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孩子的音乐理想可能只是一个“梦”
古典音乐这“圈子”
原文作者 / Jeffery Arlo Brown
翻译 / 杨静怡 俞文佳
（原载7月24日美国 VAN 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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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人认可是一种基本的精神愉悦，在音乐界，具有家族传承和荣耀的艺术家，更容易受到业界和观众的认可。
当你看到贝君·梅塔（Bejun Mehta），肯-大卫·马苏尔（Ken-David Masur），克里斯蒂安·雅尔维（Kristjan Järvi），迈克尔·巴伦博伊姆（Michael Barenboim）这些名字，再搭配上他们的家族姓氏，会让大家心潮澎湃。在唱片和音乐会的海报上，这些名字就是“卓越”的代名词。他们代表着声望、能力、亲和度……是近乎伟大的存在。
很少有古典音乐家故意炫耀自己声名远扬的父母亲的名字，这种做法在商界名门更为常见。这给很多圈外人一个误导，认为只要通过刻苦学习，就能成为一名成功的音乐家，确实有这样的事，但却不是常态。
对于出身于非音乐传统家族的第一代古典音乐家来说，当他们走进古典音乐这个圈子后，会猛然发现这个圈子里的任何两位音乐家之间可能存在着历史悠久的十分密切的家族间联系，谁的爸其实就是谁的姨父，而谁的爷爷和谁的爷爷在很久以前是同一个大师的同班弟子……就像在偶然间发现了一个隐藏的社会系统，原来是一些互相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成员正在用音乐统治着这个世界。
在伦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诞辰100周年之际，著名作曲家加布里埃尔·柯汉（Gabriel Kahane）的儿子，知名钢琴家兼指挥家杰夫瑞·柯汉（Jeffrey Kahane）在推特上写道：“我总记得伯恩斯坦穿着奇怪的红色比基尼内衣在我父亲身边跳霍拉舞的样子，他一手拿着苏格兰威士忌瓶子，一手拿着一支烟，用浓重的的希伯来口音唱着勃拉姆斯《钢琴五重奏》终曲的主题。”在圈外看来，伯恩斯坦总是严肃的、伟岸的、不可接近的，然而在一个小圈子里，他只是一个古怪的老顽童、一个很随性的朋友，只是大多数人无缘见到伯恩斯坦在圈子里的这一面。
许多处于当今古典音乐中心位置的人，自小都是在这样的文化环境熏陶下长大的。作曲家约翰·科里利亚诺（John Corigliano）的父亲老约翰·科里利亚诺（John Sr.）是纽约爱乐乐团的演奏家，也是塞缪尔·巴伯（Samuel Barber）的朋友。柏林爱乐乐团的单簧管首席安德烈亚斯·奥腾萨默（Andreas Ottensamer）是维也纳爱乐乐团已故单簧管首席的小儿子，现在，大儿子又担任了这个职位。大提琴家亚里莎·维勒斯坦（Alisa Weilerstein）和指挥家乔舒亚·维勒斯坦（Joshua Weilerstein）的父母是维勒斯坦三重奏组合的主力，常驻新英格兰音乐学院。小提琴家纳迪亚·西罗塔（Nadia Sirota）是作曲家兼指挥家罗伯特·西罗塔（Robert Sirota）的女儿。
七八成音乐圈里的知名人士，几乎都是这种关系。
柏林国家歌剧院艺术总监马蒂亚斯·舒尔茨（Matthias Schulz）最近向当地一家报纸表示，他的五个孩子在家里演奏乐器“就像刷牙一样，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没有家族音乐背景的古典音乐家，走进音乐圈的原因会与这些生长在音乐家族的人很不相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音乐的早期尝试，充满了困惑和尴尬，相比起“刷牙”说，更像是在骑独轮车。有色人种和工薪阶层的后代进入古典音乐领域的障碍就更大，这是一个经常被讨论的话，虽然出于礼貌这种讨论有时会说得比较隐晦。音乐圈子外面的人要挤入这个圈子所面临的重重阻碍是很难逾越的。他们会受制于薄弱的音乐才能，没能打小就接受专业的音乐教育，缺乏人际关系资源，因此事业往往停滞不前，从而精疲力竭耗尽一生。决定他们命运的这一切，经常不是因为他们的能力，而是囿于家庭背景的缺乏。
