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映明：87版《红楼梦》从始至关机到庆祝晚会

【摘录胡文彬先生语】：

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都会遇到几件值得回顾的往事。而在我平凡的生活经历中，参加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筹备和拍摄的日日夜夜，则是一件最难忘的事情。今天，当已经拍摄完成的九千六百多个镜头，剪辑成长达三十六集的连续剧，即将和亿万电视观众见面的时刻，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滚烫的思绪又把我带回到五年之前……

那时，在我们的屏幕上、银幕上，曾一度充斥着香港的武打片、外国的惊险片。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引起了中央电视台领导同志的关注，而广大群众也在渴望着我国的电影和电视剧界，能够解放思想，以开拓的精神，拍出高水平、高质量的故事片，占领这块宝贵的宣传阵地。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央电视台老台长戴临风、导演王扶林同志，怀着历史的责任感和振兴我国广播电视事业的雄心壮志，决心把古典名著《红楼梦》搬上电视屏幕。他们的这一决心立即得到了广大红学研究者的热烈欢迎和支持。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是令我难忘的一天。记得那一天，戴临风、王扶林两位同志一起来到了中国红学会，听取了在京的红学界代表们对把《红楼梦》改编成电视连的设想和意见。从这次座谈会开始，我与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结下了不解之缘。

《红楼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产物。她秀冠群伦，是万古不磨的佳作。二百年来，红学研究经久不息，发展到今天成为一门举世公认的“显学”。而以《红楼梦》为题材改编的作品，更是车载斗量，琳琅满目。然而，由于时代和表现形式的局限，以往所有的《红楼梦》改编作品虽然各具擅场，但大都因为只能截取《红楼梦》中的个别的故事情节或表现某几个人物的悲欢离合，而令人感到不满足。电视连续剧则独具所长，它比电影和戏剧的容纳量大，不仅可以把《红楼梦》的重要故事情节较忠实地、完整地再现屏幕，而且可以运用电视剧的手段，使《红楼梦》中的众多人物的形象更生动、更丰满、更感人。从这一意义上说，只有电视连续剧这种艺术形式可以为改编全部《红楼梦》提供最大的可能性。

但是，《红楼梦》毕竟太丰富、太伟大了！她在千百万读者的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每一个读者心里都有自己的林妹妹、宝哥哥，这不能不给改编和挑选演员带来相当繁重的困难。因此，要运用电视连续剧这种艺术形式再现《红楼梦》的内容和它所反映的时代风貌，就必须有大胆探索的勇气，同时又要有严肃认真，忠于原著精神的创作态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电视工作者没有被困难所吓倒，他们在红学界和广大群众的支持、鼓励下，勇敢地担负改编、拍摄《红楼梦》的重担。导演王扶林同志曾说过，“我们这一代不拍，下一代拍距离就更大了”。他说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心声。历史将证明，《红楼梦》的改编和拍成电视连续剧，不仅是符合时代的要求，而且也是符合亿万人民的心愿的。

为了拍好《红楼梦》，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从组织顾问委员会、成立编剧班子、讨论修改剧本、挑选培训演员，到选取外景试拍，整整花去了三年的时间。而从一九八四年九月在黄山正式开镜到一九八六年十月八日在北京大观园正式停机，拍摄完成全剧又渡过了两个不平凡的春秋。特别是进入正式拍摄后的两年中，《红楼梦》剧组在导演王扶林同志的率领下，所付出的艰苦劳动是十分感人的。他们不论是在春寒料峭的江南水乡，还是在数九严寒的北国；不管是烈日炎炎的酷夏．还是在通宵达旦的拍摄现场，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是废寝忘食的拚命工作。他们心中只有《红楼梦》，从几岁的小演员史可，到八十高龄的道具制作师傅，都是如此。摄象李耀宗和饰演探春的东方闻樱是一对年青的恋人，为了拍好《红楼梦》，他们下定决心，不拍完全剧绝不结婚。他们这种执着地为我国电规艺术而奉献自己青春年华的可贵精神，又怎能不使我们感动呵？

