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超杰丨《四库全书》提要文本系统例说
许超杰
内容摘要：《四库全书》提要文本存在颇多差异，前人往往将其归结为不同时期对提要文本的修订。但这就忽略了一个问题，即一则提要可能具有多种提要稿，即不同的源文本，而不同的源文本也产生了不同的提要文本系统。本文以《孝经大义》《孝经注疏》《周易旁注前图》《革除遗事》等为例，指出提要文本之间巨大的差异并非是流传、修订产生，而是由于提要稿依据底本不同所致。进而指出存在不同分纂官分别为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撰写的分纂稿、不同分纂官为同一种书的同一版本撰写的分纂稿、同一分纂官为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撰写的多种分纂稿等三种产生不同源文本的情况。提要文本系统的提出有利于推进《四库》提要研究的立体化与精细化，进一步深化《四库》提要研究。
关键词：《四库全书》 提要 提要稿 文本系统 底本
一、引论：以刘浦江先生《小字录》提要研究为切入点
随着乾隆年间《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完竣，中国古代最为庞大的丛书与最为重要的学术目录由此完成。而自乾隆六十年（1795）殿本《四库全书总目》正式刊行以还，《四库》学成为文献学研究中颇为重要的一个专门领域，成果颇丰。就《四库》提要而言，除正式结集而成的《四库全书总目》这一最终汇编本外，各阁书前提要以及《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等各阶段稿本、抄本的不断发现与刊行，为我们研究《四库》提要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但就目前《四库》提要研究而言，正如刘浦江先生所说，似乎尚有待进一步深入：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对《总目》提要与若干分纂稿或书前提要之间的异同进行过研究，但多局限于文本内容的比较分析，而很少与四库学的相关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因此往往只能看到各个文本之间的表面差异，而无法了解其背后的复杂衍变过程。[1]
诚哉斯言，此前学者只能看到作为最终文本的《四库全书总目》，故前贤对《四库》提要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史实的考证中。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降，随着文渊阁、文津阁、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影印，《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天津图书馆藏内府写本书前提要》等书的出版，为我们展开《四库》提要过程性的动态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基础。正如刘浦江先生所言，此前的研究“多局限于文本内容的比较分析，而很少与四库学的相关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而我们当下对《四库》提要的研究则需要更为深入地探讨提要文本的动态衍生性，了解文本差异背后的“复杂衍变过程”。
刘浦江先生以宋人陈思《小字录》为例，“对四库提要之源流做一个案研究”。其之所以选择《小字录》，主要是因《小字录》材料丰富，“目前能够看到的《小字录》的各种提要文本，包括七种《总目》稿本（含底本及修订本）和定本，以及四种阁本书前提要，不同的提要文本多达十种以上”，“具备作为样本分析的典型意义”[2]。通过分析这十馀种《小字录》提要文本，刘先生最后绘制了一张“《小字录》四库提要源流示意图”，如下：
毫无疑问，刘先生此文是当下最为深入的《四库》提要文本演变研究力作。通过刘先生此图，我们也可以发现《小字录》提要文本的发展是一个线性过程。虽然在此线性中存在许多并列、分支，但总体而言，从《初次进呈存目》到《总目》，确是一个线性的衍变过程。
但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即《四库》提要的文本衍变真的是完全可以说是线性的吗？其分支是否真的如此清晰？就《小字录》提要而言，当然是确凿无疑的，但如果我们将其范围扩展到更多的提要，就很难有如此确凿的答案了。在此，笔者试图扩大研究范围，以期探讨《四库》提要文本衍变过程的复杂性，进而揭示不同文本系统对于研究提要文本流变的重要性。
二、提要文字衍变与文本系统关系考索：以《孝经大义》为例
与《小字录》提要相仿，《孝经大义》提要也是颇值得深入探讨。就《孝经大义》提要而言，目前可见《初次进呈存目》《文渊阁四库全书》《文溯阁四库全书》《文津阁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总目》等六种提要文本。比读此六种文本可以发现，其间差异颇为明显。在此，先略述此六种文本异同于次。
就目前所见到的这六种文本而言，《初次进呈存目》本当是最早的版本。学界对《初次进呈存目》编撰时间已有深入研究，夏长朴先生认为当成稿于乾隆四十年（1775）五月至四十一年正月之间[3]。刘浦江先生在夏文之后更进一步分析，认为当是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之前进呈提要的汇编本[4]。在此我们不必细分二者之间细微的差异，至少可以确定，《初次进呈存目》本《孝经大义》提要撰于乾隆四十年五月之前。是以，《初次进呈存目》本《孝经大义》提要无疑是目前可见最早的文本。那么，让我们首先来看《初次进呈存目》本《孝经大义》提要文本：
《孝经大义》一卷，元董鼎撰。鼎，字季亨，鄱阳人，黄幹之弟子也。其书因朱子所定《孝经刊误》之本，更为订正，删去二百余字，区分经传，使秩然成文。又作为注解以发明之。盖为初学而设，故词皆显易明白，颇便诵读。熊禾为之《序》。[5]
《初次进呈存目》此条记载颇为简易，仅论述董鼎之生平、师承，及《孝经大义》之内容、取径。我们比读《文溯阁四库全书》所收《孝经大义》书前提要，可以发现其文为扩充《初次进呈存目》而来：
