得到满足。在认识不断深化和扩展的过程中，人又会出现一些欲望：理解的欲望、系统化的欲望、组织的欲望、分析的欲望、寻找联系和意义的欲望、创立一个价值系统的欲望。
6美的需要
美的需要是包括了对秩序、对称、闭合、结构以及存在于大多数儿童和某些成人身上的对行为完满的需要。
7自我实现需要
自我实现需要是个体成长中对未来最高目标和境界追求的动机或愿望。如果上述基本需要都获得充分的满足，便开始处于那种为数极少的自我实现者的状态。
二十世纪50年代，马斯洛提出人类需要的五个层次，后来他提出七个层次在70年代又归并为五个层次 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
上面我们借助资料，对马斯洛的层级需要理论有了初步的了解。虽然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研究，马斯洛的这一理论还并不完善，但他为我们提供的前景足以让我们认识到以往教育中的不足和看到未来教育的方向。我们可以看到，“层级的需要”是人成长的动力，而对作为促进人成长的教育来说，如果教育能够部分满足（或满足）学生身上的这种发展需求，或者按照学生的需求提供相应的教育内容，那么这样的教育无疑是促进学生发展的上佳途径。
这样一来，在我们的教育原则中必然要兼顾到学生的基本需要和成长需要两个方面的需要，而具体到教育内容上，也要在各个层级的需要上提供必要的内容，从而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获得不同需要上的满足。而在学校中学生最能直接接触的内容就是教材，也就是说，教材作为学生的直接学习内容，必然要兼顾学生的各种需求。因为以马斯洛的这一理论来说，兼顾学生各种需求的教材即便不是教育成功的最佳途径，也应该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途径。本着“兼顾学生各种需求”这一原则，我们来看一看《三字经》中所提供的内容。
一、生理需求
因为我们所研究的主要是在学校中的学生，那么学生的生理需求应该是已经得到满足的，不能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即便涉及也是与学校制度和学习强度等方面相关，不属于教材方面的研究，故在此就不做详细讨论了。
二、安全需求
马斯洛指出在生理需求的以满足后，安全需求便出现了，人们需要远离痛苦和恐惧，需要规律性的生活，以感到世界是恒常有序的。现代儿童心理学也指出，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有追求秩序的本能，那么在教学中体现自然世界的秩序和社会生活的秩序应该是容易让儿童接受的一个内容。《三字经》中的“弟于长，宜先知。首孝弟，次见闻。知某数，识某文。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曰南北，曰西东。此四方，应乎中。曰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数。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无疑向学生揭示了一种有秩序的生活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既包含对自然界的有序的认识，又包含了传统的认知思维方式（五行）以及社会生活的秩序和准则。这样的内容无疑是从多方面基本满足了儿童在安全需求方面的要求。
三、归属和爱的需求
在这一个层级的需要中，一个具有正当程度安全感的人会开始感到需要明确在家人与群体中所处的恰当位置。“高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孙。自子孙，至元曾。乃九族，人之伦。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此十义，人所同。”在这部分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在家庭位置、社会位置中所处的地位，明确这种个人与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并贯彻在实际的行动中的人无疑很容易找到自身的归属感。
四、尊重的需要
我们知道古代社会中对儿童入学时非常重视的，儿童入学后通过学习达到读书明理的目的。在古代教育发展不完善的情况下，入学是同龄儿童中的一种值得骄傲的事情。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甚至了产生“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法。在教育的过程中，让儿童明确怎样才能获得尊敬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儿童应该怎样才能获得别人的尊敬呢？通过规范儿童的言行，让学生在尊敬别人的过程中得到别人的肯定无疑是促进儿童自尊心健康一种手段。也就是说，揭示普遍的规律性的原则，让学生明白适应这一原则就可以获得良性的评价，是培养学生良好人际关系的前提。在《三字经》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几个方面的规则：
