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精神分析的特异性
儿童精神分析的特异性
作者：Maud Mannoni
拉康派儿童精神分析大师
一、分析的请求和一定的生活之苦
1965年，应Colette Audry的要求，我写了一本小书（后来由Denoël发表）供广大读者使用：与精神分析家的第一次会面。这本书牵涉到的是在随机的临床会诊（私人或医院）中，一个让父母（甚至是孩子）来询问分析内容的问题（有时会与康复或心理技术相混淆）。我还提到了一个故事，这些夫妻可以被邻居，老师或医生推荐来找分析家，也有一些夫妻并不总是很清楚自己要问什么（不论是对于他们自己还是对于孩子），但充满自信地开始说话，然后以不同的方式听到他们所说的话。
在这样的相遇中，分析家每天用话语说话，质疑以工具性缺陷为幌子而带来的后果，并试图听到孩子试图超越所讲的内容的那些性格障碍，学业失败或精神运动迟滞。实际上，对于分析家而言，重要的是要知道孩子是否具有创造力、独立性以及与玩伴之间的良好关系。在那儿，他遇到了父母，他们常常对未来感到忧心忡忡，以至于现在的生活被压抑着。但是孩子会为自己而防御并产生症状。分析家并没有满足于让所有这些小人们去参与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分析家还是很满意的，首先是在两次或三次的咨询中，消除了陷入僵局的局势，并且要使孩子恢复活力。因为“精神健康”的标志之一也可能是对过于致病的命令的反抗。
在这两次或三次的访谈中，分析家的态度确实将使正在发生的话语中的某些东西发挥作用。从那里，他们都有可能在他们的言语释放出来的真理的影响面前，将自己摆在不同的位置上去。因为在那里什么也没说出来，所以持续说话的孩子（和/或父母之一）出现了“疯狂的”行为。
1.1、儿童和父母的无意识的动力学
弗朗索瓦·多尔托（FrançoiseDolto）质疑有一天一个小孩子所具有的``头痛''，想到了去询问他定位病痛的地方：
“告诉我你的头痛在哪里？”
“在那里，”他说，露出大腹股沟附近的大腿。
- 那么，是谁的头呢？
- 我妈妈的 。
多尔托（Dolto）补充说，这个答案使在场的两个父母都大为惊讶。但是与精神分析家的会面使得这个孩子在减少的课时中不再能认出在艰难的生活下这对受伤夫妻的生活之痛。
实际上，孩子是父母无意识中紧张情绪的支持，其特点是潜伏着的紧张和保密。而且，幼儿的疾病（除非是严重的精神病）通常仅是对儿童的居住环境所产生反应。至于大孩子的疾病，可能是由于俄狄浦斯的正常不幸所致，但正是当这些不幸重新激发出无能为力而让父母的焦虑以便帮助他们的孩子时，这些困难才有可能被冻结和束缚住，并且导致失调。相互焦虑的相互作用有时会造成口头暴力气氛，其后果是丧失自信心。请记住，从七岁开始，孩子就充分了解了父母所经历的悲剧，直到发生问题时他们就会去尝试，去成为困难夫妻的调节因素。那就是病原所在。父母对夫妇中的任何角色的替代也是如此。实际上，一旦孩子发现自己陷入以孩子为中心的父母的乱伦或同性恋的志趣中而没有朝向任何的配偶（或同伴）的情况下，那就会发生弯曲。这通常具有使孩子充当一个或另一个父母生活痛苦的假肢的作用。但是，在七岁时仍未解决的俄狄浦斯冲突，后来在青春期就被重新激活（并可能产生各种疾病）。
- 一个孩子说，“我一定要生病，否则这样妈妈才会待在家里？
-我想要，一个母亲说，一个不是他父亲所生的孩子。
-我受不了我的儿子，另一个母亲提到，他看起来像我讨厌的那个弟弟。
更重要的是，母子三角动力早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已经开始起作用了，并且它使每个父母都以他们自己体验俄狄浦斯的方式（并克服了他们的俄狄浦斯情结：与对乱伦的欲望有关）成为可能。。
拉康（Lacan）多次回忆起圣经中的这句话：“父母吃了发霉的葡萄，而孩子们的牙齿发炎”，这说明了我们所遇到的许多临床故事。但是，必须理解的乃是，这并不是“这是父母的错”，而是在这个意义上，每个孩子都动力学地在参与着父母的无意识力比多的共鸣。而分析家正在要处理这个事实。
但是，任何咨询的请求都不是分析请求。在某些情况下，教育措施要优先于分析的指示。但是，如何在“照料”，教育或分析治疗之间进行区分呢？以及如何划定特定于分析的领域？
二、儿童精神分析的一些方法
