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雅各·波墨在通常的哲学史上并无显赫地位,而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地位却十分突出。黑格尔哲学史论述的这个特点意味深长,但似乎一直不受学界重视。黑格尔的哲学史论述与黑格尔哲学本身是内在统一的,前者的特点往往显示了后者的特点。进一步说,前者的明显特点还往往显示了后者隐而不彰的特点。波墨的神智学思想对于黑格尔扬弃康德哲学具有独特的启发性。同时,波墨的思想客观上对于近现代哲学的深刻意义,可能还需要哲学史研究给予充分的重视和评论。
关键词：波墨;黑格尔;哲学史;近代哲学
黑格尔(G.W.F.Hegel)的哲学史论述对近代哲学的开端有与众不同的把握。以何人为近代哲学或现代哲学的起始人物，原则上涉及对哲学史分期特别是对哲学本身的基本理解。在黑格尔之前，尤其是在黑格尔之后，哲学史撰述上比较常见的做法是“二元”并列，即把培根(Francis Bacon)和笛卡尔(RenéDescartes)并置于开端处(2)至于二者谁先谁后,多数依照日历顺序先论述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年),后论述勒内·笛卡尔(1596—1650年)。也有倒过来的,例如科拉克(Daniel Kolak)和汤姆森(Garrett Thomson)的《朗曼标准哲学史》(The Longman Srandard History of Philosophy,New York:Pearson Education,Inc.,2006)。在第三部分讲现代哲学家时就先讲笛卡尔,领衔理性主义者(the Rationalists),后讲培根,领衔经验主义者(the Empiricists)。'>(2)1。黑格尔的做法则是“三元”的，如果说培根和笛卡尔是显然重要的，那么黑格尔还要在他们之间加上一个第三人，也就是他极为看重的雅各·波墨(Jakob Böhme)，这种做法与通常的哲学史史识有明显的不同。这种“三元”安排具体说来是让培根和波墨并列，成为一个单元，先加阐述，然后在下一个单元首先阐述笛卡尔，接着是斯宾诺莎，以及马勒伯朗士。这种安排方式不是简单的一字排开，可以说体现了德国式的精致，当然有时也不免繁琐，不过这个不重要。稍微重要的是一个立刻可见的对比，即黑格尔给波墨的篇幅是培根的两倍多，也比给笛卡尔的篇幅稍多。特点总是参照通则才成立的，而通则看来是培根和笛卡尔并立于近代哲学的开端，那么，对波墨给予如此重要的地位并给予相当充分的阐述，则意味着黑格尔对近代哲学的格局有自己特别的理解和掌握。波墨生于1575年，卒于1624年，他是一个没怎么受过正规教育的德国鞋匠，他的生平和著述使他经常作为神秘主义者被人们谈论。这方面波墨是一个著名人物。而在哲学上，如果他被纳入哲学史讨论(1)实际上,许多哲学史著述在有关的部分一定会大谈培根和笛卡尔,但同时却都不提波墨,例如较新的肯尼(Anthony Kenny)的四卷本通史:A New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2004—2007),其他常见的通史如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斯通普夫等的《西方哲学史》、奥康诺主编的《批评的西方哲学史》、希尔贝克等的《西方哲学史》(皆有中译本)也是这样。此外,耄耊之年的当代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前年也出版了 自己将近两千页的“哲学史”(Auch eine Geschiche der Philosophic,Berlin:Suhrkamp,2019)其中,波墨只是被顺带提及几次,没有得到专门论述。像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样,哈贝马斯这部著作大概是又一种遵照哲学家自己的哲学而投射成的哲学史论述,唯哲学不同,哲学史景观便不同,哲学人物的重要性也便不同。'>(1)2，往往也会获得相当的尊敬和好评，但不会有标志性的地位。显然，黑格尔的哲学史论述是一个大大的例外。据笔者有限的涉猎，稍早于黑格尔并在哲学史著述上有广泛国际影响的邓尼曼(Wilhelm Gottlieb Tennemann)在其多卷本的《哲学史》(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中就对波墨着墨不少，他给波墨的位置可能对黑格尔的安排有一定的启发意义。邓尼曼《哲学史》第10卷开篇把培根、霍布斯(Thomas Hobbes)、赫伯特(Eduard Herbert)、伽森狄(Pierre Gassendi)、克劳德·纪埃梅·德·贝里加(Claude Guillermet de Berigard)和波墨等六人顺序排列，依次论述，视为经验主义学派(Schule des Empirismus)。