臣等谨案：《孝经大义》一卷，元董鼎撰。鼎，字季亨，鄱阳人，黄幹之弟子也。言《孝经》者有今文、古文二家，今文十八章，儒者相传之旧本也。自刘向校定以后，康成、王肃皆为训解，然互有异同。至唐明皇石台注本出，宋邢昺等为之疏义，而其学大定，今列于十三经者是也。古文自陆德明作音义时已云久晦，朱子始以意推求，作《刊误》一书，更为订正，删去二百余字，区分经传，使秩然成文。鼎距朱子仅再传，故因所定之本作为注解以发明之。自汉至唐注经者有误字之训、有错简之说，而无改易经文之事。至宋儒始往往改易之，后来王柏、吴澄删窜诸经说者，以为有所启也。然朱子几经研究乃定是编，虽未必一一尽合孔氏之旧，而条理分明，实足以发天经地义之旨，究非柏等臆断者比。则鼎之阐扬师说，于《孝经》亦不为无功矣。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恭校上。[6]
通过比读《初次进呈存目》与《文溯阁提要》，很明显可以发现，文溯阁本《孝经大义》提要源自《初次进呈存目》。就文溯阁本而言，划线部分几乎原样沿用《初次进呈存目》，仅文辞稍作修改。而就二者之异而言，文溯阁本删去《初次进呈存目》“盖为初学所设，故词皆显易明白，颇便诵读”句，而深入阐释《孝经》今古文之争及其脉络源流，并就朱子《孝经刊误》删改《孝经》本文予以阐发。并在此基础上，再次申诉董鼎《孝经大义》之学术意义。不难发现，文溯阁本即缘于《初次进呈存目》，而又对《孝经大义》之价值与学术史意义作了进一步的学术探讨。钞成于乾隆四十九年闰三月的文津阁本《孝经大义》提要与文溯阁本完全相同[7]，文津阁本当直接源自文溯阁本，或有同一文本源头。
与文溯阁、文津阁本不同，钞成于乾隆四十年五月的文渊阁本《孝经大义》提要则与之几无相似之处，当可看作是另一文本系统，现列其文于次：
臣等谨按：《孝经大义》一卷，宋董鼎撰。鼎有《尚书辑录纂注》，已著录。初，朱子作《孝经刊误》，但为厘定经传，删削字句，而未及为之训释。鼎乃因朱子改本为之诠解。凡改本圈记之字悉为芟除，改本辨正之语仍存于各章之末。所谓右传之几章释某义者，一一顺文衍说，无所出入。第十三章、十四章所谓不解经而别发一义者，亦即以经外之义说之，无所辨诘。惟增注今文异同为鼎所加耳。其注稍参以方言，如云“今有一箇道理”，又云“至此方言出一孝字”之类，略如语录之例。其敷衍语气则全为口义之体，虽遣词未免稍冗，而发挥明畅，颇能反覆以尽其意，于初学亦不为无益也。前有熊禾序，盖大德九年鼎子真卿从胡一桂访禾于云谷山中，以此书质禾，禾因属其族兄熊敬刊行，而自序其首。序称朱子为“桓桓文公”，案《书》曰“勗哉夫子，尚桓桓”，孔传曰“桓桓，武貌”，《尔雅》曰“桓桓烈烈，威也”，均与著书明道无关，颇为杜撰。又文公字跳行示敬，而孔子、曾子字乃均不跳行，亦殊颠倒。以原本所有，姑仍其旧录之焉。乾隆四十年五月恭校上。[8]
从上文可知，文渊阁本《孝经大义》提要与文溯阁本完全不同。文渊阁本重在阐释《孝经大义》与《孝经刊误》之关系，并论及其语录体的特点，且已深入《孝经大义》文本内部，对某些点予以批判。除一二字词外，《四库全书总目》之《孝经大义》提要与文渊阁本完全相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则当是删减文渊阁本文字而成。
通过比读《孝经大义》的六则提要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明显具有两大文本系统，制成表1如下：
表1 《孝经大义》文本系统分析表
如果我们来分析这六则提要文本，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即在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上《初次进呈存目》之后到四十七年九月钞写文溯阁本之前，《孝经大义》提要曾作过一次较大的修改，即在《初次进呈存目》的基础上，加入《孝经》今古文之争与宋人改易经文的内容。乾隆四十九年闰三月钞写文津阁本仍延续了此一脉络。如果说文渊阁本《孝经大义》提要亦源于《初次进呈存目》，那么，在乾隆三十七年七月到四十年五月之间，当有另一种改本，即文渊阁本系统的提要文本。
据刘浦江先生所言，《初次进呈存目》为“截至三十九年七月为止已进呈提要的汇编本”[9]，也就是说，截至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初次进呈存目》应为是时提要之正式写定进呈御览版本。那么，何以会有此二文本系统呢？要解决此一问题，不妨重新回到《四库全书》之编纂史中予以考察。
据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六日上谕记载：
俟移取各省购书全到时，即令承办各员将书中要指櫽括，总叙厓略，黏贴开卷副页右方，用便观览。[10]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六日的此则谕旨虽然说是“俟移取各省购书全到时”云云，但我们从此后的编纂史中可以发现，四库馆臣编修《四库全书》确实是将该书提要粘贴书前或书后，是为提要之早期文本。而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上谕曰：
办理四库全书处进呈总目，于经史子集内，分晰应刻、应抄及应存书名三项。各条下俱经撰有提要，将一书原委，撮举大凡，并详著书人世次爵里，可以一览了然。较之《崇文总目》，蒐罗既广，体例加详，自应如此办理。[11]
刘浦江先生认为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进呈的总目就是我们现在所见的《初次进呈存目》。无论刘先生此论是否确当，但据夏长朴先生、刘先生之言，《初次进呈存目》是乾隆四十年之前的文本则无疑义。那么，我们结合乾隆三十八年的那则谕旨，可以说，就《四库全书》提要而言，当是先由纂修官（或称分纂官）撰写提要、粘贴于书中，也就是《四库全书》的第一个提要文本[12]。而后则由总纂官统理各书粘贴的提要文本，汇成一个整合文本，《初次进呈存目》即此类整合文本。也就是说，在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之前，即已撰写四库底本所附提要稿，而这些四库底本提要稿之整合则成为进呈御览之汇合本。