入学的目的“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这里面包含着对教师职责的明确和儿童应该求学的基本准则——求学、知义、亲人、习礼。
家庭中的规则“父子亲，夫妇顺”、“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
社会规则方面“三纲者，君臣义。”“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
学习过程中的值得称赞的行为，“口而诵，心而惟。朝于斯，夕于斯。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勤学。赵中令，读鲁论。彼既仕，学且勤。披蒲编，削竹简。彼无书，且知勉。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缀。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在这部分中，“勤学”与“苦行”是值得遵行的学习原则。
正面要求的内容，“尔小生，宜早思”“尔小生，宜立志”“尔幼学，当效之”“尔男子，当自警”“尔幼学，勉而致”“勤有功，戏无益。戒之哉，宜勉力”。
从上面的归纳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些由规则所构建起来的一个完整的适合学生遵从的价值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学生只要能够遵循这些规则，就会得到来自家庭和社会的肯定，如果违反就会获得“苟不学，曷为人”“人不学，不如物”的评价，也就无从谈道获得他人的尊敬了。当然除了上面文字的方面的内容，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还有一些具体的评价方式和惩戒方式来纠正学生的行为。
五、成长需要
在这个类型中，包含着“认识与理解的欲望”“美的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作为前两个的内容，更接近于学科内容方面的建设，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有所涉及（请参阅拙作《蒙学为什么以“三言的形式”开始》）后面还要有所论述，在这里着重说一下“自我实现需要”。
“自我实现需要”的出现是个人成长的目标和发展方向，即“成为你所能够成为的那个人”。在《三字经》中，“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就是“自我实现需要”的最终目标，也是作为一个普通人能够达到的终极目标——显然这个终极目标带有很明显的封建色彩，但如果从形式上看不乏可以借鉴的内容。而且在这个终极目标的达成过程中并不是要求整齐划一的，而是通过从四岁到八十二岁的不同历史人物事例来给学生树立不同阶段的模仿与比较的目标。让学生通过模仿、比较和自省的手段体会耻辱感、荣誉感和自豪感等方面的情感，从而达到树立学生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目的，无疑单方面的、教条的规则好得多。
上面笔者以马斯洛的“层级理论”的观点对《三字经》进行了逐一的印证。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在漫长的教学过程中所形成的蒙学教材，虽然不能说完全符合马斯洛的观点，但要比现在存在的现行教材更有利于儿童的发展或者说更能满足儿童发展中的多种需求。
从布鲁纳的教育理论看《三字经》
为了使用布鲁纳的教育理论对《三字经》进行比较式的阐释，笔者翻阅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和书籍，为了避免个人的认识上的偏差和选文的主观性，笔者在这里选择了张渭城在《布鲁纳教育论著选》（作者美)布鲁纳(Bruner,J.)著,张渭城邵瑞珍等译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日期:1989）一书“前言”中的对布鲁纳教育思想的几点总结一一进行评述。