照这种安排看，邓尼曼的理解显然与黑格尔不同，也就是说，波墨并不与培根对立，他也被视为一个经验主义者(2)参见 Wilhelm Gottlieb Tennemann,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c,Zehnter Band,Leipzig:Johann Ambrosius Barth,1817,S.183-199。'>(2)3。无论如何，培根和波墨在一起，这是颇有意味的。而笛卡尔则被邓尼曼安排在随后的一个单元里，虽然笛卡尔的位置更显赫。就这一点来说，黑格尔可以说是步了邓尼曼的后尘。不过，邓尼曼的做法似乎不是一以贯之的，因为在他篇幅较小而流行更广的教材《哲学史纲》(Grundriss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里，波墨又和培根隔得很远，被放在文艺复兴的新柏拉图主义潮流的某些分支中，和属于喀巴拉(Cabbalistik)、魔法(Magie)、神秘主义(Mystik)和神智学(Theosophie)的人物一并讨论———这当然是很有道理的。不仅如此，这部教材历经修订，其中对波墨的表述也小有变化(1)参见Wilhelm Gottlieb Tennemann,Grundriss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c,Leipzig:Johann Ambrosius Barth,Zweite Auflage 1816,Dritte Auflage 1820。该书的第1版大概出版于1812年,笔者未曾寓目。还可参见该书的英译本A Manu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London:H.G.Bohn,1852)。'>(1)4。如所周知，邓尼曼的哲学史著述也是黑格尔在论述哲学史时比较倚重的，黑格尔时常引用邓尼曼。相对来说，黑格尔安置波墨的方式更加一以贯之。黑格尔不止一次讲授哲学史，从现有《哲学史讲演录》的编辑材料看，波墨的位置和意义都是明确而且稳定的。有一点也许需要注意，黑格尔的哲学史论述日后看来更受学界重视，不过它显然并没有取代邓尼曼的哲学史著作。事实上，邓尼曼的《哲学史》和《哲学史纲》在19世纪还是经常出版的。19世纪末面世的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的《哲学史教程》，对邓尼曼也仍然很重视，其原因倒也不在于文、邓二氏都是康德主义者。更加重要的是，邓尼曼把波墨和各色新柏拉图主义放在一起的那种做法，固然与黑格尔把波墨断然置于近代哲学开端，并使其具有特殊重要地位的做法大不相同，但他这种做法似乎在非黑格尔范式的哲学史著述中保持了更绵长的生命力。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把波墨置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中，20世纪初面世的梯利(Frank Thilly)的《西方哲学史》把波墨置于中古哲学的末端。20世纪中后期出版的科普勒斯顿(Frederick Copleston)的多卷本《哲学史》在相应卷次也把波墨置于文艺复兴时期哲学之“自然哲学”项下加以讨论(2)参见 Frederick Copleston,A History of Philosophy,v.Ⅲ,New York:Doubleday,1993,pp.270-273。有趣的是,科普勒斯顿也把培根列入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差别只是波墨占一节,培根占一章。在他的论述中,现代哲学就从笛卡尔开始。可以说这是一种“一元”的做法。'>(2)5。20世纪末的10卷本《劳特利奇哲学史》把波墨置于文艺复兴时期，附论于库萨的尼古拉之后。也是基本与黑格尔同时期，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的《近代哲学史》开始就主要讲笛卡尔，称之为“近代哲学之父”(3)谢林:《近代哲学史》,先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页。'>(3)6。在论述笛卡尔之余，谢林提到了培根，也给了培根很高的评价。由于谢林是十分重要的哲学家，为了方便后面的讨论，这里先引出谢林的评价:“就事情本身而言，二人是并列的———培根对于经验论的革新和笛卡尔对于唯理论的革新是同时进行的。因此就近代哲学史的开端而言，唯理论和经验论并驾齐驱，直到今天还保持着一种平行的关系……二人的共同点在于摆脱经院哲学。”(4)同上书,第35-36页。'>(4)7至于波墨，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他对谢林有极其重大的影响，但在谢林的这一哲学史叙述中，波墨却没有什么“名分”，只是在靠后的位置，也就是在“雅各比—神智学”这一标题下得到一些讨论，而且谢林的态度似乎也是批评多于褒扬。