那么，当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到乾隆四十年五月之间，是由谁修改这些提要呢？让我们回到四库馆职设置。依据张升先生研究，四库馆涉及提要编纂者主要是总纂官、协勘总目官和纂修官[13]。纂修官负责撰写提要原稿，即所谓提要稿，此可参见《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当这些提要稿整合成一份汇合本之后，如乾隆三十九年七月进呈总目，纂修官当不再负责处理提要，提要修撰之职当转向总目处，由协勘总目官负责修改。也就是说，就《孝经大义》提要而言，从乾隆三十九年七月的《初次进呈存目》到乾隆四十年五月文渊阁本提要的修改，当是由协勘总目官修订完成。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何以这短短的十个月竟会形成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本系统呢？既然都是协勘总目官所订，何以文渊阁系统与文溯阁系统完全不同，且丝毫看不出《初次进呈存目》的因素呢？我们仔细分疏此二版本之歧异之源流，只可能有两种情况：
第一，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之后，馆臣首先修订《初次进呈存目》本《孝经大义》提要，使之成为文溯阁本所展现的文本形态。之后，馆臣又在文溯阁本文本形态的基础上，完全重写此则提要，使之成为文渊阁本之文本形态。盖若先完全重写此则提要，使之成为文渊阁文本，后再回到文溯阁文本，之后又复归文渊阁本而写成《总目》文本，就逻辑而言颇不能成立。是以，就第一种可能而言，只能是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之后先写为文溯阁文本，再改为文渊阁文本，如此方能成立。现略示如下：
底本粘贴提要→初次进呈存目→文溯阁本→文渊阁本
第二种可能则是文溯阁文本源自《初次进呈存目》文本，而文渊阁本则另有来源。也就是说，文渊阁本《孝经大义》提要之底本并非《初次进呈存目》。若如此，则文渊阁文本与《初次进呈存目》文本并不具有线性衍变关系，而是一种并列平行发展的关系。亦略示于次：
底本粘贴提要A→初次进呈存目→文溯阁本（文津阁本）
底本粘贴提要B→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总目
那么，就此两种情况而言，到底哪一种更有可能接近当时编撰《四库全书》时之事实呢？笔者以为，或以第二种情况更有可能。首先，短短十个月中，四库馆臣会对同一则提要文本作两次颇为重大的修改，似乎并无可能，亦无必要。更为重要的是，文渊阁本与《初次进呈存目》在文本上似乎毫无关联，这更加大了对第一种可能的怀疑。同时，《四库》提要存在颇多为同一本书撰写不同提要的情况，这似乎又可佐证第二种可能的存在。
那么，让我们回到《孝经大义》的底本问题。《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孝经大义》底本为“两江总督采进本”[14]。据《四库采进书目》所载，《孝经大义》目前可知的进呈书只有一种，恰好就是两江总督采进本。《四库采进书目·两江第一次书目》载：“《孝经注解》一卷，唐玄宗，宋司马光、范祖禹著；《孝经大义》一卷，元董鼎著；《孝经定本》一卷，元吴澄著；《孝经句解》一卷，元朱申著。以上四种合一册。”[15]也就是说，两江总督采进本就是这四种书的合编本。颇有意思的是，《通志堂经解》所收《孝经》类恰好是此四种，题名完全一致，且亦为合编一册[16]。据《中国古籍总目》记载，《孝经大义》尚有明刻本[17]，但据其题名、编册情况以及此次进书目录来看，完全可以推定两江总督采进本即《通志堂经解》本。
这就又有另一个问题产生了，即如用《通志堂经解》本，以内府藏本为底本即可，不必等到两江采进。吴哲夫先生言：“《荟要》利用内府藏书誊录的共一百三十三种，未注明藏书地点的计三十四种……除了这三十四种图书之外，其他依据内府藏书本誊录者，则可分为通志堂刊本与天禄琳琅藏本二大综。通志堂刊本即为《通志堂经解》本之简称。”[18]也就是说，《通志堂经解》作为《四库全书荟要》的重要底本来源，同样也是《四库全书》的重要底本，内府本有藏，不必等两江采进。
按照四库馆之分工，校办处分为校办《大典》辑佚书处、校办各省遗书处和校办内府发出书处[19]。也就是说，如以《通志堂经解》为底本，那么，《孝经大义》当是由校办内府发出书处校办，包括撰写提要。而如是两江采进本，则当是由校办各省遗书处校办。就此一问题，可以参看翁方纲对《诗本义》的处理：“谨案：《诗本义》四册，即《通志堂经解》所已刻者，毋庸另为校办。”[20]翁方纲所校办的这种进呈《诗本义》即为《通志堂经解》本，当由校办内府发出书处依据《通志堂经解》办理，不必重复校办。《四库全书荟要总目》言《毛诗本义》“依内府所藏通志堂刊本缮写恭校”[21]，可为佐证。作为校办各省遗书处的纂修官，翁方纲知道《通志堂经解》已由校办内府发出书处校办，故不再重复处理此书。
回到《孝经大义》，因为所收底本为《通志堂经解》本，那么，按理当由校办内府发出书处校办，也就是由其撰写一份提要稿。但由于两江又有采进，或由于种种原因，是否可能又由校办各省遗书处撰写了另一份采进本的提要稿呢？如此说成立，那么，《孝经大义》提要就当有两个文本系统。如是，则《初次进呈存目》提要与文渊阁提要是两个不同的文本系统也就可以成立了。
三、《四库》提要文本系统与底本关系片论：以《孝经注疏》为中心
上文已述，《孝经大义》提要文渊阁本与《初次进呈存目》之所以完全不同，或许是出于不同的文本系统。当然，限于史料，这只能是一种推测，至于其事实如何，只能留待进一步考索。那么，这种可能能否得到其他佐证呢？我们不妨再来看看《孝经注疏》提要。
今见《孝经注疏》提要主要有五个文本，即钞写于乾隆四十年二月的《四库全书荟要》本（以下简称“《荟要》本”）、四十一年五月的文渊阁本、四十七年九月的文溯阁本、四十九年九月的文津阁本以及《总目》本。就此五个版本而言，《荟要》本与文溯阁本、文津阁本为一文本系统，文渊阁本与《总目》本为一文本系统，二者之间歧异颇大。现以《荟要》本与文渊阁本为代表，将二者之文本比对列下。《荟要提要》曰：
臣等谨案：《孝经注疏》九卷，唐明皇御注，宋邢昺等疏。至道二年，判监李玉请命李沆、杜镐纂《孝经正义》，从之。咸平初，以昺代领其事，取元行冲疏约而修之。《崇文总目》云“行冲疏外余家尚多，皆猥俗鄙陋，不足行远，昺等据元氏本增损之”是也。其后司马光有《古文孝经指解》，多《闺门》一篇，盖本颜芝所传。朱子则有《孝经刊误》，谓此经多由后人附益。而考证详博则共推《正义》焉。明刻本不载《释文》，今本皆补入。乾隆四十年二月恭校上。[22]
