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故事（93）——和平
美国故事（93）——和平
文｜毕蓝
“1812年的战争”打到1814年时，所有的人都不想打了。最不想打的就是当初主动宣战的麦迪逊总统。似乎从宣战的第二天起，麦迪逊就惦记着讲和，但国会里的少壮派“战鹰”们惦记着加拿大。1812年和1813年的战事清楚地告诉美国人，加拿大不是他们盘中的菜。恰在此时，一个“和事佬”出现了，他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I）。在“拿破仑战争”中，俄国是英国的亲密盟友；同时，俄国也是美国的贸易伙伴。1813年，刚把拿破仑赶出莫斯科的亚历山大一世急于重建自己的国家，迫切需要恢复与英美的贸易。眼看着这哥俩打架阻了财路，沙皇赶紧劝和。给朕个面子，别打了。你们都到圣彼得堡来谈谈怎么样？
麦迪逊一看有人劝架，高兴死了，马上接受沙皇的邀请，选派代表去俄国。但英国不干，她最烦“中介”。谈可以，但必须咱俩面对面，绝不接受第三国调停。1814年1月5日，麦迪逊同意与英国直接和谈，谈判地点是荷兰的根特（Ghent）。
还记得参加《巴黎条约》谈判的是谁吗？富兰克林，亚当斯，杰伊，那都是“国父”班里的“学霸”。美国之所以总是把人尖子往外派，除了不想在欧洲列强面前掉价，还有不得已的理由。世界的中心在欧洲，所有的国际谈判都在欧洲进行。欧洲人不必来美国，美国人却每次都要远涉重洋。他们不可能及时得到“中央”的指示，只能根据事先定的底线，凭自己的判断“先斩后奏”。所以，必须要挑能干、忠诚、代表各方利益、又有专业知识的人，而且必须来自不同的地区。大家商量着办才不会出乱子。
这次来根特的美国代表团阵容像以往一样超豪华，五位代表都是一流的人物。首席代表是前总统的儿子，美国第一任驻俄公使，约翰·昆西·亚当斯。亚当斯的水平我们以前讲过，以后还要讲，他是天才外交家，也是未来的总统。此时的亚当斯已在圣彼得堡任职四年多。俄国宫廷特别喜欢他，沙皇甚至建议他在圣彼得堡买房子，定居俄国。亚当斯奉召赴根特主持谈判，和谈结束后转任驻英公使，再也没回俄国。第二位代表是参议员詹姆斯·贝亚德，特拉华州的“联邦党”人。当初，他那关键一票让杰斐逊击败阿伦·伯尔当选总统。第三位是我们熟悉的财政部长阿尔伯特·盖勒坦，他是杰斐逊和麦迪逊政府中最出色的官员。第四位是众议院多数党领袖亨利·克莱。这个名字在此后的三十年中将让你如雷贯耳。他来自肯塔基。第五位是驻英公使乔纳森·罗素（Jonathan Russell）。他是资深外交官，但跟那四位“人精”同事比起来，中规中矩的他是最平庸的。
虽然谈判的根据是国务卿门罗的指示，但门罗只能给个底线，其余的要代表们自己去争取。这五位关心的重点不一样，想在根特达成的目标也不一样。亚当斯和贝亚特主要关心美国的自由航行权，这是美英战争的导火索。盖勒坦担心美国的财政状况，这仗要是再打下去，联邦政府就要破产了。克莱是“鹰派”领袖，心里只有三件事：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罗素主要是来打酱油的。这个包括了“联邦党”和“共和党”、东部人和西部人、和平鸽和战鹰的代表团能为美国争取最大的利益吗？
跟美国代表团比起来，英国的三位代表名不见经传，能力和职位都不上档次。也不能说英国人故意怠慢。主要是英国离根特太近了，首相和外交大臣的指示随时可到，那三位不过是传话筒。1814年8月，在紧张的准备之后，和谈开始了。
美英都有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美国先来个狮子大开口，要求英国割让加拿大。英国说你们疯了吧？堂堂的正规军让人家加拿大民兵打得找不着北，还好意思抢地盘？我们不要求你们割让缅因就不错了（此时英军正占着缅因）！接着，英国说，我们要在西部建立一个印第安人的国家，保护印第安人的利益，也保护加拿大。当然，那句没说出来的话是：你们从此休想再西进。美国说，除非你把我的命拿去，否则，这一条想都不要想。到此为止，双方算是探了探对方的底线。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随着战场上的成败输赢，双方代表的心也跟着起起落落。