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地记：地理与文学的结合
王琳，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山东济南250014
来源：《文史哲》(济南)2012第1期
内容提要：地记著述在六朝达到空前兴盛状态，作为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而引起当时人们的关注。南朝时期私家藏书甚富的陆澄、任昉、顾野王等以敏锐的眼光，把握文化发展的新动向，编撰有集成性的地记丛书或地理总志。与史书地理志相比，六朝地记作者崇尚实用的观念较为淡薄，他们在写作中往往注重山川景物的描写和轶事传闻的记述，讲究形象性、生动性、趣味性，喜欢猎奇，乃至采纳为正统史家所不屑的虚诞不经的故事。大体言之，六朝地记具有地理与文学渗透融合的性质。六朝地记融会地理与文学的特色对古代地志、文学创作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六朝地记/兴盛原因/文学因素/影响及评价
地记或名地志、地理书①，主要用来记述某地疆域、山川、道里、古迹、风俗、物产等方面的情况。西汉武帝时已有此类著述的雏形出现，名为计书或计簿，其性质属于由下而上的汇报地方情况的公文。西汉后期，刘向、朱赣曾奉命撰作有关地理疆域及物产风俗的书籍，后来班固在此基础上撰成《汉书·地理志》。《隋书·经籍志二》史部地理类序云：“武帝时，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而史迁所记，但述河渠而已。其后，刘向略言地域，丞相张禹使属朱贡条记风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私家书写的地记出现于东汉中后期，但为数甚少，今可考知者仅有辛氏《三秦记》及杨孚《交州异物志》等寥寥几部。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间，以私撰为主体的地记著述极其兴盛，虽年代久远，文献多佚，但今可考知的篇目尚有约二百种之多。这无疑是一个颇值得关注的学术领域。
一、六朝地记兴盛的原因
汉末魏晋社会动荡，国家大一统的盛况不再，政治及文化重心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下移，地方势力及地区观念增强，一个较明显的表现就是各地士人纷纷夸耀家乡地理之美、人物之盛。《三国志》卷五十七《虞翻传》裴松之注引《会稽典录》记载，撰有《会稽土地记》的会稽山阴人朱育，曾向现任会稽太守转述前任太守王朗和本郡文人虞翻关于会稽风土人物的一次谈话内容。其中先述会稽郡优越的地理位置：“东渐巨海，西通五湖，南畅无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实为州镇。”次述丰富的物产：“山有金木鸟兽之殷，水有鱼盐珠蚌之饶。”继而述这块土地上养育出来的忠臣、孝子、俊士、贤女等各类代表人物。由此可见虞翻对乡邦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熟悉与自豪程度，故一经太守咨询，他便侃侃道出，如数家珍。蜀人常璩则大力张扬巴蜀地理环境、物产及人文之美，自豪自信溢于言表，其《华阳国志》卷三云：“蜀之为邦：天文，则井络辉其上；地理，则岷嶓镇其域。五岳，则华山表其阳；四渎，则汶江出其徼。故上圣，则大禹生其乡；媾姻，则黄帝婚其女……蕃衍三州，土广万里。方之九区，于斯为盛。”②此类内容也见于其他书籍，如《世说新语·言语》中写道，西晋时太原晋阳人王济与太原中都人孙楚曾各自以清简之言比拟家乡土地人物之美；东晋时平昌安丘人伏滔与襄阳人习凿齿曾相互矜夸历代青、楚人物。后来如梁代宗懔，乡土意识颇浓，《周书》卷四十二《宗懔传》称：“初侯景平后，梁元帝议还建业，唯懔劝都渚宫，以其乡里在荆州故也。”在这种情势下，以私家书写为主的记载有关地域状况的著述趋于兴盛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这类记述某地区地理风俗物产及有关人物的著述，或称地理书，或称郡书(即郡国之书)。之所以形成名目上的差异，乃由于二者在记述的侧重点上有所不同。地记侧重于记述地理风俗物产，郡书侧重于记述人物。故早在唐代初期，刘知幾便将二者加以区分，视为两种不同类型的著述，他指出：“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此之谓地理书者也。”“汝颍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故乡人学者，编而记之，若圈称《陈留耆旧》、周斐《汝南先贤》、陈寿《益部耆旧》、虞预《会稽典录》。此之谓郡书者也。”(《史通·杂述》)《隋书·经籍志》也将其视为两种著述类型，一称地理，同于刘知幾的名目；一称杂传，不同于刘知幾的名目，乃因这类书的基本性质为包容庞杂的人物传记。据《隋志》所叙予以概括，杂传类著述的大体情况为：1.参与撰作者甚众；2.作品涉及人物类型多样，名称丰富；3.性质属于私撰，写作动机出于作者个人的志趣好尚；4.写作手法随便，异于正史；5.书中或采择虚诞怪妄的故事杂说。该叙列举了神仙、高士、妇女等按人物身份类型编集的传记作品；继而指出地区性的人物传记兴起于东汉光武帝时期，因其记载人物以地域为单位，故在杂传大家庭中此小类被称为郡国之书。应该说，《隋志》的区分较《史通》更为清晰合理。
此为大体状况。就个别著述而言，二者在内容上则不免有所交叉，如刘氏所举地理书的代表作常璩《华阳国志》，前四卷分别为《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记述地理物产状况；以下七卷记述人物。又如刘氏未列举的习凿齿《襄阳耆旧记》，据其名称当属记述襄阳先贤的郡国之书，但其实则兼记人物、地理。总体而言，就今存《陈留耆旧传》、《汝南先贤传》、《益部耆旧传》、《会稽典录》等著作的佚文来看，郡书一般不兼记地理，故《隋书·经籍志》将此类著述归于杂传大体上是妥当的。至于地理书，虽侧重于记述地理风俗物产，但也往往兼记人物轶事，此类作品我们可以列出雷次宗《豫章记》、王僧虔《吴郡地理志》、郑缉之《永嘉记》、盛弘之《荆州记》、鲍至《南雍州记》等一份不短的名单。这种情况，我国首部以“地理”命名的著作《汉书·地理志》已开先河，班固记述某区域，往往兼顾地理位置、物产、风俗及人物等。对此二者的关系，明人牛若麟《重修吴县志序》指出：“窃考刘子玄述书有十品，而郡书、地理书居其二，后世郡邑之志兼而有之。其叙土宇、山川，洎物产、风化，往往模拟《湘中》，斟酌《三秦》，是地理书体也。至于英灵所钟，人伦所尚，会稽、益部，而后弘奖不乏，又郡书体也。郡书详于人，地理书详于事，事与人以记载一方。”③余嘉锡在其《四库提要辨证》卷七史部五地理类一“《太平寰宇记》”条也指出，述地理而兼记人物，班固《汉书·地理志》已开先河，“东汉以后，学者承风，各有撰述，于是传先贤耆旧者，谓之郡国书；叙风俗地域者，谓之地理书；至挚虞乃合而一之。南北朝人著书记州郡风土，多喜叙先贤遗迹、耆旧逸闻，如盛弘之《荆州记》、雷次宗《豫章记》、陆翙《邺中记》之类，《隋志》皆著录于地理类……郦道元注《水经》，聚此群书，加之笔削，遂为不朽之盛业。盖郡国书可不记地理，而地理书则往往兼及人物。”④本文论述的即为地理书。
由于地域意识的增强，魏晋南北朝地记有不少出自本籍人氏之手。兹略举例于下。蜀谯周，巴西充国人，撰《三巴记》、《巴蜀异物志》；吴朱育，会稽山阴人，撰《会稽土地记》；吴顾微，吴郡吴县人，撰《吴县记》；吴韦昭，云阳人，撰《三吴郡国志》；吴沈莹，吴兴人，撰《临海异物志》；吴徐整，豫章人，撰《豫章旧志》；晋晏谟，青州人，撰《齐地记》；晋顾夷，吴郡人，撰《吴郡记》；晋张玄之，吴郡人，撰《吴兴山墟名》；晋贺循，会稽山阴人，撰《会稽记》；晋罗含，桂阳耒阳人，撰《湘中记》；晋常璩，蜀郡人，撰《华阳国志》；西凉段龟龙，撰《凉州记》、《西河记》；宋雷次宗，豫章南昌人，撰《豫章记》；宋刘损，世居京口，撰《京口记》；郭仲产，世居江陵，撰《荆州记》、《南雍州记》等；孔灵符，宋会稽山阴人，撰《会稽记》；宋王孚，安成人，撰《安成记》；南齐黄闵，武陵人，撰《武陵记》；梁陶季直，秣陵人，撰《京邦记》；梁李膺，广汉人，撰《益州记》；梁伍安贫，武陵人，撰《武陵记》；梁宗懔，南阳人，世居江陵，撰《荆楚岁时记》；北魏王遵业，太原人，撰《三晋记》；北魏刘芳，彭城人，撰《徐地录》；北齐李公绪，赵郡人，撰《赵记》。此类著作往往记述乡土山水、物产等自然景观，以及有关民间传闻、神话故事等人文景观，对所记述地域之情况的美化意识较为自觉。任乃强述及东晋常璩《华阳国志》的撰作主旨，认为其在于“夸诩巴蜀文化悠远，记述其历史人物，以颉颃中原，压倒扬越”⑤。其他作者也大抵如此。此即刘知幾《史述》所谓“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谈过其实”。