电视连续剧《红楼梦》能够在两年的时间内拍摄完成，毫无疑问是全剧组--导演、演员和各部门工作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我们不会忘记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心的领导的亲切关怀：如果沒有他们领导和支持，如此顺利地完成拍摄任务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戴临风丶阮若琳两位领导同志，对《红楼梦》剧组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们在百忙之中一次又一次亲临现场指导工作，解决各种具体困难，热情地鼓励《红》剧组的同志们为完成高质量的片子而奋斗。他们两位领导同志平易近入、宽容大度的胸怀和尊重专家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也凝聚着广大红学研究者和许多专家学者的心血。顾问委员会的专家们从讨论剧本、培训演员到现场的具体指导，不仅反映了老一辈人对《红》剧的支持和关注之情，而且也说明了学术研究走向社会，与影视创作相结合是有广阔天地的。《红楼梦》的改编和拍摄过程，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值得认真总结的经验。从这一角度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也可以说是电视工作者和学术研究者真诚友好合作的共同成果。

回顾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所走过的道路，每一个参加过这项工作的同志都可以写出一部动人心弦的“回忆录”因为他们是实践者，感受最深刻。几年来，我有幸参加了这项工作，并曾随剧组到过江南水乡甪直镇，看过拍摄“小荣枯”的繁忙景象，也曾去过扬州的瘦西湖观看过“元春省亲”的盛大排场。然而，我所能贡献的力量实在太小了，每念及此，心里总有一种惴惴不安之感。但是，五年间从剧组的每位同志身上确实学到了许多宝贵的东西，这是坐在书斋从书本上所学不到的。我珍惜在剧组渡过的时光，我的心是和《红》剧连在一起的。

五年的时间过去了。五年啊！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只不过是弹指一瞬间，然而它在每个人生命的时刻表上，却是多么宝贵的时光！这五年间，《红》剧组的同志们同舟共济，顶住了风风雨雨，终于完成了拍摄任务，现在，这部凝结着我们心血的连续剧就要和广大观众见面了，我深信亿万观众会实事求是地评价它，它在我国的电视剧发展史册上也必将有一席位置。因为它是时代的产儿，是《红》剧全体工作人员和曾经为它贡献过每一份力量的所有同志的心血结晶！难忘呵，悠悠红楼情！

胡文彬 1986年十二月十五日

胡先生这篇感情真挚，心绪怡然畅快的《悠悠红楼情》，文章至今虽相隔三十多年，可笔者读了依然感到亲切无比。电视连续剧《红楼梦》还未上屏幕，胡先生便撰文抒发感情，可见其时情态之动容。诚然，我们从文内的字里行间，可以察到他情见乎辞。是啊，胡先生作为该剧监制，五年间的酸甜苦辣丶五年间的心血都倾泻于这部万众期望的三十六集《红》剧。当《红》剧封镜，他自然如释重负，故融融情意的心境，便浓缩在这篇两千多字的《悠悠红楼情》。说实在的，《悠悠红楼情》这篇言辞真挚，感情朴厚，虽说它是一篇旧文，可是如今读了，让更多人了解当时拍《红》剧的时代背境与各方面的具体情况。文章不怕旧，咱们先贤留下来的经典篇章更旧，它就象陈年酒一样，愈久愈纯，飘香四溢。

《悠悠红楼情》所表达的题旨，是对伟大作家贾雪芹的致意之情丶是对中华文化经典承传的致意之情丶是开创《红楼梦》文本故事融入屏幕获得巨大成功之情; 是剧组编剧丶导演丶监制丶作曲丶攝录丶幕后，全体演员及相关人员通力合作之情; 是胡先生五年的辛劳付岀，化为喜悦之情！而此“情”更是体现了他们将巨著搬上屏幕的胆力及气概。在这“情”的背后，剧组用三年时间作准备，这在影视界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之所以八七年央视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成为经典，获得人们普遍的肯定，赞颂，这才是彰显古代名著融入现代屏幕的典范。所以，《悠悠红楼情》弥久留香，亦是实属必然的事。（许映明）

央视版三十六集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一晃悠悠已过三十年，如今依然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话题。笔者手头有一份资料--《环球人物》杂志于2017年6月第11期，记者陈娟，李静涛专访胡文彬先生，就有关拍《红》剧的时代背境以及拍摄过程中的一些花絮，首播后的社会反映与国际影响等相关“剧情”作了详细的介绍。值得一提的是，胡先生在接受专访时说:“《红楼梦》是文艺版的《资治通鉴》”，这个论断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也。《红楼梦》的主旨，其中便有彰善瘅恶的思想。历史的经验诉我们，以善为法，政通人和; 与恶为伍，自取灭亡！