布鲁纳提出的结构论教学主张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教学的目的任务上，他强调这是现代教学论所首应注意解决的重要问题。他认为，由于当代科技发展的迅猛形式，学生在学校所学的一定数量的知识技能已经远远不敷所用，因此通过教学就不仅要使学生掌握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更为重要的是要培养他们的智力，发展他们的能力，使之能够成为适应社会和科技迅速变化的需要，善于解决所面临的各种新问题的有才智的聪明人。在布鲁纳的教育思想里，学生智力的发展与能力的培养是个中心的概念，强调新时代应当普遍地注意教育的智力的目的，通过教育促进人的智力发展，提高人的质量或素质。他甚至还把这样的教育目的同国家的安全或命运联系了起来，认为“如果能够使我们所有儿童的智力都得到充分的发挥，就可以使我们这个处于工艺和社会异常复杂的时代的民主国家获得更好的生存机会”。据此，他十分强调要充分估计学生的学习潜力和主观能动性，使教学活动不致被动地迁就学生的智力发展水平，而要主动促进其智力的发展或成长，要充分注意培养学生接受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即善于在接受信息后使之转化，加以组织、归类、贮存、再现和应用的能力，养成他们自动自主的学习和应变的能力。
(二)在课程教材的内容上，他提出为使学生有限的接受能力在以后一生中得到充分发挥，变得更有价值，就必须研究教学内容，提高课程教材的质量，即应当教授各门学科的基本结构。他强调“不论我们选教什么，务必使学生理解并掌握该门学科的基本结构”，要把这种基本结构放在设计课程和编写教材的中心地位，使它成为教学的中心，而这种基本结构可以归纳为各门学科的定义、原理和法则等，学生如果掌握了，使可以容易理解该门学科的内容不仅可以记住知识，还可以获得新知识，易于举一反三，扩大对其他学科内容的理解，通向“训练迁移”的大道，“学会怎样学习”。他主张用螺旋式方法组织编制各科教材，注意教材组织的心理化，使所选的教材符合儿童智力发展的进程和特点，学来易懂易记易于迁移，对具有参差不齐才能的学生都可起到促进智力发展的作用。他提出要由专家学者参加编写中小学各科教材，以便把学识的智慧带给初步学习的学生。
(三)关于教学的原则。他在《论教学的若干原则》等有关文章中提出动机、结构、程序、强化四原则，认为这些是通过教学能否使学生最有效地获得知识技能和发展智力的重要规则，可为评估任何教学法或学习法提供标准或树立准则。1．对动机的原则，他强调要注意儿童学习的心理倾向和学习行为的驱动力问题，认为那些具有自我强化作用的内在动机，如好奇的内驱力、“胜任”的内驱力和“互惠”的内驱力等，远比“奖赏“竞争”等外在动机更为重要，因为以外在动机促学习的作用很有限，而以引发内在动机促学习所延续的时间长，效果好。为此教师就要充分利用由于学生本身需要而产生的那些内在动机，设法“激活”它们，使之具有明确的目的性或“方向性”，能够保持稳定。2．对结构的原则，他提出，“一种结构的优越性取决于它在简化信息、产生新命题来增强知识可操作性等诸方面的力量，它也总是与学习者的状况与天赋有关”，认为结构就是把大量知识组织起来的方式，教学目的之一就是要促进学生对教材结构获得一般的理解，使他们掌握把众多事实、观念、概念存意义地联系起来的知识的整体，或知识之间的联系。3．程序的原则，认为应考虑不同年龄阶段儿智力发展一般按动作、图像(或映像、肖像)、符号(或象征)再现表象程序呈现的特征，要注意呈现的经济原则，通过教学过程加快不同年龄阶段儿童智力的成长。他认为教学一般应按照儿童认知发展的这些程序进行，教学各门学科的最好顺序应当按照儿童智力发展进程的这个程序来安排，而教材难度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同这种安排有关的。4．强化的原则，主张教师应当选择适当时机随时使学生知道自己学习的结果，提供反馈的信息，合理发挥“强化”的作用，强调应使学生逐步具有自我纠正、自我检查、自己“强化”的能力。
(四)关于教学方法。布鲁纳认为，学习的行为是由获得、转换、评价三个过程组成的，应当广泛使用“发现”法，使学生主动地、有兴趣地产生学习的行为培养他们获得知识和创造发明能力。他认为“发现”不限于只是寻求人类尚未知晓的事物的行为，也包括用自己的头脑获得知识的一切形式；科学家的发现和小学生的学习都是智力活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等等。他强调学生应在教师启发引导下按自己观察事物的特殊方式表现学科的结构，借助于教材或教师提供的其他材料来亲自探索或“发现”事物，主动地概括应知应会的基本原理或规律性的知识。他要求教师只是向学生提供学习材料，而结论和规律应当让他们自己“发现”，认为这样的“发现”是促进学生学习的重要因素，教学中应用这种方法可以使学生成为“发现者”，增强他们的学习兴趣，促进他们的智力成长。
(五)关于教师的作用。认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永远是主导者，他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还应是学生心智成长过程中的楷模，任何先进的教学辅助手段都代替不了教师应起的作用。但是布鲁纳也在多处强调指出，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广泛应用，对教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例如他要有效地利用电子计算机辅助教学，必须输入高质量的“软件”或编制合乎逻辑的科学的教学程序，而要做到这点，他必须在主观上作出更大的努力，必须不断深入钻研教标提高各种知识水平，丰富教学经验等等才有可能为进行良好的教学、收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创造条件。