《荟要提要》对《孝经注疏》的论述颇为简略，重在“疏”与“今古文版本”，而对注几未涉及。相比于《荟要提要》，文渊阁书前提要则要详细得多：
臣等谨按：《孝经正义》三卷，唐元宗御注，宋邢昺疏。案《唐会要》：“开元十年六月上注《孝经》颁天下及国子学。天宝二年五月上重注亦颁天下。”《旧唐书·经籍志》：“《孝经》一卷，元宗注。”《唐书·艺文志》：“今上《孝经制旨》一卷。”注曰元宗。其称《制旨》者，犹梁武帝《中庸义》之称制旨，寔一书也。赵明诚《金石录》载明皇注《孝经》四卷，陈振孙《书录解题》亦称家有此刻为四大轴。盖天宝四载九月以御注刻石于太学，谓之《石台孝经》，今尚在西安府学中，为碑凡四，故拓本称四卷耳。元宗御制序末称：“一章之中凡有数句，一句之内义有兼明，具载则文繁，略之则义阙，今存于疏，用广发挥。”《唐书·元行冲传》称元宗自注《孝经》，诏行冲为疏，立于学官。《唐会要》又载天宝五载诏《孝经》书疏虽粗发明，未能该备，今更敷畅，以广阙文，令集贤院写颁中外。是注凡再修，疏亦再修，其疏《唐志》作二卷，《宋志》则作三卷，殆续增一卷欤？宋咸平中，邢昺所修之疏即据行冲书为蓝本。然孰为旧文，孰为新说，今已不可辨别矣。《孝经》有今文、古文二本。今文称郑元注，其说传自荀昶，而《郑志》不载其名；古文称孔安国注，其书出自刘炫，而《隋书》已言其伪。至唐开元七年三月，诏令群儒质定，右庶子刘知几主古文，立十二验以驳郑；国子祭酒司马贞主今文，摘《闺门章》文句凡鄙，《庶人章》割裂[23]旧文、妄加“子曰”字及注中“脱衣就功”诸语以驳孔。其文具载《唐会要》中。厥后，今文行而古文废。元熊禾作董鼎《孝经大义序》，遂谓贞去《闺门》一章，卒启元宗无礼无度之祸。明孙本作《孝经辨疑》，并谓唐宫闱不肃，贞削《闺门》一章乃为国讳。夫削《闺门》一章，遂启幸蜀之衅，使当时行用古文，果无天宝之乱乎？唐宫闱不肃诚有之，至于《闺门章》二十四字则绝与武、韦不相涉，指为避讳，不知所避何讳也？况知几与贞两议并上，《会要》载当时之诏，乃郑依旧行用，孔注传习者稀，亦存继絶之典。是未因知几而废郑，亦不因贞而废孔。迨时阅三年，乃有御注，太学刻石，署名者三十六人，贞不预列。御注既行，孔、郑两家遂并废，亦未闻贞更建议废孔也。禾等徒以朱子《刊误》偶用古文，遂以[24]不用古文为大罪，又不能知唐时典故，徒闻《中兴书目》有“议者排毁，古文遂废”之语，遂沿其误说[25]，愦愦然归罪于贞。不知以注而论，则孔佚郑亦佚，孔佚罪贞，郑佚又罪谁乎？以经而论，则郑存孔亦存，古文并未因贞一议亡也，贞又何罪焉？今详考源流，明今文之立自元宗此注始。元宗此注之立，自宋诏邢昺等修此疏始。众说喧呶，皆揣摩影响之谈，置之不论不议可矣。乾隆四十一年五月恭校上。[26]
通过比读《荟要》本与文渊阁本，我们可以发现二者在文本上完全不同。《荟要》本重在论述邢昺《孝经疏》之修撰，而对《孝经注》则未予着笔，同时又探讨《孝经注疏》之后古文《孝经》本之流变。文渊阁本前半侧重论述唐玄宗注、元行冲疏之修撰，后半则重在探讨《孝经》今古文本之争。就内容而言，虽亦略有重合之处，但就其侧重点、史料选择等看来，却并无继承关系，更像是独立撰写的两个文本。
而较文本差异更为明显的是二者所据底本之异。《荟要》本作“《孝经注疏》九卷”，据《四库全书》及《荟要》收十三经之标准，可知《孝经注疏》所收即武英殿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四库全书荟要总目》载《孝经注疏》九卷，“依内府刊本缮写，据明国子监本、毛晋汲古阁本及诸家所勘宋本恭校”[27]，此“内府刊本”实即武英殿刻本。比读武英殿本《孝经注疏》与《四库全书荟要》本，也可以确认底本即为武英殿本。《荟要》本提要又言“明刻本不载《释文》，今本皆补入”，此“今本”即武英殿本。易言之，我们可以确定，《四库全书荟要》所收底本为武英殿本，而其提要所据版本亦为武英殿本。
但我们看文渊阁本《孝经注疏》提要，却会发现提要所据底本并非武英殿本。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文渊阁本提要作“《孝经正义》三卷”。据张丽娟先生研究，“《直斋书录解题》卷三著录《孝经正义》三卷……今通行本《孝经注疏》作九卷。单疏本《孝经正义》久已不传。”[28]据常理推之，编修《四库全书》之时当无三卷本《孝经正义》。但提要续言：“是注凡再修，疏亦再修，其疏《唐志》作二卷，《宋志》则作三卷，殆续增一卷欤？宋咸平中，邢昺所修之疏即据行冲书为蓝本”云云，则似在证明《孝经正义》三卷之源流。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亦著录“《孝经正义》三卷”[29]，而就其提要而言，当与文渊阁本一系。由是可知，文渊阁本提要所据底本当为三卷本《孝经正义》。
退一步说，即使不能断言文渊阁本提要确以三卷本《孝经正义》为底本，但文渊阁本、《简明目录》本之所以书“《孝经正义》三卷”亦当有据。我们已经确知今见文渊阁、《荟要》所收《孝经注疏》实为武英殿本，那么，只能说《荟要》本提要确是据武英殿本撰写，但文渊阁本提要与其所收版本则是不符的。也就是说，文渊阁本《孝经正义》提要所据底本当是另一个版本。
就此问题而言，我们可以进一步来看《四库全书总目》所著录十三经注疏之底本。现将《总目》所列十三经注疏及其卷数与武英殿本对比如下表2所示：
表2 《十三经注疏》版本对照表
我们知道《四库全书》所收十三经注疏底本为武英殿本，但从上表我们可以发现，无论从题名还是卷数而言，《总目》提要与武英殿本多有不同。如果单单只是《总目》之《孝经注疏》提要与武英殿本存在差异，那或许可以说是馆臣偶误，但《十三经注疏》存在如此广泛的差异，那就很难用馆臣偶误来解释了。我们看《总目》各经注疏，除了《周易正义》为“内府刊本”外，其他十二种都是“内府藏本”。而《周易正义》题名又与武英殿本不同，甚疑《总目》《周易正义》提要亦当是“内府藏本”。我们很难考证此所谓“内府藏本”到底是哪个版本，但我们看《天禄琳琅书目》所收元明本《尚书注疏》卷数恰与《总目》所注相同，而与武英殿本不同。同时，《天禄琳琅书目》亦收有宋《监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监本附音春秋谷梁注疏》。而《周易正义》十卷虽然未见《天禄琳琅书目》著录，但据《中国古籍总目》则明北监本即十卷本，《天禄琳琅书目》著录全套明北监本《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四十卷，与武英殿本卷数不同，且《天禄琳琅书目》亦未著录，但《中国古籍总目》著录“《毛诗正义》四十卷，宋绍兴九年刻本”。通过这些例证我们可以推测，《总目》著录《十三经注疏》底本之“内府藏本”或即清宫所藏宋元明善本[36]。易言之，虽然《四库全书》所收《十三经注疏》为武英殿本，但文渊阁本、《总目》提要文本所据底本并非武英殿本，而是清内府所藏宋元明善本。