火烧华盛顿，巴尔的摩之战，尚普兰湖之战，普莱茨伯格大撤军，等等，英国终于明白，她那狠狠惩罚美国的计划不可能实现了。随着“拿破仑战争”的结束，打了二十年仗的欧洲安静下来，主流民意渴望和平。本来，英国议会想请打败拿破仑的威灵顿公爵出任加拿大总督，给美国点颜色瞧瞧。公爵很礼貌但很坚决地拒绝了这个意图。相反，他主张与美国议和，尽快结束北美的战争。连“铁腕公爵”（The Iron Duke）都这么说，议会还有啥选择？事实证明，威灵顿公爵乃“神算子”。就在英美战争正式结束的那个月，1815年2月，拿破仑从流放地厄尔巴岛逃回巴黎，重登皇位。威灵顿公爵再次披挂上阵，于1815年6月18日率英、普、荷、比联军在比利时的滑铁卢（Waterloo）大败法军，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拿破仑的问题。无比辉煌的“滑铁卢之战”实际上无比凶险，若没有威灵顿公爵铁一般的意志，没有普鲁士军队百折不回的决心，胜利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此时公爵远在加拿大，欧洲就等着哭吧。
英国学乖了，美国也学乖了。就算亨利·克莱念念不忘加拿大，他也很清楚，美国根本没那个实力，能保证现有的领土完整就不错了。盖勒坦提醒克莱，国库已经空了。英军封锁了整个美国海岸，贸易凋敝，经济萧条，新英格兰各州正酝酿着脱离联邦，再打就要变成内战了。对形势看得最清楚的是约翰·昆西·亚当斯。他劝大家放弃占便宜的心理，把“恢复战前状态”（Return to Status Quo）做为合约的目标，不多也不少。好像心有灵犀一样，就在亚当斯劝他同事的时候，威灵顿公爵也在劝英国内阁接受“战前状态”（Status Ante Bellum）。他说，普利沃斯特将军从纽约上州撤军，姚（Yao）将军在五大湖区陷入僵局，皇家海军在巴尔的摩受挫，这一切都说明，英国无力在北美提出任何额外的领土要求。接受战前状态，赶紧抽身（Take it and run），这是公爵给内阁的忠告。
1814年12月24日，圣诞前夜。英美签署《根特条约》（Treaty of Ghent）。条约要求双方立刻停止所有的敌对行为，归还在战争中夺取的对方的领土和财产，释放所有的战俘。条约没有提及停止海上的胁迫行为。总之一句话，战前什么样，战后就什么样，没有任何改变。还有一些小争端留到以后协商解决。英国曾试图收回在《巴黎条约》中授予美国在加拿大纽芬兰海域的捕鱼权。还记得当年约翰·亚当斯为捕鱼权发的那一通高论吗（参看《美国的故事（51）－巴黎条约》）？约翰·昆西·亚当斯当然不会把老爸争来的权利拱手让人，他拒绝了英国代表的要求。俺不占便宜，但也不能吃亏。
1814年12月28日，也就是条约草签仅仅四天之后，英国议会就批准了条约。现在，只等美国国会批准，合约就生效了。但是，和平真的来了吗？
当美国代表们在根特为和平努力的时候，另外两件事也在同时进行着。一件在北方，一件在南方。北方这件事叫“哈特福德会议”（Hartford Convention）。如我们在前面的故事中所讲，严重依赖对英贸易的新英格兰各州从一开始就激烈反对战争。这里是“联邦党”的大本营，本来就有明显的亲英倾向。在这些州眼中，“1812年的战争”不是美英两国的战争，而是“麦迪逊的战争”。“弗吉尼亚王朝”的统治者们无视新英格兰的利益，只知道向新英格兰征税，然后拿着钱去保卫其他的州。战争期间，联邦政府没为处于美加边境的新英格兰地区提供任何帮助，所有的防御都由各州自己承担。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截留一部分联邦税收用于防务呢？我们为什么还要乖乖地听命于华盛顿的那个政府呢？
随着战争的进展，英军从对新英格兰“网开一面”到与其他地区“一视同仁”，新英格兰的贸易和经济迅速崩溃，各州实在受不了了。激进的“联邦党”人，如前国务卿提摩西·皮克林，积极推动“脱离联邦”。这种活动早在1800年杰斐逊刚当选总统时就开始了。但那时，“联邦党”还有另一位领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不管他多恨杰斐逊，汉密尔顿都坚决反对分裂，这也是引起他与阿伦·伯尔在1804年那场决斗的原因之一。在决斗前夜，汉密尔顿给他的“联邦党”朋友写信，奉劝他们放弃分裂的企图。他说：“如果你们打碎了联邦，你们就打碎了我的心。”如今，汉密尔顿不在了，似乎没有人能阻止这场阴谋。1814年12月15日，来自马萨诸塞、康涅狄格、罗得岛、新罕布什尔的26位代表在康涅狄格的哈特福德（Hartford）开会，讨论如何应对当前的形势。
