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春丨渐渐远去的记忆
祖父
祖父是地道的农民，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是一把种地的好手。
从我有确切的记忆开始，祖父就已是七十高龄了，但是身板还很硬朗，地里的农活一点都不落下，上百斤的担子挑起来就走，脚下一阵风，不带一点打晃的。
农村承包到户以后，家里没有了责任田，只有房前屋后留了几亩自留地。祖父就把精力全放到了自留地里，除了长一些玉米、黄豆、蚕豆等农作物以外，还长了许多四时八节的应景蔬菜。还清楚地记得屋后的一块菜地，长满了青椒、茄子、西红杮、黄瓜，换季时又会长上土豆、山药等。菜地西边紧挨着一条黄土路，祖父就在路边裁上柳树，一棵靠一棵很密，柳树长高以后枝丫交错，经过祖父的修剪，密密实实地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围墙。祖父便又在树下种上扁豆、丝瓜等牵藤作物，也不用支棚搭架，这些作物就在柳树形成的围墙上攀爬生长，藤牵蔓绕地发着勃勃生机。那时候家里还很贫穷，难得沾上荤腥，由于地里种的蔬菜品种繁多，到也能让餐桌上经常翻些花样。
祖父除了农活做得好，还很善于饲弄家禽家畜。那时候农村人家正常要喂养些猪、羊和鸡、鸭等禽畜。祖父养鸡很有一套本事，逮小鸡仔时就能准确地分辨公母，想要几只公的几只母的八九不离十。并且祖父养小鸡成活率非常高，主要是控制喂食喂水的时间和量，为了小鸡长得快，祖父会经常到田里捉些小虫，挖些野菜，剁碎了混在一起给小鸡增加营养，为了防止小鸡吃坏肚子拉稀，祖父就让父亲买些土霉素片，碾碎了拌在饲料里喂鸡，就这样小鸡的成活率一般达九成以上。而且祖父养鸡养羊还真有点将军指挥士兵的架势。祖父只要在院子里吆喝一声：“小鸡-——回来吃吃吃”，散在房前屋后的小鸡就会像倦鸟归巢一样飞奔而来，一只都一会缺。养羊也是一样，平时都是放出去在树林子里吃野草，每到傍晚时分，祖父站在黄土路上一声吆喝：“小羊——回来啰”，十几只羊就会在头羊带领下飞奔回家，几十只蹄子同时敲打在黄土路上，发出“嘚嘚”的声响，颇有点骏马奔腾的气势。
冬季农闲时节，祖父也闲不住。只要是晴好的天气，祖父就会带上铁锹、铁钎、斧头等工具，到离家不远的土圩子上挖树根。挖树根是个技术活，先在露出地面的主根周围大范围地把土一点点掏空，露出四周的所有支根并全部砍断，再向下深挖，直至露出深入地里的主根，再将其砍断，挖出来后还要将根杈间的泥土清理干净，所以挖树根既吃力气又耗时间，一天下来挖到两三棵就很好了。新挖出的树根正常一棵都有大几十斤，拖回来放在院子里自然晾干，凑够一板车，祖父就会拉到镇上的作坊卖掉，换一点零花钱。
夏季天热的时候，祖父喜欢赤着上身，露着筋骨嶙峋但却结实硬朗的身板，肩上搭一条毛巾，天气热得很了不能下地干活，祖父就在家里组织我们剥玉米。祖父先用玉米铣子在玉米棒子上铣出两道缺口，再让我们沿着缺口剥就好剥了，但时间长了手还是又红又疼，祖父便又教我们用剥好的玉米芯子搓，果然既省力气，速度还快。那时候家里已经有了一台收音机，在家里干活时祖父就打开收音机，因为没有几个台，只要信号清晰、声音清楚的都喜欢听。祖父尤其喜欢听戏曲，京剧黄梅戏之类的，虽然祖父没有文化，也许并没有听懂具体唱的什么内容，但喜欢的就是那个腔调、那个韵味。
再后来，家里有了一台12吋黑白电视机，祖父便成了一位忠实的观众。在那个文化生活还极度匮乏的年代，一台电视机给一个家庭甚至左邻右舍带来的欢乐是无法形容的。特别是到了夏天，祖父总是早早地吃好了晚饭，搬张凳子坐在屋前的场地上等着。因我家是附近一带第一家有电视机的，乡邻们在晚饭后也都集中到我家门前来看电视，于是门前的场地加上一条不宽的道路都成了观众席。每逢此时，祖父总是客气地和大家打着招呼，指挥我们从家里搬出大大小小的板凳，招呼没带凳子的人坐下。这时，我们便会把桌子抬到大门口，电视机搬过来，接上电源和天线，打开电视调好台。只要电视节目一开始，祖父就什么都不管了，专心看电视，所有的观众看到祖父不做声了，全都自觉地安静下来。一直到电视结束，祖父才会满意地打着哈欠，和邻居们打着招呼回房间休息。