除矜夸家乡之地域意识的推动外，魏晋南北朝地记的兴盛，也与当时学风的变化有所关联。伴随着儒学的衰微，人们的治学视野及写作兴趣日益广泛，在此情势下，东汉后期舆地及博物之学盛行，精通舆地博物之学者颇受重视与称赞。谢承《后汉书·臧旻传》记载，汉末臧旻曾任匈奴中郎将，讨贼有功，征拜议郎，还京城，“见太尉袁逢，逢问其西域诸国土地风俗、人物种数，旻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国，后分为五十五，稍散至百余国。其国大小，道路近远，人数多少，风俗燥湿，山川草木鸟兽异物名种不与中国同者，悉口陈其状，手画地形。逢奇其才，叹息言：'虽班固作《西域传》，何以加此？’”⑥今人刘季高亦指出，汉魏之际名士中的经世派，“除政略兵谋外，未有不兼治舆地之学者，如荀文若论'颍川四战之地’，说'河济天下之要地’，释古之冀州所统。诸葛孔明论荆益之形势，鲁子敬谈荆楚有金城之固，周公瑾之谋据襄阳以蹙操，张子纲之劝城秣陵以为都。莫不于历史之沿革，烂熟胸中；山川之形势，了如指掌。”⑦西汉儒生治学，往往专尚一经，且拘守今古文之界域；东汉学者则逐渐冲破专尚一经的窠臼，趋于博涉众经，融通今古，汉魏之际的郑玄是这种学术风气的杰出代表。除经学内部知识视野的扩展外，时人还不断向其他知识领域迈进，从而导致了诸子学、史学及其分支地理博物之学的繁荣。如以博学著称的经师马融，其治学范围并不局限于儒家经典，还涉及《老子》、《离骚》、《淮南子》、《列女传》等书籍的注释。在此情势下，一批以记述动物、植物为重要内容的著作涌现出来，如西晋崔豹《古今注》上中下三卷八篇，其中就有三篇记述鸟兽虫鱼、树木花草；而薛莹《荆扬已南异物志》、沈莹《临海异物志》、万震《南州异物志》、束皙《发蒙记》、周处《风土记》、徐衷《南方草物状》、魏完《南中志》、佚名《南中八郡异物志》所记述植物、动物品种则更为丰富。魏晋南北朝社会思想相对解放，尚博好异风气普遍流行开来，博通各种知识成为时尚，《山海经》之类地理博物志怪书籍，颇为当时人们喜爱，著名文人如郭璞曾注释《山海经》，且成为流传久远的权威文本；陶渊明在诗歌中自谓喜爱《山海经》；江淹曾有愿望，欲模仿《山海经》而撰《赤县经》。其他如西晋车茂安《答陆云书》称赞陆云的书信内容富赡，便拈来《山海经》、《异物志》等地理博物著述以及在性质上相类似的京都赋以为比拟。《晋书》之《张华传》、《郭璞传》、《葛洪传》等篇对传主学术兴趣的记载大致折射了这种风尚。左思《三都赋》洋洋洒洒逾万言，问世后引起轰动，家家传抄，乃至洛阳为之纸贵，其重要原因在于该作内容之富赡，为辞赋创作前所未见，左思自序云“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草木鸟兽，则验之方志”，用功十年，搜览博富，尤其是其中的《蜀都赋》记述蜀地风物，《吴都赋》记述吴地风物，胪列大量为中原人民了解甚少的山川景观和动物、植物，读来使人大开眼界。魏晋时期博采异物的地理博物之书大量涌现，亦基于这种背景。
魏晋南北朝地记的兴盛，还与这个极为动荡的时期，人们频繁迁徙流动，尤其是学术人才从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向比较偏远的地域分流迁徙，形成地理大交流的局面有关，因而社会上必然存在对此类书籍的需求。在某地有任职经历者，或有迁徙某地经历者，往往撰写有关地记，以广见闻，流传开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地理课本的作用。如东晋范汪，庾翼、桓温都督荆州，他曾先后为佐吏，撰《荆州记》；东晋袁山松，曾任宜都太守，撰《宜都记》；东晋晋王范，曾任广州大中正，撰《交广二州记》；宋谢灵运，曾任永嘉太守，撰《永嘉记》；宋荀伯之，曾任临川内史，撰《临川记》；宋沈怀远，曾被徙广州，撰《南越志》；南齐顾宪之，曾任衡阳内史，遂撰《衡阳郡记》；梁鲍至，萧绎出镇襄阳，他为幕僚，撰《南雍州记》；顾野王十二岁随父赴建安，即撰《建安记》。加之我国原以北方的黄河中下游流域为政治经济文化重心所在，有关著述内容多集中于此地；而其他地域的情况，或语焉不详，或未及记述，故亟须弥补缺憾，某些补缺之书便应运而生。唐初刘知幾《史通·杂说》就提及这种情况，并对有关作者持赞赏态度。就记述内容所涉及的地域来看，六朝地记中关于南方地区的著述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这正是东晋以来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之局势的必然反映。
此外，佛教及道教文化的繁荣以及隐逸风气的盛行也推动了本时期地记在写作类型及内容上的拓展，于是在州郡类地记外，又开创出域外记、寺院记以及名山记等新的地记类型。为弘扬佛教，许多僧侣西行求法，有关域外行记大量涌现，名作有释法显《佛国记》，释智猛《游行外国传》，释昙景《外国传》，释法盛《历国传》，慧生《行传》，宋云《魏国已西十一国事》，竺法维《佛国记》，阙名《西域记》等。围绕某地佛教寺院之记述，亦往往而生，梁释惠皎《高僧传序录》提及有沙门昙宗《京师寺记》、彭城刘俊《益部寺记》。《隋书·经籍志二》著录：刘璆撰《京师寺塔记》十卷、录一卷(按《法苑珠林》卷一百传记篇载：《京师塔寺记》二十卷，梁朝尚书兵部郎中兼史学士臣刘璆奉敕撰)，阙名《庐山南陵云精舍记》一卷，张光禄撰《华山精舍记》一卷，释昙宗撰《京师寺塔记》二卷，杨衒之撰《洛阳伽蓝记》五卷。六朝佛道文化和隐逸思想盛行，有关人士往往崇尚清静脱俗，故喜选择清幽之自然环境以栖居，自然风景佳胜之所往往成为他们生活的家园。僧徒道士好山水者尤多，往往选择风景佳处为寺院道观，清郭嵩焘《重修南岳志序》云：“夫山之有专志，实始南北朝及唐，盖多出道流栖真者之所为。”⑧若此处的南北朝所指为狭义，那么郭氏之探源的时间限断显然有些偏差，实则东晋时期就已出现写实性的山志；但他认为此类著述多为道流栖真者所为，则属慧眼卓识⑨。热爱自然、赞美山水景观成为有关阶层人们自觉的观念和行为。葛洪《抱朴子》在高扬隐逸思想的同时，其笔下的有关论述往往美化自然山水。王羲之信奉道教，崇尚自然，“好尽山水之游”，游览山水给他带来极大的精神满足与愉悦。他不仅游览会稽山水，还曾游临海、建安、东阳、永嘉等地，撰有《游四郡记》，惜乎已佚，我们不能一睹他笔下优美的自然景色及其纵情山水的高雅怀抱。但今存之杂帖，也为我们了解他热爱大自然，憧憬山水之游的生活理想提供了一些信息。他曾致书于友人益州刺史周抚，打算从会稽而往蜀中，登临岷山、峨眉山，饱览秀丽风光，且称此举为不朽之盛事。可见时人尤其是某些宗教信仰者对自然山川的热恋之情空前高涨。热爱并描写自然山水景观成为某些文人之所以撰作地记的主要兴趣所在，顾野王《虎丘山序》称时人“竞雕虫于山水”，“争歌颂于林泉”；《梁书·萧幾传》记载萧幾晚年专尚释教，“为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其所好，适性游履，遂为之记”。许多专门记述名山的作品亦应运而生，如袁宏《罗浮记》，释慧远《庐山记》，周景式《庐山记》，徐灵期《南岳记》，谢灵运《游名山记》，王韶之《神境记》，宗测《衡山记》，《庐山记》，刘峻《东阳金华山志》，陶弘景《寻山志》等，为六朝地记增添了一种新的重要类型。
魏晋以来，尚文风气逐渐向全社会弥漫开来，知识界盛行撰作活动，崇尚立言不朽的观念，士人普遍以能文相标榜，甚至某些武夫也在耳濡目染下纷纷效仿。有关传记中触处可见“善属文”、“文采妙绝当时”之类评价。钟嵘《诗品序》云：“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这虽然仅就诗歌创作情况而言，其实则道出了社会上尚文风气之旺盛。为了显示文才，人们往往要把他们的各种活动或见闻记录下来，形成著述以附庸风雅，其中有关地理方面的著述，当然也不会缺席。这种情势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六朝地记的繁荣。
总之，魏晋南北朝地记兴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在多种因素综合影响下形成的。此类著述的空前兴盛，作为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而引起当时人们的关注，南朝时期私家藏书甚富的陆澄、任昉、顾野王等，以敏锐的眼光，把握时代文化的新动向，编有集成性的地记丛书或地理总志。尤其是任昉，经他整理编撰的地记著述有二百四十四种，二百五十二卷，汇为一编，成为规模宏伟的大型地志丛书。南朝的其他几位著名的目录学家，也颇为关注地记之兴盛这一著述现象，宋齐之际王俭，于宋后废帝元徽元年(473)呈表上《七志》三十卷，其中《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五十年之后的梁普通四年(523)，阮孝绪编撰《七录》十二卷，其《纪传录》含“土地”部，即地记著述。《隋书·经籍志》也于史部设置“地理”一类。自此以后，历代书目相沿不废。
二、六朝地记之写景
相对于先秦两汉文章，六朝文章在表现领域的突破与进步方面，抒情文的高涨无疑是一大亮点。此外，尤引人注目的便是山水纪游之作的兴起了，地记则为六朝山水纪游之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六朝地记或为州记，或为郡记，或为县记，或为域外记，或为各类山水记、异物记、都邑记、寺院记，名目多样，不一而足。有关作品基本上为私家著述，作者身份多为文人，篇幅普遍不大，手法随便，凭其兴趣，记其经历，率性而为。惜此类著作大多在唐宋以后亡佚，今存者十不一二。就今存者来看，较有文学性元素的是山水描写与传说故事的记述。其中的写景内容在六朝山水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较早的地记著作，如东汉辛氏《三秦记》、杨孚《交州异物志》、卢植《冀州风土记》，三国谯周《巴蜀异物志》、顾启《娄地记》、薛莹《荆扬已南异物志》，西晋潘岳《关中记》，所记内容包括物产、风俗、地理沿革等，偶尔涉及自然景色，但在书中所占比例甚小。东晋南朝立国江左，统辖范围主要在淮水、秦岭以南地区，那里气候温润，雨水充沛，植被茂盛，山水景色远比北中国丰富多彩。优美的环境，丰富的旅游资源，为人们提供了绝佳的游赏场所。就观念而言，其时文人对自然山水的眷恋更甚于前代，其游览的范围不止于城邑郊原的山川，且往往寻奇探胜，跋涉幽僻，满怀热情，将自然山水作为亲近而可以乐志怡情的对象，而非以冷漠的眼光来眺望山水。在此情势下，地记著述中写景文字多呈水涨船高之势。兹将描写自然山水较多的作品胪列于下：晋张玄之《吴兴山墟名》，袁山松《宜都记》(又名《宜都山川记》)，阙名《汉中记》，罗含《湘中记》，刘欣期《交州记》，裴渊《广州记》，顾微《广州记》，袁休明《巴蜀志》，魏完《南中志》；刘宋刘损《京口记》，山谦之《南徐州记》、《丹阳记》、《吴兴记》，孔灵符《会稽记》，谢灵运《永嘉记》，郑缉之《永嘉记》、《东阳记》，刘道真《钱塘记》，孙诜《临海记》，郭仲产《南雍州记》(又名《襄阳记》)、《秦州记》，盛弘之《荆州记》，邓德明《南康记》，王韶之《南康记》、《始兴记》，雷次宗《豫章记》，荀伯之《临川记》，任预《益州记》，段国《沙州记》，沈怀远《南越志》；南齐刘澄之《豫州记》、《梁州记》，黄闵《武陵记》、《沅陵记》；萧梁萧子开《建安记》，鲍至《南雍州记》，萧绎《荆南志》，李膺《益州记》，陈代顾野王《舆地志》，等等。具有集大成意义的是郦道元的《水经注》。综观六朝地记著作中的写景文字，其价值应该提及的约有数项。
