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麓川思氏问题研究综述（1949～2019）
罗杨焱，硕士，研究方向：西南边疆史、中国民族史。
原载于《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
国内学界对于麓川思氏的研究，自明清时期便日渐兴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达到了全新阶段。明清史家对麓川问题的评述，其实质是对“三征麓川”前朝廷论争的一种延续和发展。然而随着“三征麓川”弊端的暴露，史家对麓川问题的研究从单纯对明廷麓川政策的评价演变成对明中叶以后腐败的追索，出现“泛朝政化倾向”[1，其研究已逐步偏离滇西边疆问题的实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随着国家对民族问题的重视以及学界史料编辑工作的兴起，对麓川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作为傣族史研究的伴生任务出现，代表成果为方国瑜《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麓川思氏谱牒〉笺证》、江应樑《〈百夷传〉校注》、龚肃政译和杨永生整理和注释的《勐果占壁及勐卯古代诸王史》等[2]。此后，一批关于西南边疆民族或中缅关系的专著对麓川问题有所涉及，代表作有马曜《云南简史》、方铁等人的《西南通史》及《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王文光等人的《中国西南民族通史》、马大正等人的《中国边疆经略史》、段红云《明代云南民族发展论纲》、王钟翰《中国民族史》、江应樑《中国民族史》及《傣族史》、余定邦《中缅关系史》等[3]。除专著外，学界研究麓川思氏的论文涵盖了“三征麓川”经过和影响、麓川思氏与西南边疆变迁、中原王朝边疆观与治边措施、麓川傣族社会发展、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中缅关系等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然而，目前对国内麓川思氏研究的综述不多，仅有罗勇简要介绍了中国边疆史学界对麓川问题的研究，初步总结并评价了毕奥南、陆韧、李正亭等人的成果[4]。然而对其研究中涉及的具体问题没有详细介绍，对其成果的总结和评价也不够全面。鉴于麓川问题对边疆民族史、地缘政治史、中原王朝史的重要性，以及学界对该问题成果梳理的缺乏，笔者拟在前人基础上对国内麓川思氏的研究作一完整综述，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元宪宗二年起，麓川地区由思氏家族统治。元顺帝时期，思可发即位，逐渐统一傣族各部。自此麓川势力崛起，一直延续至明朝英宗时期。对于麓川思氏在元朝的初兴，有研究者分别从社会性质、边疆经营、族群互动等角度研究了其历程、原因、对西南边疆及中原王朝的影响等。
其中，关于思氏崛起的过程，王春桥、万泳延、罗勇、于秀情[5]分别从元朝在麓川的行政区划和土司制度、思氏家族从芳罕至思可法的沿革兴替史等方面详加梳理。
关于思氏崛起的原因，陆韧从历史渊源、战略经营、交通联系、王朝控制等方面，认为麓川地区自秦汉起与中原王朝和南诏大理地方民族政权的紧密联系、元朝在征缅战争中对麓川的军政经略、入缅驿道对百夷部族的整合、元缅战争结束后中央势力的削弱及云南行省内部元、段“分域构隙”的影响，是麓川思氏掌握金齿地区控制权的要素[6]。罗勇指出，元朝对金齿地区的分割措施，加剧了当地百夷的反抗，从而促成了麓川思氏对金齿诸部的统一[7]。
关于麓川对元廷的归属问题，陆韧认为，终元一朝，元廷始终未放弃对麓川地区的控制，因此麓川思氏始终属于元云南行省下辖区域，不属于独立王国，亦不属于缅甸[8]。与陆韧相反，毕奥南提出，麓川王国在元末已摆脱元朝控制，成为独霸一方的自治政权[9]。
