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赵：从“襄樊小铜人”管窥丝路文明流播
襄樊出土天使铜人 安富斌摄 网络资料
曾经有一阵，从纸媒，电视，网络媒介，刮起了一阵带翅膀的“襄樊三国小铜人”热，此前，很少有国内媒体，对于一个不足三厘米的小型铜件如此津津乐道，形成如此大的娱乐力。此事缘起于2008年，襄樊市考古工作者在襄樊市内环西路花卉路樊城区王寨办事处的一座带甬道的双室砖结构的汉末三国时期的墓葬中，发现了一个铜质带翅小人造像，引发了学术界与传媒界的关注。
陪葬还是日用？洛阳东周铜人、酒泉汉代铜人与朐忍铜人参详
据公开资讯介绍， “襄樊铜人”为高约3厘米的青铜裸体小人，拇指大小，双手抱在胸前。头大而圆，短发，颈短而粗，颈部和手腕均现串珠状饰。其身体微微下蹲、前倾，两腋下都有一个前后对穿的圆孔。类系绳所用，背面无纹饰、欠光滑，两侧尚可见一条铸造的纵向范缝痕迹，可以推定该羽人为双面合范浇铸而成。其浇、冒口可能在足底，只是已磨平。最为奇特的是，小人背部有一对翅膀，羽毛纹路清晰，看不到痕迹。
襄樊铜人考古现场资料，网络资料
同时出土有五铢钱、模型仓灶等。巧合的是，考古人员曾于2008年11月在同样是襄樊的长虹路菜越墓地一座三国时期大型砖室墓里，出土一件模型陶楼，其院落大门和小门上共浮雕五个“羽人”，除发型装饰不同之外，与“襄樊铜人”的形象几乎完全一致。
三国模型陶楼浮雕羽人 资料源自汉江传媒网
襄樊考古所陈所长介绍，仔细观察铜羽人，未发现与其他器物有连接点。这说明该羽人体积虽小，却是单独使用的。从出土时的状况推测，铜羽人位于死者头部。
考古专家判断，小铜人墓葬大致在三国时期。专家认为“铜羽人”该与陶楼门上浮雕“羽人”具有同样功能。模型陶楼是供死者亡灵享用的，认为“铜羽人”的作用也是“帮助引导亡灵升天”。专家描绘道，“铜人造型笨拙，表情严肃，其身体微微下蹲、前倾，虽造型古拙，但动感十足。好似要用力向前飞奔”。
襄樊铜人网络与视频截图资料
据襄樊考古所陈所长介绍，这个带翅铜人是个单独件，铜人肋下圆孔应是系绳所致，加上出土部位在死者头部，所以判断为颈胸挂件。
从挂件功能看，此类或可能以主人日常用品身份陪葬，未必是专制冥器。值得探究。
对于小型铜人件的出土资料，如果细心查找，并非毫无头绪。在笔者的记忆中，一是2002年发掘多座周王陵墓陪葬坑中，有一座未成年人墓出土116件(组)随葬品，全皆小巧玲珑，据报告者认为，“显然是为小墓主人定制的”。其中有核桃大小的陶鼎、比指甲盖还小的玉兽、一二厘米长的小铜虎、小铜人（注意：此处提及小铜人）、小铜鸟以及铜鼎、铜壶等。
洛阳东周铜人 网络报道资料
迷你小型的陪葬品，未必是为小墓主定做的小玩具，也可能以日用器具仿制的微缩版，这在古代冥用器中屡见不鲜。就媒介提供的铜人实物图而言，“洛阳东周铜人”与“襄樊铜人”外形上有很多类似之处。但是事实上或许分属不同文化范畴，自然其中也可能存在边界与交融。
酒泉铜人则与襄樊铜人基本属于同类，原酒泉市博物馆冯明义馆长曾撰文介绍过这一对铜人，但阐述得比较简单，文中介绍说：在1957首次发掘酒泉东关外汉代墓时候，发现有7座小孩砖室墓，“其中一座是以大灰陶瓮作棺置于砖室内（此前和以后在下河清农场、红寺古城滩也发现过瓮棺葬，1946年在木器厂清理的一座小砖墓内置有瓮棺，葬品有男女小铜人、鸡蛋和四个小陶罐），且有随葬品，如铜器、陶器、五铢钱等”，（详见《考古·甘肃酒泉汉代小孩墓清理》一文）。
此处提及“男女小铜人”的墓葬，只是用来说明同是“瓮棺葬”类型的，文中并没有说明铜人的造型特点，以及出有男女铜人的墓葬，是否也是同类的小孩砖室墓。但是笔者从《酒泉文物精华》一书的图录上，看到了这一对铜人，除了没有翅膀外，其他造型风格、尺寸与襄樊铜人基本一致。图拍得不够专业，细节并未很好地展示，但即便如此，关于这一对铜人是“男女铜人”的说法，却得不到有力的支持，因为两个铜人基本面貌一致，且都带生殖器突起特征。看不出有明显男女的分别。
《酒泉文物精华》一书中的铜人资料