一是所描写的自然山水的范围空前广泛，几乎遍及淮水、秦岭为界的南中国，兼涉北中国的广大地区。以当下行政区域概括，包括《水经注》在内的魏晋南北朝地记的自然山水描述范围大致如下：华东之鲁苏沪皖浙闽赣，西南之渝蜀滇黔，中南之豫鄂湘桂粤，西北之秦陇宁青新，华北之晋冀京津蒙，东北之辽宁。此外，还涉及某些域外地区。在此方面，不仅当时其他文类望尘莫及，而且就连山水诗、山水赋也难以比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们是我国幅员辽阔、多姿多彩之山水美的最早的大规模展示。
二是描写生动传神，真切自然。如罗含《湘中记》描写湘水之清澄明朗和遥望及近览之衡山风光：“湘水至清，虽深五六丈，见底了了然，石子如摴蒲矣，五色鲜明。白沙如霜雪，赤岸如朝霞。绿竹生焉，上叶甚密，下疏辽，常如有风气。”⑩“衡山，遥望如阵云，沿湘千里，九向九背……有悬泉，滴沥岩间，声泠泠如弦音，有鹤回翔其上，如舞。”(11)孔灵符《会稽记》写赤城山：“赤城山，土色皆赤，岩岫连沓，状似云霞，悬溜千仞，谓之瀑布。飞流洒散，冬夏不竭。”(12)孙诜《临海记》写白鹤山：“山上有池，泉水悬溜，远望如倒挂白鹤，因名挂鹤泉。”(13)写天台山：“超然秀出，山有八重，视之如一帆。高一万八千丈，周回八百里。又有飞泉，悬流千丈，似布。”(14)郑缉之《永嘉记》写大溪和城门山：“大溪南岸有西山，名为城门。壁立，水流从门中出，高百余丈，飞流如瀑布，日映风动，则洒散生云虹，水激铿响，清泠若丝竹。”(15)阙名《汉中记》：“自西城涉黄金峭、寒泉岭、阳都坂，峻崿百重，绝壁万寻，既造其峰，谓已逾嵩岱，复瞻前岭，又倍过之。言陟羊肠，超烟云之际，顾看向涂，杳然有不测之险。山丰野牛野羊，腾岩越岭，驰走若飞。”(16)写景水平尤高的是盛弘之笔下的三峡，其《荆州记》云：“唯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迭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日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云朝发白帝，暮至江陵，其间一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为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柽柏，悬泉瀑布飞其间，清荣峻茂，良多雅趣。每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岫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17)描写长江流域自然景色，盛弘之以前最著名者莫过于东晋初期郭璞的《江赋》，但与盛弘之的景物描写相比，郭赋给读者的感觉是铺采摛文有余而生动传神不足。《荆州记》这种善于捕捉季节性景物的特征，自觉地造成气氛的变化，并连缀四季景物特征为一体的写法，在写景抒情的辞赋中也出现过，如东晋李颙的《悲四时赋》、宋末江淹的《待罪江南思北归赋》等，但相比之下，都不如盛弘之这段文字生动传神。因其描写传神，早在北魏时期即被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四《江水注》引用。顾野王《舆地志》描写南湖：“南湖在城南百许步，东西二十里，南北数里，萦带郊郭，连属峰岫，白水翠岩，互相映发，若鉴若图，故王逸少云：'从山阴路上行，如在鉴中游。’”(18)亦相当优美。郦道元《水经注》倾心于描绘山水风光，既受时代风气的影响，也借鉴吸纳了前人的部分成果。他笔下描写自然山水的篇章，有的来自亲身见闻，有的则是参考、提炼或吸收他人著作而成，两种情况的荟萃，使《水经注》成为六朝时期保存山水散文最丰富的一座艺术宝库，书中许多精彩生动的写景文字，像一颗颗耀眼的明珠镶嵌于这部地理著作中，具有永恒的审美价值。清人刘献廷赞曰：“郦道元博极群书，识周天壤，其注《水经》也，于四渎百川之原委支派、出入分合，莫不定其方向，纪其道里，数千年之往迹故渎，如观掌纹而数家宝。更有余力铺写景物，片语只字，妙绝古今，诚宇宙未有之奇书也。”(19)严耕望在《中古时代几部重要地理书》一文中指出：“《水经注》的写景文实在美，而且洁要……有的甚至只有几个字就把当地风景描写得很传神，境界很高，真是不世美文。我想柳宗元的写景文是远不如他的”，“《水经注》在文学上的地位，也应该和在史学上一样重要。”(20)如卷四《河水注》写黄河孟门瀑布(即今壶口瀑布)：
其中水流交冲，素气云浮，往来遥观者，常若雾露沾人，窥深悸魄。其水尚崩浪万寻，悬流千丈，浑洪赑怒，鼓若山腾。濬波颓叠，迄于下口。方知《慎子》下龙门流浮竹，非驷马之追也。
激浪翻滚、汹涌奔腾的雄伟气势，跃然纸上，扣人心弦。史念海曾对这段描写赞叹云：“这完全是壶口的一幅素描，到现在也还是这样，到过壶口的人，一定会感到这话说得真切。”(21)又同卷描写鼓钟上峡峻岭瀑布、青松翠柏等引人入胜的自然景观：
其水南流，历鼓钟上峡，悬洪五丈，飞流注壑，夹岸深高，壁立直上，轻崖秀举，百有余丈，峰次青松，岩悬赪石，于中历落，有翠柏生焉，丹青绮分，望若图绣矣。
卷二十《丹水注》写墨山、丹崖山，色彩鲜明：
黄水北有墨山，山石悉黑，缋彩奋发，黝焉若墨，故谓之墨山。今河南新安县有石墨山，斯其类也。丹水南有丹崖山，山悉赪壁霞举，若红云秀天，二岫更为殊观矣。
卷三十七《沅水注》描写沅水流域明月池、白璧湾、三石涧、绿萝山等景点，读来美不胜收：
沅水又东历临沅县西，为明月池、白璧湾。湾状半月，清潭镜澈。上则风籁空传，下则泉响不断。行者莫不拥揖嬉游，徘徊爱玩。沅水又东历三石涧，鼎足均跱，秀若削成，其侧茂竹便娟，致可玩也。又东带绿萝山，颓岩临水，悬萝钓渚，渔咏幽谷，浮响若钟，信为神仙之所居。沅水又东，径平山西。南临沅水，寒松上荫，清泉下注，栖托者不能自绝于其侧。
三是诸地记作者在描写上往往自觉地相互借鉴吸收，以达到后出转精的效果。这种情况较明显地表现在先后描写相同地域的作者身上，如刘宋盛弘之《荆州记》描写九嶷山时借鉴吸收了东晋范汪《荆州记》的相关内容，写长江三峡时借鉴吸收了东晋袁山松《宜都山川记》的相关内容，但盛弘之在描写上更趋于娴熟生动，优美传神，特别是对长江三峡的描写，赢得其他晋宋地记作者难以比肩的名声。又如齐梁时期黄闵、伍安贫《武陵记》记述武陵郡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虽借鉴吸收了盛弘之《荆州记》的有关内容，但在记述和描写的丰富细致方面则显然有所进步。而郦道元《水经注》的某些写景内容则是在前人记载的基础上加工改写而成，其生动传神则往往有所超越。
四是普遍用审美的眼光、欣赏热爱的态度对待自然山水。《宜都山川记》的作者袁山松亲历三峡，以其山水秀异，心灵为之震撼，流连忘返而自称为三峡的千古知己：“常闻峡中水疾，书记及口传悉以临惧相戒，曾无称有山水之美也。及余来践跻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闻之不如亲见矣。其叠崿秀峰，奇构异形，故难以辞叙，林木萧森，离离蔚蔚，乃在霞气之表，仰瞩俯映，弥习弥佳，流连信宿，不觉忘返，目所履历，未尝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观，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22)他如盛弘之《荆州记》写临沮县青溪：“风泉传响于青林之下，岩猿流声于白云之上，游者常若(或疑作“苦”)目不周玩，情不给赏。是以林徒栖托，云客宅心，泉侧多结道士精庐焉。”(23)有的则通过引录别人的评价，间接流露作者自觉的山水审美观念，如孔灵符《会稽记》写会稽风光引王子敬语云：“山川之美，使人应接不暇。”(24)王僧虔《吴郡地理志》记述桐庐县东“青山绿波，连霄亘壑”时，借用戴勃“山水之极致也”的评价，予以高度赞美。山谦之《丹阳记》记王舒甚爱溧阳山水，致令其子曰：“死则欲葬于此。”不独文士，武人也沾染此风。阙名《新安记》载云：“锦沙村傍山依壑，素波澄映，锦石舒文。冠军吴喜闻而造焉，鼓枻游泛，弥旬忘反，叹曰：'名山美石，故不虚赏，使人丧朱门之志。’”(25)吴喜，仕宋孝武帝、宋明帝，为英勇善战之名将，而他游览新安山水，则生发极其迷恋的喟叹，可见赏好山水之社会风气的浓重。段龟龙《凉州记》在写契吴山时引夏国君主赫连勃勃语云：“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海。吾行地多矣，自岭已北，大河已南，未有若斯之壮丽矣。”(26)作者笔下人物对自然美的一往情深，于此可见。
郦道元《水经注》集六朝地记之大成，较普遍地流露出作者本人及当时人们欣赏自然美之观念的高度自觉，书中往往突出山水的悦目赏心作用，并明确地把秀美幽奇之山水作为旅游资源看待。有的记述在表现自然山水千姿百态的丰富面貌的同时，善于点染在不同的景物环境中人们或流连陶醉或悲思婴怀的不同情态。其中较多写到自己对秀美奇异山水景物的痴迷神往，如卷二十六《巨洋水注》描写冶泉祠一带风物之宜人，融入自己少年时在此地生话的美好回忆：“水色澄明，而清泠特异。渊无潜石，浅镂沙文。中有古坛，参差相对，后人微加功饰，以为嬉游之处。南北邃岸凌空，疏木交合。先公以太和中，作镇海岱，余总角之年，侍节东州。至若炎夏火流，闲居倦想，提琴命友，嬉娱永日。桂笋寻波，轻林委浪，琴歌既洽，欢情亦畅，是焉栖寄，实可凭衿。”其他如卷六《浍水注》描写绛山瀑布；卷八《济水注》写大明湖的澄明之美；卷九《沁水注》记述沁水沿岸细竹茂密；卷十二《巨马水注》记述六世祖宅所环境；卷十三《水注》写广阳蓟县北大湖；卷二十四《汶水注》记述莱芜谷之别谷；卷二十六《淄水注》写石井瀑布，皆不同程度地流露了对自然山水丰富多彩之美的深厚感情。有的记述通过普通游人的感受及其流连忘返的兴致来突出自然山水的美好迷人，如卷六《晋水注》和《涑水注》强调清幽的自然环境娱慰陶冶游人之精神的巨大作用；卷九《淇水注》描写淇水流淌山谷之迷人景色的同时，揭示并突出游观者的美不胜收的真切感受；卷十一《滱水注》描写滱水及与其分合的悬水、博水、徐水流域风光，捕捉少男少女泛舟湖上采菱折芰赏心悦目的欢乐；卷三十七《夷水注》写夷水流经宜都北，水质清澈透明，林木繁茂，百鸟翔鸣，游人流连忘返，皆强化了情景交融的艺术感染力。