关于麓川在元朝是否建立国家政权的问题，万泳延借鉴了杨永生的观点[10]，认为滇西傣族自公元前425年即出现了首个具有统一性质的地方政权达光王国，麓川思氏政权则是滇西傣族第二个统一政权果占璧王国下属的最后一个王朝[11]。元朝对金齿地区的经略及元缅战争，导致了雅鲁王朝的衰亡和思氏王朝的崛起。何平在相关文章中批判了该观点，认为傣族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两个强大的国家政权[12]。傣族文献中达光王国有关记载，是一些源于缅甸“太公王国”及蒲甘王朝早期传说的傣化版本。果占璧王国的记载则是古印度“憍赏弥”王国传说的翻版。陆韧也指出，从“麓川”首次作为地名出现仅为元“金齿等处宣抚司”下辖六路之一，以及当时该地仅由“睒头附赛”等相对独立的白夷部落组成可知，元初麓川并未出现强大的白夷组织，仅有数个小白夷部落零散分布[13]。
洪武初年麓川思氏在故元基础上的继续扩张，影响了明朝西南边疆的稳定。思氏的进一步坐大，与元朝思可法的奠基不无关系。而明初特殊的政治形势又为麓川思氏的再兴提供了深厚土壤。
国内一些学者从不同视角分析了洪武初年思氏壮大的原因。尤中从王朝整体史观的角度，指出作为中原王朝的明廷，未重视西南边疆与内陆汉族的经济文化联系与军事控制，导致了麓川地区民族上层政治军事实力的增强与兼并活动的再起[14]。郑镇峰、刘祥学则从明初政局及边疆政策的角度，认为明统治者由于王朝初年休养生息的需要以及北方蒙古的威胁，将边政重心集中于北部边疆，对西南边疆采取纵容政策，此为导致麓川思氏兼并金齿区域各族的重要原因[15]。陆韧则从明廷边疆观的角度，指出明初在元朝基础上建立的云南行政区划制度，虽然体现了明廷“复我中国之旧疆”、重视大一统和边疆民族地区的疆域观，但却反映了明廷对云南复杂的边疆民族形势缺乏深入了解，忽视了故元云南三大势力的斗争及麓川思氏的威胁，从而引发了洪武年间的西南边疆危机[16]。
洪武初年麓川思氏的崛起，对明廷造成了一定威胁，明统治者开始重视西南边疆的经营问题。虽然明廷仍将经略重点放在北方，但也并非全然忽略西南边疆的治理，因此明廷对麓川的忽剿忽抚与麓川内部土官土司的分裂整合构成了此一时期麓川地区的两条发展主线。
对于此一时期明廷与麓川思氏关系的演变历程，学界分别从明廷治边政策、思氏内部演变等方面作了详细论述。其中，王春桥与毕奥南均从明廷军事经略的角度，将这一时期划为3个阶段，并梳理了这3个阶段麓川地区军事形势及明治理措施的不同[17]。万泳延从思氏内部演变的角度，考证了麓川思氏这一时期的家谱和王位承袭，以及景东、定边之战和刀干孟叛乱前后麓川地区的土官土司关系，并生动再现了思氏之主思混法在维护祖宗威信及麓川统一和妥协明朝、惩治叛徒之间的纠结心路[18]。
李正亭、罗勇、于秀情等人从行政经略的角度探讨了明初永昌和金齿地区的设卫和管理、明前期百夷地区的土司制度、明初“析麓川地”的政策[19]。其中，一些学者对明初“析麓川地”的影响持有不同意见。万泳延认为，“析麓川地”极大削弱了麓川势力，使其控制地盘进一步缩小，麓川思氏开始衰落[20]。而李正亭则指出，“析麓川地”加深了麓川地区尖锐的民族和土司之间的矛盾，打破了原本整合的云南西部边疆，促使麓川思氏趁乱扩大势力。李正亭认为，明廷应直接将麓川民族纳入统一的行政区划管理，这样才会避免缅甸东吁王朝对西南边疆的侵蚀[21]。
对于国家疆域观对明廷西南边疆经营的影响，陆韧评价了明初朝廷在其疆域观指导下经营西南边疆的举措，认为，明朝奉行的“中国封疆”国家疆域观在明初治理西南边疆时得到了充分体现。在该疆域观的指导下，明廷有效处理了麓川思氏引发的西南边疆危机，构建了滇西军事防卫体系，将麓川地区分解入内陆行政区划，促进了西南边疆的稳定[22]。
此外，李建军从沐氏与思氏家族的战和关系角度，梳理了沐氏作为藩王世家，在这一时期对维护西南边疆统一所作的贡献[23]。陆韧也从边疆移民及卫所屯田的角度，分析了明前期麓川思氏坐大后对明代云南边疆汉族军事移民和卫所设置的影响[24]。
正统初年，麓川思氏拒不接受明延招抚，继续领土扩张，威胁西南边疆。沐氏家族征讨不利，请求明廷派云南省外大军支援，由此引发了明中央的剿抚之争。