下面是专访全文内容：

《红楼梦》是文艺版的《资治通鉴》

红学家胡文彬的客厅，四壁都是书柜，与墙面同高宽，里外三层。在一面书柜的右下角，有整整齐齐几排书，书脊上印着各种文字，是世界各地不同译本的《红楼梦》，英文版、法文版，甚至还有蒙古语、维吾尔语等少数民族语言的版本。与那些书相比，茶几上的几本厚册子显得有些陈旧：一本87版《红楼梦》电视剧的画册，里面是当年电视剧人物剧照；一本老相册，每一张里面都有胡文彬的身影，那是30多年前跟随剧组东奔西走的旧影；还有一本厚厚的剪报集，一页一页按照时间顺序叠放，内容涵盖87版《红楼梦》从筹备、拍摄一直到播出，以及播出后的反响等媒体报道。

作为87版《红楼梦》的副监制，从立项、筹备到拍摄再到播出后的宣传，胡文彬一直参与其中。但学者的严谨，又让他与剧组保持着距离。这使得胡文彬既可以从细微处观察电视剧拍摄的每个细节，又不妨碍他从更宏观的层面审视《红楼梦》这部流传了数百年的经典名著。

红学界向剧组派出了联络人

“如果脱离红学的发展来谈论《红楼梦》电视剧的拍摄，是一种短见。”胡文彬遇见87版《红楼梦》之时，正值《红楼梦》的研究进入到一个空前的辉煌时期。1980年春，《红楼梦》研究所在北京成立，成为国家性的最高学术机构之一。同年在哈尔滨召开的第一届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上，中国红楼梦学会（简称中国红学会）成立。而专门研究《红楼梦》的学术刊物《红楼梦学刊》，也在1979年底出版了创刊号。这三件事，胡文彬都参与其中。恰在此时，王扶林有了拍摄电视剧《红楼梦》的设想，于是通过老红学家吴世昌先生找到了时任中国红学会副秘书长的胡文彬。两人首次见面是1981年。“听了王扶林的想法，我感觉非常激动。因为《红楼梦》自诞生以来，已经有戏剧、说唱、绘画、电影等多种形式，但是唯独没有电视剧。从《红楼梦》的传播和影响力上考虑，我非常支持。”

在胡文彬的组织下，中国红学会在恭王府的楠木厅举办了一次会议，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戴临风和王扶林都出席，再次讲述电视剧的拍摄，与会专家虽有一些争议和顾虑，但总体意见是全力支持。“可以说，电视剧《红楼梦》是在时代发展、社会转型以及大众需求三种因素的共同促进下诞生的。”

胡文彬当时在人民出版社工作，是《新华文摘》的编辑，他同时成了红学界向《红楼梦》剧组派出的联络人。5年间，他奔走于剧组与学界之间，每个月只拿30元酬劳。起初创作剧本的是红学家蒋和森，但由于“自觉对电视剧不熟悉，怕伤了《红楼梦》，伤了读者和观众”，他后来选择了主动放弃。在胡文彬的推荐下，新的编剧三人组成立：写过电影《谭嗣同》剧本的吉林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刘耕路、北京社科院研究员周雷、淮北师范学院青年教师周岭。三名新编剧明确分工，对《红楼梦》素有研究但缺少创作经验的周雷负责前40回，一向稳重的刘耕路负责改编戏剧冲突迭起的中间40回，“脂批派”的坚定拥护者周岭则负责改编后40回（“脂批”指的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这一版本，对前80回作了大量署名脂砚斋的批注）。

后40回的大胆改编引巨大争议

那段日子里，胡文彬、戴临风以及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阮若琳，常常到位于虎坊桥的戴临风家中召开“三人会议”，解决拍摄过程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我其实就是‘救火队长’，哪里冒烟儿，就去哪里扑火。”胡文彬说。他最主要的任务是将学者、大众的意见反馈给剧组，但并不强加给剧组。