六朝地记作者对某地区自然山川的欣赏热爱，或许不免在描写上有一些言过其实，有所艺术加工、润色美化，这本是很正常的文学创作现象。唐人刘知幾《史通·杂述》不满这种情况，谓其“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谈过其实”(27)。但这恰从反面说明了六朝地记作者自觉的山水审美意识与表现热情。这种现象与六朝其他文体中关于时人山水审美意识高涨之记载的整体态势相呼应，无疑是我们考察彼时文章写景功能之所以强化的一个重要园地。
三、六朝地志之记述传闻故事与异物
六朝地记不仅因地及景，还因地记事叙物，故在写景文字之外，其文学性还表现在对某地民间传闻及异物的记述方面。此类内容，即唐杜佑《通典·州郡典序》所谓“乡国灵怪”。就著作渊源而言，留有受到《山海经》之类书籍影响的痕迹。如《水经注·中山经》云：“熊耳之山，其上多漆，其下多棕，浮豪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其中多水玉，多人鱼。”盛弘之《荆州记》云：“南县修县北有熊耳山，山东西各一峰，傍竦南北，望之若熊耳。上多漆，下多棕，浮豪之水出焉，西流注于洛。”(28)后者的记述对前者的继承颇为明显，可见时人对《山海经》之类著述是相当熟悉的。
其中所记述的异物及奇闻轶事，颇涉虚夸荒诞，但富有趣味性、故事性，文风古雅、简洁、清新，往往能引起人们的阅读兴趣。与任昉同时期的齐梁文人殷芸，《梁书》卷四十一有传，他性倜傥，博洽群书，撰《小说》十卷，其中就引用了《荆州记》、《吴兴记》、《三齐略记》、《湘州记》、《濑乡记》、《襄阳记》等六朝地记中的有关故事。唐人编撰的《艺文类聚》、《初学记》也引用了一些地记资料。引录更多的为宋代大型类书《太平御览》，涉及六朝地记上百种。此外，辑录宋前作品的大型文言小说集《太平广记》也收录不少涉及灵怪故事的六朝地记作品，经翻检约有三十种，著名者有《湘中记》、《襄阳记》、《南雍州记》、《荆州记》、《始兴记》、《南康记》、《广州记》、《南越记》、《建安记》、《钱塘记》、《豫章记》、《岭表异物志》、《浔阳记》、《鄱阳记》、《三吴记》、《三齐记》、《十三州记》、《洛阳伽蓝记》、《水经注》、《华阳国志》、《扶南记》等。兹略举于下。
刘宋王韶之《神境记》记述兰岩双鹤乃数百岁隐居夫妇变化而成：
荥阳郡南百余里有兰岩，常有双鹤，素羽皎然，日夕偶影翔集。传云：昔夫妇俱隐此，年数百岁，化成此鹤。(29)
刘宋邓德明《南康记》记述某少女白日采螺，夜晚遭群螺报复而被咬死的传说：
平固水口下流数里，有螺亭临江。昔一少女，曾与伴俱乘小船江汉采螺。既逼暮，因停沙边共宿。忽闻骚骚如军马行。须臾，乃见群螺张口无数，相与为灾，来破舍啖此女子。同侣诸妪，当时惶怖不敢作声，悉走上岸，至晓方还，但见骨耳。收敛丧骨，薄埋林际，归报其家。经四五日，间近所埋处，翻见石冢穹窿，高十余丈，头可受二十人坐也。今四面有阶道，仿佛人冢。其顶上多螺壳，新故相仍。乡传谓之螺亭。(30)
盛弘之《荆州记》写宜都勾将山三泉，记述了一个孤贫女子心地善良而感动神灵的传说：
宜都夷陆县南勾将山下有三泉。传云：本无此泉，居者苦于汲水。有一女子，孤贫。忽有一乞人，疮痍竟体，村人无不称恶。此女哀矜，饲之。乞人乃腰中出刀，刺山下三处，即飞泉涌出。(31)
盛弘文《荆州记》写临贺歌父山，记述了一个老人善于歌唱的故事：
临贺冯乘县有歌父山。传云：有老人不娶室而善歌，闻者莫不洒泣。年八十余而声逾妙，及病将困，命乡里六七人舆上山穴中。邻人辞归，老人歌而送之。声振林木，响遏行云，余音传林，数日不绝。(32)
《荆州记》写武陵，则记述了一个类似陶渊明《桃花源记》之内容的故事：
宋元嘉初，武溪蛮人射鹿，逐入石穴，才容人。蛮人入穴，见其傍有梯，因上梯，豁然开朗，桑果蔚然，行人翱翔，亦不以怪，此蛮于路斫树为记。其后茫茫，无复仿佛。(33)
孙诜《临海记》写五龙山耸石，记述了一个妇人携子望夫、感而成石的动人故事：
五龙山脊，有石耸立，大可百围，上有丛木，如妇人危坐，俗号消夫人。父老云：昔人渔于海滨不返，其妻携七子登此望焉，感而成石。下有石人七躯，盖其子也。(34)
沈怀远《南越志》记述鲍靓能飞行往返罗浮山的神奇技能：
鲍靓为南海太守，尝夕飞往罗浮山，晓还。有小吏晨洒扫，忽见两鹊飞入，小吏齐帚掷之，坠于地，视乃靓之履也。(35)
鲍至《南雍州记》也颇好记述民间传闻，《太平御览》卷二百、卷四六九有所引录。一记述卫敬瑜妻夫亡寡居，感慨户前巢燕孤飞偏栖而吟诗抒怀；一记述萧腾妓妾遭遇鬼魅，鬼为痴情之鬼，情节或离奇，故事性较强，颇吸引读者，尤其是所作两诗五言短诗，简而入情，宛若南朝乐府民歌风味。《华阳国志》在六朝地志中以讲究质实著称，但亦或记述民间传闻、神奇怪异事物，如书中关于五丁力士的故事、武都男子变为美艳女子的故事，因其怪诞离奇而被《太平广记》引录。其他如晋裴渊《广州记》记述晋兴郡蚺蛇岭食人巨蛇事，桂父常食桂树叶而飘然成仙事；顾长生《三吴土地记》记述姑苏男子为大白蛟所变事等等，皆属此类。
郦道元认同并继承六朝地记的写作传统，《水经注》亦喜欢记述灵怪轶事，加强了这部书内容的丰富性和生动性。如卷三十四《江水注》写湖里渊风物之美，令人陶醉；接着写女观山，记述了一个凄婉的故事。卷四十《渐江水注》描写麻潭、若耶溪的清莹透明，并述及谢灵运、谢惠连徜徉游览作连句诗之文坛轶事。卷三十七《夷水注》记述石穴诸奇闻轶事：“谷中有石穴，清泉溃流三十许步，复入穴，即长杨之源也。水中有神鱼，大者二尺，小者一尺，居民钓鱼，先陈所须多少，拜而请之。拜讫投钩饵，得鱼过数者，水辄波涌，暴风卒起，树木摧折。水侧生异花，路人欲摘者，皆当先请，不得辄取……县北十余里有神穴，平居无水，时有渴者，诚启请乞，辄得水；或戏求者，水终不出。县东十许里至平乐村，又有石穴出清泉，中有潜龙。每至大旱，平乐左近村居，辇草秽著穴中，龙怒，须臾水出，荡其草秽，傍侧之田，皆得浇灌。”郦道元未到过南方，如此记述皆是他对晋宋南方地记中有关内容的采撷加工改写，这既表明了郦氏在关于灵怪故事的观念上对六朝地记作者的认同和继承，也显然增添了本书的文学魅力。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亦长于采摭加工某些富于传奇色彩的材料，如卷四记述洛阳大市市南调音、乐律二里的田僧超善吹笳，随军出征，以悲壮的笳声鼓舞士卒冲锋陷阵；洛阳大市市西延酤、治觞二里的刘白堕善酿酒，味香美，朝贵多以为馈赠礼品，名曰“骑驴酒”，有一人持酒远行遭劫，盗贼饮之即醉，因被擒，复名为“擒奸酒”；又如写河间王元琛婢女朝云假扮贫妇，吹篪感动反叛的羌人，等等。这类故事显然多属流传于民间的轶事奇闻，而一经作者整理加工，则更富简洁隽永、幽默生动之趣。书中还记载了一些神怪灵异的故事，如隐士赵逸年二百余，通晓晋朝旧事(卷二《景兴尼寺》)；惠凝和尚死而复生(卷二《崇真寺》)；挽歌人孙岩妻为狐魅(卷四《法云寺》)等等，性质已与志怪小说相类。
有些地志记述异物的文字，往往也趣味盎然，生动活泼，可读性强。如晏谟《齐地记》记述海牛：
东菜牛岛上，尝以五月，海牛产乳。海牛形似牛而无角，骍色，虎声，爪牙亦如虎。脚似鼍鱼，尾似鲇鱼，尾长尺余。其皮甚软，可供百用。牛见人奔入水，以杖击鼻则得之。(36)
盛弘之《荆州记》写某兽前后皆有头：
武陵郡西有阳山，山有兽如鹿，前后有头。常以一头食，一头行，山中有时见之者。(37)
记载异物最丰富的是汉末魏晋地记中那些标题就直称为“异物志”的著述，如东汉杨孚《异物志》(或名《交州异物志》)，三国吴朱应《扶南异物志》，三国吴万震《南州异物志》，三国吴沈莹《临海异物志》(或名《临海水土异物志》、《临海水土志》)，三国吴薛莹《荆扬已南异物志》，三国蜀谯周《巴蜀异物志》，西晋续咸《异物志》，阙名《南中异物志》(或名《南中八郡异物志》)，阙名《凉州异物志》，宋膺《异物志》，等等。异物乃奇异的不常见的动物、植物、事物之谓也，因异于中原，故名异物。东晋之前，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及文化人的主要活动范围在中原地区，对此区域之物产等情况了解较多；相反，对长江流域以南，以及边陲、域外的物产则了解较少，故有关情况颇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亦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理。《山海经》记述海外怪异之物，虽属虚诞，但对读者仍有巨大的吸引力。西汉武帝时遣张骞出使大月氏等西域诸国，以扩大汉朝的影响，联合抗击匈奴；张骞及其部属被奇异的西域风情所吸引，回到中土后，“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所谓“奇怪”，即指西域异于中原的奇特物产、怪异习俗等。张骞等西汉人用上书的形式记述异物，属公文性质，而魏晋地记的异物志则多属私人书写。兹引万震等记述异物文字几例，以窥一斑。万震《南州异物志》载：
风母兽，一名平猴。状如猴，无毛，赤目。若行，逢人便叩头，似如惧罪自乞。人若挞打之，惬然死地，无复气息。小得风吹，须臾能起。(38)
阙名《凉州异物志》：
有一大人，生于北边。在丁零北千五百里。偃卧于野，其高如山。顿脚成谷，横身塞川，长万余里。(39)
三国吴薛莹的《荆扬已南异物志》多涉及奇异之动物、植物，如记述鲸鱼长者数十里，其目化为明月珠，充溢夸饰和虚诞；记述某蟹属海物，爪利如剑，故曰拥剑，文笔简妙，能敏锐准确地捕捉描写对象的特征，读来颇为有趣。书中所记述南方植物，也生动细致，如：“荔枝树，生山中，叶绿色，实赤，肉正白，味大甘美。槟榔树，高六七丈，正直无枝，叶从心生，大如楯，其实作房，从心中出，一房数百实，实如鸡子，皆有殻，肉满殻中，正白，味苦涩，得扶留藤与古贲灰合食之，则柔滑而美，交趾、日南、九真皆有之。椰树，似槟榔，无枝条，高十余寻，叶在其末，如束蒲，实大如瓠，系在树头，如挂物也；实外有皮，如胡桃，核里有肤，肤白如雪，厚半寸，如猪膏，味美如胡桃，肤里有汁升余，清如水，美如蜜，饮之可以愈渴，核作饮器也。龙眼，如荔枝而小，圆如弹丸，味甘胜荔枝，苍梧、交趾、南海、合浦皆献之，山中人家亦种之。橄榄，生山中，实如鸡子，正青，甘美，味成时，食之益善，始兴以南皆有之，南海常献之。”(40)形状、色泽、滋味等方面的特征以及产地，一一予以描述，文风简洁朴实，善用譬喻或类比，语言通俗如白话口语，娓娓道出，而摹写真切，使人读来有举重若轻的感受。研读魏晋文章，此种别开境界的作品，实不可小视。
四、六朝地记的影响