此外，在这同一个时期，弗里斯(Jakob Friedrich Fries)也有一种哲学史著述问世，他对近代哲学开端的表述似乎离惯常的哲学理解较远，因为他在讲述培根到康德的哲学发展时，从顺序讨论伽利略(Galileo Galilei)、培根和笛卡尔开始(1)Jakob Friedrich Fries,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c,Zweiter Band,Halle:Verlag der Buchhandlung des Waisenhauses,1840.'>(1)8，而无关乎波墨。这似乎表明弗里斯对哲学的特殊理解，不同于谢林和黑格尔，也不同于邓尼曼。这或可聊备一说，表明人们对所谓近代哲学究竟从哪里开始、近代哲学究为何物的理解，不一而足。以上是相关哲学史著述上不同布局的介绍，从中可见黑格尔之推重波墨，的确是与众不同。下面尝试对这一特点加以解释或评论。第一，波墨这位古人并不属于黑格尔，没有黑格尔，波墨照旧是波墨，照旧有他广泛而深远的思想影响。黑格尔把波墨置于他的哲学史论述上的一个关键位置，与其说这是波墨的荣耀，不如说这是黑格尔的荣耀，因为他借此使自己的哲学与一个深刻而伟大的传统统一起来了。第二，黑格尔的哲学史论述是黑格尔哲学的一个内在部分，这是黑格尔哲学与康德哲学或维特根斯坦哲学很不相同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波墨特别地在黑格尔的哲学史论述中拥有关键的地位，那么，波墨对于黑格尔哲学本身也必定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第三，黑格尔哲学无论就其内容而言还是就其发展历程而言，都是康德批判哲学的某种延伸或回响。对黑格尔来说，康德哲学既是一个伟大的源泉，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在这方面，黑格尔与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和谢林有共同的境遇。问题可以集中表述为由物自体所代表的一系列划界———批判哲学明智地满足于此类界限或有限性。但对黑格尔来说，作为批判哲学之结果的划界只是意味着难以安顿的对立和分裂，因此只是真正哲学任务的开始。第四，如欲克服或超越作为问题的康德哲学，康德哲学本身的武库基本没有用处了。而康德哲学是近代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遭遇和综合，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康德哲学有某种技穷之时，那么这也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技穷之时。因此，要找解决对立和分裂问题的出路，关键方案只能来自别处。但别处在哪里?第五，假如近代哲学可由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完美划分，那么哲学的事业只能止于康德的批判哲学。至少，康德自己似乎就是这么认为的。批判哲学就是哲学本身，超批判的哲学不是哲学。但是，更年轻的人看来并不接受哲学的这一自我认识和自我约束。第一个大胆“越界”的当然是费希特。费希特初时还是康德的学徒，但当他提出并力倡自己的“知识学”时，不久即被康德视为“超批判朋友”，康德甚至不得不郑重声明:“我把费希特的知识学看作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体系。因为纯粹的知识学不多不少，恰恰就是单纯的逻辑。单纯逻辑的原则并不涉及认识的质料，而是作为纯粹的逻辑，把认识的内容抽象掉。要从纯粹的逻辑中提炼出现实的客体，是一件白费力气的工作。”(1)康德:《康德书信百封》,李秋零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31,246页。'>(1)9然而，年轻人的脚步却越迈越远了。第六，通常可以说，费希特之“超批判”所意味的方向和方案，至黑格尔而得大成。简而言之，黑格尔并不是设法达到了批判哲学无法达到的统一，相反，黑格尔是把批判哲学达不到的统一径直当作了出发点。这样，事情的整个顺序就倒过来了。从统一出发，最后回到统一，对立和分裂只是真理的辩证环节，而真理本身乃是全体，是全体的否定性辩证过程，这就是黑格尔《哲学全书》的“逻辑”，也就是黑格尔哲学。康德哲学是从人出发，人的感性能够带有一定能动性地接受质料，但肯定不能创造质料，这就是人的根本有限性。第七，那么，这是黑格尔的创造吗?是，也不是。说是，因为《哲学全书》作者就是黑格尔。说不是，因为这种哲学所依据的原型早就存在，只是它不在理性主义中，也不在经验主义中，而在一种不好归类的思想中。简言之，在波墨的学说中。像培根那样从经验出发，是有限的，像笛卡尔那样从我思出发，也是有限的，而“波墨是从神出发的”(2)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2页。'>(2)10。这种神意味着一种过程化或历史化的基督教“三位一体”:神是神，就还不是真神;神须自身下降，“化”或“外化”为物或自然;作为物或自然的神经历一切痛苦和对立，再升腾起来，回到自身，从而完成了自身。真正说来，神就是成为神。