由于个人的时间和能力有限，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逐一贴出，望大家见谅。
关于（一）
在关于教学的目的任务上，布鲁纳提出的学生要适应社会要求的主张以及教育目的要同国家的安全或命运的思路。在传统语文教育中有充分的体现，这就是前人一直在反对的古代教育中存在的封建思想的强注入式的教学(请参阅《传统语文教育初探·序》），但无疑古人已经充分认识了教育与社会需要的关系之后，才使得儿童学习之初，就已经在让学生适应社会的统一标准和国家的需要了。这也就提醒我们今天的语文教育要适用于什么样的社会要求，如果我们的语文教育研究只是围绕“语言的运用”展开，而不考虑“怎样运用更符合社会要求”必然会导致语文课程与社会要求分离的现象出现。明白了语文教育和社会要求的关系之后，我们就可以清醒地看到以往存在的语文目标被抽象化的现象，正是语文教育在较强的政治性要求淡出后，没有用相应的社会要求来填补其空缺造成的。
那么古人是怎样贯彻社会要求的呢？我们从《三字经》中不难发现其中的要求。在《三字经》中，古人是通过对学童在家庭中和社会上的统一要求，强调他们应该在扮演的社会角色，从而完成社会规范内化的过程的。也就是说，在教育之初，就已经使用社会的标准和道德规范来要求儿童，这样使得儿童的言行直接受到社会的监督。从而达成了个人、学校、社会三者有统一的要求和标准。这种做法无疑是非常有利于形成一致的价值观与道德观。反观我们现在使用的《学生守则》的形式，无疑与社会要求脱离的，这样很容易造成学生在两种规则之间无所适从或做出利己选择的。等到学生一旦进入社会必须重新适应社会的要求，那么对学校教育的信任度和价值评估无疑是要大打折扣的。
古人在教育过程中，虽然没有布鲁纳的心理研究基础，但古人根据对长时间内教学过程进行的经验总结，已经充分体现了“教学活动不致被动地迁就学生的智力发展水平”这一点，如古人在集中识字后就让学生读《四书》的学习，虽然不要求儿童懂，但无疑是使用高级的内容促进对学生能力的要求。古人在这阶段的要求也很明确，并不是完全需要学生学会，而是在“求明”的基础上进行一些训练，张志公先生在《传统教育初探中》针对古人的这种行为是这样总结的“在阅读训练的方法上，前人强调要求学生熟读精思，也重视指导学生博览。……读的要求是：第一，大声诵读；第二，读得准确，一字不差；第三，多读遍数，达到纯熟，以至能够背诵。目的是：第一，能够上口；第二，能够记住；第三，通过熟读达到更好地理解。……从书的内容说，要博；从文章的风格体裁说，也要博。”如果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在超出学生理解能力的阅读过程中，学生所接受的也是广泛地接受信息的能力方面的训练，既然有接受必然会有取舍，取舍得多了，自然会养成自学和应变的能力，这一点在后来出现的古代书院以自学为主，讲解为辅的形式下就体现得更加明显了。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古人的教育实践和布鲁纳的思路是存在着一致性的。
关于（二）
布鲁纳所提出的关于“不论我们选教什么，务必使学生理解并掌握该门学科的基本结构”的说法虽然大多是针对自然科学而言的。但如果我们把“学科的基本结构”“注重迁移”“螺旋式方法组织编制教材”“符合儿童智力的易懂易记”这几条拿出来，我们看到这几条在传统语文教育中的应用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先说说“学科的基本结构”，要求学科的基本结构必然要涉及的是稳定的内容，也就是说必须要有稳定的教材。审视传统语文教育我们就会发现，在传统语文教育中的充当教材的有非常稳定的《四书》、《五经》，韩愈在《师说》中提到的李蟠的学习的内容是“六艺经传”这些无疑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核心内容。宋代的李塗（耆卿）在他的《文章精义》中说：“易、诗、书、仪礼、春秋、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皆圣贤明道经世之书，虽非为作文设，而万千文章从是出焉。”而在清乾隆年间建立的清漳书院的学规中有这样的表述：
“所问仅出《四书》，量非难解。若果按款胪对，则书理明通。从兹由近及远，以浅入深，《六经》、《三史》、诸子百家，将与诸生切磋 究之，抵于古人之学。纵使材质有限，不能尽期远大，即此经书大义，稍能串贯，究悉先儒训诂，会通师儒解义，则执笔而为举业，亦自胸有定见，不为浮游影响之谈。” ，“策问《四书》对义，本欲诸生贯串经书，融会传注，自以意义发挥，更取他书印证，盖学问之一端也。……夫学莫要于知类，知类者，凡庸皆可勉求，而圣人初不外此。孟子言，指不若人，而推于心不若人，教人知类，即此意也。夫子所谓一隅三反，子贡所谓闻一知十、闻一知二，皆是从类推之。《易大传》曰：“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则类之为义，可为广矣。诸生体此义以读书作文，何患不成大名？岂斤斤焉为是寻行数墨计哉？凡所策问，皆是行其端耳。诸生能即所引之端，求其义类之相近者，援引比较，或从义类之相反者，往复推求，则上下四方，文章不可胜用矣。若徒抄袭雷同，有何益耶？且以此为举业，即举业之上乘；以此为学问，即学问之首最。而入门先由浅近，后及高远，为之初不甚难，又何惮而不用心耶？”
