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树： 人类向自然的回馈 林会

林会

北京日报 | 2021年03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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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送暖春雨润，植树造林正当时。树是自然财富，养育着一方水土一方人。植树造林是人类向自然环境的回馈，更是人类文明和进步的标志，从原始自然生长的树木到人工移植栽培，其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

1.植树造林传统在我国由来已久

　　《礼记》记载：“孟春之月，盛德在木”，意即春天植树造林是最大的道德行为。植树造林的传统在我国由来已久，考古人员在西安半坡遗址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墓葬中，就曾发现了榛、栗等树籽，距今约6000年历史。

　　也许当时的先人并未有明确的植树造林意识，但伴随着社会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树木对人类是不可或缺的，有的是为果腹充饥，有的是为美化环境。总之，人们用各种方式或主动、或被动地为生存增加“绿色财富”。根据历史典籍的记载，古人种树的用途多为以下几种：

　　一是“列树以表道”。从存世文献看，周代已有“列树以表道”的制度，此后“官道之旁必皆种树”为历代所因袭。《周礼·秋官司寇》载：“野庐氏，掌达国道路，至于四畿，比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也就是说，当时还设有专门的负责官职“野庐氏”，专管驰道两旁树木的种植与栽培，还供给行人住宿与饮水。

　　春秋战国时，不少诸侯提倡在行道两旁种树。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命令进行大规模的以松树为主要树种的行道树种植工程。据西汉政论家贾山《至言》中记载：“秦为驰道于天下，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也。”秦朝以后，行道树的树种选择以适应性强、枝叶茂盛、遮荫幅度大的槐、榆、柳树为主。在隋唐时代，行道树的栽植不但规模壮阔，而且对行道树的保护也是很严格的。元、明、清代也都重视行道树的栽植。清代尚秉和在《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一书中描绘说：“清时官道，宽数十丈，两旁树柳，中杂以槐。官道六百余里，两旁古柳参天，绿荫幂地，策骞而得，可数里不见烈日。”足见清代的林荫大道已有相当的气魄。

　　二是标记界线。上古时期，部落之间的战争成为出现边防林的重要起因。据记载，古代各国的边境线上通常是挖壕沟、壕沟上做土堆、土堆上种树，以作为国境线界桩。大规模的边防林建设，在秦宋时期的各国战役中都曾有过。北宋时期，为阻止辽军侵袭，宋军在河北、山西两地栽种了大量的边防林。宋太祖还下令在瓦桥关一带的南北分界处，种植榆柳，“中通一径，仅能容一骑”。为保障边塞安全，宋代将边界森林视为绿色屏障，皇帝多次发布保护边界林木的诏令，实行“禁山”，严禁采伐树木。实际上，边防林的建设客观上对宋朝形成了规模可观的森林资源。甚至在明朝建成后，仍借鉴了宋朝的边防林政策，在长城附近广植林木。

　　三是在墓地植树以示哀悼与怀念。在等级森严的古代，天子有别于庶人，即使死后也有所不同。《周礼》中记载，周代有墓大夫、冢人的官职，墓大夫主管墓地所有权纠纷，冢人执掌公墓土地，按照爵位等级情况，规定坟墓尺寸大小、高低及种植树木的种类。在《白虎通·崩薨》中写道，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

　　《礼记》有“古者墓而不坟”的记载。曲阜孔林就是墓地植树的典型实例，在孔子去世后，弟子按照遗愿将其葬于曲阜城北泗水，那时这是“墓而不坟”。汉武帝后，历代统治者都推崇儒学，孔林的规模也随之扩大。据统计，自汉代以后，历代对孔林重修、增修13次，扩充林地3次。整个孔林周围垣墙达7公里之多，现有各类树木10万余株。

　　诸葛亮墓（即武侯墓）位于陕西汉中勉县定军山西北的山麓，为了纪念这位智者，人们按其终年时的岁数在陵园种植了54株柏树，后又种上松、桂等树。

　　四是水土保持、护堤固坝。《汉书》载：“斩伐林木，无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由此也”，远在秦汉时代，古人就已认识到滥伐森林会带来水旱灾荒。尽管当时的人并没有明确的水土保持意识，但大面积植树造林的活动从未中断。如唐天宝年间，在临潼骊山两绣岭大面积种植柏树以亿万计，历年所植柏树龙盘虬曲，苍翠弥山。

　　明清时代，植树规模更进一步。明太祖朱元璋在推行一系列振兴社会经济文化措施中，就有植树造林一项。他要求“凡农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对利用空地植树的实行免税，而对不完成植树任务者进行惩罚，对砍伐树木者治罪。清朝前期，政府劝谕人民植树，禁止随意采伐和牛羊践踏及盗窃之害。

　　2.一场厚葬用掉上万棵树木

　　自然给予人类的，不会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据史料记载，关中西部、南部和东部以及江南地区的森林覆盖率原本很高。后来由于连年战乱，森林遭到破坏，再加上统治者大兴土木以及奢靡的厚葬之风，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时，中原一带的平原森林已基本消失。皇家欲兴建宫殿苑囿，不得不到千里之外的深山中采伐巨树良材。

