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一个人到底能有几个生日？｜乱弹
（2017年农历2月22日我50周岁的晚上，与死党兄弟们喝酒。这一天，从中午征战到晚上，晚上还能如此豪放，是因为心情愉快）
“朱学东，你到底有几个生日啊？”
2017年4月1日，我50岁最后一个生日也是阳历生日那天，跃春笑着问我。 在她们眼中，这两年我的生日数量，是个谜，从二月过到四月，似乎看我一直在过生日。当然，不止一个人有这样的疑问，好多人问过我。
我回答说，你们城里人，年纪又轻，自然无法理解，这属于代沟和城乡差别的鸿沟。像我这样年纪的乡下人的生日问题，其实是一个典型的阶段性的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和管理制度的缩影，时代和阶级特色特别明显。
怎么说呢？
我一年有三个“生日”——当然远不只我一个人如此，我这一代的乡下出来的人都是如此——法定生日、农历生日、公历生日。
所谓法定生日，我指的是身份证上写的生日日期，故也叫身份证生日。身份证是法定证件，它上面的所有信息，代表着法律赋予一个人的一切法定权益，无论是上学、工作、出行、升迁，金融、医保，等等，身份证生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理论上，法定生日应该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东西。当然，从法定生日的法定效率和后果来说，确实也是非常严肃的。但是，像我这样年龄的出生中国农村的人，法定生日的确定，却并不是那么严肃。最大的不严肃的体现，是身份证上的法定生日，通常不是我们这些人的真正的生日。
中国人的纪年，有农历（也叫阴历）和公历（也叫阳历）之分。农历是传统历法，至今扔在使用，比如春节、端午、中秋等，都是农历的传统节日。公历也称西历，是西方的纪年方法，也称格列高里历，是从耶稣诞生日为界前后纪年，现为国际通用历法。自民国时期国民政府采用公历纪年作为国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历一直是法定的纪年，但农历并没有废止，而是双历并存，今天我们中国的所有传统节日都是农历节日，而元旦、国庆等，则为公历纪年。
农历在中国农村的流行根深蒂固。虽然自民国以降，农民也开始学用公历纪年，但在他们日常生活中，农历则是最重要的，生卒年月，用的其实都是农历。包括我这一代人。
我出生于公元1967年4月1日，政治上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但是，我的家人，我的祖父母、父母，从来没有认为4月1日是我的生日，他们压根儿没有记住我是这一天生的。他们记住的我的生日，只有农历2月22日。农历2月22日，在1967年是公历4月1日。但今年，2017年，农历2月22日，却是公历3月19日。
我也一直不知道，甚至，小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农历2月22日，那个年代，乡下谁过生日啊？我只知道，我比同村的朱文明晚生了7天。直到很晚，我才记住自己生日是农历2月22。
后来上学工作历程中，报名填表啊，填的都是1967年2月22日，中西合璧的纪年方法，有时还会跟收表的老师说，那是农历，老师会说，都一样。
我后来才知道，其实真不一样。在中国式的管理体系里，有时差一个月，会影响到工资、职级甚至早晚退休等前程运势。不过，这些都与我无关了。
我小时候没有什么身份证明，除了我的父母家人是我的证明。1980年代上大学时开始办理身份证，身份证上要填写生日，我照例填的是1967年2月22日，照例是中西合璧的纪年方法。警察也觉得根本无所谓。一个日子而已，这是当时普遍的想法。
于是，2月22日，就成了我永久不变的法定生日，尽管这一天压根不是我的生日。
有人说，你笨啊，不会查一下日历，换算成公历日期啊。
嗯，我确实是笨，当时还没学会查万年历——当然跟我受教育的境况有关。后来学会查万年历，才知道1967年农历2月22是公历的4月1日。但为时已晚。
我后来知道，我这个年龄许多人都是这样，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在填写的时候，自己直接加了一个月，换算成阳历，其实也不准确。
公历身份证生日在过去也没有体现出什么价值来，直到后来，中国商业发达起来，身上的各种各样的卡都了起来，银行卡、航运里程卡、电话磁卡等等，这个时候，法定生日的一个价值，就是判定哪家公司客服——至少是表面的客服——好。我会看每年2月22日，哪张卡所在公司第一个给我发生日祝福短信，哪家以前发，现在没了，等等。法定生日成了判断服务质量的一个标准。
我现在服务的新京报，人事部门会根据员工档案材料，每月张榜公布员工生日，并祝福生日快乐，每年的2月，朱学东的名字，就会出现在墙上那张花花绿绿的生日祝福表上。
当然，因为多了个莫名其妙的非生日的法定生日，给我这样飘浮在城市的乡下人多了一个呼朋唤友买醉的借口。比如今年2月22日，有同事给我张罗了一个隆重的庆祝仪式，因为50岁，特殊的年份嘛。不过，我那天胃疼的要命，还是夜班，几乎没吃什么东西。但同事们的心意我领了。也算是人生中一个印象极其深刻的法定生日了。
（2017年农历2月22日中午，在锡华酒店老大哥们准备的生日面条。生日吃面，俗称长寿面，过去是乡下老人生日的最高礼遇，如今，唉，时尚人士，都换成了西式蛋糕。我家丫头也是如此。而我，至今排斥蛋糕。）
农历2月22日，在我的心目中，它才是我真正的生日，我称之为正牌生日，也是我唯一主动要求吃面的生日。
过去，每年的农历2月22日，早上手机的第一条短信，一定是我的弟弟发来的：“哥，生日快乐”，他不怎么会鼓捣手机，但每年这一天，这个短信，自他有手机起，从来没有中断过，直到今年，弟弟改用微信发了同样这几个字。而我的母亲，则告诉我，自从我外出工作，每年农历2月22日，母亲都会在家组织全家吃面条，按故乡旧俗，生日吃面条，寓意长寿，俗称长寿面，也是从未间断过。
我后来工作杂务繁忙，通常身不由己，于是，每天早上，与家人吃碗面条，权当生日了，而晚上，则或是我安排或是兄弟伙安排的大酒宴，主要是和我一起在北京厮混的中学校友和同乡，每年这一天，基本上我在京最好兄弟也是我喝酒基本盘的大趴，热闹得很。比如今年这一天，中午几位北大清华的老大哥非要一起喝酒——我明确告诉他们晚上我有不可推辞的大酒，结果还是喝了不少，然后步行近7公里，接着奔赴下一场酒局，我真正的主场，当然状态还不错。
至于公历1967年4月1日，实际上也是我真正的生日，理论上身份证上的生日日期应该填的是这一天。但农民习惯了过农历生日，而我知道后，又不能再装着不知道，于是把这一天算成是副牌生日，主要功能是多了一个喝酒的借口。
一年有三个生日，通常存在于我这样的人身上，受过些教育，还有些浪漫心——这主要用来找喝酒的借口。
按理，我的父母兄弟也都有所谓三个生日，但他们只过农历生日，也从来不知道自己也没去想知道自己的公历生日到底是哪一天。
我这个年龄段的城市出生的人，他们的生日，大抵过的是公历，这跟他们从小相对农村有更西化的教育有关。至于后来出生的城市乡村的孩子，尽管农历生日依然会被铭记，但出生登记的时候，基本都已明确登记成了公历日期。这是西化真正渗透的一种表征。
而在生日日期这个问题上，城乡差异、阶级差异，终于被时代克服了。
（本文首发今日头条朱学东的江南旧闻录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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