关于此次讨论的前因后果，学界形成了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剿抚之争中主战派的胜利，是宦官王振干政的结果，使主和派正确的决策难以实施。刘祥学、赵毅、万泳延均认为，王振为了巩固自己地位、示威少数民族，不顾北方瓦剌威胁和思氏的求祈，利用手中权势把持论争走向，打压主和派的正确建议，使得“三征麓川”成为其邀宠的野心之举[25]。百川指出，王振“征麓川”的提议，建立在大民族、大统治者的姿态之上，必然加重麓川之役的民族矛盾[26]。韩蕾蕾则认为主战派的胜利不仅是明朝宦官干政的开端，同时也反映了明朝内阁的依附性质，正是内阁对皇权的依附，使其失去了对宦官权利的遏止作用，导致“三征麓川”的施行[27]。
另一种观点认为，征讨麓川的决定是明廷深思熟虑的结果，并非王振一人的决定。陆韧通过详细罗列各史料对剿抚之争的记载，还原了这场决策的全过程，认为明廷决定征讨麓川，是形势所迫下的严肃决策，体现了明廷捍卫西南边疆的决心，而非政治利益驱使。然而决策结束后，争论并未停止，并逐渐演变成文人对明中叶以后腐败的追究[28]。清代史家更是从朝政中心论的视角，将该论争歪曲为宦官专权的典型代表，使得明清至今在“三征麓川”的研究中出现泛朝政化与史料运用偏差的倾向。
“三征麓川”是明中期一场重大军事行动，其结果不仅关乎15世纪以来西南边疆的走势和国内少数民族关系，更与明朝中后期的国运息息相连。对这场战事的评价，是研究麓川思氏的一大重点。由于该役积极和消极之处均特别明显，学界对“三征麓川”的评价呈两极分化趋势。
关于“三征麓川”的积极一面，许多学者均有所论述。郑镇峰、陆韧从经济文化发展的角度，指出“三征麓川”使得大量汉族移民于滇西傣族地区，对滇西城镇的发展、土地的开垦、农工商业的兴起、交通的畅通、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融合、边疆与内陆物资文化交流、当地的社会变迁均起到了积极作用[29]。万揆一从西南边疆稳定与中原王朝统一的角度，认为“三征麓川”是一场封建大一统性质的战争，解除了思氏对滇中人民的掠夺，使德宏傣族此后五百余年间未与中原王朝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保证了滇西边疆与内陆的一致性[30]。王春桥从滇西边疆经略的角度，指出征讨麓川的成功，使滇西边疆形成了“三宣三慰一长官司”的云南西部边外区行政体系，确立了王朝对滇西边境的统治，土司制度也得到了巩固和完善[31]。
关于“三征麓川”的消极之处，学界分别从战略战术、朝政腐败、明中叶国力转折、对滇西地区的影响等方面评价了其失误。在军事策略上，赵毅指出，麓川之役在决策、战术、战略上均犯了重大错误，最终“三征麓川”酿成滇西动荡和土木堡之变，表明西南地区土官土司制度不能适应统一多民族国家对少数民族的管理[32]。在国力的影响上，百川、刘祥学均认为，“三征麓川”不仅造成了西南边疆的动荡，而且导致明朝北有瓦剌土木堡之役，南有湖南、贵州等地苗族起义，国内民族矛盾尖锐，因此该役是明国力由盛转衰的转折点[33]。在朝政腐败问题上，万揆一通过詹英的《陈言征麓川略》揭露了第三次征麓川战役中明军将帅的黑暗及王振擅权的事实，认为这反映了明中叶封建政权衰退时出现的许多弊端[34]。在对滇西地区的影响上，尤中认为“三征麓川”之后明廷把思氏残余抛到金沙江西部的行为，激化了滇西边疆的民族矛盾，最终造成缅甸入侵，大片国土分裂[35]。万泳延通过系列数据分析，指出“三征麓川”战争死伤惨重、军队所经地区民穷财尽，耗费的人力财力十分巨大，而其收获却远不能弥补[36]。王春桥则从西南边疆演变的角度，认为三征麓川不仅未彻底解决云南西部边地土司问题，且彻底分化了元末以来逐渐整合的百夷各部，这种分化极大影响了云南西部疆域变迁和近代滇西边界的形成[37]。