另一个具有参照价值的铜人资料，是2003年出土的“朐忍带翅铜人”，与本文探讨的“襄樊铜人”也基本类似。
报道叙述，为了弄清铜羽人的功能性质，专家把这个小羽人拍照放大进行观察发现，羽人的颈部和手腕上都佩戴有串珠。
襄樊所通过网络邀请北京大学张教授进行鉴定。张教授在观察照片后确认，“铜羽人所佩戴的串珠就是佛珠，这在过去是没有发现过的，也是我国第一次发现，应该是我国最早的佛珠传入中国的最直接的唯一证据”。
而且张还“进一步指出这个羽人应是一个女性，其外突的生殖器，呈三角外突的状态，非男性的阴根，而是女性生殖器。这种对女性生殖器的夸张，源于印度佛教的生殖巫术及原始农业巫术”。
由此，报道介绍的考古专家的大结论是：“就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1、“此铜羽人为迄今为止，我国出土的最小羽人铜像”；2、“为三国早期已有佛珠传入、并已有佩戴佛珠的铜造像，提供了最直接、最有利的证据，是目前我国所见最早的佛珠证据”；3、“它不仅与楚地巫术联系密切，而且与道、佛教相结合”。这样的结论值得商榷。
（以上综述内容，选自“湖北卫视”、“湖北网络新闻联播”报道视频；《三峡晚报》、《楚天都市报》、《襄樊日报》、新浪网、西祠胡同、世界佛教网、汉江传播网、中国经济网、凤凰网之报道内容。）
汉代六朝：朐忍铜人与楼兰铜人的佐证
对于古器物的断代，看似简单，其实含着复杂的内涵，就比如说，一件东西到辽，哪怕有确切的出土依据，在时间上属辽朝的时间范畴，在出土地上，属于辽管辖的地域，但还是不能判明此件物件，是属于彼时辽代的契丹族作品，或是契丹所管辖的华北的汉族文化艺术，或是辽所管辖的其他部族艺术，这是需要谨慎甄别，值得探究的。
回到襄樊小铜人的身上，专家根据出土物件，判断其为三国时期铜人，但是这个判断只是一个年代时间判断，由于这个铜人的所谓“孤立”性，外来品的可能必须被纳入视野。
由此，既然在地理文化属性上没有明确甄别，那么称其为“羽人”也就只能算是有关专家的一种假设，因为并非所有长着翅膀的小孩都叫“羽人”，外域的长着翅膀的娃娃。人家恐怕并不叫“天使”，也许叫“丘比特”，在其性质不能明辩之前，更需要研究商榷。
媒介发布朐忍铜人图资料
媒介发布朐忍铜人图资料
“央视国际”曾经报道过，经过7年的艰苦考古发掘，考古专家确认在重庆云阳县长江边发现了东汉时期“朐忍”县城遗址，并发现了“青铜小人”，同时据《北京青年报》2003年6月9日的深度报道，“从本报记者在现场看到的‘青铜小人’，我们或许能感觉到中国汉代的艺术品和古罗马的艺术有某种微妙的关联……青铜小人的高鼻梁有别于黄种人，那大约是个三四厘米高的青铜小人，年代久远了，面目有些模糊不清，但并不妨碍人一眼看出它是个带翅膀的裸体男像。它头上似戴帽，模糊的脸部却有着清晰的、挺直的高鼻梁，看起来像那种有别于黄种人的高鼻梁，此外还有一双略凸的大眼睛；一对醒目的翅膀规规矩矩张开在肩后，双臂像是交叠在胸前的样子；下身明显可见男性的性器，还有一双孩子般微微蜷起的憨态可掬的腿。
很显然，它带给人的直接联想是属于西方的，然而它却出现在至少距今1500多年前的中国。考古学家说，它的年代大约在汉代到六朝之间，不会更晚。”
03年由国内大型媒介报道的这个“带翅膀的小铜人”，基本符合本文探讨的“襄樊铜人”的特征，“带翅”，“裸体”、“三厘米左右”，“双腿微曲”，“男性生殖器突起”，“双臂交叠在胸前”等主要特征都相吻合，两者惊人地相似，略为不同的一是头部“带帽”，二是“一眼”可看出的“高鼻梁”，三是背后带挂扣部件，所谓的带帽，也许是头部的发型。在报道中，记者能在整个身体才三厘米的小人的“模糊”脸上，能看出“有别于黄种人的高鼻梁”，也的确不容易。但因此这个似乎不能作为人种判断的科学依据。
根据考古专家当时的断代也是汉到六朝，可佐证襄樊铜人的年代范畴。但报社记者的文化判断却很有意思，他引发了此类铜人源头的有益探索，因为他提出了“罗马”。
