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望族：两个家族的二百年
山西省社科院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主任 副研究员
翻开中国历史的画卷，从大隋到盛唐，都城定长安，历史的正剧,无疑是在长安这个中心大舞台展演的。撩开后台的帷幕，却会发现前台看不到的更为有趣的情节。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但是，人民群众在史籍中都是一笔带过的，能留下名字的，则是少数伟人，他们的活动构成历史演进的轨迹。
重温隋、唐间二百余年的历史，历数其间的重要人物：薛道衡、王通、薛收、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王勃、王绩、薛稷……他们官职不同，但个个是影响了历史进程的“角儿”。更有意思的是，这些人物，竟都与山西省万荣县的两个家族有渊源；而这两个家家族，又与两个村名有关系。
这两个村子，一个村名叫“通化”，另一个村名叫“薛稷”。如今已少有人知道这两个村名的由来。通化，是古代教育家王通的故里，意为“受王通教化”而得此名。薛稷，是唐代名相薛稷的故里，村名即由其名而来。这两个村子，相隔不过二、三十华里。
王通，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谜。他传世的著作有《中说》、《元经》等。但有关他的生平，他的业绩，我们却只能从浩瀚的史料中搜寻。即便是在《隋书》、《旧唐书》、《新唐书》中，王通的名字也是片鳞只羽，有如神龙见首不见尾。因此有人干脆否定他的存在。这也难怪，因为按照传统的叙事范式，名气和业绩大到王通那样的程度，却在正史中没有为之列传，这有些很不可思议。其实，关于王通为什么正史中未予列传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大题目。但王通其人的真实性却无庸置疑。这一点，仅从他人记载中散见的鳞爪，以及后世的文物考证，就完全可以断定。
王通，字仲淹，生于隋文帝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卒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王通系出名门，家学渊源深厚，曾“受《书》于东海李育，学《诗》于会稽夏，问《礼》于河东关子明，正《乐》于北平霍汲，考《易》于族父仲华”。王通十五岁即为人师，十九岁西游长安，向隋文帝杨坚进《太平十二策》，提出“尊王道，推霸略，稽古验今，以安天下”的治国方略，隋文帝颇为赞赏。但这样一个无名小辈，自然难容于王公大臣，由于公卿反对，王通最终未受重用。当时，他的姑父薛道衡任内史侍郎，因薛的推荐，才被封了个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郎。这与王通胸怀大略以匡天下的志向相距甚远，所以，上任不久，他就“弃官归，以著书讲学为业”，隐居于故乡白牛溪，专心著述和讲学。于是，中国历史中少了一位无足轻重的小吏，却多了一位不朽的思想家、教育家。
王通的主要思想，比较突出的可以概括为两个字：一是“变”，二是“和”。
先说变。王通传承儒学，但他的新儒学思想与当时以颜师古、孔颖达为代表的经学有着很大的差别。他认为“道”的本质就是“通其变”，而不是坚持和固守任何经典教条。他说:“通变之谓道，执方之谓器”，“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故曰:存乎其人。”王通对以汉代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说及后来的谶纬神学进行了抨击，在一定程度上使汉代以来神学化的儒学向理学天理论转变，成为“前理学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王通依据儒学发展的历史线索，结合两汉以后社会、习俗、学术、思想以及历代的统治得失等具体情况，对儒学进行革新。他的努力是唐代儒学改革的滥觞，是宋代理学的先驱。