然而，来自音乐世家的人，哪怕只是圈子周边的人，很多事情就会大不相同。
作曲家约尔格·威德曼（Jörg Widmann）曾说：“我的父母虽然不是职业音乐家，但他们在家里搞了一个业余的弦乐四重奏。”虽然父母不是职业音乐家，但只要他们熟悉古典音乐，哪怕只是热情的业余爱好者，孩子们就可能很早开始乐器学习了。这使他们能够像做游戏一样地自然发展音乐技能。如同在多语言环境中成长的孩子那样，从小就会说多种语言一样。
出身于音乐世家的假声男高音歌唱家贝君·梅塔告诉《VAN》杂志记者：“家里并没有给我压力，我完全是把它当成一场游戏。刚开始我只是个唱诗班的男童歌手，家里联系让我作为童声独唱者录制了一些唱片，这些唱片被很多人买走了，但这些并不表明当时我已经比唱诗班里的其他孩子唱得好了，无论是唱诗班还是灌制唱片，对我来说仍然只是孩子的游戏。”
但对于不是音乐家族出生的孩子来说，不仅缺乏早年出道的机会，而且想当音乐家的理想往往会被家人认为很奇怪。作曲家兼钢琴家玛丽亚·卡利翁帕（Maria Kallionpää）出生在芬兰南部的一个小镇乌尔维拉，当年她在家看完电视上的一个古典音乐会，然后她告诉母亲想学习小提琴，她母亲直接回答：“你不可能和电视上拉得一样的。”
居住在伦敦的爱尔兰作曲家达拉·凯利（Darragh Kelly）的父亲是个屠夫，后来当商店营业员，他的母亲是一名秘书。凯利小时候没有上过音乐课，成年之后他才试图自学钢琴。他刚开始练习埃尔加的《宁录变奏曲》（Nimrod Variations）时犯了一些野路子错误，因为没有人给他纠正，这些错误在他身上固化了。凯利说，由于学音乐起步较晚，他现在很难在脑海中想象复杂的、多层次的音乐。
对于圈子外的习乐者来说，找到负责任的良师，获得严谨科学的音乐早教机会，以此发展自己未来的古典音乐事业，这些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事。但获得早期的好老师确实是至关重要的，一位良师可以为孩子传承良好的演奏习惯，比如正确的姿势、有效的练习方法、对曲目的理解和热爱。而一个坏习惯可能会在几十年后才发现已经难以挽回。卡利翁帕的第一个钢琴老师是一个家庭主妇，她为所有住在她家那条街上的孩子上钢琴课，不知是她本人就是半瓶子醋还是孩子太多了，她基本不教技巧，卡利翁帕到十几岁后才不得不忍受身体的疼痛去纠正很多不良习惯。在英国斯塔福德郡长大的作曲家、指挥家理查德·贝克（Richard Baker）说，在他成长过程中，周围的人没有能力区分好老师和坏老师。他说：“我生长的环境中没有人懂古典音乐，我的父母对任何会教琴的老师都恭敬有加，都认为他们是好老师。”
古典音乐的教育机会往往既严格又难得，具有相当的排外性，而且教育的费用昂贵。迪尔杰特·巴楚（Diljeet Bhachu）是一名长笛演奏家，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一个普通家庭中长大，在她上大学之前，都不知道还有音乐学院或青年交响乐团这种地方存在。她回忆起大学里第一次参加学生管弦乐团的排练，她说：“我很惶恐，因为这里的很多人打小就在一起拉琴，他们是相互认识的。”作曲家康拉德·温斯洛（Conrad Winslow）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荷马长大，现居柏林。16岁时，他的钢琴老师为了帮他，组织了一次全镇范围的募捐来支付他的学费。他说这是对音乐圈外琴童的警告：“你不能随便玩古典音乐，这代价太大了。”即使这一些不是来自于音乐家族的孩子学有所长，知道大师班、青年乐团和音乐学院能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专业发展，也常常会被所处的环境不理解。当玛丽亚·卡利翁帕对她高中时的班主任说，她想上赫尔辛基西贝柳斯音乐学院时，老师打了电话给她父母，说这孩子在讲梦话，你们要注意了。