报道中提到参与考古的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洪峰曾经把小人翻过看到背面的一个扣，并说：“你看这后面还有个扣，那就是说它会不会是钉在衣服上作装饰用的，这个扣的方向不像是用来当挂件的，你看要是一穿绳它就倒过来横着了”。可见该铜人是明确有使用功能的。但是王洪峰没有提及该铜人是否有使用痕迹。（参见北青网刊登《北京青年报》记者刘净植报道）。
报道引用参与考古的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洪峰的话说，以往的考古发掘中从未发现这样的“丘比特”（此称呼为报社记者所称），他们只是推断，这个小铜人会不会是史书中记载的“羽人”，王洪峰介绍，六朝以前的书籍中有关于“羽人”的记载，但也就是一两句，“羽人”到底应该是什么样，他们也不太清楚。究竟它是中国汉代的还是来自西方，这实在值得研究。这个态度是科学的。
记者是自由的，他展开了文化联想：史载著名的“丝绸之路”并不只从河西走廊通向新疆乃至中亚那一条，“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的长途跋涉中，还找到了通向外部世界的第二条道路：从四川经缅甸到印度的南方丝绸走廊，其后印度从海路把中国丝绸转运到罗马，反之亦然。这为古罗马文化信息亲近三峡提供了可能。“
楼兰古城采集的小铜人 网络资料
“新疆地区目前尚没有见到发现这类人形雕像材料的报道。几年前笔者在昌吉州文管所文物陈列室参观哈密地区出土文物时，见一对铜质的人形铸件，高不过数厘米。据介绍在哈密地区青铜时代或略晚的数处墓地出土过类似的小铜人，其形态和德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皮特斯尔斯遗址中出土的裸体女像略同，可能也是一种符号化的孕妇形象。”这段话笔者不敢完全赞同，因为事实是，新疆地区出土过类似的铜人，虽然不带翅膀。
楼兰古城小铜人彩图 网络报道资料
《光明日报》 2000年4月14日发表了一篇王炳华的署名文章“楼兰考古百年”，其中就赫然配置了一张“楼兰地区采集的小铜人”图，其造型特征与风格与襄樊铜人极为相似，唯一的区别就是少了翅膀，而有翅与无翅，在洛阳孪生铜人的例证中，已经可以归为同类（见下文）。
楼兰铜人在若羌县楼兰古城出土、藏于新疆考古研究所，与小铜人同时出土的汉代遗物，还有汉代铜镜（罗布泊高台古墓出土）、鼓腹、铜镊、铜针、铜环、燕尾式铜镞，以及各种铜饰物等。“秀中国”网也在其“丝绸之路上”专题版块上附上了楼兰古城出土小铜人的彩图。
项圈还是佛珠？青海民和“带翅人”有话要说
由襄樊铜人的脖子手腕处的珠状装饰，考古人员产生了大胆的设想，这是不是佛珠？接着，延请到北大专家张教授通过网络遥控鉴定，张氏看了照片，就确认这个就是佛珠，并得出“为三国早期已有佛珠传入、并已有佩戴佛珠的铜造像，提供了最直接、最有利的证据，是目前我国所见最早的佛珠证据”的结论。
襄樊铜人细节视频截图资料
这个需要探讨。连珠状物是不是佛珠，这个没有唯一对应关系，这需要这样的设定，连珠状物是否实际挂饰？这个问题涉及到这个铜人是否写实的问题。
这个铜人既然长着一对“巨大”的翅膀，就说明这个艺术创作本身就并非完全写实，至于除了翅膀之外的孩子的其他部分（包括珠状物）是否写实，这个是可以探讨的，就西域或中亚不少艺术纹样中多含连珠纹的实际情形看，必须把铜人脖子与手上的连珠纹，保留一种可能性，即艺术创作为了美化孩童的需要，而进行的身体装饰的可能性。换句话说，这样的连珠纹，是中亚西域的流行时尚，既然是中亚的流行风格，写不写实就并不重要；而是不是佛珠才是重要。
乐艺会资料
青海省民和县博物馆藏“带翅人瓦当” 网络资料
就算这个是一个实际的珠串，也未必就是佛珠，佛珠的范畴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文化范畴，并非每个珠串都是佛珠，墓葬的解说中并无与佛教用品相关的佐证，青海省民和县博物馆藏有一块直径13厘米的陶土质“带翅人瓦当”，据“中华工艺品网”资料介绍，年代为唐，“丝绸之路的畅通，使西亚等国的艺术得以进入中原。图中当面饰有一带翼人物，羽人上身赤裸，发髻高耸，浓眉大眼，面相丰腴，下半身似乎著有衣物。羽人双手合十于胸前，背上伸张有双翼。周围以联珠纹作环状围绕，没有瓦沿。”从这个瓦当上的图形看，带翅小孩与“襄樊”铜人在造型与手势上，进而在文化风格上基本属于一类，而瓦当上的连珠纹装饰，可以给予“襄樊铜人”的连珠纹的考察提供佐证。