偶尔，他也会做一些拾遗补缺的工作。“元妃省亲”有一场戏在扬州瘦西湖拍摄，胡文彬和王扶林一起站在摄影机后，镜头前“元妃”成梅从轿子上下来，直接奔着牌坊往里走。胡文彬赶紧拽一下王扶林说不妥：“她这是回娘家，牌坊那么恢宏，她理应停一下，抬头看一眼牌坊上的字。”胡文彬还补充说，这是宫廷教养和文化教养的表现。还有一次，在正定荣国府拍戏，镜头扫过去，胡文彬发现“荣宁大街”四个字，立刻对王扶林说：“应该是‘宁荣大街’，因为宁国府是长房，不能颠倒。”在胡文彬看来，这些虽都为细节，却是一部电视剧的硬伤。电视剧播出后，专门有人写“挑刺录”发表在报纸上。

胡文彬自己也发现了一些违背常理的错误。比如黛玉进府那场戏，原本黛玉初来乍到，要拜见舅舅贾赦，贾赦推托没见她，只是传了话。在听传话时，书中明确写道黛玉站起来，剧里却是坐着的。而王熙凤哭秦可卿那场戏，书中写的是王熙凤在一个罗圈椅上坐下，开哭，丫鬟婆子们才跪着一起哭，电视剧里演的却是跪着哭。“这些是涉及礼仪的问题。黛玉是小辈，听长辈话时需站着；王熙凤是秦可卿的婶婶，是长辈，哭丧时不应跪下。这些错误容易忽视，一演出来就会显得人物没有教养，损害了人物的形象。”

1987年5月《红楼梦》首播后，社会上议论纷纷。除了电视剧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争议最多的就是后6集的改编。编剧周岭没有按照通行的高鹗续后40回进行创作，而是进行了大胆的改编：探春替郡主远嫁，史湘云流落风尘……当时，参加87版《红楼梦》播出后研讨会的红学家一致认为：改编者明智的态度，应该是尽可能吸收高鹗续本合理的部分，使其最大限度地接近曹雪芹的美学理想，并将故事尽量演得合乎事理人情。

实际上，早在后40回创作之初，剧组曾设计过A版、B版两套方案：A版对后40回进行颠覆性的改编，B版严格遵照广为流传的120回本；A版先拍，B版后拍，到时一起播放，在社会上进行广泛的讨论。但到了拍摄后期，种种原因使得B版计划流产。“这是一个遗憾。但总体来说，87版《红楼梦》的拍摄是成功的。电视剧这种全新的表现形式，是戏剧、电影等其他形式不能替代的。”胡文彬说。

1988年，也就是电视剧播出的第二年，由冯其庸任团长、胡文彬任副团长的《红楼梦》文化艺术代表团前往新加坡访问。代表团里还有欧阳奋强、邓婕、陈晓旭、张莉等主要演员，以及电视剧的编剧、服装、美工等。“当地华人很热情，我们几乎每天都有活动，宝黛钗的小品表演、专家讲座……很是热闹，场场爆满。到访新加坡《联合早报》总部大楼时，编辑、记者扔下手头的工作不管，跑出来要亲眼看看林妹妹。”胡文彬说，“‘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这句话一时流传起来，占据了当地媒体的新闻标题上。”

《红楼梦》几乎包含中华古典文明的全部精髓

87版《红楼梦》在海内外受到的欢迎，不仅仅是电视剧本身的成功，更体现了这部经典名著在炎黄子孙心中无可替代的地位。1998年，红楼文化艺术展在中国台湾举行。艺术展开幕的锣音未落，观众就如潮水般涌入，孩子们把大观园的模型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看过展览后，郝柏村等人的话令胡文彬印象深刻。“他们说：‘我们历史的血脉、文化的血脉不能断。这次来了《红楼梦》下次《西游记》也可以来啊！’类似的展出在香港、新加坡也很火爆。表面上，这是他们对《红楼梦》的热情，实际上是骨子里对中华文化的归属感。”

在胡文彬看来，《红楼梦》能唤起人们的归属感，是因为它几乎包含了中华古典文明的全部精髓。“国学大师饶宗颐有个观点，汉字的独特性是决定中国不可能灭亡的重要原因。汉字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和拼音文字差别巨大，使中国人形成了独特的思维体系，凝聚力很强。《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以及本身的行文都堪称经典，中华文字之韵、文化之美，在书中得到了全面的展现。”除此之外，《红楼梦》还是一部古典服饰、饮食、建筑等领域的百科全书。“中华文明的方方面面经过几千年发展，到了18世纪都被曹雪芹的一支笔记录下来。”

