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知识的会通与译传 从《矿冶全书》到《坤舆格致》

“会通”一词取自《周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以断其吉凶”，就是指天地万物相合、融会和贯通的道理。“译传”则是指文本的翻译、传播和流布。明末清初以来西学知识的传入，是产生于西方意志的文化，跟产生于亚洲中国的儒家文化之间的交流，而这种交流是以人和书籍为媒介展开的。

明清时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他们无论是撰述还是译著，目的都在于传教，而中国的士大夫，他们阅读这些西方著作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了了解不同的文化，获得新的知识，同时在自己的知识体系当中去寻找对应。所以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相遇，更多的不是求异，而是求同。有时两种文化并不能完全对应得上，尤其西方近代科学、文艺复兴之后科技新概念、新理论，中国传统的知识结构里并没有能与之相对应的部分，这时候就会产生一些新的解释，比如们大家都知道明代徐光启和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的数学著作《原本》，取名为《几何原本》，“几何”就是他们创造的词汇。书籍史的研究学者不仅探寻书籍在接受过程中的文化功能，更加注重将书籍作为一个文化生活中的媒体元素考察其社会功能。从明清中国的情况而言，中西方文化的冲突表现和结果如何，就成了研究的重要内容。

《矿冶全书》和《坤舆格致》在这种研究中具有典型意义。

《矿冶全书》是德国矿物学家、医学家阿格里柯拉所著，被誉为西方矿物学的开山之作。其相关内容可能被吸收至《远西奇器图说》，而其全书汉译则由明代士大夫李天经和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完成，以《坤舆格致》之名进呈皇帝御览。

《坤舆格致》产生于明清鼎革的激烈动荡年代，当时的明朝政府内要应对农民起义，外有后金的进攻，内忧外患之下，一方面是非常需要制造火炮的材料，另一方面，因为常年战事、财政吃紧，开矿有助于开源，解决财政危机，这成为《矿冶全书》得以翻译和刊印的背景。可是，命名为《坤舆格致》的中译本在此后却失传了，学者们找不到任何形式的稿本、刊本存世。

2015年《东方早报》上面一则消息在学界引起了很大的震荡。江苏凤凰出版集团的编辑韩凤冉先生在南京图书馆查阅馆藏古籍文献的时候，竟然发现有一本书是《坤舆格致》的抄本，虽然不是全本，也足以令人激动，他就把这个稿本的情况做了一个考证：大概什么时候抄的？有哪些内容？有没有人写题跋？反映了这本书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还附了几个书影。文章一经公布，学界沸腾。

我们在考察《矿冶全书》被翻译成《坤舆格致》的时候，要看译本跟底本之间的异同，底本在被翻译成中文的过程当中被做了什么改动，做了什么删除，有哪些图保留了，哪些图删掉了？同传教士翻译的其他书相比，这本书在翻译策略上有哪些异同，翻译资料的取舍是谁，是汤若望还是李天经，是传教士还是中国人，翻译出的新概念、新术语是创新还是借助了中国传统概念并赋予新含义？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内容。

南图所藏抄本，并不是汤若望的原稿，而是传抄的复本。根据学者的研究，也包括《西洋新法历书》这样类似的著作在雕版印刷时候的价格，每一个版多少钱，刻多少字，需要花多少钱，可知做这个大量插图的《坤舆格致》，在明末来讲是一笔不小的经济负担。这可能也是制约它没有刻本，或者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刻本留存的一个原因。

另外，《坤舆格致》之前一直都没有发现刻本，汉译本，或者是其他的抄本，可能也因为它的底本《矿冶全书》的存放处北京南堂也经历过两次火灾，一次是乾隆四年一次是同治三年。我们看到那个西文底本上有被火烧的痕迹，不知道是不是这两次火灾造成的。但是很幸运，它保留了下来，又重新给我们一个利用中西文史料把这个文本重新审定的契机，它流传和传播的故事正在重新研究，所以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