（《中国书院学规》 作者:邓洪波编著 页数:281 湖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从上面对表述我们可看出，《四书》作为固定的教材被几代人使用，必然会使学习者具有稳定的思想认识和思维方式，也就是说以《四书》作为教材，其目的是可以很好使受教育者接受封建社会的统治，然而在实际教学中所要传授的是培养学生的理解力，指示求学的基本途径“知类”“引申”并强调学生有自己的见解。这就意味着《四书》并不是古代教育的全部内容，而是充当教材的作用，虽然这个教材的封建气息重了一些。
我们再来看看“螺旋式方法组织编制教材”。具体一点说的话，在传统教育中学生一生的学习内容，不外乎“经、史、子、集”的内容，然而在《三字经》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凡训蒙，须讲究。详训故，明句读。礼乐射，御书数。”到“尔细学”之前，全都是摘要形式的“学科内容”。在谈到从识字到阅读的过渡这个过程时，张志公先生是这样说的“散文故事已经用散体，不再用韵语，不过内容都很简单，一则只讲一个小故事(有的并且是读蒙求书的时候学过的),篇幅很短,最短的只有三四句话,二三十个字.可以说,这是一般记叙文章的一种雏形。”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古人在教育实践中已经注意到了，知识的认识是需要经过不断的加深理解和强化而得到巩固的。而后面一以贯之的对固定教材的阅读中，无疑使得学习者在不同形式的学习的过程中，把对已知知识的不断地加深理解和完成对未知知识拓展紧密地结合了起来。仅以《三字经》中历史部分的内容为例：从“自羲农”到“益以清，成廿五”为止，背下来无疑就使学生掌握了一个简要的中国历史提纲，在往后的学习不过是对这个提纲的补充和细化而已。这无疑对我们的改进语文教材无疑是很有启发性的。
那么怎样做到“符合儿童智力的易懂易记”呢？前面我们已经说过，韵语诵读是符合儿童的心理和能力要求的。而张志公先生指出“传统的语文教育，在启蒙阶段的集中识字和进一步的识字两个教学步骤之后，大致在儿童入学的第三个年头（有的还早些），进入以读写基础训练为主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一般的做法是：开始教学生读《四书》《五经》;配合读经，教学生阅读简短的散文故事和浅易的诗歌，教学生学对对子，有的还教给学生一点极浅近的文字、音韵的知识。”。其中“简短的散文故事和浅易的诗歌”“对对子”“极浅近的文字、音韵知识”都是古人适应儿童智力的很好形式与内容。这些形式与内容和“读经”构成了相互协调的教学内容，从而有效的抵消了“读经”的枯燥和单调。对于这方面的总结张志公先生是这样说的“诗容易念，容易背，琅琅上口，适合儿童的爱好，这当然是重要的原因。这一点无需多说。儿童认字之后，就要正式读书了。在这个当口，培养读书的兴趣是很重要的。十来岁的孩子，当然已经懂得一些道理，但是，要求他们充分认识读书、学习的意义，从而自觉地、主动地努力读书，还是不很容易的。如果一开头就给他们一些比较干板枯燥的东西去读，很可能挫伤他们的学习兴趣。前人在这个时候指导孩子们读些故事书，读些诗，这是很有见地的。爱听故事，是儿童的特点；爱大声讽诵，也是儿童的一个特点。诗的语言，音调和谐，押韵，念起来给人以很大的快感；浅近的好诗，尽管儿童不一定字字都懂得很透，也很足以启发想象，开拓胸襟。多念一些好诗，孩子们逐渐会觉到语言的美，感觉到书有念头，有学头，从而培养了他们爱好语言的感情，促进了他们求知的愿望，增长了他们思考、想象的能力。诗的语言精炼，一字一词都带着显著的色彩，组织配合又十分严密，因而揣摩起来，一字一词往往都有丰富的蕴含。惟其如此，如果老师的指点得体，读些好诗最容易培养对语言的敏感，而这一条正是学习语文的重要基础。”在这个问题上，其实还涉及了笔者认为传统教育中最佳的教学形式（属对）方面的探讨和古人在利用儿童“兴趣”方面的做法，就不放在这里说了，放到下一个问题去探讨。
关于（三）
在学习动机方面,布鲁纳提出了“激发、维持和方向性”三方面的要点。在激发环节的处理上,古人的做法:在形式上，使用三言的形式，(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在内容上，立足学生的生活知识，丰富学生的视野，如《三字经》中出现了关于“数目，天文，地理，四时，五行，六谷，七情，八音，九族，十义”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对于学生来说，在生活中肯定会有所接触，但不会是系统地接触，通过对《三字经》的学习可以使生活中的知识得到系统地梳理，既减轻了学习的难度，也让学生看到了学习的作用，无疑是会激起学生兴趣的。学生的兴趣被激发了之后再加入“四书，六经，历史”等方面的具有稳定性的学习内容，无疑在内容上给学生确定了学习的方向。而在后面进一步列举的中国古代勤奋好学故事中“莹八岁，能咏诗”“泌七岁，能赋棋”“唐刘晏，方七岁”再加上前面谈到的“香九龄”“融四岁”无疑就是针对培养学生“胜任”方面内驱力的培养。而“幼习业，壮致身。上匡国，下利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这种具有最后总目标性质的内容，就是在向初学者展现学习的所能带来的方向性。