　　可能很多人不知，一场皇家厚葬或是大修能用掉多少木材？“黄肠题凑”是汉代厚葬之风的产物，指西汉帝王陵寝椁室四周用柏木枋堆垒成的框形结构。现在考古发现的汉墓都采用了深山谷中的名贵木材，像楠木、柏木和梓木，制作极其考究，北京大葆台汉墓的黄肠题凑就使用黄心柏木多达15880根，消耗木材600立方米。紫禁城里规制最高的建筑太和殿，过去由于缺乏科学知识而保护不力经常遭受雷击，仅康熙年间就有三次重修记录。每次修缮的采木工程均十分惊人。1683年的那次修缮，仅四川采木“通省查报，合式楠杉二木，共八千五百五十余根。”

　　3.无木造舰引发英国植树

　　历史证明，城市兴起之时，就是森林消失之日。16至18世纪是英国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也是英国崛起的重要开端。随着农牧业扩张、工业发展抑或海上力量的兴起，消耗了大量的森林资源。16世纪初英格兰至少有400万英亩林地，埃平森林和阿尔丁地区的大片森林、舍伍德森林等都曾经存在着。然而到了1800年，英格兰与威尔士总共还有不超过200万英亩的林地。

　　令人想不到的是，英国早期的森林保护观念很大程度上竟是源于海军木材短缺。木材是打造大英海军必不可缺的原料，由于找不到足够的木头，军方不得不推迟建造战舰数月、数年，甚至被迫削减计划。每逢大规模海战发生之际，木材短缺问题就变得更尖锐。皇家学会成员约翰·伊夫林说：“我们的森林无疑是国家财富和荣耀的最大宝库，我们的橡树是永恒与幸福的最可靠的神龛，是航海的唯一支柱，而航海可以使我们国家经济繁荣，并占据海外霸权。”于是，伊夫林提出对自然进行“明智的管理性保护”思想，并宣称植树是每一位绅士重要的职责，为海军植树是爱国行为。基于为海军提供木材储备的需求，1668年英国议会通过了《迪恩森林保护与种植法案》，专门划出11000英亩用于种植橡树，这是第一部由政府颁布的官方种植法案。1698年针对新森林颁布了类似法案，划拨2000英亩种植橡树，之后每年增加200英亩，连续种植20年。

　　18世纪下半叶，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环境问题凸显，公众对森林态度的转变推动着英国大范围的植树活动。从1757年开始，英国皇家艺术促进协会颁发金银奖章鼓励植树，据估计，到1821年奖励政策总共鼓励植树达5000万棵之多。1875年，议会下院特别委员会提出，新森林称得上是英格兰唯一幸存的原始森林，是全国各阶层共同享有的无价之宝，应保护其自然之美。1877年通过《新森林法案》，使得该地区的自然风光得以保存。森林的生态价值逐渐为人所知，1909年议会上院委员会提出将植树造林作为治理海岸侵蚀的手段，提议开展一年一度种植15万英亩的大型植树活动。随着政府的不断介入，人工造林工作迅速展开，英国森林覆盖率逐渐回升。

　　尽管也曾重复经历了植树和毁树的循环，但二战后，通过持久的国土绿化运动，日本还是成功地种植了1000万公顷的森林。

　　二战后，日本到处是失去绿色的山野和荒废了的土地，荒山面积约有150万公顷。国民迅速开展起形式多样的绿化运动，成效显著。1950年，日本在山梨县首次举办全国植树节，以后每年轮流由一个或两个县赞助举办。1977年日本又创设了全国育树节，一年一次，旨在保育全国植树节期间种植的树木。

　　此外，日本还有不少特殊的规定。如为防止建筑工程毁坏树木，施工单位施工时，必须把挖出来的带根树木及时存入“树木银行”，工程结束后再把树木栽回，以保持原有绿化面积。如今，日本国土上近七成被森林覆盖。

　　4.世界各国的植树节

　　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植树造林，保护生态环境，目前已有50多个国家设立了植树节，最早设立的是美国内布拉斯加州。

　　19世纪以前，内布拉斯加州是一片荒芜的平原，树木稀少，黄沙漫天。1854年，著名农学家莫顿搬家至此，作为州农业委员会成员，他多次提出种植和保护树木的思路，提倡在环境恶化以及无树的土地上植树造林，他的想法在当地得到了推广。1872年，莫顿在一次园林会议上提出了设立植树节的建议，动员居民有计划地植树造林。这个建议最终得到采纳，该州将4月10日定为植树节，每年这一天该州全民动员义务植树。十几年间，人们先后植树6亿棵，该州10万公顷的荒山野岭变成了茂密的森林。1885年，内布拉斯加州议会为表彰莫顿的功劳，将当地的植树节改为他的生日4月22日。后美国政府也把每年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规定为全国的植树节。