“三征麓川”胜利后，明廷命令木邦和缅甸土司协助逮捕思任发的同时，将思氏残余驱赶到大金沙江外的孟养地区，要求其族人世居孟养，永不得跨过金沙江。此后，思氏残余在孟养地区逐步建立势力，并谋求东山再起。而木邦与缅甸土司则围绕交还思氏叛首和争取麓川地归属权之间，与明廷展开了周旋。最终，明廷在战后对滇西边地土司的处置激化了矛盾，导致西南边疆大片土地丧失于东吁王朝之手。思氏残余在其中扮演了催化剂的角色。
目前学界尚未有专门研究思氏残余在“三征麓川”之后活动的成果，仅在一些探讨滇西边疆变迁、中缅关系、边疆观、明廷治理滇西土司的文章中散见对孟养思氏的论述。如蔡豪研究了16世纪东吁王朝入侵后投缅与投明的滇西土司的不同遭遇[38]。王春桥详细论述了木邦、缅甸在“三征麓川”后围绕归还思任发和求取麓川地问题与明廷的交涉，以及孟养思氏联合木邦与缅甸土司在争斗中不断削弱，最后归属东吁王朝的历程[39]。肖婷从边疆观的角度研究了“三征麓川”之后明朝边疆观的变迁及其对孟养思氏、木邦、缅甸等土司的影响，认为随着明廷对西南边疆控制力的减弱以及边地土司实力的壮大，明朝在云南边疆实行的“以夷制夷”政策在“三征麓川”后失去了其初期的作用[40]。此外，于秀情、赵昕、贺圣达、段红云等人的文章也对思氏残余及明朝云南西部边疆的变迁有所涉及[41]。
综上，对“三征麓川”后思氏残余的探讨，学界多将其放入整个15～16世纪伊洛瓦底江流域势力消长变化的大背景中，从中缅关系、西南边疆变迁、土司制度、明廷边地治理及边疆观等方面观察其活动规律及特征。多数学者均对这一时期明廷对西南边疆的治理手段持否定态度，认为明廷的消极不作为及失信行为导致了明太祖建立的滇西土司联盟自明中叶以后的瓦解及西南边疆的内缩，而孟养思氏则是处在不断崛起的东吁王朝、逐渐衰落的明廷、相互仇杀的同僚三者夹缝中的滇西土司的一个缩影。
学界对麓川思氏的探讨，除以上成果外，尚有一些其他方面。
首先是关于麓川王都城城址的考辨。刘扬武通过实地调查和对照《明史纪事本末》，认为今云南省陇川县城南的红星、近引两生产队所在地为麓川王都城城址[42]。但刀永明、刘亚朝却从周围地理环境、汉傣文史籍记载、建筑形态等方面提出7点质疑，认为麓川王都城址应该为今云南瑞丽县的广贺罕[43]。
其次是麓川社会性质问题。上世纪随着民族社会调查和“五朵金花”的兴起，学界围绕云南傣族的历史分期问题展开了讨论，麓川社会也包括其中。关于14世纪前后滇西麓川傣族社会的性质，学界共有奴隶制和封建制两种观点。黄宝璠、郑镇峰、黄惠焜均认为14世纪左右发生在麓川地区的战争是傣族奴隶主俘虏人口当奴隶的证据，其目的是以掠夺人口、财富为主，因此其性质是奴隶制性质的战争，麓川思氏时期的傣族社会为奴隶制社会[44]。曹成章在相关文章中批驳了此说法，认为，13世纪以来麓川思氏兴起之后部落间进行的是争夺土地的封建性质兼并战争，麓川思氏的崛起和扩张是傣族社会内部封建因素发展的体现，麓川政权的社会生产关系和政权体制也属于封建性质。因此，麓川社会性质属于封建领主制[45]。江应樑、何平、胡绍华等也持相同观点[46]。然而，对于滇西德宏傣族社会的演进历程，曹成章、江应樑和何平、胡绍华却持不同的看法。虽然四者均认为，德宏地区跨入封建社会的时间点在公元13世纪麓川思氏兴起之后，但对于具体变迁过程，曹成章认为傣族在原始社会末期曾出现家长奴隶制，但未等过渡到发达的奴隶制阶段便直接进入了封建社会[47]。何平认为当地傣族是继原始社会后直接跨入封建社会的，其间并未存在一个以奴隶制生产形态为主导的社会。只是由于封建制度的确立，当时处于萌芽状态的奴隶制因素得以依附封建社会发展，成为其附属机制。因此麓川傣族社会是具有奴隶制色彩的封建领主农奴制社会[48]。江应樑和胡绍华则认为傣族历史上存在一完全奴隶制社会[49]。例如江应樑指出，鉴于进入阶级社会初期的傣族四周全是奴隶社会、古越人大都建立过奴隶主政权、汉傣历史文献中均有奴隶社会的记载、近代傣族社会残留不少奴隶制现象等依据，推测傣族历史上曾出现过奴隶社会。
最后是明代金齿卫及金齿军民指挥使司的设置问题。关于明代金齿卫的研究，罗勇和朱进彬、李艳均探讨了明代在永昌地区设置的金齿卫所立卫时间、原因、过程、设置和管理、社会职能等概况[50]。关于金齿军民指挥使司的问题，罗勇探究了1390年明在永昌地区设军民指挥使司的原因、特点及意义等51。此外，罗勇提出，由于滇西边疆对民政管理人才的要求，明廷本可在指挥使司下设相应民政管理机构，然而嘉靖元年，明廷却撤销金齿军民指挥使司设永昌军民府，其背景和原因尚需探究。