在结构方面，布鲁纳提出的“一种结构的优越性取决于它在简化信息、产生新命题称增强知识可操作性等诸方面的力量，它也总是与学习者的状况与天赋有关”启示包含着两个层次的表述，一个最基本的结构的简化，另一个是肯定了不同学生在参与过程中的能力增长差异的存在，为了避免不挫伤学生的学生的学习兴趣，所以必然要采用开放性的教学形式和不单一的评价标准。笔者认为在传统语文教学中最能体现布鲁纳结构原则的是“属对”方面的训练。对于“属对”，张志公先生在总结了前人的相关认识后，是这样说的“我们往往以为学对对子只是为了学作诗，这种看法应当改变。属对练习能够通过实践，灵活地把语法、修辞、逻辑几种训练综合在一起，并且跟作文密切结合起来，这一点很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多年来，语文教学中存在着一个教不教语法修辞等知识的问题。不教，学生显然需要得到一些这方面的训练；教，又觉得只是一堆术语、定义，并不能解决实际应用的问题。如果我们能从前人进行属对吝这个办法之中得到一些启发，研究出适合于我们需要的训练方式，再配合上简要知识的讲解，也许能为我们的语文基础训练找到一条可行的道路。”张志公先生表述是非常客观的，但这个表述只是针对“属对”的形式和内容展开，并没有完全发掘出“属对”的潜在意义。我们不妨通过一个对联故事来研究一下：
一先生喜饮，且常撒酒风，一日先生出句，学生答句，轮流递加。先生曰：“雨”，学生曰：“风”，先生曰：“催花雨。”即对曰“撒酒风。”又添为五字曰：“园中阵阵催花雨。”即对曰：“席上常常撒酒风。”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到在这种形式在作文和写诗方面的指导作用。但笔者不想在这里讨论这方面的内容,只想揭示一下这种形式下的潜在意义。我们看到，学生在第一次回答时是按照固定的程式展开的，在后面的回答也符合语法、修辞、逻辑方面的规则，但在内容上却出人意料。这说明在“属对”这种训练中虽然在形式上有一定的限制，但在内容上却是没有限制的。也就是说，一个上句的出现之后，并没有统一的答案可供选择，那么这个上句无疑是一种开放性的问题，而正因为它的开放性，所以当学生面对这样的问题进行思考的时候，他所要调动的知识储备是他已知的全部内容，这样无疑是促进学生对学生已知知识的回顾，这种回顾是通过无意识巩固学生已知内容的最好方法！但有开放性还不够，因为放得太宽了收不回来也不行，所以最终还要回到教学的内容中来，所以必须在开始的时候加以限制，即模式化的对应关系（风对雨），从而又构成了对学生回答范围的限定。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限制与开放性并存的训练所带来的好处，学生既可以通过前人总结的形式下来认识语言中存在的多种规则，也可以在理解规则的前提下进行自由发挥式地应用。这样一来，不同天赋学生的不同需要就能够得到不同水平上的反馈，而且最终起到作用是使学生在日常的训练中习得语言文字的运用规律。我们从上面的分析中不难看出，“属对”是一种内容上开放，形式上具有严格限制的独特的语言训练形式。而正是内容上的开放，为学生在多角度的模仿或应用中理解其形式的限制意义提供了可能。此外，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大一些，我们就会发现作为一种命题形式，“属对”除了具有上面说过的形式的严格和内容的开放的特点之外，还具有多种特点：1、激动灵活。无需依赖任何工具，不受地点限制，一问一答即可完成。2、反馈快，在经历了对以往知识的回顾或突发的灵感显现后，学生能够很快体验具有肯定性的评价，从而获得创造性劳动带来的快感，满足学生的成长需要。3、普适性强，在内容上可易可难，从初学者到精通者只需要对内容和长度稍加调整就可以了，从构成了一种稳定而连贯的训练形式。
在程序方面，布鲁纳提出的原则其实是一个“适合性”原则。对于这原则我们应该从一个不间断的过程中去体会，在一个阶段中，以学生能够接受的内容作为切入点，导向学生未知的领域，当进入下一个阶段时，先前的“未知”又可以作为“已知”的部分成为新的“切入点”如此不断循环从而构建学生最终的知识结构。为什么要这样体会呢？因为布鲁纳强调“按照儿童认知发展的规律的编写教材和确定教材内容”，并不是要求教材的难度和教学内容完全是儿童可以认知的，如果那样的话就会使得教学活动过被动地迁就学生的智力发展水平，从而丧失教学活动的主动性了。所以从布鲁纳的思路上看，他的主张的既立足于儿童的自身的特点，确定适当超出儿童水平的教学内容，而这些教学内容又是儿童可以通过在以往的学习中习得认知规律而能够自行解决的问题。张志公先生也曾谈到过这个问题：“从集中识字的“三，百，千”起，直到蒙求和类蒙求，有一个共同的、突出的缺点，就是都不尽符合儿童的理解能力。编得好些的，距离小一些；差的，距离大些；最差的，完全脱离了儿童的实际：总之，没有距离的，可以说一种都没有。”这里张志公先生对教材上存在着的超出儿童理解能力的现象有了恰当的分析。关键词语落在了“距离”这个词语上。那么怎样确定“距离”的大小呢？在这个问题上布鲁纳采用的是寻根探源法，而古人的采用的是经验积累法。但两种方法所追求的目的是一致的，即既适合儿童的认知能力又能促进使能力完成进一步的转化。