不是来自音乐家庭的孩子经过刻苦努力考上了音乐高等学府后，他们还会遇到一些新的挑战。家族传承的孩子大都在小时候以潜移默化的方式熟悉了耳朵训练，以及音程、和声和旋律线的识别和标记这些技术。而对于非音乐世家的孩子来说，这是一个严苛的考验。假声男高音歌唱家、大键琴手兼歌剧导演阿列克斯·皮亚森特（Alex Piasente）在德国斯图加特长大，受当地歌剧合唱团的影响，加上他对巴洛克音乐的兴趣，使他在青少年时期就拥有了扎实的音乐理论基础，但他考入斯图加特音乐学院后，校方要求他在大一结束时重新参加视唱练耳考试，如果不及格就不能再读下去。皮亚森特说：“刚进音乐学院时真的很可怕，我经常哭，认为自己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他向其他同学诉说自己的痛苦，但他们都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么简单的视唱练耳课程皮亚森特会觉得很难呢。其他非音乐家庭来的学生面对大学二年级的音乐课程，也同样觉得困难。艾丽西亚·马洛尼（Alicia Maloney）是华盛顿特区的一名双簧管演奏家，她还记得在大学上钢琴课时遭遇的技巧训练困难，因为她在18岁前从未碰过钢琴。
在音乐学院毕业之后，决定一个音乐家职业生涯轨迹的因素之一是他的人际圈子和人脉。音乐家庭出身的人与生俱来有这种优势。迈克尔·巴伦博伊姆（Michael Barenboim）在他的传记中写道，他“庆幸能与已故的皮埃尔·布列兹（Pierre Boulez）长期接触和合作。”这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音乐青年有这种机会。除此之外，要在古典音乐领域获得成功还需要了解迪尔杰特·巴楚所说的“这个圈子的潜规则”。她曾说：“我毕业后没有在典型的古典音乐圈工作，而是与实验派演奏者在一起搞即兴创作。”康拉德·温斯洛说：“古典音乐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的一个层面是指音乐家的行为，你必须讲内行话，办内行事。”他补充说，作为不是在音乐圈子里长大的第一代古典音乐家，建立一个人脉圈很像是一个年轻人拎着行李去了外国，并试图建立起自己的亲友系统那样难。“你必须敲很多的门，让自己看起来又愚蠢又狼狈。”
音乐世家的弟子从不怀疑音乐天生就是属于他们的，但对不是音乐家庭出生的学子来说就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去建立这种音乐的归属感。来自伦敦的大提琴演奏家马修·福布斯（Matthew Forbes）说：“在我获得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奖学金的那天，我的中学音乐老师用溢于言表的鄙视口吻‘祝贺’我， 说我‘终于证明了自己的脊柱是正常的’。现在想到这句话时我还是会很难过，但我至今仍然相信这句话是正常的表达。”巴楚记得中学里学生管弦乐团的指挥要求，每个人都应该至少知道一首著名的古典音乐作品，因为古典音乐广播经常会播放名曲。但事实上，不是音乐从业家庭或父母不是爱乐人，家里通常不收听古典音乐广播，所以她不知道有哪些古典音乐广播频率，也不知道哪些算名曲。
理查德·贝克说，青年时代他有一次获得机会代替当时的著名指挥家伊兰·沃尔科夫（Ilan Volkov）上场指挥音乐会，那时他还刚刚崭露头角，这显然是件大事。他兴高采烈地告诉了家人，家人也祝贺了他，但却没有一个亲人出席这场音乐会。他这样形容自己的音乐生涯：“我和我的家人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上。”
追求音乐道路的前提是必须要保证自己的财务状况良好。古典音乐艺术家阿列克斯·皮亚森特是由单身母亲抚养长大的，当他来到伦敦皇家音乐学院读声乐表演硕士时，他的一位同学自豪地向他展示自己家族的徽章，用以证明他是剑桥合唱学者和一个声乐家族的后代。皮亚森特和其他同学也会经常参加价格不菲的暑期课程和大师班，“音乐家庭的后代从来不用考虑钱的问题，”他说：“钱是我这种家庭背景的音乐生应该时时掂量的问题。”