作为中国中古时期最繁荣而最引人瞩目的地理文献，六朝地记具有不可小视的地学价值。众所周知，《水经注》融合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为一体，具有极高的地学成就。郦注之外的其他六朝地记，篇幅或大或小，由于作者身份、经历及写作素质等方面的差异，其中蕴含的地学价值及文学价值当然也不尽相同。如常璩《华阳国志》篇幅较大，作者主要身份属于学者，故此书地学价值较大而文学价值较小，至今仍是研究西南地区历史地理、民族文化的最重要的著作。释法显《佛国记》文风总的特点是朴实明畅，简洁古雅，全书极少有夸饰渲染的成分，得以在一万多字的篇幅中记述游历三十多国的见闻，其中包蕴着丰富的历史地理与思想文化信息，所涉及的西域古国早已灭亡，典册罕存，故法显此书向被视为研究这些古国之历史变迁的稀世珍宝。《洛阳伽蓝记》对北朝洛阳建置盛况的精确还原以及鲜活的文学气息，显然具有其他文献无与伦比的重要价值。
盛弘之《荆州记》原来篇幅也不小，《隋志》著录为三卷，在流传中散佚严重，但今存辑本卷帙尚颇可观，其中富含地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就地学价值言，大体上具有唐人杜佑《通典·州郡典序》所谓“辨区域，征因革，知要害，察风土”的实用功能，如书中述及荆州自东晋以来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自晋室东迁，王居建业，则以荆扬为京师根本之所寄。荆楚为重镇，上流之所总，拟周之分陕，故有西陕之号焉。自后桓冲为大将军，屯上明，使刘波守江陵是也。”(41)又如书中对荆楚西部军事要塞的记述：“郡西泝江六十里，南岸有山，名曰荆门，北岸有山，名曰虎牙。二山相对，楚之西塞也。虎牙石壁红色，间有白文，如牙齿状；荆门上合下开，开达山南，有门形，故因以为名。”(42)但作者盛弘之主要身份为文人，故其书因文学价值高而备受后世推重，可谓六朝地记中以写景生动传神而见长的代表之作。三国吴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今存辑本，辑得佚文二百余条，其中最早较详细地记述了夷洲(台湾古名)的风土、物产、习俗等方面的情况，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理价值。罗含《湘中记》记述诸水流注湘水，胪述十五条水流云：“有营水，有洮水，有灌水，有祁水，有宜水，有舂水，有烝水，有耒水，有米水，有渌水，有连水，有浏水，有沩水，有汨水，有资水，皆注湘。”(43)也具有详于当时其他书籍的地学价值。整体而言，郦注之外的六朝地记一般来说兼具地理与文学的双重价值。其文学价值的主要方面，上文已经作了大致的论述。其对后世的影响，当然也兼有地理与文学的双重意义。后世作者多偏重六朝地记之地理价值的发掘和利用，如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姚思廉《梁书》中关于南海诸国的记述，其最重要的文献来源便是三国吴康泰所撰《吴时外国传》以及朱应所撰《扶南异物志》。其他如《史记》三家注(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汉书》颜师古注、梁刘昭《续汉书·郡国志注》、刘峻《世说新语注》、唐李善《文选注》乃至元胡三省《资治通鉴注》皆注重引用六朝地记；隋至唐宋《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类书多引用六朝地记。又如子书农家类的名著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也大量引用六朝地记。诸家注本及类书面对六朝地记文献，基本上为随意采撷，各取所需，予以引用。就诸类书而言，《太平御览》征引作品量颇为丰富，所涉及的内容较为详细，其文献价值当然也较高。
六朝地记对地理类著述的影响尤为重要、深远。郦道元好博览奇书，在他的著作中不但大量采撷六朝地记，而且他本人的记述文字也继承借鉴了六朝地记的语言风格和描写技巧，故得以造就集其大成的宏伟风貌。唐代地记直接承自六朝，从《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方舆胜览》等大部头的著作所征引唐人著述即可知晓。唐太宗李世民第四子魏王李泰主持编写的大型地理总志《括地志》五百五十卷，在文献材料来源上及写法上皆与六朝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清人孙星衍对《括地志》评价颇高，称云：“其书称述经传，山川城冢，皆本古说。载六朝时地理书甚多，以此长于《元和郡县图志》……按(李)泰等以四年成此书，当极精博。”(44)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引用六朝地记逾二十种，显然逊于《括地志》，所采仅涉地学内容，有关的文学性描述一概摒弃，但由此可见此书与六朝地记还是有所关联的。其他部头不大的地记也有与六朝地记关系密切者，如唐吴从政撰《襄沔记》三卷，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已经指出，此书是在习凿齿《襄阳耆旧记》、盛弘之《荆州记》、郭仲产《襄阳记》、鲍坚《南雍州记》、宗懔《荆楚岁时记》等六朝地记的基础上删定而成。刘恂《岭表录异》、段公路《北户录》、莫休符《桂林风土记》等专记某地域的著述，其记述内容与写法基本上与六朝地记一脉相承。
作为规模较大的地理总志，宋人乐史编撰的《太平寰宇记》、祝穆编撰的《方舆胜览》，书中不仅大量征引了六朝地记，而且作者自己的记述也借鉴了六朝地记的写法，往往喜好采撷奇异虚诞的传闻故事，或长于描述景物，如《太平寰宇记》卷一四七记述峡州之清江、卷一百记述南剑州之七朵山：
清江，一名夷水，东自施州开夷县界流入。昔巴蛮有五姓，未有君长，俱事鬼神。又各令乘土船，约浮当以为君。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舟，从夷水下至阳盐。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不许，盐神暮辄来宿，旦化为虫，群飞蔽日，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因伺便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山石险曲，其水亦曲，廪君望之而叹，山崖为崩。廪君登之，上有平石，方二丈五尺，因立城其傍而居之，四姓臣之。后死，精魂亦化为白虎也。(45)
七朵山，在县前水南。山分七峰，踊成石壁，岩面生石椎、青阳、卢木等树，春冬长青翠，上有木栖花，每深秋竞发，馨香散漫市郭，人咸有美色。(46)
《方舆胜览》卷十记述福州之榴花洞：
榴花洞，在闽县之东山。唐永泰中，樵者蓝超遇白鹿逐之，渡水入石门，始极窄，忽豁然，有鸡犬人家。主翁谓曰：“吾避秦人也，留卿可乎？”超云：“欲与亲旧诀乃来。”与榴花一枝而出，恍若梦中。再往，竟不知所在。(47)
明清时期情况亦基本如是，某些地方志书在撰写中或效法六朝地记。明牛若麟《重修吴县志序》指出郡邑志兼融郡书、地理书二体之内容，模拟对象或为六朝地记，“其叙土宇、山川，洎物产、风化，往往模拟《湘中》，斟酌《三秦》，是地理书体也”(48)。明初修撰的《韶州府志·山川》中关于锦石岩景色的描写，便酷似六朝地记风神，略引于下：“至上岩益奇丽，石壁赭如渥丹，顶上横陈一带苔色，皆小石窾，状如蜂窠，苍翠可爱，红绿间映，故曰锦岩。傍有飞瀑，洒崖如雪。前倚石槛，下临大江，危崖绝壁，俯视使人悸栗。岩正向西北，前觌皆石峰，夕照岚烟，宛然紫染……云霞出没，千态万状，眩耀心目，观者忘倦。”(49)崇祯年间刘侗、于奕正撰写的《帝京景物略》，记述北京及畿辅的山川风物、名胜古迹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借鉴了六朝地记的传统，故于奕正本人所作的《略例》，以及方逢年为之撰写的《序》中，皆将此书与《华阳国志》、《襄阳耆旧记》、《水经注》、《洛阳伽蓝记》等相提并论，由此可见他们对六朝地记著述的青睐。此后，与六朝地记较为接近的是清初粤籍著名文人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此书洋洋洒洒四十万言，共二十八卷，每卷述一类事物，凡广东之天文地理、经济物产、人物风俗，无所不包。屈氏在撰述中广泛涉猎参考了前代的地记类作品，并进行了实地考察。当时著名文士潘耒为《广东新语》作序，其中揭示了屈氏注重记述乡梓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来开阔拓展人们视野的写作动机：“又以山川之秀异，物产之瑰奇，风俗之推迁，气候之参错，与中州绝异，未至其地者不闻，至其地者不尽见，不可无书以叙述之。于是考方舆，披志乘，验之以身经，征之以目睹，久而成新语一书。”(50)潘氏还从游者、官员、史家、文人等不同角度赞扬了此书的价值，而后高度评价其文笔之美，在概括中兼及文体源流，特别拈出六朝及唐宋诸地志《华阳国志》、《岭南异物志》、《桂海虞衡志》、《入蜀记》进行类比。《广东新语》的笔法与六朝地记颇为接近，如卷五写贞女峡之望夫石：“清远县有贞女峡，西岸一石状女子，是曰贞女。相传秦世有女数人，采螺于此，风雨昼昏，一女化为此石，即今望夫石也。”这直接取自南朝宋王韶之《始兴记》。又如明田蕙《应州志》记“应州八景”之“龙湾春色”云：“山势周迴，嵯峨湾曲，有泉出其下，大德间，羽客栖此，因泉砌池。至春烟草芳菲，翠色可掬，游人罔不醉而归也。”(51)俨然六朝地记风格。某些记述岭南植物、动物的文字，笔法酷似魏晋地志中的异物记。其他如田雯《黔书》、俞志燮《黟县山水记》等承此流风余韵，或征引六朝地记内容，或借鉴其笔法。私撰之外，清代官修的大型志书在某些方面的记述上也受到六朝地记的影响，如林传甲《筹笔轩读书日记》批评《大清一统志》：“搜罗人物，流连风景，于形势险要略焉，盖词臣不知大体耳。”(52)且不说“搜罗人物”，单说“流连风景”便显然是六朝地记的传统。