“此外，人物塑造的丰富、深刻，使得每个人都可以在《红楼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胡文彬说道。王熙凤的出场就像唱戏一样，帘子还没挑，就能听到她张扬、浮夸的笑声；谨小慎微的林黛玉处处小心，唯独在遇到贾宝玉后才打开心门；薛宝钗说得少看得多，世故圆滑，城府不浅很少得罪人……“对应我们自己以及身边的人，几乎所有的性格类型都在《红楼梦》中有模板。这些模板的境遇、遭际和结局，对我们的人生颇有启发。”

在这些表象之下，深刻的思想性使得《红楼梦》在21世纪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首先是面对世事变幻，人们的内心要在何处安放。“比如贾宝玉，原本心无所定，甚至浪荡。到了梨香院非要龄官给他唱一段，结果被龄官厌弃。他在失落之余，看到龄官和贾蔷的恩爱情形，感悟到‘人生情缘各有分定’，从此心里只有黛玉一人。这和今天何其相似。有多少人觉得世界太乱，烦恼太多，总也找不到内心的宁静。读完宝玉在梨香院这一段，正在为情感困扰的年轻人会不会有所悟？时代不论怎么变，人内心深处的苦恼和欢乐、迷惘与感悟，本质上不会变。”胡文彬说。

《红楼梦》中贾府三世而衰、五世而终，两个主要的原因是教育失败和经营不善。从传承家业的角度来说，贾宝玉的教育就是失败的，贾政要管，被贾母一手护住。至于经营不善，贾府从来只有软预算没有硬预算，结果是上下中饱私囊成风，还有王熙凤这么一只“大老虎”。最终到了抄家时，贾府很多人才恍然大悟：这家原来早就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家国天下’的情怀很深。《红楼梦》中透出的家族兴衰之理，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同样很有借鉴意义。想到这里，难免觉得《红楼梦》和《资洽通鉴》颇有几分相似。只不过，司马光用的是严肃、说教的方式，有人可能会觉得枯燥、乏味，但是曹雪芹则把这些寓于故事之中，让我们自己去体味、感悟。可以说，《红楼梦》是一部文艺版的《资治通鉴》”

说到这里，胡文彬想起去年到河南某大学讲座时的情形。讲座结束时，一个女生走到讲台旁，说想唱一段电视剧的主题曲给大家听，胡文彬自然不反对。那女孩一点也不怯场，唱起了《枉凝眉》，台下顿时鸦雀无声，唱完后，掌声雷动。“‘90后’‘95后’的孩子们对《红楼梦》都有这样的感情，足见经典名著对于文化传承的作用。将来《红楼梦》和中国文化发扬光大、走向世界，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作品和这样的年轻人。”

说实在的，胡先生能够得到《环球人物》杂志的专访，并将四千多字的内容付刊，那是一种殊荣。所以，胡先生在文章结篇也论道:“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家国天下’的情怀很深。《红楼梦》中透出的家族兴衰之理，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同样很有借鉴意义。想到这里，难免觉得《红楼梦》和《资洽通鉴》颇有几分相似。只不过，司马光用的是严肃、说教的方式，有人可能会觉得枯燥、乏味，但是曹雪芹则把这些寓于故事之中，让我们自己去体味、感悟。可以说，《红楼梦》是一部文艺版的《资治通鉴》”

胡先生将《红楼梦》比喻--是一部文艺版的《资治通鉴》，这是他的史学观点丶是大家视野; 亦是他深层次地解读《红楼梦》感悟之后，为广大读者揭示《红楼梦》深刻的思想内涵。《资治通鉴》是一部伟大的史书，而《红楼梦》则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一“史书”丶一“小说”，内容虽有别，概念则不同，但两者都是作为历史的一面镜子，它可以照照家国之兴衰丶照照个人之灵魂; 是国家丶家庭，个人之大鉴。所以，胡先生他在红学纷繁复杂的争论中，作岀了极其深刻的论断，为红学开拓了新的学术视野，此乃红学之大幸也！《红楼梦》作为一部精深博大的巨著，两百多年来，不管朝代如何更替，不管狂风暴雨如何肆虐，其灿耀之光依然永恒闪亮！《红楼梦》永不朽，曹雪芹难再生。