祖父一生好酒，并且酒量很好。记得祖父跟我说过，在他十来岁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兄弟四个（我祖父排行老四）一起把家里条柜下整整一坛酒偷喝了，完了躺在地上睡了一觉就没事了。祖父壮年时生产任务非常重，经常早晨四五点起来打早工，做到七八点回家吃早饭，祖父每次打完早工回家总要先喝上几口，酒一入肚，一早上的疲劳就烟消云散，又能精神抖擞地从事白天的劳动了。一直到年纪大了，祖父还是忘不了这一口，虽然家庭条件不好，父亲也总是记得经常从镇上买一些散装酒回来，所以祖父的酒也从未断过。每天晚上喝一瓷碗，大概现在的二三两的量，从不间断，即使没有什么下酒菜，就着萝卜干也一样喝得有滋有味。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祖父发病才停止。
祖父的病来得很突然，确诊时已经是肝癌晚期了。祖父得知了自己的病情后，非常平静、淡然，让父亲带着去镇上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就回家了。该吃药时吃药，该打针时打针，以减轻病魔带来的痛苦。祖父生病期间跟我说过：“这辈子该吃的苦也吃了，该享的福也享了，毛主席他老人家也只活了八十三岁，我也八十三了，够了。”祖父一直到去世前一刻头脑都非常清醒，没有让儿女们受一点罪。祖父病重时，我正在复习备考，听到祖父去世的消息，我急急忙忙往家赶，终究没能和祖父说上一句告别的话，祖父就这样去了。
可以说，我是在祖父的宠溺中长大的。小时候和祖父睡一张床，长大后和祖父住一间房。儿提时，快乐在祖父的肩膀上，在祖父牵磨的磨杠上；后来，快乐在祖父带我去洗澡的澡堂里，在洗澡后吃的那一碗鲜汤面里；再后来，快乐在祖父带我嬉戏的大河里，在河里摸来的一碗河鲜里；再后来，快乐在面对父母责骂时祖父的袒护里，在祖父偷偷给我的零花钱里……那一夜，我跪在祖父的遗体前，烧着纸钱，送祖父去他的安息之地，祖父对我的宠溺之情一幕幕在眼前闪现，禁不住泪流满面。
祖母
祖母是小脚奶奶，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大鸾”。《山海经》云：“女床之山，有鸟，其状如翟，名曰鸾鸟，见则天下安宁。”然而，祖母的一生却与其名背道而驰，命途多舛，极尽坎坷。据父亲说，祖母先后四次从夫，均不得善终，直至中年以后遇到祖父，才过上了相对安定的生活。
祖母因为裹了一双小脚而受了一辈子的罪，且不说儿时缠脚时所遭受的屈辱与痛楚，成年后也因小脚而不能从事正常的劳动。即使因为家境贫寒所迫而不得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也因为脚小不能久站，每去田里总带着一张小凳，除草、移苗、摘虫等，就坐在小凳上一点点往前挪。在这样的情况下，祖母便主动承担起家里所有的家务活。洗衣做饭，切草喂猪，缝缝补补，全是祖母一人之手。祖母有一手很好的女红，祖父和父亲的衣衫，家里的被褥及其他用品，所有的针线活全是祖母手工完成，祖母做的针线活针脚匀称细密，结实耐用。这种状况一直到父母亲结婚多年后家里添置了一台缝纫机才终止。
我记事的时候祖母已六十多岁了，由于父母都在单位上班，家里的家务活祖母还一直抢着干，让父母有更多精力做好工作。祖母在家务之余，还尽量做一点零活来补贴家用，而她最擅长的活计就是搓草绳。春夏之交，田坎沟边会长出很多茂盛的茅草，祖父会割回很多，有时祖母自己也坚持到附近的田边地头割一点，打好捆，叫祖父或邻居顺带背回来，这些茅草就是祖母搓草绳的原料。