再说和。王通“和”的思想体现在，一是民本思想。王通持儒家性善说，主导统治者引导百姓向善，君主应爱惜民力，勿过分使民，他认为，百姓疲弊则社稷难保。王通主张“君子不责人所不及，不强人所不能，不苦人所不好。” “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 认为老百姓没有理由为觊觎天下的王公贵族们流血，不必为“天下崩乱”负责，更不必为打着“利天下”旗号的野心家夺取政权而卖命。二是广纳博收的宽容胸怀。历代儒家皆以汉族政权为正统，在他们看来，只能“夏化夷”，绝不可“以夷化夏”，宁为“家犬”，不作“外奴”。王通则把是否合乎人的本性、能否有人权保障作为衡量一个政权是否“应天顺命”的标准。王通认为，前秦苻坚诛杀暴君，建立政权，劝课农桑，革除弊政，其功绩可比周武王、齐桓公。北魏孝文帝虽为鲜卑族，但他大力学习汉文化，也值得赞许。这种开放、兼容和变革的胸怀，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桎梏。三是兼收并蓄的治学思想。王通提出“三教合一”，主张儒释道三教各有可取，互相吸收，取长补短，不断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使民不倦”，不断发展。
王通设教于黄颊山、白牛溪，被时人视若圣人，故他讲学的那条溪被称为“王孔子溪”。在那个交通靠步行和牛车的时代，人们仅靠口口相传，纷纷来到汾河边的那个小村庄白牛溪旁，求教于王通。魏徵来了，房玄龄来了，薛收来了，杜如晦来了……在河东那个小村庄，求学者竟多达千余人，于是，汉语成语便多了一个词条：“河汾门下”——隋末大儒王通设教于河、汾之间，门人达千余人，房玄龄、魏徵、李靖、种之、温大雅、陈叔远等皆亲授业。诸人皆为唐初功臣，时称“河汾门下”。后用以比喻名师门下人才辈出。（《中国成语大辞典》P499上海辞书出版社）。王通的学问思想被誉为“河汾之学”，时人都以师从王通为荣。
王通因材施教，分门授受：“门人窦威、贾琼、姚义受《礼》，温彦博、杜如晦、陈叔达受《乐》，杜淹、房乔、魏征受《书》，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诗》，叔恬受《元经》，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备闻《六经》之义”。这些人大多成为日后盛唐的开国元勋，治国栋梁：贞观年间，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杜如晦为右仆射，杜淹为御史大夫，魏征先为尚书右丞后又执掌门下省。前人说“贞观之治全出于河汾门墙”，信夫此言。现存的通化村“三王庙”的楹联这样写：教衍河汾门罗将相；道存子集名著隋唐。横披：道不在位。这是对王通非常贴切的评价。王通死后，门人依据《论语》体例将其言行辑录成《文中子中说》，分王道、天地、事君、周公、问易、礼乐、述史、魏相、立命、关朗十篇。其著作《续六经》包括《续诗》、《续书》、《礼论》、《乐经》、《易赞》、《元经》共八十卷又称《王氏六经》，已佚。
官宦世家——薛家
薛稷村位于万荣县城南四十华里处，如今是个很不起眼的小村。但地以人名，我们就从薛稷说起。
薛稷，生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卒于唐玄宗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字嗣通，蒲州汾阴(今万荣薛稷村)人。薛稷出身官宦之家。其外祖父是唐朝名相魏徵。魏徵不仅是国之重臣，而且书法很好，家中有不少法帖收藏，其中虞世南、褚遂良的墨迹颇多。薛稷少时，浸淫于名家碑帖之中，日久观摩，进而“锐意模学，穷年忘倦”，他还向精于草隶的舅父魏叔瑜（魏徵之子）学习草书，最终学成，名动天下。薛稷与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并列初唐“四大书家”。当时就有“买褚得薛，不失其节”的说法。人们都知道宋徽宗自创瘦金体也即“宋体字”，其实宋徽宗早年学的正是薛稷的书法。史载薛稷曾经为“普赞寺”题额，三个大字，各方径三尺，笔画雄健，结构劲挺。唐代大诗人杜甫写诗赞道：“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骞。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薛稷还善绘画，长于人物、佛像、树石、花鸟，尤精于画鹤，《宣和画谱》说“言鹤必称稷”。当时人甚至把薛稷画鹤、秘书省内落星石(疑即陨石)、贺知章草书、郎余令画凤并称为“四绝”。
薛稷又具备很高的文学才能，“文章学术，名冠时流。”《全唐诗》中收录其作品14篇。