央视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开播之后，胡先生于1987年8月25日发表感言，下面摘录二段他的感言文字如下:

“电视连续剧《红楼梦》自公开播映以来，在海内外所引起的“红楼热”可谓是百年罕见的景象。据中央电视台的统计，《红楼梦》剧的收视率高达65％—75％，是一般电视剧难达到的高水平。在深圳特区，过去多是收看香港的节目，《红楼梦》播放期间的收视率出现了高达70％左右的记录，这是前所未有的好现象。在香港；据亚视 的统计，《红》剧播放的收视率是这家电视台近年来播放的两部最好的电视剧节目之一。至于报刊上的反映，其热烈的程度已是令人叹为观止。这样的事实本身说明，《红楼梦》所具有的魅力确是其它古典名著所无法相比的。它在广大群众中是有深厚的基础的，人们喜爱《红楼梦》的热情经久不息再次得到了证明。另一方面，它也说明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基本上传达了原著深刻的思想内涵，而剧中的人物，如宝黛钗凤等的屏幕形象和许多精采动人的场面，给观众留下的印象还是比较好的。从全剧看，它不仅起到了普及原著的作用，而且在艺术上也是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大众基本上是满意的，欢迎的。当然，目前报刊上的批评文章也不少，即使在肯定性的文章中也有相当多的批评意见。我个人始终认为，当前围绕《红》剧的讨论、争议，是一件大好事。批评，也是一种爱护。最可悲哀的是一部作品问世后无声无息，没有人理睬，或者是面对批评时闭目塞听，自以为高明，自我满足、自我陶醉。”

“将《红楼梦》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是一次可贵的尝试，其意义是深远的。它告诉我们电视是传播和普及古典文学作品的最好媒介，研究者应该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同电视剧艺术创作很好地结合起来，充分利用这个容量大、覆盖面广，生动形象，群众喜闻乐见的传播工具，为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而贡献力量。同时《红》剧所受到的欢迎和引起的热烈反响，还告诉了我们，古典名著不仅可以改编成电视连续剧，而且能够改编得好。只要编导者尊重原著所规定的时代背景、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和语言风格，再现原著的精华，就会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和欢迎。电视剧《红楼梦》的创作过程是严肃认真的，在这方面所提供的借鉴也是不可多得的。

全本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完成，并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这首先要归功于曹雪芹，我们是站在巨人肩膀上来完成这项艰巨的工作的。可以预料，全本电视剧《红楼梦》的改编、拍摄，这只不过一个开始，而绝不会是终结，它像以往众多的改编作品一样，只体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心愿和水平，未来必将会有新的高水平的全本电视剧《红楼梦》问世。因为，未来的认识水平和提供的条件将百倍优越于今天。我深信，新的探索将从这里起步！艺术需要探索，而探索是无止境的。”

胡先生四十年前的感言，如今读来依然客观，可信，真切，闪光！笔者从上述两段文字，读岀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红剧》开播之后，它在大江南北掀起一股前所未有的“红楼热”，万人空巷的情景似乎又在眼前重现，用胡先生的话说: “在海内外所引起的“红楼热”可谓是百年罕见的景象。据中央电视台的统计，《红楼梦》剧的收视率高达65％—75％，是一般电视剧难达到的高水平。”这个“热与收视率”说明将曹雪芹的伟大著作《红楼梦》搬上屏幕是获得巨大成功的。

二是《红剧》开播之后，一些报刊针对剧情存在一些问题或不足，提岀批评。对于提岀批评应该分别对待，一个可能是对后四十回改编后，存在不同的看法而展开批评；其次，是剧情确实存在本不应该岀现的错误而提岀批评。正如胡先生在接受《环球人物》专访时说的那样--胡文彬自己也发现了一些违背常理的错误。比如黛玉进府那场戏，原本黛玉初来乍到，要拜见舅舅贾赦，贾赦推托没见她，只是传了话。在听传话时，书中明确写道黛玉站起来，剧里却是坐着的。而王熙凤哭秦可卿那场戏，书中写的是王熙凤在一个罗圈椅上坐下，开哭，丫鬟婆子们才跪着一起哭，电视剧里演的却是跪着哭。“这些是涉及礼仪的问题。黛玉是小辈，听长辈话时需站着；王熙凤是秦可卿的婶婶，是长辈，哭丧时不应跪下。这些错误容易忽视，一演出来就会显得人物没有教养，损害了人物的形象。”