那么，回到《孝经注疏》，虽然三卷本《孝经正义》早已亡佚，但通过对《总目》所收《十三经注疏》底本的考察，我们可以推测《孝经正义》之《总目》提要所据的版本当是清宫所藏善本，而非武英殿本，而且极有可能是现已亡佚的三卷本《孝经正义》。既然《毛诗正义》四十卷本可以得到日本藏本的佐证，我们也没有理由去怀疑馆臣所书的“《孝经正义》三卷本”就是一个不存在的版本，是一个错误的记载。
回到《荟要》本和文渊阁本《孝经注疏》提要，《荟要》本明确提到“明本”“今本”云云，则其所据底本当是武英殿本无疑；文渊阁本前半重在分析三卷本之流变，则其所据确当为三卷本《孝经正义》。也就是说，《荟要》本与文渊阁本《孝经注疏》提要文本的差异并不是在流变中产生的，而是本身就有两个文本系统。《总目》所据为文渊阁本系统，而并未参考《荟要》本系统。
四、提要文本系统析论：以分纂稿为中心
通过上文论述我们可以知道，《四库全书》提要文本或许并不是直线型发展、衍变的，提要文本的差异虽多由不同时期的修改造成，但不同文本系统的存在也是产生不同提要文本的重要原因。前人往往只注意到不同时期提要文字的衍变，就将其视为直线型的流变过程，但如果引入文本系统的概念，我们会发现就提要文本衍变而言，或许远比我们了解的复杂，而不同文本系统的存在则是造成此复杂性的重要因素。
就《四库全书》提要文本系统差异而言，往往需要追溯到四库纂修官撰写的提要稿，亦即四库提要分纂稿，不同的分纂稿往往就是不同提要文本系统的源文本。不同分纂官分别为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撰写的分纂稿，不同分纂官为同一种书的同一版本撰写的分纂稿，同一分纂官为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撰写的多种分纂稿，或许就是产生不同提要文本系统的几个源头。
限于史料，对于分纂稿的研究或许只能就翁方纲等极少数的几位分纂官而论，故笔者仅就个人浅见，以分纂官为中心，对可能存在的分纂稿文本系统略作梳理。
（一）不同纂修官据不同版本撰写的提要稿
就不同提要文本系统而言，最为普遍的现象当是，不同的纂修官根据同一本书的不同版本各自撰写提要稿，而这两种以上的提要稿就形成了不同的文本系统。如以《周易旁注前图》为例，我们目前可以看到翁方纲和姚鼐据不同版本撰写的两则提要稿，制成表3如下：
表3 《周易旁注前图》提要稿文本比较表
从上表可知，翁方纲所见为《周易旁注》十卷、《前图》二卷全本。据其提要稿言“《旁注》十卷，初用《注疏》本，其后程应明更定从《本义》本，于是上、下经与十翼分卷，此本即程应明所更定者也”，则翁氏所校办者为十二卷全本无疑。而姚鼐所校办者则是仅存《前图》的二卷本。
因《周易旁注前图》仅存目，故《四库全书》未抄录，亦无书前提要。是以，除此二则提要稿外，目前可见的《周易旁注前图》提要尚有《初次进呈存目》《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以及《四库全书总目》。这三种提要文本皆出于姚鼐文本系统，也就是说，四库馆臣最后只是选择了仅存《前图》二卷的残本系统，而未选择翁方纲所校办的全本系统。
在此尚需再为申述的一点是，或许《周易旁注前图》还存在第三个提要文本系统。我们查《四库采进书目》可知，四库馆至少有三个《周易旁注前图》采进本：《浙江省第四次吴玉墀家呈送书目》所列“《周易旁注》十卷，明朱升著，十本”，查《浙江采集遗书总录简目》可知即《周易旁注》十卷、《前图》一卷；《两淮盐政李续呈送书目》所列“《周易旁注前图》二卷，明朱升，二本”；《山东巡抚呈送第一次书目》所列“《周易旁注（图说）》二卷，明朱升著，四本”[39]。也就是说，浙江吴玉墀家呈送本、两淮盐政呈送本书名题作《周易旁注前图》，而山东巡抚呈送本则题作《周易旁注图说》。如果四库馆只有这三种《周易旁注前图》版本的话，那么，翁方纲所校办者即浙江吴玉墀家进呈本，姚鼐所校办者则是两淮盐政呈送本。是以，或许在翁方纲、姚鼐稿之外，尚有第三种提要稿文本，即据山东巡抚采进本所作的提要稿。由于这则提要稿未被四库馆臣采用，故亦湮没不彰。
颇有意思的是，《初次进呈存目》如翁方纲、姚鼐提要稿，书名题作《周易旁注前图》，但《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下称“删定稿本”）《四库全书总目》则作“《周易旁注图说》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40]。我们比读《删定稿本》《总目》与姚鼐提要稿可以发现，《删定稿本》《总目》即缘于姚鼐稿。但姚鼐提要稿分明写作《周易旁注前图》，也就是说，当缘于两淮盐政采进本，而《删定稿本》《总目》则是指向山东巡抚采进本。
《总目》为何最后将底本著录为山东巡抚采进本，而不是姚鼐据以书写的两淮盐政采进本，其中或许仍有一段隐曲可待发覆。但我们通过对《周易旁注前图》提要文本的分析可以知道，四库馆臣当是由不同纂修官各自为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撰写提要稿，而这些提要稿就成为提要不同文本系统的源头。
（二）不同纂修官据同一版本撰写的提要稿
如上所述，《周易旁注前图》因为书名、卷数不同，可以区分《四库》提要乃据不同版本的底本撰写而成。但更多的情况下，往往是很难区分版本，或者虽或有版本差异、但事实上当无内容差别，甚至就是为同一种版本撰写多则提要稿。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纂修官对同一种书撰写的不同提要稿，或许可以视为同一书籍版本下形成的不同提要文本系统。
翁方纲、姚鼐二人都曾为《周易古今文全书》撰写过提要稿，可作为不同纂修官据同一版本撰写提要稿之代表。姚鼐撰提要稿曰：
