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小上海”的决绝离别
每次连友聚会或翻看老照片，我总想起袁德成和倪爱梅两位早逝的同龄人。如果他们健在，也早已年过花甲，到了儿孙绕膝的人生阶段了。
袁德成
袁德成是我的同学，来自杨浦区本溪中学七二届。他在四班，我在五班。他的女班主任韩飙老师是我们共同的语文老师，对我们影响很大。1972年10月，我俩同一批来到黑龙江62团工程一连。因为有早我们到连队的上海老知青，因此我们这批人被唤作“小上海”。最初袁德成在瓦工班，我在锯工班，我应征入伍后，他调到木工班当木工。袁德成高大、壮实，平素话不多，干活是一把好手。倪爱梅来自凤城中学，同样也是我们那批分到工一连的28个“小上海”之一，她后来也调到了锯工班，在大锯上当锯工，我们一起抬过锯末。倪爱梅在女生中属高个，走路一晃一晃，干起活来喜欢将长辨子塞进工装帽里，她话不多，见熟人“呵呵”地笑。因我离开连队早，在连友们后来断断续续的叙说中，我才得知他们令人叹息和震惊的人生轨迹。
袁德成，1976年前后“投亲靠友”，落户湖北潜江胜利油田，做木模工，随后结婚生子。然天有不测风云，可能缘于劳累，他不久罹患了胃癌。按说此病还有治，可是在上世纪90年代，工作单位在外地，医保条件的限制，家庭生活的窘迫，这些每时每刻都在吞噬着他的心境。出于无望，也不希望拖累家庭，在百般纠结中采取了下策：竟亲手割断了自己的静脉，决绝离世，沧然撒手，年仅42岁。据他母亲事后说，他离去的那天，家里都觉得奇怪，他比平常静寂了许多。诧异间，只见袁德成的鲜血已从门缝下汩汩涌出，场面十分惨烈。
前右为倪爱梅
倪爱梅，“大返城”前夕的1978年，她“曲线回沪”，嫁到由上海开发建设的江苏沛县境内的大屯煤矿。这一运作，实际上冥冥之中悲剧已铸成。仅过了几个月，按有关文件精神，1979年开始大批知识青年可以因顶替、病退、困退等返城。倪爱梅得到这一信息，加上邂逅过去的连友，心中那个悔啊，实在无可名状。虽然她做了一些补救，比如到父亲单位谈顶替，因种种因素皆无功而返，还与家人发生了磕碰，加上原来的婚姻基础不牢等缘故，她万念俱灰，对迟来的春天已无留恋之意。
在杨浦区控江一村老公房的门框上，她想解除黑暗、潮湿冰冷对她的精神折磨，于是有了第一次的遗弃生命的举动。虽被家人及时解救，但远离折磨的念想从此植下，并最终在自己大屯煤矿的家得以实现。比起袁德成，倪爱梅更年轻，年仅二十五六岁。
未曾经过，不会懂得。在“文革”达到高潮的上山下乡运动，改变了多少人的人生轨迹，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人生形态。每个人生命里都会有一些伤痕残存着，它们像魔鬼一样缠绕着我们的心。我在想，抛开个人遭遇的坎坷和苦难的具体情况不谈，袁德成、倪爱梅他俩用这样的决绝方式弃舍人世，且又如此色彩浓烈，大开大合，令熟识他俩的人意想不到，唏嘘叹惋。
至今，我仍时时呼唤他俩的名字，甚至在心里泪流满面。这其中既有对英年早逝连友的缅怀，也包含着对自己青春的追念，更是对一个远去的风雪北大荒时代的由衷感慨！
在祖国东北边陲那片广袤而神奇的黑土地上，1968年起，京、津、沪、杭及黑龙江本省50余万知青来到这里，他们风餐露宿，披荆斩棘，前赴后继，垦荒建场，以青春和热血开发建设5万多平方公里的漠漠荒原，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动人篇章，无论欢笑与泪水，豪情与苦涩，每个人都在这里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点点印记，珍藏着那一段段闪烁着理想光芒的足迹……
来北大荒后的第一个夏天。在武装排后面的小树林留个影寄回上海，报个平安。
穿上母亲手工缝制的的确良短衬衫及卡其布裤子，足蹬回力球鞋，在当时62团最“繁华”的地段――商店门口，汽车和马车交织在一起。
工程连，顾名思义，就是搞建筑、造房子的 ，主体是泥瓦工。我分在木工排锯工班，干的是大锯活，当时还有北京知青樊建新、天津知青米宝泉、上海知青夏金娣、复员军人王华芝等，后来又来了上海知青倪爱梅、张锡珠及下放干部老尹等。相比较，当时小锯力量更强些，上海知青严安民、齐市知青张龙江、后来的天津知青李仁来、上海知青储剑虹及老职工老周等，都是干活的好手。我在大锯当的是下手，抬木头，固定木头，倒倒锯末，修锯、设备维修之类的技术活自有徐楚、王礼民等老知青及老许师傅等人掌控着。很多年后我还在想，以当时这恶劣、简陋的作业条件，锯工班的安全事故却很少，起码我在的时候就没有看到过血淋淋的场面，这跟大家苦干加巧干的认真态度分不开，也是运气使然，多少令人有些不可思议！
在大锯旁。
与老职工高建中（左）、许树伟（右）。
新跑锯旁：与王礼民（左）、严安民（右），背景是锯工班作业休息、烤火的小屋。
与米宝泉（前右）、徐楚（后左）、李仁来（后右）。
锯工班合影。后排：张龙江、储剑虹、徐楚、严安民、楚英魁、俞良华；中排：倪爱琴、王益明、夏金娣；前排：王礼民、邓克强、米宝泉、季赞东（宣传队天津知青）。
前排在起：傅伟良、胡昆明、刘博华、钱龙海；后排左起：俞良华、严安民、陈贤华、赵志平、刘炳沿。
连队男女篮合影。
激战正酣。
与严安民（前左）、顾义章（后左）、刘炳沿（后右）在新建的宿舍前。
我们这一批知青虽然当时只有17、18岁，干归楞、抬原木等强体力活还有点疵牙裂嘴，脚抖步摇，但也应承认，这同时，也锻炼了自已的心智，强健了自己的体魄，为以后的社会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并不想对当年的知青运动评头论足。作为当事人，我们只是对自己的经历实话实说，不美化，不抱怨，不添油加醋，不断章取义。我们只是希望在晚年生活中，能有半个多世纪一路携手走来、相识相知的兵团战友，经常在身旁交流互动，抱团取暖，抚慰我们的心灵，滋润我们的情感，召唤我们以“工一连”的名义重新出发。