但作为该剧监制之一的胡先生，他的“话事权”究竟有多大呢？笔者找来南方周末，2010年9月2日另一段摘文如下:

“领监制之衔的胡文彬为拍《红楼梦》奔走五年，报酬是每月30块钱的车马费。颠覆性地改编后40集是当时“党组织”的决定，胡文彬没有公开表示反对，但他当年发表在黑龙江大学《求是学刊》上的一篇文章却颇有立此存照的意味：电视剧的作用是普及，而老百姓最耳熟能详的还是两百年间流传最广的120回本。” 上述这段引文，读者自己悟道吧。

三是胡先生说: “将《红楼梦》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是一次可贵的尝试，其意义是深远的。”是的，经典必须传承丶必须发扬光大。因《红楼梦》这部伟大著作，内容既悬妙，又深不可测，它不是每个普通人能读得懂的。而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则不同，观众凭直观感觉，便能从屏幕看懂它的内容与故事情节。所以，当初央视与红学界合作，将经典巨著《红楼梦》改编成电视连续剧，虽说“是一次可贵的尝试”，倒不如说是一次有远视，具有真知卓识的创举！“悠悠红楼情”虽相隔三十年，可如今依然成为谈笑风生的一部不朽经典剧作。

四是经典需要不断传承，胡先生于1987年8月25日发表感言: “可以预料，全本电视剧《红楼梦》的改编、拍摄，这只不过一个开始，而绝不会是终结，它像以往众多的改编作品一样，只体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心愿和水平，未来必将会有新的高水平的全本电视剧《红楼梦》问世。因为，未来的认识水平和提供的条件将百倍优越于今天。我深信，新的探索将从这里起步！艺术需要探索，而探索是无止境的。”

胡先生上述这段论述，充分反映了他胸怀大局的崇高品格，《红楼梦》的改编成剧集，不是一时之举，而是要不断完善，尽可能作到尽善尽美，才无愧于伟大作品丶无愧于伟大作家曹雪芹！我们看到胡先生，在拍剧这五年中，黙黙的付岀与贡献，其精神品格，是不容置若罔闻的。红学争论不休，拍剧亦然。反观2010年版电视剧《红楼梦》，你看后一比较，便看岀个味儿来。诚然，87年与2010年，虽然时空相隔短短二十来年，但随着社会环境之变迁，人心之浮躁，功利之诱惑，机巧之心盛行，故能将一部举世瞻仰，万世称颂的《红楼梦》，拍出味儿来吗？这个观众最有发言权！

笔者找到1987年第七期《电视连环画》记者肖月一段报导，其标题是: 《红楼梦》剧组在香港--“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红楼梦》剧组代表团一行，在戴临风团长丶阮若琳副团长的率领下，于87年4月29日至5月6日，应邀赴香港参加亚洲电视台首播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当香港亚洲电视台获准播映电视剧《红楼梦》以及《红》剧代表团将亲临香港参加首映式的消息披露之后，广大市民更是欣喜若狂，翘首以待。《红》剧代表团的到来，使得一个时期以来在香港兴起的“红楼”热，达到高潮。往日收视率仅百分之三十的亚洲电视台，因播电视剧《红楼梦》声誉大增，收视率猛升到百分之七十。该台一早一晚两段黄金时间开办的《香港的早晨》《我爱香港》两个专栏，这一段因举办《红楼梦》专题，更是吸引了广大香港市民。香港电视界一位同行深有感触地说，想不到香港市民这样喜爱《红楼梦》，现在可算是人人说“红楼”看“红楼”，评“红楼”，无处不闻“红”字。”

毫无疑问，央视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开播之后，其影响力创下了中国大陆的“红楼”热，连港丶台也掀起一股凌厉的“红”旋风。30年过去了，据说《红》剧迄今为止，已在各大电视台重播千余次。所以，人们重新审视《红》剧才发现，央视版《红楼梦》才是成为不可逾越的一部经典，一部不朽大作，将它誉为中国电视史上的一座丰碑，一点都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