《周易古今文全书》，明杨时乔著。时乔，上饶人，嘉靖乙丑进士。万历中仕至吏部侍郎，铨法清平，卒后家甚贫。时乔著此书，自序谓：“程明辞，朱明蓍，于象尚略，乃取自汉至今儒论著、考据阐之。论例二卷、古文二卷、今文九卷、《易学启蒙》五卷、《传易考》二卷，附《龟卜考》一卷，合二十一卷。”其说大抵宗程、朱，而辟当时心学所谓“古文易”，从吕祖谦、朱子本而独列《文言》二篇，亦依上、下经分之，如《系辞传》“鸣鹤在阴”诸章皆入之《文言》。又自以古文体书之，以为能复古文。其今文九卷则王弼本，乃以楷书书之。兹可谓好奇自信之过也已。[41]
姚鼐从作者、自序所述内容、学术倾向等角度对《周易古今文全书》作了介绍。相比于姚鼐稿，翁稿则对《周易古今文全书》之学术意义作了更为深入的介绍，其文曰：
《周易古今文全书》二十一卷，明杨时乔著。时乔字宜迁，号止庵。嘉靖乙丑进士，官至吏部侍郎，谥端洁。此书《论例》二卷，“古文”二卷，“今文”九卷，《易学启蒙》五卷，《传易考》二卷，附《龟卜考》一卷。每卷首有自序。其大意在荟萃古今，以辟当时言心学之谬，而所宗惟在程、朱，意固善矣。至其以“古今文”名其全书，其所发明者，古文略而今文详，盖欲互见其义，间有繁复，原不为害。然古文之经本无可考，今既不用小篆，而古文之存者又舍钟鼎不用，则势必字体杂出，不衷于正体。且有窜入讹字者，又有增入字句。……即《传易考》二卷，推论前人授受所自，原不为无功，然亦何庸强分“宗传”“衍传”“异传”等名，类于门户之为者。……[42]
通过比读此二则提要稿，我们可以推测二者所据之底本当皆为二十一卷本，且卷次相同，即二者所据《周易古今文全书》当并没有太大的版本差异。我们虽不能考定翁方纲、姚鼐所据底本究竟为何，但就版本差异、文本内容而已，似乎并不存在较大差异的可能。是以，我们也可以粗略推定，二者所据底本或可算作是一种版本。也就是说，翁方纲与姚鼐是为同一种版本撰写了两则提要。
进一步说，依据《四库采进书目》，我们目前所能考知的《周易古今文全书》进呈本只有浙江吴玉墀家呈送本和武英殿藏本[43]。如果各省所进《周易古今文全书》确如《四库采进书目》所载，只有浙江吴玉墀家呈送本，那么，依据翁方纲、姚鼐二者担任校办各省遗书纂修官职而言，似乎二人都当是为浙江吴玉墀家呈送本撰写提要稿，而非武英殿藏本。若此说成立，那么，就可以推定翁方纲、姚鼐确实是为同一种书的同一个进呈本撰写了两则不同的提要稿[44]。今见《周易古今文全书》提要则出于翁方纲所撰文本系统。
如果说姚鼐所据《周易古今文全书》底本到底是浙江进呈本还是武英殿藏本尚有可议的话，《两朝纲目备要》则无疑是由两位纂修官分别据《永乐大典》本撰写了两则不同的提要稿。馆臣校办《四库全书》之时认为《两朝纲目备要》已亡佚，故将《两朝纲目备要》从《永乐大典》中辑出[45]。《四库提要分纂稿》所收《两朝纲目备要》分纂稿共两则，即邵晋涵与佚名所撰各一则。佚名稿曰：
两朝纲目备要 永乐大典本
臣等谨按：《两朝纲目备要》，不著撰人名氏。所纪自宋光宗绍熙元年，迄宁宗嘉定十七年事迹。以元吴师道集考之，盖即所谓续陈均《宋编年》者也。均《编年备要》四十四卷，自北宋迄高、孝，此本时代正与相接，特未详续之者为何人。惟焦竑《经籍志》有李焘《续宋编年》十八卷，又刘时举《续南渡编年》十五卷，颇为相近。但焘入仕在光、宁前，本传亦不载著有是书，而时举生于元代，此本于元初用兵之事多敌国之词，绝非元人所作，则二说者皆不足信矣。检覈书中所载川蜀故事较详，疑为宋末蜀士所编，传者失其姓名，遂举而归之焘耳。其间条例原本陈均，约而不烦，简而能备，要为编年之有法者。今厘为十六卷，间以他书考证同异，夹注下方，而吴师道集跋语一则，并附缀第十卷“安丙”条下，以备参稽焉。乾隆三十八年七月恭校上。[46]
整理者将此则提要列为“佚名稿”，也就是佚名提要稿。但笔者以为，此则提要前书“臣等谨按”，后书“乾隆三十八年七月恭校上”，则当是成熟的书前提要模式，而非提要稿。但通过比读邵晋涵提要稿与此条提要，我们可以发现二者之间颇多差异，如佚名稿言“以元吴师道集考之，盖即所谓续陈均《宋编年》者也”，邵晋涵则言“似单行之书，非增续旧史之体”；佚名稿言“检覈书中所载川蜀故事较详，疑为宋末蜀士所编，传者失其姓名，遂举而归之焘耳”，邵稿则无蜀中之论；邵稿言“是此书作于理宗以后，当是咸淳间人所撰”，佚名稿无之；而邵稿较佚名稿多出的就内容而言的细节讨论则更是数不胜数[47]。是以，我们可以肯定，佚名稿与邵晋涵所撰提要稿当是两个文本系统。
何以同一种书的同一种版本要让两位纂修官撰写两则提要稿，这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但这已是需要另文处理的问题。在此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即便我们找到了与《总目》所载底本一致的某则提要的分纂稿，我们也不能直接将其等同于《总目》的源文本，或许这只是此书此版的分纂稿之一，而其是否为《总目》或其他提要文本的源文本则仍需进一步考定。同一版本具有不同分纂稿这种可能的存在，使我们考察提要文本的源流、衍变的难度进一步加大，也使提要文本系统更加纷繁复杂。
（三）同一分纂官据不同版本撰写的提要稿
以上是就不同分纂官对同一版本或不同版本分别撰写提要稿而形成不同提要文本系统的论述，但还存在另一种情况，即同一个分纂官就不同版本撰写多则提要稿，从而形成不同的提要源文本。在此，以翁方纲纂《革除遗事》提要稿为例述之。《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载《革除遗事》提要稿两则，制成表4如下：
从上表可知，翁方纲为《革除遗事》六卷本、十六卷本各撰了一则提要稿，而《总目》亦源自翁稿。但翁氏在六卷本中明言“是知十六卷之《革除遗事》方为黄佐之全书，而此六卷者乃后人节本矣”，是以“今宜以十六卷之《革除遗事》定为黄佐所撰而存其目，而此本则附存目于后，以备稽考焉”。但事实上《总目》则是将十六卷本、六卷本皆入于杂史类存目。且将六卷本《革除遗事》题曰《革除遗事节本》。
不知何故，馆臣未遵从翁方纲意见，抄录十六卷本而以六卷本附录。馆臣何以如此选择已非本课题所要讨论的问题，就本文而言，我们只需知道，翁方纲为《革除遗事》的两个不同版本写了两则完全不同的提要，故当我们研究《四库》提要时，亦需提防同一人为同一书的不同版本撰写提要稿情况的存在。即如《革除遗事》，因为翁方纲的两种提要稿都存在，是以我们可以知道翁氏为《革除遗事》撰写了两种不同的提要稿。但如果我们只发现了一种提要稿，因为有可能存在不同版本的提要稿，那么，我们不能径将其作为《四库》提要的源头文本，而要审慎的考证、研究。
五、小结