　　由于各国国情和地理位置不同，植树节在各国的称呼和时间也不相同。如日本称为“树木节”和“绿化周”，以色列称为“树木的新年日”，缅甸称为“植树月”，冰岛称为“学生植树日”，法国称为“全国树木日”，加拿大称为“森林周”等。

　　我国规定植树节最早是在1915年，在一些国内外学者的倡议下，当时的政府提出在全国范围内植树造林，规定把每年的清明节作为植树节。第二年，在北京颐和园以北的薛家山举行了首个植树节植树典礼，此后全国各地群众都在清明节参加植树活动。1928年，为了纪念一贯倡导植树造林的孙中山先生，将每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纪念日确定为我国植树节。新中国成立后，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根据国务院的提议，正式确定3月12日为我国的植树节。此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带头参加义务植树，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热潮在全国掀起，各企事业单位、学校、社会团体等均积极参与，有的种植纪念树，有的鼓励单位和个人认种、认养树木绿地等。由于我国幅员辽阔，气候差异较大，各地植树节的时间并不完全相同。在北京，3月初依然春寒料峭，因此自1985年起市政府决定把每年四月的第一个星期日作为首都全民义务植树日。目前，植树节已纳入我国新修订的森林法中，明确规定“植树造林、保护森林，是公民应尽的义务。”

　　延伸阅读

　　古代文人爱种树

　　古代虽然没有专门的林学专家，但许多文人墨客喜爱植树，与林业有着不解之缘。

　　唐代诗人白居易也因植树造福民众，深受百姓爱戴。公元825年，白居易调任苏州刺史，短短一年中，他亲手种下许多桧树，被当地人称为“白公桧”。不过，白居易一生最喜欢的是松树，无论是遭到贬职还是升迁，他都会在庭院中栽松。《春葺新屋》中写道：“江州司马日，忠州刺史时。栽松满后院，种柳荫前墀。”

　　北宋文学家苏轼是一位爱松之人。他的植树经历在后来的很多诗文中有所体现，如《戏作种松》一诗中，就回顾了当时种植松树的情形：“我昔少年日，种松满东冈。初移一寸根，琐细如插秧。二年黄茅下，一一攒麦芒。三年出蓬艾，满山散牛羊。不见十余年，想作龙蛇长。”又如《送贾讷倅眉》中“老翁山下玉渊回，手植青松三万栽”一句，是苏轼在回忆当初，他在父母埋葬的地方周围种植了无数棵松树。

　　公元1148年，宋代理学家朱熹被任命为同安县主簿。他到任后得知，同安与南安交界处的小盈岭形成风口，这里流传着“传溪七里口，无风沙自走”的民谣。后来他了解到四季常青、冠幅庞大的榕树可防风固沙，于是带领百姓在此山坳处种下了榕树苗。同安县的洪塘郭山村历史上水土流失严重，朱熹体察到这里实情，便要村里百姓种植耐旱、耐贫瘠的马尾松，他还亲手在郭山岩顶上种下了一棵马尾松，相传这棵松树历经八百年依然苍劲挺拔。后人在此地坚持植树造林，终于使这片秃岭荒山成了一片古松林，并留下“月照松林”之景。

民间智慧

龙泉码

　　世界最早的木材计量法

　　杉木因生长迅速且用途广泛，在我国有悠久的栽种历史。到明代时，已成为南方地区最重要的木材之一。明末清初我国出现了一种计算材积的“龙泉码”，比欧洲的同类计材方法早300多年，是世界上最早的木材计量方法。

　　江西省历史上盛产杉木，木材产量大且优质，尤其是龙泉（今遂川县）地区。因此，当地木材买卖的计价也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

　　最初采用的是“估堆”，也就是按堆的大小议定价格。由于受场地限制，如果看不准堆中之木大小、长短、优劣，成交后有一方才知吃亏。后来改用秤称，即按木材重量计价。但木材的干湿度不同，加上秤的计重量有限度，因此应用非常困难。

　　此后，林农在此基础上采用了更为简便的“定尺寸、定重量、定价格”的“三定”计价法，即测定木材的大小，按尺寸固定其标准重量，然后再计算价格。实行“三定”计价法后，虽省事，但仍无法解决木材干湿差异问题，而且林农为了采伐和运输便利，更愿意提供中小直径的木材，大材、长材变得短缺，影响了木材商品的流通。

　　明末清初，龙泉木材商人郭维经及其女儿郭明珠改进了杉木的计量方法，以“两”为基本单位计算材积，1两为10钱，1钱为 10分，1分为 10厘。围径1尺的杉木材积为龙泉码3分，围径每大半寸，材积加5厘。因此，只要测量杉木周围就可得知材积，比原来的计量方法既简便又精确。

“龙泉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一直沿用了上百年，比国际公认的柯达山毛榉材积表要早300多年。1954年我国木材计量开始改用公制，龙泉码1960年废除。但在一些杉木产区，林农自采自销木材时仍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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