这大致就是黑格尔哲学史论述所描摹的波墨学说。黑格尔经常抱怨波墨教养不足，一方面是最深刻的思想，另一方面则是粗野的措辞。而黑格尔，可以说就是教养完足的波墨。据说《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秘密诞生地，但似乎更应该说，包括《现象学》在内，波墨才是黑格尔的真正秘密。如果说费希特是“超批判”的，那么黑格尔无疑更是“超批判”的。死亡拯救了康德，康德有幸没见到黑格尔的《哲学全书》，更没听黑格尔讲哲学史。1787年，康德出版了《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在全书开头，也是在原有的给当世要人策特里茨的“献辞”之前，他新加了“题辞”，引用了培根的《伟大的复兴》序言里的话。也许可以说，康德哲学既然是康德前批判时理性主义走到尽头的反转，而契机则是经验主义的极致———休谟哲学的冲击，那么独断论必须开始并且一直对经验给予尊重并接受经验的教诲。这意味着对理性主义主体能动性之可能的无限制性进行约束，我认为这是康德向培根公开致敬的缘由。在这个意义上，对谢林的哲学史论述彰显笛卡尔而以培根作陪衬，康德是不会赞同的。对黑格尔的哲学史论述把波墨置于远超过培根的地位，康德更是会大惑不解，因为从批判哲学来判断，这简直就是胡来。第八，在黑格尔自己看来，黑格尔肯定是最重要的德国哲学家。而波墨则是黑格尔眼中“第一个德国哲学家”，波墨“哲学思想的内容是真正德国气派的”(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34页。'>(1)11。在这个图景中，这“第一”的位置，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都是没有份的，费希特、谢林就更不在话下了。关于黑格尔的波墨，当代学者穆拉托利(Cecilia Muratori)讲得很有高度:“如果路德第一次让《圣经》说德语，那么是波墨第一次让哲学说德语。”(2)Cecilia Muratori,The first German philosopher:the mysticism of Jakob Bohme as interpreted by Hegel,Dordrecht:Springer,2016,p.257.'>(2)12不用说，这是化用了黑格尔自己主张过的教哲学说德语的理想。当然，波墨也不是专供黑格尔发挥的，他对包括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3)参见 The Young Leibniz and his Philosophy(1646—76),ed.Stuart Brown,Dordrecht:Springer,1999,pp.263-264。'>(3)13在内的其他德国哲学家以及其他德国思想领域，也都有各式各样的深刻影响(4)晚近的专著例如:Corneliu C.Simut,God and Man in History:the influence of Jakob B(o|")hme and G.W.F.Hegel on Ferdinand Christian Baur s Philosophical Understanding of Religion as Gnosis,New Jersey:Gorgias Press,2013。文集例如:An Introduction to Jacob Boehme:Four Centuries of Thought and Reception,ed.Ariel Hessayon and Sarah Apetrei,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14。'>(4)14。在这方面，康德大概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例外。第九，最为重要的是，正因为有《哲学史讲演录》对近代哲学开端的独特理解和阐述，一方面黑格尔更充分地完成了自己的哲学，另一方面黑格尔也对自己的哲学原则做了坦诚告白，在这个意义上，又应该说黑格尔哲学没有秘密，因为秘密就明摆在那里。第十，最后，但也许不是最不重要的是，黑格尔推崇波墨，恐怕也有现代史上才涌现和成型的民族国家方面的原因。上述对德国气派的强调，让哲学说德语的理想，里面都有浓重的民族气息。其实不要说黑格尔，别的哲学家也不乏此类倾向，例如文德尔班就曾说:“当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在西班牙和葡萄牙顽固地独立地维护其传统的时候，意大利人、德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就发动了首次的新科学运动:这次新科学运动在德国古典哲学时期达到了高峰。同这四民族比较，其他民族几乎全处在被动的地位。”(1)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6页。'>(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