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赞诺夫：“我们时代的契诃夫”｜怀旧党

“新年之夜，一位喝醉酒的莫斯科男士，乘错了飞机，结果飞到了列宁格勒。醉醺醺的他，居然在列宁格勒找到了自己的家，同样名字的街道，完全一样的房间和家具，房门钥匙也通用，当他洗完澡上床后，女主人回来了……

这是苏联导演梁赞诺夫的电影《命运的捉弄》里的故事。二十多年前，我并不会想到，那个当年刻意编造的荒诞的故事场景，很可能在中国成为现实。”

2012年4月20日，我还在《中国周刊》任上，写下了一篇题为《命运的捉弄》的卷首语，这是为当年5月号《中国周刊》所做的专题《谁的建筑》所写的。开头引用的场景，是今天刚刚去世的苏联著名电影导演梁赞诺夫的同名电影《命运的捉弄》里的，无论是所用题目，还是场景复述，于我而言，这也心存向梁赞诺夫这位大师致敬之意。

梁赞诺夫这部1975年上映的喜剧电影，在表面的爱情奇遇故事的背后，其实隐含着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理念的讽刺，而当时，我们正在操作的选题，主旨就是对中国现代建筑的反思批判。

我是今天上午看新闻知道梁赞诺夫去世的消息的，我随后发了微博微信，表达了对他去世的哀悼。就在昨天，2015年11月29日，我坐在保利大厦的大堂吧里，抬眼望大厦里视频展播的演出广告，其中有一档是正在排练的韩童生冯宪珍主演的话剧《办公室的故事》，让我倍感亲切，这部电影我可不止看过一遍。

1980年代我上大学的时候，梁赞诺夫的电影，就像今天的好莱坞大片一样，在我们的时代很流行。当时的我，还有大把时间可以看电影，所以，梁赞诺夫的那些经典影片，在我的青年时代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我第一次看《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奇遇》时，算得上乐反了天，笑得眼泪出来肚子疼，老毛子竟然这样“黑”意大利人，电影竟然能这样拍！这想象力可不一般。要搁我们国家，别说几十年前，就是现在，你这样编排外国人，恐怕还是会以影响“邦谊”上不了映的。

至于《办公室故事》里女局长与男统计员之间的碰撞冲突，也是我们望尘莫及的。我在1980年代读过一篇中国小说，《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我知道我们出不了这样的作品，我们的生活中有的是男局长权霸女下属，或者女局长包了男下属（还记得安惠君案么？），却从来缺少中年人之间尤其是上下级之间真正的爱的故事的表达。

至于《两个人的车站》里钢琴家与女服务员之间由小冲突展开的故事，很有点突兀，但又让人心痛不已温暖不已。我想一定有许许多多人跟我一样喜欢。

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的话，大概是1988年，我正在看电视里播出的梁赞诺夫的《两个人的车站》，窗外传来阵阵口号声。那一次好像是因为北京大学学生柴庆丰遇害引发的学生游行，队伍经过人大，我们宿舍就在马路边上，我第一次看《两个人的车站》，我没下楼，跑窗口打望了一忽儿，回到原位，站在楼道里，看完了这部电影。

在梁赞诺夫的作品中，那些看似与我们生活无关的荒诞不经的故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夸张的喜剧背后生活的本质，关于爱，关于悲伤，关于尊严，黑色幽默，那含泪的笑，那笑中的泪，面对生活中遭遇的各种波折，哪怕是在社会的最底层，依然要倔强有力地生活，这背后只有一颗柔软细腻的心才能如此体贴入微。

于我而言，梁赞诺夫的这几部电影，是我青春岁月里最重要的一块记忆。除了《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奇遇》和《命运的捉弄》之外，《两个人的车站》和《办公室的故事》，我后来重看过，不止一遍，多是怀旧。

梁赞诺夫的电影，是在苏联社会主义时代的产物，生活在其中，其表达的空间也未必有多大，但梁赞诺夫在主流叙事框架下，依然呈现了对生活本真的挖掘和呈现，让像我这样的观众，不仅得到了感官上的刺激愉悦，更有心灵上的抚慰。

直到今天，我们的影视作品还让我们缺乏对这种故事的想象力，尽管我们现实中的故事早已越出了这种想象力，更缺乏在窄逼的空间里张扬良善人性和尊严的能力以及倔强生活的态度——这也是我越来越远离中国电影，宁可去看那些老电影的原因所在。

“他是我们时代的契诃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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