在强化原则方面，布鲁纳主张通过结果的反馈加强学生的自我成长意识。这种强化过程是通过使学生看到学习的阶段性成果而达成的。关于这个方面我们不妨先看看下面这三则材料：
“黄中幼聪悟，方五岁， 玭每旦令正立，展书卷比之，谓之'等身书’，课其诵读。”（《宋史·贾黄中传》）
书院课期一月三举，比家塾私课则为已疏，比官师月课则为加密。日程月计，不疾不徐。诸生以旬日读书，逢期集试，非第较量一日短长，亦思古人以文会友，切磋砥砺，共勉于成，乃所望也。（《清漳书院学规》）
日记。各生各立课程日记，按日注明所业于簿，诵习抄录记其起止，解说议论有得即记，以便院长按业考勤。
……
课期。每月官课一，斋课一，官课于初旬，斋课于中旬。东西各为一榜，每榜前七十名，皆有奖赏，以名次为等差。每年自二月至十二月，皆有课，官斋共二十二课，遇闰加课。（张之洞《广雅书院学规》）
从上面的内容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说传统教育中对儿童实行的“等身读书”的要求是符合“强化原则”的初步做法的话，那么古代书院对学生设课程日记簿，按日注明所学内容，以及定期举行集中授课和交流的做法，则是很好地维护和强化成长意识的进一步实施。
关于(四)
在教学方法上，布鲁纳强调了发现法，但要注意的是这个发现法需要建立在已知的基础（教具或教师提供的其他材料）上的，而不是放手完全让学生去“发现”。“发现法”的作用其实是体现在激发学生兴趣上，而不是用在学习的全过程中的。也就是说，“发现法”是“激趣”的方法，它的使用只能是阶段性的而不是全程性的，因为完全要求学生通过自己的发现学科的完整结构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兴趣历来是教育研究中的一个难以解说的问题。人们既认识到兴趣在学习中的巨大作用，又无法说清楚兴趣到底是如何产生，因此上在笔者所见的文章中，谈兴趣作用的、勾画兴趣带来的愿景的居多，一旦涉及到“兴趣产生的条件是什么”或“在什么条件下才可以维持兴趣”这样的问题，往往得到的是诸如，需要多观察，需要跟据儿童的而确定，之类的回答。这样一来，“兴趣”成了一个非常难以确定的重要教学因素。教师经常被要求利用学生的兴趣，然而如果不回答“兴趣产生的条件是什么”或“在什么条件下才可以维持兴趣”这样的问题而过于依赖从学生身上发现他或她的“兴趣”并加以利用，那么教师无疑是非常被动的。如果我们想变被动为主动，那必然要先了解一下上面两个问题的答案。
一、兴趣产生的条件是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借我们观看魔术表演的经历来研究一下。很少有人在观看魔术表演的时候不对其产生浓厚的兴趣。那么这种兴趣的产生满足了什么样的条件呢？在笔者看来，关键在于两点，一是充分利用了观众的“一知半解”，另一个必然要显示对于观众认知经验的违背。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魔术师的表演过程，我们就会发现，每一名魔术师在进行表演时都有一个必需的环节——交待道具，而且在道具充分现了其真实性之后，这个表演才会成功。究其原因，是观众对所见的道具有了一定的认识后，会做出一个合乎自己已知生活经验的判断，当表演出现的结果超出观众的判断时，观众的好奇心自然就会出现。这个过程说明，人们的好奇心来自于在已知和未知之间出现的差异性！如果我们精心类推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生活中能够令我们感兴趣的事物，大都是基于我们的“一知半解”而生效的。而“已知”和“不知”的事物往往对我们是没有吸引力。
时间短意味着缩短了漫长的变化过程，一个在十年之间逐渐长大并不能引起人的注意，但一个人在转身之间从青年变成老人，这种现象。足以引起人们的好奇心，这是对时间认知经验的违背；可以确定的东西瞬间失踪，本来没有的东西突然出现，这就是对空间认识经验的违背；人体分割，这是对生命认知经验的违背……，当然还有很多经过表演者的精心编排而综合在一起的“违背现象”，正是这些违背的出现造就了人们的好奇心。
上面这两个条件分开被认知时，并不能保证兴趣的产生，而当这两个条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兴趣会产生。那么我们必然要使这两条件结合起来才行，而促进这两个条件结合的是“变动”。(这里的用“变动”而不用“变化”是要强调二者的结合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说，通过对已知的认知经验的违背来展示变动的过程是促成人们兴趣产生的主要条件。