清代方志中盛行地方“八景”的记述和描写，有关作品往往涉及并关注地方上代表性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描述，作者不仅流露了浓重的热爱乡土、美化乡土的意识，而且笔下关于山川、风物的记载，往往具体真切，不乏文采，给读者以生动传神的深刻印象，其审美观念与书写风格颇类似于六朝地记著述中重文采的一脉。如乾隆年间黄宽纂修的《平利县志》卷一“古迹”之“凤山叠翠”、“锦屏春霁”，描述该县凤山、锦屏山等自然风光有云：“自州城四十五里入县境，过凤山铺而下，一路古树参天，人行浓青鲜绿中，老干古藤与清泉秀石互相映发，如是者凡十余里，令人有武陵桃源之想。”(53)“锦屏山高数百仞，环峙城之东南西三面，出城不数十武即是山麓，城中人起居饮食无不与山接者。每至三春时，草色如茵，花容若绣，嫩绿嫣红，辉映几席，昔人所谓城市山林之胜，莫逾于此。”(54)道光年间郑珍、莫友芝纂修的《遵义府志》卷四“山川”记述湘山景色云：“在城东南二里，上有大德护国寺。山怪石垒砢，面湘一带，石犹苍瘦。古木千章，清阴夹径，幽风徐引，绿尘细霏。炎天坐卧其间，日影碎金，时闻鸟语，人境双寂，恍然世外也。”(55)刘知幾《史通·杂述》谓六朝地记作者“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谈过其实”，据以对照上述例子，可见六朝地记对自然山水的热爱态度，以及写景手法，潜移默化地对明清方志产生了影响。
清人地理类著作，由于其性质上的原因，还有主要继承郦道元《水经注》者，如徐松《西域水道记》。此书效仿《水经注》之体例，“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有记有注，记犹《水经注》之经文，注犹《水经注》之注文，有的注文还附有补注。在写法上或继承六朝地记传统，语言古雅，记述真切，生动传神，如卷二记述阿克苏城北四百四十五里木札尔特冰岭，卷三记述苏勒河经过安西州城北一带优美如画的景色，皆颇为简妙。卷四记述哈什河流域风光较为细致，乃因其在此有过与友人布彦泰等一起流连游赏的经历：“哈什河又西，傍北山流二十里，稍折而南，摩多图吉尔玛台水自北来汇……水来自山东北隅峡中，澄清无滓。余与领队大臣布君彦泰策马峡中，溯流十里，孱颜积黛，蒙笼拨云，幽讨造深，赏心斯契，垂纶投饵，白小盈筐。水自峡出南流，经将军营东，自山东南隅峡出。峡长里许，怪石狰狞，累累塞路，激湍环曲，琴筑齐鸣。层嶂衔日，晚照薄林，余复与布君褰衣蹑磴，徙倚山腹。晋斋将军篮舆相就，料数茶鎗，指挥谈麈，清言毕景，无负溪山矣……哈什河自巴尔加图以西，渠并渐多，波澜增远。南岸峭壁，卓立水次，石罅松林，重掩苍翠，闲花野蔓，杂缀青红。北岸石矶，与水吞吐。余偕布君，每向日晡，河干促坐，借彼涛声，涤兹尘耳。澄泓深碧，似镜通明，俯拾文石，盈于怀袖。”(56)书中凡是他兴致勃发而游览过的地方皆写得真切生动。读到这里，不由地令人联想到《水经注》中郦道元记述他早年在青州游赏湖光山色的文字。某些段落略似晋释法显《佛国记》，在记述中流露了浓浓的情感，如卷四写特克斯河，述及自己乙亥年除夕曾宿沙图阿璊军台：“雪气不寒，柽桦萌茁，毡庐烛灺，残杯不干。涧声淙淙，胡歌四面，岁暮峥嵘，泣数行下。异乡之悲，至斯已极。”(57)抒情色彩很浓，宛如释法显在天竺所流露之怀念中土的情调。总之，徐松《西域水道记》对《水经注》等六朝地记的书写传统多有借鉴吸纳，故清彭邦畴为此书题词有云：“陆澄、任昉外，遐思郦道元。”(58)
六朝地记中以释法显《佛国记》为代表的边疆或域外行记，对以后同类著述亦有深远的影响。如由玄奘口述，辩机撰文，最后经玄奘校订而成的《大唐西域记》，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六朝的域外行记。其他如唐悟空《悟空入竺记》、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杜环《经行记》，宋王延德《西州使程记》，元耶律楚材《西游录》、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刘郁《西使记》、汪大渊《岛夷志略》、周达观《真腊风土记》、周致中《异域志》，明陈诚《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等，大体上与释法显《佛国记》等为同一系列的著述。清康熙年间樊守义游历欧洲，将亲身经历写成《身见录》，也属同类著述，阎宗临称“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旅欧游记”，“其性质与《佛国记》相仿佛”(59)。又图理琛《异域录》记述异域，主要涉及欧亚大陆北部地区地理风物，其中较为生动地描述了贝加尔湖景色。
五、六朝地记的评价
与史书地理志相比，六朝地记作者崇尚实用的观念较为淡薄，他们在记述中往往讲究形象性、生动性、趣味性，喜欢猎奇，乃至采纳为正统史家所不屑的虚诞不经的故事。这种创作倾向，由前面所列举的地记作品中可以清晰地体会出来。有关作者在描写自然景物方面追求生动传神，记述人文景观时则多关注并采纳有关奇异传闻。“竞美所居”与“传诸委巷”是六朝地记之所以具有文学性的两个重要因素。前者造成了其中自然山水审美意识的高涨，以及描写景物内容的增多和描写景物水平的提高；后者则造成作品中对民间传闻的大胆采撷，许多怪诞神奇的故事强化了此类著述的趣味性、文学性。
唐代以来的某些学者，因为用史书地理志之崇尚实用的标准去衡量并要求六朝地记，所以对多数六朝地记持明显的批评态度。如刘知幾《史通·杂述》云：“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此之谓地理书也。……地理书者，若朱赣所采，浃于九州；阚骃所书，殚于四国。斯则言皆雅正，事无偏党者矣。其有异于此者，则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谈过其实。又城池旧迹，山水得名，皆传诸委巷，用为故实，鄙哉！”(60)这里仅肯定了朱赣和阚骃二人之书“言皆雅正，事无偏党”；而否定异于此的著述“竞美所居，谈过其实”、“传诸委巷，用为故实”，内容不真实、欠雅正。朱赣为汉成帝时丞相张禹属吏，奉命博采各地风俗，按地区条贯编之，其内容为班固《汉书·地理志》所采。阚骃，十六国至北魏敦煌人，《魏书》卷五十二本传称其博通经传及三史群言，撰《十三州志》行于世，北凉君主沮渠蒙逊甚重之，常侍左右，又主持典校经籍，刊定诸子三千余卷。其《十三州志》因属于体例宏伟的地理总志且真实性强而受到唐代学者的称道，刘知幾之后，颜师古也青睐此书。颜氏注《汉书·地理志》时，弃而不采众多的六朝地记，他明确指出：“中古以来，说地理者多矣，或解释经典，或撰述方志，竞为新异，妄有穿凿，安处互会，颇失其真。后之学者，因而祖述，曾不考其谬论，莫能寻其根本。今并不录，盖无尤焉。”(61)但却大量征引了《十三州志》，可见在颜师古心目中，《十三州志》异于其他地志，未沾染竞为新异、穿凿附会、虚妄失真之弊。杜佑、李吉甫的基本立场及观念同于刘知幾、颜师古，主征实而斥虚妄，并进一步突出强调地记之体国经野有裨于治的实用功能。杜佑《通典·州郡典序》指出地理书的佐治功能：“凡言地理者多矣，在辨区域，征因革，知要害，察风土。”在此观念的基础上，他批评辛氏《三秦记》、常璩《华阳国志》、罗含《湘中记》、盛弘之《荆州记》之类地理书“诞而不经，遍记杂说”，“皆自述乡国灵怪，人贤物盛，参以他书，则多纰谬”(62)。当然这是他从大体上而言的，就具体而言，杜佑《通典》“州郡典”十四卷之中的某些记述，不仅参考吸收了六朝地记的有关内容，间或直接引用了《三秦记》、《荆州记》、《武陵记》、《舆地记》、《南雍州记》、《吴兴记》、《钱塘记》、《会稽记》、《南康记》、《宜都记》、《述征记》等十来种六朝地记，由此可见他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认可六朝地记的地理价值的。李吉甫的言论则愈益旗帜鲜明，其《元和郡县图志序》特别看重地理书体国经野的资治功能：“臣吉甫……以为成当今之务，树将来之势，则莫若版图地理之为切也……况古今言地理者凡数十家，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至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书，将何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此微臣之所以精研，圣后之所宜周览也。”(63)以如此观念、立场看待热衷于“乡国灵怪，人贤物盛”之内容记述的六朝地记，当然会发出不满、轻视的言论或否定的判断(64)。类似的立场、观念，以后也时有所见，虽然其并非专门或直接针对六朝地记，但其指责的内容却是与六朝地记一脉相承的，其观念则是与唐人前后相续的。如元许汝森撰《嵊志》十八卷，已佚，今存自序一篇，其中对宋高似孙《剡录》明确表示不满云：“纪山川则附以幽怪之说，论人物则偏于清放之流。版图所以观政理，而仅举其略；诗话所以资清谈，乃屡书不厌。他如草木禽鱼之诂，道馆僧庐之疏，率皆附以浮词而过其实，将何以垂则后世，启览者之心，使知古今得失之归乎？”(65)清齐召南撰《水道提纲》二十八卷，今存，“其自序讥古来记地理者，志在艺文，情侈观览。或于神仙荒怪，遥续《山海》；或于洞天梵宇，揄扬仙佛；或于游踪偶及，逞异炫奇。形容文饰，只以供词赋之用”(66)。章学诚认为志书的功能在于实用，《文史通义·记与戴东原论修志》：“夫修志者，匪示观美，将求其实用也。”秉持这种观念，其《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批评张扬文采的志书云：“志乃史体，原属天下公物，非一家墓志寿文，可以漫为浮誉，悦人耳目者……每见文人修志，凡景物流连，可骋文笔，典故考订，可夸博雅之处，无不津津累牍。”其《修志十议》总结修志“八忌”，其中有忌偏尚文辞、忌妆点名胜、忌贪载传奇(67)。
相反，若冲破崇实尚用的观念，从文学价值的角度看待六朝地记，则会得出与唐代某些学者截然不同的判断，前者轻视或否定的，往往变成了后者重视且肯定的。故评价六朝地记，当然也会有从审美角度着眼的一脉。