晚清以降，《四库全书》及《总目》研究日益成为文献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四库全书》提要文本的研究也可由平面走向立体。前人往往都是以时间为主轴、研究提要文本的线性衍变。但笔者在此提出提要存在不同的文本系统，我们对于提要文本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在表面的线性研究上，而应更加深入到立体的文本系统中去。
即如刘浦江先生对《小字录》提要的研究而言，确乎已经是当前《四库》提要研究最为精深、前沿的研究，但如果引入文本系统，或许亦仍有研究空间。如上海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残稿《小字录》原本、改本皆作“两淮盐政采进本”[52]，而《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则题作“江苏巡抚采进本”[53]。如果仅仅只是采进者不同，无关宏旨，那么，馆臣何以要将“两淮盐政采进本”改为“江苏巡抚采进本”呢？事实上，据《四库采进书目》记载，《小字录》共有三种采进本，即浙江巡抚采进本、江苏巡抚采进本和两淮盐政采进本。其中浙江巡抚采进本和江苏巡抚采进本为七卷、四册本，即包含沈宏正续辑六卷；而两淮盐政采进本则是一卷一册本，即无续辑本[54]。也就是说，上图残稿所据底本实为七卷本，但却题作两淮盐政采进一卷本；《总目》删去续辑，改为一卷本，却改题为江苏巡抚采进本，即七卷本。易言之，无论是上图残稿，还是《总目》，其所题底本来源事实上都是错误的。那么，这种错误的造成仅仅只是馆臣的疏忽所致，还是说可能有我们尚未了解的文本系统、文本源流方面的原因呢？同样的，不同版本、不同采进来源的并存，是否会有其他提要稿的存在呢？如果存在不同提要稿，那么，《小字录》提要文本的流变是否有可能是不同文本系统互动的结果呢？就目前的史料而言，尚难以确考，但或许是可以再进一步深入的地方。
盖惟有使提要文本的研究日益精细化，四库学才能在新时期更进一步发展。提要及其衍变本身已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文本世界，对其文本予以深入分析与研究，无疑是一件庞杂而繁复的工作。而提要文本系统的引入，势必会加大这种复杂性，但同时也是再进一步促进提要研究的深化与精细化。本文对于提要文本系统的探讨只是一个起点，只能算是以例说来管窥一豹，就其全面、深入的研究而言，则只能俟诸将来。
[1]刘浦江：《四库提要源流管窥：以陈思<小字录>为例》，《文献》2014年第5期，第3页。
[2]刘浦江：《四库提要源流管窥：以陈思<小字录>为例》，《文献》2014年第5期，第3页。
[3]夏长朴：《<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初探——编纂时间与文献价值》，《汉学研究》30卷2期，2012年6月。转引自江庆柏：《<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概述》，《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2页。
[4]刘浦江：《<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再探：兼谈<四库全书总目>的早期编纂史》，《正统与华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17年，第240-248页。
[5]江庆柏等整理：《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74页。
[6]金毓黻等编：《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卷十九，中华书局，2014年，第607-608页。
[7]参见《四库全书》出版工作委员会编：《文津阁四库全书提要汇编》，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41页。
[8]《孝经大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13页。
[9]刘浦江：《<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再探：兼谈<四库全书总目>的早期编纂史》，《正统与华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第246-247页。
[1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谕着派军机大臣为总裁官校核<永乐大典>》，《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6页。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谕内阁着四库全书处总裁等将藏书人姓名附载于各书提要末并另编<简明目录>》，《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28页。
[12]各省进书亦有简单提要，此以浙江进呈书录最为详细，或亦纂修官依据之文本，然非《四库》馆系统之提要文本，此不赘。如以分纂官为纂修《四库全书》及其提要的起点，那么，分纂官撰写的提要稿就可谓是《四库》提要的源文本。
[13]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2-50页。
[14]《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二《经部·孝经类》，艺文印书馆，2004年，第661页。
[15]吴慰祖校订：《四库采进书目》，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38页。
[16]参见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康熙刻本。
[17]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古籍总目·经部》，中华书局，2012年，第704页。