薛稷的仕途本来还算顺利。他于武则天朝举进士，任礼部郎中、中书舍人。唐中宗景龙末年(公元709年)，任谏义大夫、昭文馆学士。其时唐睿宗李旦尚未登基，与薛稷关系很好，将女儿仙源公主嫁给了薛稷长子薛伯阳，后来又把恒山公主嫁给薛稷次子薛谈。景云元年(公元710年)，李旦甫登帝位，即刻升迁薛稷为太常少卿，以后累迁中书侍郎，转工部、礼部尚书，又封为晋国公，加赠太子少保。唐睿宗还经常召薛稷入宫参赞政事，一时恩遇，权倾群臣。可是好景不长，唐玄宗即位后，太平公主因为与窦怀贞等人密谋政变，事泄被杀。薛稷站错了队，被扣了个知情不报的罪名，赐死，卒年65岁。
两大望族的渊源
王家和薛家，诗书礼义传家，代代相承，为学、为官者众，这里只能略举其要。
王通父王隆，隋开皇初，以国子博士待诏云龙门，向隋文帝奏《兴衰要论》七篇，“言六代之得失”，颇为隋文帝所称道。
王通弟王绩，诗人。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应孝廉举，中高第，授秘书正字。但他生性简傲，不愿逶迤于权力中心，改授扬州六合县丞。王绩性情旷达，擅诗，好酒，好弹琴，改编琴曲《山水操》，为中国古典名曲之一，遗韵后世。
王通弟王凝，官至隋监察御史，后为芮城县令。他写的志怪小说《古镜记》，被视为早期志怪小说范本。
王通子王福畤，以品行温和恭顺而闻名，任齐、泽二州的长史，以才学得到世人的称道与赞许。
王通孙王勃，“六岁解属文，构思无滞，词情英迈”（《旧唐书》）。虽然活了短短27岁，但有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不朽名句，有“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文采飞扬，他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革除齐梁余风、开创唐诗新气象，号称“初唐四杰”。
王质，为王通的五世孙，官至宣歙观察使兼御使中丞，政绩卓著，死后赠左散骑常侍。
薛稷曾祖薛道衡，隋文帝内史侍郎。历仕北齐、北周、隋朝，与李德林、卢思道齐名，为当时文坛领袖。
薛稷祖父薛收，是李世民为秦王时十分器重的幕僚，被封为“秦王天策府记室参军”。薛收为文敏速，成竹在胸，马上写来，李世民南征北伐中有关军事民政的檄文布告，大多出自薛收的手笔。李世民很多重大决策，也出自薛收。可惜他积劳成疾，33岁英年早逝。李世民极为痛惜。李世民即位后，对房玄龄说：“薛收若在，朕当以中书令处之。”
薛稷叔父薛元敬，秦王召为天策府参军兼值记室，为世民掌管文翰大事。与薛收同为“十八学士”，是秦王李世民的高参。
薛稷伯父薛元超，官至唐高宗黄门侍郎；薛稷堂兄薛曜，官至唐高宗正谏大夫……查隋、唐史，薛稷家族在朝廷任过要职的，有十余人。另外，薛曜（尚城阳公主）、薛曜子薛绍(尚太平公主)、薛稷的两个儿子薛伯阳（尚仙源公主）、薛谈（尚恒山公主）均为驸马。
王家与薛家，既是姻亲，又有师承关系。薛道衡妻王氏，为王通姑母。王通年轻时，曾得薛道衡举荐为官，后弃官从教。王通与薛收为姑表兄弟，薛收又是王通弟子。《中说·序》记载：“《中说》者，子之门人对问之书也，薛收、姚义集而名之。”可知薛收乃王通的得意门生。魏徵受教于王通，又是薛稷的外公。比较一下可以看出，王通出思想，薛家出人才，王通的济世之道，很多是通过薛氏家族的精英人物来实现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万荣县的这两个小村，是大唐盛世思想的基地，文化的中心，人才的摇篮。此后二百余年的历史舞台上，我们都能看到这两个家族的影子。至于王通的儒学思想，教育思想，更是延绵不绝，光照万世。作为同乡人，我们审视这一段历史，研究这两个家族，自然会联想到王勃的名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更有意义的是，由此入手，对家族制度、文化传承、儒学发展、人才培养等问题深入研究，对盛唐社会思想发展脉络准确把握，对地域文化与历史发展的相互作用进行探讨，会有管窥之得。
万荣这块土地，为什么会有如此的灵气？这很值得深入研究。至少，应该为今天的万荣人所了解。可是如今的大多数万荣人只知道万荣笑话，全然不知道万荣还有如此厚重的文明的遗产。厚重的文化遗产被肤浅而粗鄙的娱乐所淹没，可为一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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