刚割回的青茅草要先摊在场地上，让其在太阳下曝晒，干透后用木制的榔头把茅草根部锤打松软，搓绳时还要先放在水里浸泡一下才好搓。因搓绳时需用大力气，绳的股子才会紧密结实，所以不一会手掌就会红肿，时间长了就会起水泡，水泡破了接着搓才会长出老茧。就这样，等一季草绳搓完了，祖母的一双手掌根部也结了一层又一层的老茧。由于搓绳时两手相合，搓好的绳就环绕在脚下，祖父常笑话祖母搓绳时像“手铐脚镣”。因祖母搓的草绳结实耐用，露出的一点草头都用剪刀剪去，外观也特别漂亮，不像一些机打的草绳松软毛糙又不结实，所以往往都能卖个好价钱。
祖母的这一双小脚，让她在晚年还遭了一次大罪。那年夏天的一个上午，祖母提着篮子准备到路边去摘些扁豆回家做饭，远处一个小伙子骑着一辆“得来疯”（那时刚出产的一种轻型二轮摩托车）飞快地冲过来，祖母由于脚小行动不便，闪避不及，一下被撞个正着。到医院一检查，股骨头骨折了。因祖母已上了年纪，不便手术，父亲就从邻县请来了一位姓梅的世代祖传骨科老医师，为祖母诊疗。那位老先生看了以后，就配了几贴膏药，贴在断骨处，也不上夹板，就用长条形的沙袋在伤腿两边固定，使之不能移动。
因为时值夏季，天气炎热，虽然让祖母躺在堂屋的通风处休息，但是由于长时间不能动弹，祖母的背部和臀部还是长上了褥疮。褥疮本身并不可怕，但是由于患者本身不便移动，使得其不易治愈，而据有关文献报道，国内每年死于褥疮并发症的多达六万多人。这种情况下，父亲千方百计托朋友从大药店买回了珍珠粉，每天为祖母的患处清洗、消毒、搽粉，随着祖母腿伤的逐渐恢复，身体也稍稍恢复了一些自由，褥疮也终于慢慢地消除了。这时候全家人才松了一口气。也许是梅老先生的膏药好使，加之家人的悉心照料，三个月以后，祖母奇迹般地康复了，可以下床自己拄着拐扙慢慢行走了。
身体康复以后，祖母还是一如既往地帮着家里做家务，一双手永远闲不下来。后来两个姐姐相继出嫁，我也参加了工作，家境慢慢好了起来，与祖父相比，祖母还算过上了一段幸福的晚年生活。
姐弟情
父母共生了我们姐弟三人，我上面是两个姐姐。据父母亲说，祖父的重男轻女思想比较严重，大姐出生的时候倒也罢了，一家人欢欢喜喜的。到二姐出生时祖父就不高兴了，大人也不像对大姐那样欢喜疼爱，经常把她放在儿窠里独自玩耍，二姐的后脑勺扁扁平平的，母亲说是小时候在窠里长时间睡的。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养成了二姐独立、好胜、要强的性格，大姐却相反，自小忠厚、老实。有时候，调皮的二姐还能“欺负”一下老实的大姐。
一个夏天的傍晚，一场大雨过后，空气中的湿热之气还没有散尽，全家人站在屋子西山的黄土路上闲聊，这时一只肥硕的大青虫从地里爬到了路中间，被二姐发现了。二姐赤着双脚，用脚丫夹起青虫，悄悄地往大姐跟前一扔，吓得大姐“哇”的一声哭出来。惹得祖父和父亲他们哈哈大笑。
两个姐姐虽然性格不一样，但是她们和家里的大人一样，都把我这个唯一的弟弟当宝贝一样惯着。正因为自小在所有家人的宠溺中长大，也养成了一种怯懦的性格。到了陌生的环境，或者遇到陌生的人，就会莫名的害怕。刚上学的那段时间，这个性格可让两个姐姐操了不少的心。开始时怎么也不肯一个人在教室里上课，姐姐只要一离开，我便也跟着她们出来，就站在姐姐教室的后面听她们上课。后来终于肯在教室里上课了，又要求两个姐姐一下课就到我这里来陪我玩，就是怕跟其他同学接触。即使姐姐放忙假了，我还是要她们每天陪我到学校，一起上学放学，姐姐也没有办法，我上课时就在附近同学家里玩，下课时就过来陪我，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我上了二年级以后。
因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小时候免不了调皮捣蛋，一旦闯祸，两个姐姐就要为我背黑锅。有一次，我和邻居的小伙伴玩打纸板的游戏，就是把纸折成梯形的纸板，放在地上互相拍打，把对方的打翻过来就赢了。那天手气特别差，输了好多，姐姐看我输急了，就把母亲从单位带回来的旧报纸折成纸板给我打，结果全输掉了。那时家境贫寒，家里一针一线都来之不易，分外珍惜，一下浪费了那么多母亲带回来另有用途的报纸，结果可想而知。母亲回来后把两个姐姐狠狠训斥了一顿，而我却毫无义气地偷偷溜走了。