[18]吴哲夫：《四库全书荟要纂修考》，“国立故宫博物院”，1976年，第39页。
[19]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第43页。
[20]吴格整理：《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54页。
[21]江庆柏等整理：《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第144页。
[22]《孝经注疏》，《景印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第68册，台湾世界书局，1988年，第32页下。
[23]“裂”，文渊阁本作“製”，误，据《总目》改。
[24]“以”，文渊阁本作“不以”，误，据《总目》改。
[25]“误说”，文渊阁本作“说说”，误，据《总目》改。
[26]《孝经注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2册，第24-26页。
[27]江庆柏等整理：《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第190页。
[28]张丽娟：《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54-255页。
[29]《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三《经部六·孝经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3页。
[30]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古籍总目·经部》，第71页。
[31]《钦定天禄琳琅书目》，《景印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第242册，台湾世界书局，1988年，第678页。
[32]《钦定天禄琳琅书目》，第607、678页。
[33]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古籍总目·经部》，第317页。
[34]《钦定天禄琳琅书目》，第523页。
[35]《钦定天禄琳琅书目》，第524页。
[36]吴哲夫先生言：“清内府除了清刊本之外，尚有大量藏书，这些藏书本来是专供御览之用的。自明至清，弆置甚富，如皇史宬、懋勤堂、摛藻堂、昭仁殿、武英殿、永和宫、景阳宫、上书房、含经堂、内阁大库等处均有庋藏。荟要利用内府藏书誊录的共一百三十三种，未注明藏书地点的计三十四种……这些图书都是各宫殿藏本，或在宫掖，或在御园，皆是所谓的内廷藏书。”（《四库全书荟要纂修考》，第39页）吴氏所论可为本文之证。
[37]吴格、乐怡标校：《四库提要分纂稿》，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8页。
[38]吴格、乐怡标校：《四库提要分纂稿》，第389页。
[39]吴慰祖校订：《四库采进书目》，第84、236、60、150页。
[40]《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第21页；《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第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630页；《四库全书总目》，第173页。
[41]吴格、乐怡标校：《四库提要分纂稿》，第390页。
[42]吴格、乐怡标校：《四库提要分纂稿》，第22页。
[43]吴慰祖校订：《四库采进书目》，第84、190页。
[44]《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所载《周易古今文全书》提要稿前附有翁方纲为撰写此则提要所摘录的资料，其在书名后记录此书有“‘绣谷’朱文椭圆印”印鉴。“绣谷”即吴焯别字，焯为吴玉墀之父。由是可证，翁方纲所据底本即浙江吴玉墀家呈进本。这样就又产生了与《周易旁注前图》相同的问题，提要所书底本来源与实际所据底本来源不符，即《总目》书提要底本为“内府藏本”，而其提要实为翁方纲据浙江吴玉墀家呈送本撰写。《总目》著录底本与实际撰写提要之间的差异颇为复杂，非本文所能处理，只能俟诸将来了。
[45]关于《两朝纲目备要》版本可参看汝启和：《<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前言》，中华书局，1995年。
[46]吴格、乐怡标校：《四库提要分纂稿》，第526页。
[47]吴格、乐怡标校：《四库提要分纂稿》，第480-481页。
[48]吴格整理：《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第230页。
[49]《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三《史部·杂史类存目二》，第1154页上。
[50]吴格整理：《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第224-225页。
[51]《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三《史部·杂史类存目二》，第1150页上。
[52]刘浦江：《四库提要源流管窥——以陈思<小字录>为例》，《文献》2014年第5期，第4页。
[53]永瑢、纪昀等撰：《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第5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645页。
[54]吴慰祖校订：《四库采进书目》，第27、59、101、268页。
注：本文发表于《文献》2020年第6期，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许超杰老师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