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界对麓川思氏的研究，继承了明清以来麓川问题的研究传统，将其从单纯的朝政争斗史延伸到包括中原王朝边疆观及其对西南边疆经略、13世纪以来滇西边疆的变迁、边疆土司及卫所制度的讨论和反思、滇西族群互动与中缅跨国关系、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开拓与经济文化交流、滇西傣族13～14世纪社会发展、明朝对边疆的军事行动及其后续国运影响等诸多方面，现有成果十分丰富，但也有许多值得深化和进一步思考之处。
第一，从社会政治史的角度。对于麓川思氏的具体政治组织和社会结构变迁，虽然曹成章等学者在讨论麓川傣族社会性质的相关文章中对此有所涉及，但由于史料所限，其深度仅停留在对此一时期麓川社会某些封建化特征的粗浅论述，缺乏对其社会结构的详细描述和具体分析。
第二，从中原王朝边疆经营的角度。关于“析麓川地”政策的评判，笔者认为，“析麓川地”是明廷进驻原本开始整合的麓川地区，将其纳入内陆行政区划统治的第一步，其目的并非是分裂滇西傣族，但该政策的具体实施与最初构想出现了偏差，最终导致滇西分裂。然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具体原因学界缺乏进一步研究，这也导致对“析麓川地”的评价不够深入。
第三，从明廷在滇西实行的府卫、屯田和移民制度角度。除罗勇、陆韧等初步探讨了永昌、金齿等部分卫所外，滇西百夷其他地区的卫所情况学界缺乏专门研究。
第四，从军事政策角度。在明廷征服麓川的战略战术等方面，学界多停留在列举史料上，缺乏深入分析，仅有罗勇研究了明廷在“三征麓川”时的粮食供应策略52。
第五，从族群文化史的角度。麓川思氏作为夹杂于蒙古族与缅族之间的第三族群，以及傣族历史上一强大的自发性地方少数民族政权，其族群内部文化因子是否受到了傣、缅、蒙三族的影响，而思氏政权的构建是否掺杂了较多的蒙缅文化因素，这些因素又对其后的西南边疆以及中缅互动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学界缺乏深入回答。
第六，从边疆和族群观念的角度。对于元朝的边疆观在麓川地区治理上的体现，以及元明两朝不同的边疆和族群观念对治理麓川的影响，学界缺乏专门论述。
第七，从中缅关系史的角度。虽然余定邦等人的论著对明中后期思氏残余与缅甸等土司的关系有一定涉及，但多为史实叙述，且视角仅停留在中原王朝对边地土司的交流和应对上，缺乏从思氏和缅甸角度的深入分析。此外，对于元朝思氏和缅甸之间关系，学界也缺乏进一步研究。
第八，从佛教传播史的角度。为何思伦发时期佛教作为统治阶级建立意识形态的手段未起到其预期效果，而晚明东吁王朝东扩后佛教却作为滇西百夷投缅的诱因且具有突出效果；滇西百夷地区长达一个世纪的分裂对当地佛教的流行及政权的整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些对傣族史及东南亚佛教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学界缺乏深入探索。
总之，关于麓川思氏的研究，笔者认为，虽然目前成果丰富，但还有尚多可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学界可从多种视角深入挖掘，将中外关系史、族群文化史、西南边疆变迁史、中原王朝政局、边疆治理史等更紧密地结合，以延伸出更多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注释：
[1] 陆韧.泛朝政化与史料运用偏差对边疆史地研究的影响～～以明代“三征麓川”研究为例[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1）：10.