古典音乐界崇尚“与生俱来的”音乐才能，但是没有人是生来就知道怎么才能让一首曲子处理得好听的，比如说强调倚音，然后渐弱演奏。这些音乐演奏技巧的知识都是后天习得的。父母是音乐家的孩子会在小时候就耳濡目染地掌握这些技巧，但如果父母不是音乐家，他们就必须要由老师教他们关于古典音乐的技术，他们可能要到十几岁时才有机会学习这些内容，而且他们初次尝试创作时往往都错误百出。有些成名音乐家在很小的时候就跟着大人学了很多东西，但是我们却会误认为这是他们天生就会的，而不是后天学习的，将他们称为“音乐神童”，这样一来，孩童因家庭背景在年幼时就取得的优势，会被社会张冠李戴地当成音乐天赋。可事实上，这样的关于音乐神童的表述不仅有失偏颇，还离真相过于遥远。
古典音乐界实际上非常需要一些非音乐家庭出身的第一代音乐家加入，因为他们没有家族文化传统的牵绊，能够大胆质疑并推翻古典音乐界那些视如珍宝的清规戒律，从而推动古典音乐向前发展。阿列克斯·皮亚森特十几岁时在斯图加特歌剧院青年合唱团演唱，他本能地感觉到珍妮弗·沃尔什（Jennifer Walshe）的歌剧作品“Die Taktik”要比韦伯的《自由射手》（Der Freischütz）更深刻，他至今都保留着这一观点。在他的生命中从来没有人干预过他的音乐品位，告诉他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因此，他能够发展出属于自己的一套审美标准。乔希·巴瓦尔德 （Josh Baerwald）是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的作曲家。他的父亲是消防员，母亲是饭店女老板，父母都和古典音乐不相干，这使他能够在很小的时候就发展出自己的审美标准。他也很感激自己的父母能够给他自由发展的空间。“上了大学我才知道自己不懂的原来有那么多，”他说，“但这并不令人泄气。”达拉·凯利说他在某些音乐技巧上遇到的困难，反而使他有更多自由来探索自己作品中的很多概念性想法。作为一名出生于工薪阶层家庭的作曲家，他决定在伦敦举办系列音乐会，并邀请有色人种艺术家和与他出生背景相仿的音乐家参加。他将音乐会取名为“普罗艺术挑战”（Prole Art Threat），预计于2020年开演。
迪尔杰特·巴楚在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演奏并参加录音，她会即兴创作插入自己的曲调，如今的她在即兴表演和记谱方面非常熟练，还能通过调整自己的演奏来配合其他音乐家的即兴发挥。这些非音乐家庭背景的音乐家在小时候就擅长自说自话，对某些曲目的理解程度反而很深，因为他们学习音乐的出发点就是自己的喜欢。巴洛克音乐是最早点燃阿列克斯·皮亚森特音乐热情的音乐风格，这意味着他能够在音乐学院里比同学更早地知道多旋律复音演奏是怎么一回事。
来自音乐家庭的音乐家背景都很强硬，实际上会被免试进入音乐学院。对他们来说，古典音乐是阻力最小的职业道路。然而，没有音乐家庭背景的音乐家在音乐事业上没有任何特权，没有资格自满。没有家庭背景的大提琴家马修·福布斯（Matthew Forbes）说，没有音乐世家的背景意味着他可以自由地失败，失败了也不致于让任何家人失望。他说：“我不认为我真的是在靠制造噪音谋生，我有自信。”没有家庭背景的终生音乐家能跻身于这个圈子，本身就表明他们坚持着自己执着的愿望。康拉德·温斯洛告诉我：“我们没有家族背景，你走上了这条路，你就不太可能这么快就忘记初心。你会遇到很多世家音乐家，他们自幼起就跨越了很多障碍，超过你很多，然而当他们从音乐学院毕业时，却不知道自己今后究竟能做些什么与父母不一样的事情。”
温斯洛说，小时候，古典音乐对他来说就像一个未被发现的世界。他说：“我一直认为，一个人第一次做某事是可能成功的，在一个痴迷于把事情做对的领域里，能够毫无节制地犯错是一种解脱。”对理查德·贝克来说，没有和家人或兄弟姐妹分享他的艺术追求，使他把音乐完全留给了自己。音乐对他来说是一处永恒的避难所。他说：“我与音乐之间的关系是私密而又热烈的，我在做自己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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