两个姐姐先后参加工作，直至结婚以后，对我这个弟弟还是念念不忘，宠爱有加。大姐出嫁后多次带我到她家过暑假，为了让我住得习惯，不仅买回好多好吃的，还让她婆婆用蟾蜍肉为饵做成钓竿，让我在她家屋后的池塘里钓龙虾，以满足我贪玩好动的心理。二姐参加工作不久也谈了对象，两个人正常在姐夫的店里单独开伙，但凡做了什么好吃的，总不忘把我叫过去一起吃。二姐结婚以后，由于家就安在镇上，二姐家的厨房就成了我的食堂，有时连续几天不知道回家。
岁月催人老，转眼间我们姐弟三人也都有了孙子辈了，大姐去了离家几百公里远的城市帮女儿带小孩，二姐在自己的公司里也整天忙得不可开交，虽说如今通讯发达，天天在手机微信上聊天见面，但每次大姐回来，姐弟三人总要相约，一起和父母亲聚一聚，叙一叙阔别之情。姐弟亲情，日久弥新。
作糖
小时候，与我们盐城相邻的兴化县（现兴化市），经常有人摇着小船，顺着斗龙河而下，到我们这里把船泊在附近的河岸边，然后挑着糖担子上岸，沿着乡间的土路和居民点，一路叫买作糖。
所谓“作糖”，就是将糖料熬熟后制成的一个大圆饼，冷却后两边抹上一层面粉，刚入口时又甜又脆，但吃了以后却有点粘牙。糖担子也很简单，两个圆形的箩筐用一根扁担挑着。前面的箩筐上放着一个铁皮制作的方盘，方盘一分为二，一半也是用铁皮隔成一个个小方格，里面放一些针头线脑、耳勺、针箍等零碎物件，另一半撒满了面粉，面粉上放着一大块圆圆扁扁的作糖。这就是我们儿时最爱的美食了。在铁盘下面的筐里，有一只铁皮大罐子，里面是四五块制好的作糖，留待上面的一块卖掉后，再从里面拿出一块。后面的一个箩筐则是用来放兑换的杂物的。
经常挑着糖担子从我家门前过的是一个中年妇女，她一只手扶担子，一只手拿着一面小铜锣，两指间夹着一根笏状木片，一边走一边敲着锣发出“铛、铛”的声音。听到这锣声，小孩子们就如闻天籁一般，纷纷从家里窜出来，有的拿着壹分贰分的硬币，没有钱的就拿些废品荒货，卖糖的大婶不仅收现金，还兼收废品，所以一些旧书废纸、废塑料，甚至有一种锡做的牙膏皮也可以兑换。
看到有人出来，卖糖的大婶轻轻放下担子，不慌不忙地让小孩子们排好队，根据各人钱的多少或者废品的价值，估量出所卖作糖的大小，然后用两把作刀，一把垂直立于糖面，另一把轻轻敲打，把你需要的一小块糖分离出来。敲打的力度不轻也不重，敲重了糖就碎了，轻了又切不下来。期间村子里一些老大娘小媳妇也会出来看一看，有合适的针线之类的东西，也会买一些。
那年冬天特别冷，滴水成冰，正好我家利用冬闲时节，请几个舅舅和一些相熟的泥水匠帮我家新建老屋的三间平房。尽管天冷，和泥都要用热水，不然就会结冰，但是由于都是自家的熟人相帮，所以速度还是很快，两三天就到顶上梁了。就在这时，卖糖的大婶又来了，她也熟知小孩子的心思，看到这边人多，就把担子歇下来在路边等着。我看到后可不管家里有多忙乱，就去缠着父亲要买糖吃。父亲正手忙脚乱呢，哪有心情理我，对我没好气地说：“把上面的房梁拿一根给你换糖吃好不好啊？”我天真地点点头说：“好。”惹得房上房下的人大笑不已。
眨眼间四十多年过去了，儿时恋恋不忘的作糖早已不见了踪影，但那股甜味、那份糖香却永远地留在了心底。
作 者 简 介
陈晓春，江苏盐城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著名行走散文作家联盟成员，《行参菩提》自媒体签约作家。作品发表于《参花》、《大丰日报》、《淄博财经新报》、《人民作家》、《行参菩提》、《草庐诗社》、《原乡书院》、《文化范儿》、《文学微刊》、《现代散文网》、《中国文艺在线》等报刊和网络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