“哈特福德会议”把麦迪逊政府吓出一身冷汗，真是外敌未除又添内患。新任战争部长门罗下的第一道命令不是针对英军的，而是让新英格兰地区的联邦军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扑灭“叛乱”。杰斐逊和麦迪逊大概忘了，十六年前，他们起草的《肯塔基方案》和《弗吉尼亚方案》确立了一套“九八原则”（参看《美国的故事（76）－外国人和煽动叛乱法案》）。正是“九八原则”造成了今天的恶果，它还将在七十年后酿制更大的灾难。当杰斐逊明目张胆地号召南方各州脱离联邦时，当麦迪逊言之凿凿地阐述各州有权“介入”联邦的权力时，他们可曾想到，有一天，别人有样学样，以同样的方式反抗他们的统治？他们可曾知道，他们的行为险些肢解了他们亲手缔造的国家？
幸运的是，“哈特福德会议”的代表们比当年的杰斐逊和麦迪逊理智多了。会议自始至终被“温和派”掌控，比如，会议主席、马萨诸塞的乔治·开伯特（George Cabot）的目标是：“我们要阻止你们这些脑袋发烫的年轻人闯出大乱子。”在二十天的秘密讨论之后，“哈特福德会议”在1815年1月5日出了一份报告，那内容温和得让所有的人在长出一口气之余忍不住拍拍那颗快要跳出来的心：吓死宝宝了。报告只字未提脱离联邦的事，也没像当年的肯塔基和弗吉尼亚那样露骨地否决联邦的法律，只是提了七条修宪议案，比如，废除五分之三定律；新加入联邦的州必须得到两院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禁运法期限不得超过六十天；对商业的立法必须获两院三分之二多数同意才可通过；宣战的决议必须获两院三分之二多数同意；只有美国公民才能担任联邦官员；总统只能任一届且一个州不能连续出两位总统，等等。这份报告针对的是麦迪逊政府和它代表的南方，是警告不是威胁。但这场雷声大雨点小的危机足以提醒麦迪逊：他是所有美国人的总统，而不只是南方人的总统。从麦迪逊战后的表现上看，他清清楚楚地收到了这个信号。“弗吉尼亚王朝”将在自我否定和自我完善中把美国带进一段美好的时光。
就在麦迪逊政府提心吊胆地盯着“哈特福德会议”的时候，南方正上演一出年度大戏。1814年11月，从巴尔的摩撤离的皇家海军和陆军在经过短暂的修整后驶往他们的下一个目标：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英国对这个密西西比河的出海口早就垂涎欲滴了。英国从来没承认过“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也就是说，她不承认拿破仑曾对路易斯安那拥有主权，不承认这个交易合法，也就不承认新奥尔良是美国的地盘。所以，如果英国占领新奥尔良，即使在《根特条约》生效之后，她也不会把新奥尔良还给美国。
英军离着还大老远，新奥尔良人就已经吓坏了，嚷嚷着要投降。也不能怪大家胆儿小，这回英军确实来势汹汹。海陆军共7500人，都是从欧洲调来的劲旅。陆军主将是爱德华·帕肯汉（Edward Pakenham），他姐夫是威灵顿公爵。帕肯汉跟着姐夫在欧洲屡建战功，公爵很爱这个小舅子。美国从上到下都觉得新奥尔良完了，只有一个人不信邪。他是“老核桃树”（Old Hickory）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
美国有史以来最能闹腾的主出场了。如果你不知道他长啥样，去看看20美元钞票。抓紧时间哦，因为再过两年他就要被踢出20美元啦。他的故事实在太多，我们以后再讲。现在，咱先跟着他到新奥尔良看看吧。
杰克逊一到新奥尔良立刻宣布进行军事管制。谁敢说投降，老子毙了他！所有的商品优先供应军队，什么人权、自由先靠边站，打完仗再说。“老核桃树”带着5000肯塔基民兵和正规军，在新奥尔良城外的莎尔麦特庄园（Chalmette Plantation）挖好战壕，等着英军来送死。此时，《根特条约》已签，只是大家还不知道而已。但是，即使杰克逊知道此事，他会罢手吗？