至于张先生进一步指出这个羽人“应是一个女性”，并具体解释说“其外突的生殖器，呈三角外突的状态，非男性的阴根，而是女性生殖器。”并进一步阐述说“这种对女性生殖器的夸张，源于印度佛教的生殖巫术及原始农业巫术。”
这个观点不能赞同，明明张先生已经看出铜人具备“外突的生殖器”，为何不按照凡人的想法，倾向他是一个男性，而却因为生殖器的外突，却下结论为女性？因为他细心到看出铜人生殖器虽然“外突”，但是却是“三角外突”。
创作者要体现女性的体征，何必要去让生殖器外突？这么小小的三厘米的物件，加个微突都是让人往男性方面去遐想的，何必自找苦吃？那时候的匠人，为了让大家体认这个是女性，在三厘米的铜人件上，让人最直接理解这个是女性的最好的方式，只需增加两个胸部突起就是。请参照收藏实物中小鸡鸡突起的情形。
丝路连珠项饰铜人（私人藏品）
收藏实践矫正考古报道
此类铜人，在国内并非首见。最为直观的证据，是洛阳出土的一对铜人，这一对铜人，一个带翅膀，一个不带，除了翅膀的差异外，其余规格风格，造型基本一致，宛若孪生兄弟。两个铜人，头发由后向前梳成整齐条纹（或许这就是“朐忍铜人”给《中国青年报》记者留下“戴了帽子”的印象？），双手拱手或持物，双腿站立分开，两肋由于两臂自然弯曲，形成对称圆孔，有磨损痕迹。应为挂孔。
这个出土的实物佐证了两个事情，一是洛阳附近产地的明确性，二是佐证了带翅与不带翅两个类型的同时代同性质性，换句话说，带翅膀小铜人的源头，可以通过同样类型但不带翅膀的铜人的线索，加以佐证。
考古资料洛阳孪生铜人 网络资料
03年的重庆出土“朐忍”遗址“带翅小铜人”的时候，专家就已经说过“此前考古中从未出现”的话了，当时这句话成不成立，大家可以科学系统地己摸下家底。
此类铜人信息多存于洛阳、陕西、甘肃三地，正是汉魏丝路重镇所在。不带翅的同类小铜人的存在范围更是宽泛。
汉 铜翼人像 高2厘米
西安红庙坡出土 西安博物院藏
自然，西方源头，东方风俗，从来不是绝对的，完全可能存在一个中间状态，“当年斯坦因在亚洲腹部中心荒凉寂寞的罗布淖尔岸上，看到的七个欧洲古典式的“天使”画像，大眼灵活，小唇微敛，绘制在3号遗址回廊的中腰部位，但它们已经不是西方天使，而是代表着佛教八部护法中的擅长音乐与歌舞的乾闼婆与紧那罗，敦煌石窟壁画中的飞天所指的也是这些可爱的神灵，只是，它们的原型又是来源于希腊、罗马古典艺术中的天使形象，因为亚历山大大帝早已把欧洲的古典艺术带到了犍陀罗地区，随着鄯善国与贵霜帝国文化交流的发展，这些来自西方世界的天使形象才被请进了沙漠南沿的佛教殿堂之中，充当了佛法的守护者与宣传者。在拉斐尔的《圣母子及众圣徒》画中，也似乎能从中发现几个类似敦煌飞天的形象。丝绸之路上出土的有翼天使，敦煌石窟中的飞天，嘉峪关一带魏晋墓中的羽人，一直神秘地相互关连；关于它们的由来，缘起于东方还是西方？到底谁影响着谁？一直被中外学者争执不休”。新闻报道如此阐发。
争论归争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从现存的带翅铜人或不带翅同类铜人的发现地、信息地来看，由西向东传播的脉络是存在趋势的，越往东部，南部，越稀少，从史料与实物的情况看，此类风俗没有照搬成为中土的风格，也是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忙着下结论定性，可能是最好的办法。
西域丝路上的铜人则多存在西域形态，这个既有时间坐标上的错落，也有人文坐标上的差异，同时也再次暗示了西来的可能性。
本文已获作者授权乐艺会发布
本文曾发表于2010年11月《 收藏投资导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