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狗小狗说 娄炳成

　　大狗要叫，小狗也要叫，小狗从来没有因为有大狗的存在就感到自卑，从而噤声。大到藏獒，小到京巴狗，都是要发出叫声的，“叫”是狗的本性，与形体大小毫无关系。比之于大狗闷声闷气的叫声，小狗的叫声倒也有悦耳动听之处。仔细一想，这个现象似乎还蕴含着某种深刻的道理，可以启发我们不妄自菲薄，乐观地对待自己。

　　以我们玩笔杆子的人举例来说，曹雪芹、鲁迅、托尔斯泰、泰戈尔等中外文学大师，都是重量级的“大狗”，即便是当代中国的莫言、陈忠实、路遥、贾平凹之流，也堪称是很有知名度的“大狗”；诸如老娄我这样的三流文人，抑或根本不入流的，就算是“小狗”了。但是，身为“小狗”的我们，也没有因为那些名声响亮的“大狗”的存在，就停止了自己的“叫声”，无论那叫声是否悦耳动听。

　　我的戏剧创作的启蒙老师张新天先生曾经对我说过：“写剧本，你写不过我；写小说，我写不过你。”在老师的眼里，他是写剧本的“大狗”，我是“小狗”；而我却是写小说的“大狗”，他则成了“小狗”。所以说，“大狗”与“小狗”是相对而言的，也是可以互为转换的。譬如，我市的高天佑、罗卫东、焦红原先生，是文史研究专家，堪称“大狗”，我偶尔也搞点文史研究，但终归搞不过他们，我就是“小狗”；但在小说戏剧等其他创作方面，我就有可能是“大狗”。

　　因为我写剧本写不过我的老师，就另辟蹊径，专攻小说写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很多写农村题材小说的文学青年，都模仿贾平凹，我也不例外。后来，我看到了贾平凹的一篇创作谈，他说：“模仿我者死。”我也认识到了，确实如此。我就想，我本是“小狗”，有属于我自己独特的“叫声”，倘若放弃了我自己的“叫声”，去模仿“大狗”的“叫声”，就失去了自我，就会走进文学创作的死胡同。

　　之后，我就不再模仿知名作家的笔法，从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行文风格，终于在陇南文坛上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小狗”之所以能够与“大狗”共生，同样有自己的可爱之处，原因就在于“小狗”懂得坚守自己的本色，不去效仿“大狗”，不去冒充“大狗”，找准自己的定位，甘愿做一只“小狗”，用天赋于自己的嗓门腔调，尽可能地发出优美之声，让世人感觉到那只“小狗”的“叫声”还比较悦耳。

　　我在很多文友大部头作品首发式的座谈会上都说过：“你们都是造大炮、造长枪的人，我只会造手枪。”原因是我发表的文学作品，都是短篇小说、散文、红学评论文章等，最长的也就是三万多字的小中篇。我自认为自己是名副其实的“小狗”，虽然在“大狗”面前不敢嚣张，没有凛凛威风，但我从来没有自卑过，依然发出我自己的“叫声”，始终认为自己虽小，但还属于“狗”的行列之一员。

　　曾几何时，在文学艺术界，无论“大狗”还是“小狗”，都曾经让许多文学艺术圈内圈外的人刮目相看，甚至高山仰止。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汉唐时期的文人学士，直至民国的作家诗人，都被划作“贵族阶层”，无论其物质生活是否贫富，起码是“精神贵族”，甚至还有“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之说，何等了得。因此，我将文人学士比喻成“狗”，是很不合适的，简直是亵渎孔孟，有辱斯文。

　　倒是在封建社会，入仕之人曾经被称作“牧”，大概是将老百姓定位为“羊”，而官员则是“牧羊犬”之意。可见那时的官员才是“狗”，只是“大狗”和“小狗”的区别而已；民间常常咒骂官员是“狗官”，原因就在于此。但那时的官员们，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狗”，倒是骂文人学士是“狗屁文人”。望文生义，“狗屁文人”者，跟在官员屁股后边摇尾乞怜之文人也！

　　好在，时代变迁，社会进步了。现如今，无论是官员，还是文人，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都由曾经的“狗”或“狗屁”，变成了人民大众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身份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幸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