二、在什么条件下才可以维持兴趣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妨看看儿童最感兴趣的游戏。各种游戏虽然有着不同的形式与要求，但所有的游戏都具备的着相同的三个特征：一个是开放性，一个是无害性，还有一个是增长性。开放性意味着这个游戏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无害性是指游戏者在游戏的过程中并不承担游戏的后果（从这个角度讲，无害性也可以称为虚拟性），增长性是游戏者在进行游戏的过程中可以在短时间内体验能力增长的快乐。而与这三个特征相对应的使游戏者丧失兴趣的三个标志为：（一）、固定性，当游戏中的一个强势角色被某一个人垄断，其他游戏者会对这个游戏产生厌烦和回避；（二）、有害性，如果让游戏者直接承担游戏的后果或遭受否定、批评等贬低性质的评价，那么游戏者会丧失对该游戏的兴趣；（三）、单一性，在游戏中没有新的能力增长，游戏者的也会产生放弃念头。
如果我们明白了“怎样才产生兴趣”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才可以维持兴趣”这两个问题，我们就可以明白什么样的一个教学过程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了。最终可以归纳为五个要点：
1、要立足于学生已知的内容。这个已知可以是学生以前的学习经验，也可以是学生的生活经验，也可以是教师提供的相应教具与材料。
2、要体现出违背学生认知经验的变动。这种变动是最为关键的一环，如果缺少了这一环，那么就无从产生关注力。
3、要做到开放性，人人可以参与或保证大多数人都参与是一个基本的前提，这里面的参与是指可以群体性的参与，也可是个体与游戏之间的单独参与。
4、要避免有害评价，每一个参与者，在参与的同时又可以保持旁观者的姿态，这样可以减少挫折感的出现。
5、要有在短时间内可验证的或可以预期的增长。
如果我们把这五个要点放到教学中来研究，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学生比较喜欢数学、物理、化学这样的学科了，因为这些学科的演示与作业往往具备了上述的特征（限于主题这里就不再详加分析了）。而目前的语文学科在这方面的相应的内容与训练形式大多忽视这五个要点，有时更是走向了这五个要点的反面。也就是说，虽然我们一直强调在语文学习中要调动学生的兴趣，但由于缺乏了整体的认识和相应的训练形式，语文教学并不能唤起绝大多数学生的兴趣。然而我们缺少的东西，在古人的教育实践中却有很多。
张志公先生在《初探》一书中多次谈到古人在维持学生兴趣方面的做法：
在韵语习字上“整齐，押韵，念起来顺口，听起来悦耳，既合乎儿童的兴趣，又容易记忆”；在“三、百、千”的配合上“连续用一本书、一个方式教儿童识字，必然陷于枯燥乏味，容易挫伤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在使用韵语读物作为进一步的过渡上“韵语知识读物，一般不只教一种，大都少则两种，多则三四种，学生有条件的还可以自己读一些。道理恐怕跟'三，百，千’合用一样，一则接触面可以广一些，再则过些时候换用一种，能增加儿童的学习兴趣”；在使用故事类的蒙求教材巩固拓展学生的知识方面“以掌故知识为主要内容来编写蒙书，教儿童诵读、记忆，这是古代蒙学一个新的发展。办法是，用对偶押韵的句子，每句包含一个历史人物或者传说人物的故事。故事，当然要由老师来讲，不过，由于有故事，提高了儿童的兴趣”；在插图读物上“《日记故事》和《书言故事》，不论哪种版本，大都有插图，有的并且相当精美，很有助于引起儿童的阅读兴趣，帮助儿童理解故事的内容”；在读诗问题上“儿童认字之后，就要正式读书了。在这个当口，培养读书的兴趣是很重要的”、“多念一些好诗，孩子们逐渐会觉到语言的美，感觉到书有念头，有学头，从而培养了他们爱好语言的感情，促进了他们求知的愿望，增长了他们思考、想象的能力”；在初步写作训练时“初学阶段既要鼓励学生大胆地写，所以他们主张批改作文的时候，不要改得太厉害，以免挫伤学生的信心和兴趣”；在进一步写作训练时“鼓励学生大胆地写，等有了一定的基础再要求精炼严谨。”
除了张志公先生上面谈到的之外，其实很多立足于汉语独特性的“文字游戏”（如前面谈到的“属对”），也是激发和维持兴趣的最佳形式。因为这些形式充分体现了前面所谈到与兴趣有关的五个要点。
最后回到布鲁纳的“发现”上来，我们可以看出布鲁纳的理论只是一种指向，而在传统教育中却有很多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出的具体做法。
关于（五）
布鲁纳主张强化教师的作用，这一点就不再讨论了。只是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开始强化的，我们却再走向淡化。而且最近又听闻英国开始立法加强教师的权利，不由得觉得我们的弯路是走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