如明代杨慎《升庵集·论文》“诸家地理”条，就从文学的视角，对六朝几部篇幅较大的地记著作格外关注，予以明确的高度的评价：“地志诸家，予独爱常璩《华阳国志》，次之则盛弘之《荆州记》。《荆州记》载鹿门事云：'庞德公居汉之阴，司马德操定州之阳，望衡对宇，欢情自接，泛舟褰裳，率尔体畅。’记沮水幽胜云：'稠木傍生，凌空交合，危嵝倾岳，恒有落势。风泉传响于青林之下，岩猿流声于白云之上。游者常苦目不周玩，情不给赏。’若此二段，读之使人神游八极，信奇笔也。记三峡水急云：'朝发白帝，暮宿江陵，凡一千二百余里，虽飞云迅鸟，不能过也。’李太白诗：'朝发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杜子美云：'朝发白帝暮江陵’，皆用盛弘之语也。”(68)其后的钟惺、谭元春酷爱《水经注》之写景内容，甚至认为郦注的唯一价值在于山水描写，谭氏在其《刻水经注批点序》中云：“夫予之所得于郦注者，自空濛萧瑟之外，真无一物，而独喜善长读万卷书，行尽天下山水，囚捉幽异，掬弄光彩，归于一绪，以力致其空濛萧瑟之情于世，而胸中独抱是癖。”(69)此外的某些对《水经注》的高度评价，也往往摆脱实用观念的束缚，而重视其采撷广博、记述细致、文辞生动的特色。如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以“妙绝古今”评价了郦注高超的写景艺术。赵一清《水经注释·自序》盛赞郦注，亦颇关注其内容富赡、讲究文采之美的写作追求。有些评价虽非直接针对《水经注》，但不免涉及对此书文学因素的间接肯定，如《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八史部二十四地理类一“《剡录》”条评价宋高似孙《剡录》有云：“征引极为该洽，唐以前佚事遗文颇赖以存。其先贤传每事必注其所据之书，可以为地志纪人物之法；其山水记仿郦道元《水经注》例，脉络井然，而风景如觌，亦可为地志纪山水之法。”四库馆臣称赞《剡录》效仿《水经注》而在记述山水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对《水经注》杰出的山水描写水平的认可和肯定，其立场与视角颇异于刘知幾等。瞿宣颖《志例丛话·地理》指出：“记山川之文，郦注最为可法。以其随宜叙记，不拘成法，摹绘景物，能使读者如亲临其地也。”(70)陈桥驿概括郦注的成就，不仅着眼于其以河流为纲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等方面的伟大贡献，亦着眼于其以文笔生动而卓立历代地理著作之上的独特价值：“区域地理著作，内容易于刻板化，近人称此为'地理八股’。其实这种情况并不始于今日，如《禹贡》各州，《汉书·地理志》各郡县，所写也都是千篇一律的东西。以后如《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等，都不能跳出这一窠臼。但《水经注》描写每一流域，却是文字生动，内容多变，使人百读不厌。这是区域地理著作在我国地学史上的一个突出例子。”(71)这段话除了对《太平寰宇记》的评价略觉欠妥之外，总体上属于卓见。我国古代志书的基本发展轨迹是体例越来越完备，内容越来越凝固而趋于程式化。张国淦云：“方志之书，至赵宋而体例始备，举凡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技、金石、艺文、灾异，无不汇于一编。”(72)赵宋以后更是如此。其负面的后果则是作者自由灵活的写作空间日益受到挤压而趋于狭窄。与史书地理志及程式化了的方志之崇尚质实、追求经世致用相比，六朝地记是一种很个人化的写作体裁，作者的写作态度不必像史家那样严谨，在对材料的选择加工处理上亦很随便自由，可以猎奇搜异，可以驰骋文采，可以润色美化，可以想象虚构，可以张扬个性，因而文学因素得以渗透和强化。这种情况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作为地理书的实用功能，但却提升了文学审美价值，因而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
此外，清代以来辑佚之学兴盛，或有从文献角度重视六朝地记者。洪亮吉《淳化县志》“叙录”述其写作此志模仿古法，涉及朱育《会稽土地记》、周处《风土记》、刘澄之《永初山川古今记》等多种六朝地记，可见他在一定程度上对这类文献体例上的认同。陈运溶、王谟、黄奭、张澍、王仁俊、严可均、叶昌炽、曾钊、鲁迅等则为在六朝地记的辑佚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学者，他们或总揽全局，如王谟《汉唐地理书钞》辑录涉及六朝地记一百多种；或志在某个区域，如陈运溶辑录的为荆湘地记，张澍辑录的为西北地记，曾钊辑录的为岭南地记，鲁迅辑录的为会稽地记。其他如毕沅、劳格、缪荃孙、洪颐煊、杨晨、孙诒让、金武祥、陈蜚声等也对某些六朝地记作品的佚文做过辑录工作。孙诒让辑得刘宋郑缉之《永嘉记》佚文共五十余条，其《永嘉郡记集本叙》谓郑记为永嘉郡地记著述之始，并概括其书有“四善”，即关于蚕桑业及方言的记载，资佐校雠的作用，考证山川源流及地理方位的价值等，称其“碎璧零玑，弥足珍贵”(73)。充分肯定了《永嘉记》的文献价值。陈运溶《荆州记辑本序》对刘宋盛弘之《荆州记》评价颇高，他不满杜佑对《荆州记》等六朝地记的指责，指出杜氏《通典·州郡典》关于夷陵县的记载中就引用了盛弘之《荆州记》的内容，其“所谓不暇取者，直欺人语耳”。他还强调了盛氏《荆州记》在文献上与《水经注》的重要联系：“因以《水经注》互校，其事实相类者，约八十余事，虽详略不同，实则录其书而隐其名。盖善长著书，博采众家，随所甄录，点窜成文，亦不能尽著姓氏也。援古今之图经，证水道之经过，荟萃宏富，蔚为奇观……今以《荆州记》证之，可知郦注精博，集六朝地志之大成。后有为郦注作疏者，则是编之作，其亦彼书之虇萌也欤？”(74)其见识非常精当。可以说，若没有盛弘之《荆州记》等六朝地记作为重要文献来源，以及描述手法上的垂范，便不会有集大成之郦注的产生。
注释：
①《南齐书》卷二十九《陆澄传》称澄撰《地理书》，《梁书》卷十四《任昉传》称昉撰《地记》。刘知幾《史通·杂述》胪列杂述十流，九曰地理书；《隋书·经籍志二》史部书分为十三类，第十一类为地理。《隋志》所著录地理类书籍，有记、志、图(如《江图》)、簿(如《洛阳宫殿簿》)、图经(如《冀州图经》)、传(如《游行外国传》)、录(如《京师录》)等不同的名目，但称“记”者最多，其次则为“志”，故本文认同任昉之说，通称此类著述为“地记”。
②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17页。
③《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十五册，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65-66页。
④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37-338页。
⑤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2页。
⑥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01页。
⑦刘季高：《东汉三国时期的谈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74页。
⑧谭其骧主编：《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5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46页。
⑨现代学者汤用彤先生亦有近似之说，其《南北朝释教撰述》一文云：“僧人超出尘外，类喜结庐深山。故名山记略，恒于佛史有关。”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18页。
⑩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六十五《地部三十》，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11页。
(11)徐坚等撰：《初学记》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97-98页。
(12)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四十一《地部六》，第195页。
(13)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四十七《地部十二》，第229页。
(14)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四十一《地部六》，第194页。
(15)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九，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984页。
(16)郦道元撰，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二十七《沔水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48页。
(17)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五十三《地部十八》，第259页。
(18)祝穆撰，祝洙增订，施金和点校：《方舆胜览》卷六，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08页。
(19)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97页。
(20)严耕望：《中古时代几部重要地理书》，《台北汉学研究通讯》第四卷第三、四号，1985年。后收入《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541-1542页。