[2] 参见：方国瑜.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M]//云南史料丛刊：第三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1～65；方国瑜.《麓川思氏谱牒》笺证[M]//方国瑜.方国瑜文集：第三辑.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3：532～558；（明）钱古训.《百夷传》校注[M].江应梁，校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1～196；召帕雅坦玛铁·卡章戛.勐果占壁及勐卯古代诸王史[M].龚肃政，译.杨永生，整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1～504.
[3] 参见：马曜.云南简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1～266；方铁.西南通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1～794；方铁，方慧.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1～436；王文光，朱映占，赵永忠.中国西南民族通史[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1～444；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1～830；段红云.明代云南民族发展论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367；王钟翰.中国民族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1～1723；江应樑.中国民族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1～1426；江应樑.傣族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1～652；余定邦.中缅关系史[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1～375.
[4] 罗勇.明代滇西边疆研究述评[J].学术探索，2014（10）：106～111.
[5] 参见：王春桥.边地土司与近代滇西边界的形成[D].昆明：云南大学，2015：1～248；万泳延.明代麓川治理问题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3：1～116；罗勇.麓川崛起与明初滇西边疆经营[J].保山学院学报，2015（4）：8～13；于秀情.明朝经营百夷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3：1～140.
[6] 陆韧.元代西南边疆与麓川势力兴起的地缘政治[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3）：55～65,149.
[7] 罗勇.麓川崛起与明初滇西边疆经营[J].保山学院学报，2015（4）：8～13.
[8] 陆韧.元代西南边疆与麓川势力兴起的地缘政治[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3）：55～65,149.
[9] 毕奥南.洪武年间明朝与麓川王国关系考察[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2）：102～111.
[10] 杨永生.傣族历史上的达光王国和果占璧王国研究[M].芒：德宏民族出版社，2013：1～313.
[11] 万泳延.明代麓川治理问题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3：1～116.
[12] 何平.傣族历史上并没有一个“果占璧王国”[J].思想战线，2005（6）：54～57；何平.傣族历史上并没有一个“达光王国”～～与杨永生先生商榷[J].民族研究，2007（6）：79～88,109.
[13] 陆韧.元代西南边疆与麓川势力兴起的地缘政治[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3）：55～65,149.
[14] 尤中.明朝“三征麓川”叙论[J].思想战线，1987（4）：58～64,57.
[15] 郑镇峰.明正统年间“三征麓川”之役[J].历史教学，1963（8）：31～34；刘祥学.明英宗时期的南方民族政策走向探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3）：75～79.
[16] 陆韧.明朝的国家疆域观及其明初在西南边疆的实践[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28～36.
[17] 王春桥.边地土司与近代滇西边界的形成[D].昆明：云南大学，2015：1～248；毕奥南.洪武年间明朝与麓川王国关系考察[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2）：102～111.
[18] 万泳延.明代麓川治理问题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3：1～116.
[19] 李正亭.“析麓川地”与明代西南边疆变迁关系析评[J].思想战线，2008（1）：125～126；罗勇.麓川崛起与明初滇西边疆经营[J].保山学院学报，2015（4）：8～13；于秀情.明朝经营百夷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3：1～140.
[20] 万泳延.明代麓川治理问题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3：1～116.
[21] 李正亭.“析麓川地”与明代西南边疆变迁关系析评[J].思想战线，2008（1）.
[22] 陆韧.明朝的国家疆域观及其明初在西南边疆的实践[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28～36.
[23] 李建军.明代云南沐氏与思氏家族关系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1）：122～125.
[24] 陆韧.变迁与交融～～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D].昆明：云南大学，1999：1～363.
[25] 刘祥学.试论明英宗时期的三征麓川之役[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4）：86～89；赵毅.论“麓川之役”[J].史学集刊，1993（3）：56～62；万泳延.明代麓川治理问题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3：1～116.
[26] 百川.明代麓川之役述评[J].思想战线，1986（2）：56～61.
[27] 韩蕾蕾.明代陆地边疆治边方略的论争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08：1～75.
[28] 陆韧.泛朝政化与史料运用偏差对边疆史地研究的影响～～以明代“三征麓川”研究为例[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1）：1～1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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