我们现在将以1957年提出的集体工作为基础。 在法国精神分析学会的框架内，由穆里尔·卡恩（Muriel Cahen），让·路易·郎（Jean-Louis Lang）和玛丽·塞西尔·奥尔蒂格（Marie-CécileOrtigues）研究了所谓的Salpêtrière技术（Lebovici，Diatkine发展的）和Trousseau的技术（由Dolto发展）。众所周知，经典的分析家的位置（接近安娜·弗洛伊德澄清的位置）是众所周知的，我们在这里不再详细介绍它们，我们将专注于“ Dolto派的结构”-我本人曾在其中接受过训练，而且是在我和拉康相遇之前。让我们回想一下，当时他们是弗洛伊德学院的教学主题，是艾琳·鲁布莱夫（IrèneRoublef）的出色作品（至今未出版）。尽管如此，Dolto引入的原始参考点仍然值得一提，因为他的学生们经常从实在的角度绘制出她的“神话结构”。因此，当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的学生经常和技术性地使用克莱因理论时，Dolto的理论一定遭受到了与克莱因理论相同的被扭曲的作用。在这两种情况下，对学生“技术表现”的关注使我们忽视了教师的出色“发现”。但是，仍然能够用他自己的话来翻译他自己的历史，这样我们才可以发现作者的“原始和富有成果”的一面。因此，作为分析家，我将努力去寻找这些参数。
2.1 诊断
我们知道，就治疗适应症而言，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的立场仅是坚持“通常应该渡过的那个阶段的固着”为基准。因此，她拒绝幻想任何在治疗开始之前所显露的价值，主要保留给严重的神经病作为来分析治疗的指征，对“自我在它我之上的力量”这一概念给予了重视（以她的指征为标准）。 »，但是她远远没有忽略这个孩子成长的环境。
Françoise Dolto进行的检验则围绕三个主要方面进行组织的：
a） 通过孩子在演进的每个阶段（作为他未来的一刻）所经历的真实和想象的经历来对孩子进行研究，
b） 对家庭的自我理想的研究，
c） 对父辈幻想性投射开展的三代人的研究。
实际上，分析家通常将幻想的投射作为防御机制而进行研究，但对于弗朗索瓦·多尔托（FrançoiseDolto）来说，“用言语表达或以图形方式投射的幻想与感官和审美观是分不开的。幻想构成了一种经历的见证，这种经历还没有进行到最后，并导致了残缺的无意识身体形象，导致了演进的失败。了解幻想因此就是了解身体形象 ”。
为什么需要这个身体形象的术语呢？对于F. Dolto，后者既不是想象的也不是可镜像化的（它是Irène Rublef所精确描述的，是没有实在的图像的那种图像）。
实际上，她的注意力集中在通过图形和胶泥模塑产生的东西上，指的是她所谓的“人体最古老的图像”，被她解释为演进的障碍。也就是说，这是将来对该主体进行任何投射的障碍。
实际上，在治疗过程中，尤其是在严重的情况下，会导致分析家被带给孩子解释其父母关于自己的后代的困难。然后，她引入了一个维度，该维度允许孩子根据自己的未来将自己定位为能指链中的锚定点。从他历史上每个人的排列顺序来看，主体意识到他被刻在谱系中，因此他走在一条允许他接近象征的道路上。他的地标不再是他的真正父母，但他正在寻找自己的父母理想。然而，他不得不放弃与污染父母的焦虑症的关系而感到内心的痛苦。实际上，主体认为父母的残缺不全是对自己的残害，在分析的这一刻，他发现自己面对着自己父母不接受阉割。
但是，对孩子与父母之间某种关系的这种分析通常是通过检验由他带来的破碎身体的幻想来进行的。它们像许多反对苦难的堡垒一样来到那里。但是只有当我们能够解决这种形式的自恋性防御时，直到出现俄狄浦斯认同问题时才提出来，然后我们才能引导它以某种方式嫁接在自己那里。这只能通过主体的放弃来实现，这取决于与大他者（他同时是理想对象）的理想化关系的重复，这是与他的某个时期相对应的童年。即使处于幻想中，孩子也处于与健康上升（通常意义的死亡）有关的世系中，从而摆脱了这种自恋的痛苦。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摆脱无数身份的沉重负担，通过精确的符号维度来掌控自己的历史。这使我们了解了留在非常动荡的家庭中的那些儿童成功治愈某些疾病的可能性。
2.2. 与孩子的第一次接触
让我们回想起，在进入分析治疗方法时，塞尔吉·莱博维奇（Serge Lebovici）强调了“治疗方法”（服从于治疗方法的游戏），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旨在通过诱人的态度来确立积极的转移。 ，而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刚开始时并没有给出确切的指示，但会在出现负移情时立即做出解释。
FrançoiseDolto则询问孩子是否希望接受治疗。她根据评估结果和孩子对他提出的建议的态度对父母进行了某种“评估”，据她了解后再决定提供还是拒绝分析。实际上，如果孩子拒绝接受治疗，从而清楚地表明他的母亲只有他（生病）才能有生活的理由。然后，分析家必须小心，不要对可能治愈其父母的其中一方会造成抑郁或失代偿的孩子进行“治愈”。这是因为最脆弱的并不总是我们要进行咨询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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