(21)史念海：《河山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63年，第175页。
(22)郦道元撰，陈桥骄校证：《水经注校证》，第793页。
(23)郦道元撰，陈桥骄校证：《水经注校证》，第753页。
(24)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5页。
(25)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五，第1913页。
(26)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五十《地部十五》，第243页。
(27)刘知幾撰，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76页。
(28)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四十二《地部七》，第199页。
(29)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九一六《羽族部三》，第4061页。
(30)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九四一《鳞介部十三》，第4181页。
(31)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七十《地部三十五》，第332页。
(32)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五七二《乐部十》，第2586页。
(33)徐坚等撰：《初学记》卷八，第191页。按《荆州记》有晋宋齐时期范汪、庾仲雍、郭仲产、盛弘之、刘澄之所撰五种，此条未署撰人名，不明出于五人中何人之手，但视为六朝作品则无疑义。
(34)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682页。
(35)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七五六《器部十》，第3394页。
(36)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九百《兽部十二》，第3994页。
(37)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九一三《兽部二十五》，第4047页。
(38)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九零八《兽部二十》，第4026页。
(39)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十四《天部十四》，第71页。
(40)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86页。
(41)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六引盛弘之《荆州记》，第2831页。
(42)《文选·郭璞〈江赋〉》李善注引盛弘之《荆州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60页。
(43)《后汉书》卷二十二《郡国志四》刘昭注引，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483页。
(44)谭其骧主编：《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1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9页。
(45)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四七，第2865页。按，此传说较早见于《世本》，《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晋书》卷一二○《李特载记》也有类似的大同小异的记述。
(46)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第1999页。
(47)祝穆撰，祝洙增订，施金和点校：《方舆胜览》卷十，第165-166页。
(48)《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十五册，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65-66页。
(48)马蓉、陈抗等点校：《永乐大典方志辑佚》，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472页。
(50)屈大均：《广东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51)田蕙：《应州志》卷一，明万历年间刻本，应县史志办公室1984年翻印。
(52)傅振伦：《著名舆地方志学者林传甲》，黄德馨、傅登舟主编：《中国方志学家研究》，武汉：武汉出版社，1989年，第239页。
(53)凤凰出版社编选：《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53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397页。
(54)凤凰出版社编选：《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53册，第396页。
(55)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32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88页。
(56)徐松撰，朱玉麟整理：《西域水道记》，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24-225页。
(57)徐松撰，朱玉麟整理：《西域水道记》，第208页。
(58)徐松撰，朱玉麟整理：《西域水道记》，第15页。
(59)阎宗临：《中西交通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8页。
(60)刘知幾撰，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第274-276页。
(61)《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43页。需要指出的是，颜师古所注《汉书》的其他篇章中，或有征引《十三州志》以外之六朝地记者。如《张耳传》注引用了晋裴渊《广州记》及宋邓德明《南康记》；即使是注《地理志》时，也还引用了《晋太康地记》、《华阳国志》、《秦州记》、《广州记》等，其内容且涉及民间传闻，如注雁门郡马邑县时引《太康地记》云：“秦时建此城辄崩不成，有马周旋驰走反覆，父老异之，因依以筑城，遂名为马邑。”注南海郡龙川县时引《广州记》云：“本博罗县之东乡也，有龙穿地而出，即穴流泉，因以为号。”虽仅用以解释地名来源，但亦可见颜师古并未完全抹杀《十三州志》以外六朝地记的地学价值。
(62)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451页。
(63)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页。
(64)参见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州郡地志》，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65)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79页。
(66)永瑢、纪昀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九史部地理类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616页。
(67)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70、821、843页。
(68)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第2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67页。
(69)谭元春撰，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98页。
(70)朱士嘉编：《中国旧志名家论选》，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年，第202页。
(71)陈桥驿：《郦学新论》，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8页。
(72)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叙例》，第2页。
(73)谭其骧主编：《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二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37页。
(74)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影印本，第3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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