1815年1月8日，英军铺天盖地的大红色军装出现在一马平川的莎尔麦特。其实，他们也不想在光天化日下裸攻，但几路人马耽误了时间，错过了黎明前偷袭的时机。杰克逊根本不遵守“绅士规则”，吩咐神枪手专挑军官打。美军躲在战壕里射击，英军却毫无遮掩，用血肉之躯往上填。结果是，短短半个小时内，莎尔麦特的平原变成红色的，鲜红的军装浸在鲜红的血里，帕肯汉将军和无数其他军官阵亡。英军大约400死，1400伤，500被俘（有的数据略低）。猜猜美军的情况？7死6伤。这不是打仗，是屠杀。杰克逊逢人就吹：“我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威灵顿公爵的军队！”
现在，三路信使带着三个消息往华盛顿赶。东边，根特美国代表团的秘书和一位英国官员正带着《根特条约》和英国议会的批准书穿越大西洋，把和平的消息送往美国；西边，杰克逊的军官正跋涉在泥泞的道路上，要把新奥尔良的捷报传回战争部；北边，新英格兰的使者正带着“哈特福德会议”的报告赶往首都。三路信使都不知道这一个月之内发生了什么，他们无意中参加了一场送信比赛，看谁先到华盛顿。
这三位信使到的顺序只能用一个词形容：完美。2月4日，杰克逊的信使先到，首都立刻沸腾了。好消息以闪电速度传到费城和纽约。2月11日，当根特的信使在纽约靠岸时，他们莫名其妙地发现，整个城市正张灯结彩庆祝胜利。当人们得知和平终于到来，那欣喜若狂的情绪简直上了天。虽然杰克逊的胜利与根特和约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只因他的信使先到，大家感觉好像是他的胜利导致了和平协议的签定似的。尽管战争是个平局，但美国人毫不怀疑自己赢了。哈特福德的信使最后到，他们一进城就被欢乐的气氛融化了。再也没有人关心哈特福德的事。仗都打完了还抱怨个啥？别闹了，回家好好过日子吧。
战争结束啦！和平降临啦！昨天还灰头土脸的麦迪逊总统今天成了战争英雄，全国人民一夜之间都变成他的粉丝。“弗吉尼亚王朝”仍将继续，“联邦党”将退出历史舞台。
2月16日，参议院以35比0无异议批准了《根特条约》，历时两年半的“1812年的战争”正式结束。奇怪的是，甭管输赢，各方感觉都特好。英国人很快就完全忘记了北美的战争，因为他们只记得“滑铁卢”，沉浸在打败拿破仑的喜悦里。美国人完全相信自己是胜利者，尽管学者们一再提醒大家这仗打得有多糟糕。加拿大至今仍念念不忘他们怎样英勇无畏地打败了美国侵略者，他们是真正的赢家。只有一方是彻底的失败者，那就是印第安人。他们再一次被英国抛弃，被美国欺凌。《根特条约》里有一款规定各方都要结束对印第安人的敌对行为。但这句话跟没说一样。印第安人在战争中失去了他们最杰出的领袖，失去了联合起来的契机，也失去了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从此，他们只能任人宰割。
从条约的内容上看，这场仗算是白打了，完全回到战前状态，什么都没改变。但是，人心改变了。战争让美英都认识到对方是不可战胜的。这是美英之间的最后一场战争，两个同种同文的民族从此一笑泯恩仇。人们在和平的赐福中领悟了美国第一任驻英公使约翰·亚当斯对英王乔治三世说的那句话：“尽管我们隔着大洋，但我们有着对彼此天然的认同与好感，因为我们的人民说同样的语言，信奉相似的宗教，共享血脉亲情。”随着美英关系冰雪消融，美加关系也春暖花开，小伙伴们一路和和气气走到了今天。
“1812年的战争”对美国来说真的算不上一个胜利，她什么好处都没捞到，还搞得自己差点破产。除了海军的亮丽表现外，其余的乏善可陈，陆军简直惨不忍睹。仗打成这样还能拿到一个平等条约，实在应该归功于那些出色的外交官们。然而，战争让美国人的民族自豪感空前高涨，他们从来没感到过如此强大的凝聚力，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清楚地知道“美国人”的含义。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战争铸造了一个国家”。
面对战后的满目苍夷，麦迪逊政府将怎样吸取教训、除旧布新？年轻的国家将怎样在战争的废墟中找到富强之路？请看下一个故事：美国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